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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古罗马时代维特鲁威就发现黄金分割来自人类身体的美感，建筑的刚劲挺拔或娇柔妩媚都来源于人的形象。梅洛庞蒂提出了“涉身”embodiment：身体没有哪一块是纯粹的事物，也没有哪一块是纯粹的观念。 总的来说，房屋是身体的延伸。在蒙昧时代，古人赤身裸体抵御自然界的寒风、雨水、疾病、日晒、野兽。衣服和居所把我们带进了文明时代，人类褪去了体毛，衣服和居所是我们的第二层和第三层“皮肤”。在世界绝大多数语言中，房屋构件的词汇总是会用到身体词汇，比如汉语中的“门脸”、“墙头”、“墙脚”，身体器官里也会有建筑测绘，例如“心室”、“脊梁”、“肛门”。 建筑也有性别。嘉绒碉楼分公碉（pho mkhar）和母碉（mo mkhar）。古希腊石柱按照外形分男女，据说爱奥尼克式立柱源自少女的裙褶，多利克式立柱源自男性的身材。建筑本无性别，社会定义了它们的性别。女权主义从建筑的身体隐喻中获得启发，发现不仅建筑的性别是社会定义的，甚至人类的性别亦是被社会所定义的。玛丽道格拉斯在《洁净与危险》第七章“外部边界”中讨论说：社会意向的投射塑造了人的身体，社会区隔以及意象在身体和建筑形式中保留下来——“台阶、横梁、门柱构成了一个框架，这是每天进入房屋的必要条件……越是从人类经验的平常积累中汲取的象征，就越容易被广泛而坚定地接纳”。（《洁净-p142》） 正如人类婴儿出生时有命名礼、死亡时有葬礼，房屋的“生命”也被赋予了过渡礼仪。新房建成时，要隆重地搞个庆典，噼里啪啦放一通鞭炮。许多城市人搬家时，也要郑重地和老房子告个别。房屋不过是一堆石材、木材、金属的组合，它怎么会有生命呢？但在人类的情感中，房屋常常被赋予人格。活着的房子令人喜爱，死亡的房屋令人恐惧，无人居住的空房子总会成为各种恐怖故事的源头。 对于长寿老人，人们会期待他们有尊严、无痛苦地离开人世。让长寿老人经历病床的折磨，或者看到老人死后遗体狰狞，活着的人会遭受良心的谴责。人们把对长寿老人的情感投射到建筑上，我们期待那些见证历史的老房子永远伫立，或者谨慎地更换核心构件，或者体面地被拆除。这种情感和对待长寿老人的情感是相似的。北京城墙被拆除时，市民自发地把城砖捡回家安顿。去年浙江省泰顺县几座清代廊桥遭受暴雨冲毁，河流沿线居民自发捡回木构件。巴黎圣母院遭遇火灾，围观的人纷纷跪着祈祷。 这次“巴黎圣母院大火”事件发生后，我见到了三种有代表性的态度：（1）哀悼、缅怀、震惊、遗憾；（2）狂喜，为圆明园复仇；（3）不幸中的万幸，幸好有关巴黎圣母院的研究十分充分，各种建筑数据得到了妥善的记录，期待重建复原。我大概属于第三类，身边的古建筑行业的老师同学们也大致表现得比较情绪稳定：valar morgulis，凡人皆有一死，建筑也有生命终结的一天。这三种态度和我们对待人类同胞的态度相似。第一类人就像那些在车祸现场哀悼的路人，死于事故是所有死亡中最不愿见到的。第二类人把建筑拟人化，让建筑承担人类的罪责。第三类人就像在葬礼上安慰家属的：“节哀顺变……还好老人家临终前有儿女陪着享了几年福……” 海德格尔在《筑居思》（building，dwelling，thinking）中探讨了居所和人类心智的关系。在他看来，筑造行为的本质是“通过结合位置的诸空间把位置建立起来”，居住就是存在，死人不会“居住”。居住的终极目标是统一四大要素：天、地、人、神（sky，earth，mortals，divinities）。四要素中只有人不是永恒的，随着人的消亡四要素的统一性也随之瓦解，居住的意义不复存在。布迪厄是海德格尔的粉丝，他进一步探讨了房屋的身体隐喻：房子是儿童接受文化训练的场所，房子作为中介，在人和实践中建立了分化和等级。 人们对于体现“手工”质感的建筑表现出更强的好感，比如纯天然石材总是被水泥更受欢迎。因为人是一种自恋的动物，身体是认知世界的第一把尺子。易经讲“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我们就像寄居蟹一样，捡一个贝壳钻进去，把贝壳变成身体的一部分。 建筑学研究房子，建筑人类学研究房子里的人。比起巴黎圣母院建筑主体结构受损的情况，我更关注人们如何看待此事。就像旁观一场葬礼，就像观察某个人的离去。房子本无生命，它从未真的“活”过，所以它也不会真的“死亡”，只是换一种存在的形式。 对于我这个千里之外的草民，巴黎圣母院活着的时候是一张图片和一个名字，它死后依旧是一张图片和一个名字。它不会比我头顶叮叮咣咣正在装修的宿舍楼更真实。但对于其他一些人，那场大火如同真的灼烧在他们的肌肤上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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