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汶口文化的拔牙和崇獐习俗

汐钰文艺范 2019-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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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王绚，山东博物馆

内容提要：大汶口文化流行以獐牙随葬和拔牙的习俗。以獐牙随葬的习俗出现于大汶口文化早期，到中、晚期有逐渐增多的趋势。除了以獐牙随葬外，还随葬一种由獐牙制作而成的钩形器。拔牙习俗出现于大汶口文化早期，中、晚期在鲁中南地区的大汶口遗址中仍然流行。拔牙的形式极为统一，均为拔除上颌两颗侧门牙。拔牙和以獐牙随葬的习俗主要流行于汶泗流域的遗址中，分布地域相同，其他地区发现很少。这两种习俗在大汶口文化时期较为兴盛，到龙山时期几乎消失不见。可能源自大汶口先民对獐的图腾崇拜，拔掉上侧门齿以模仿獐的样子，生前随身携带獐牙制作的勾形器，死后随葬獐牙，均是图腾崇拜的反映。

关键词：大汶口文化獐牙拔牙习俗图腾崇拜

大汶口文化是分布于黄河流域下游的考古学文化，得名于1959年发掘的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遗址。其分布范围包括山东省全境，往西到豫东，往北越过黄河，往南到苏北和皖北地区，属于海岱文化区范围内，分别与太湖文化区、燕辽文化区、中原文化区相邻。时代上可以分成早、中、晚三期，早期约为公元前3800年至前3300年；中期约为公元前3300年至前2800年；晚期约为公元前2800年至前2400年。大汶口文化延续了约1500年的时间，至末期仍然不减其强劲的发展势头，并发展过渡为山东龙山文化[1]。

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发现有几种独特的习俗，主要有用獐牙随葬、口含小球、拔牙、以龟甲随葬等。其中以獐牙随葬和拔牙是两种较为普遍和重要且存在关联的习俗，本文对此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獐牙勾形器，出土大汶口遗址，由柄和獐牙两部分组成

一、随葬獐牙的习俗

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墓主手握獐牙的习俗首见于大汶口遗址1959年的第一次发掘。这次发掘清理墓葬133座，属于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墓葬中发现一种特殊的葬俗，即大多数墓主手中都握有獐牙，从1件到12件不等，以2或3件居多，共出土186件。不少獐牙尖端经过加工，刃部锋利，有的还有烧痕。另外在M6中还出土一件用角和獐牙组合而成的钩形器。角柄上端斜向钻两孔，獐根部磨平插入角柄。角柄上刻斜线构成的纹饰。柄下部钻有一孔，可能穿绳系于身上使用[2]。

大汶口遗址于1974、1978年进行了第二、三次发掘，这两次发掘位于大汶河的北岸，清理大汶口文化早期墓葬46座。于9座墓中发现獐牙18件。除大汶口遗址外，在山东曲阜西夏侯[3]、兖州王因[4]、茌平尚庄[5]、诸城呈子[6]、胶县三里河[7]、临沂大范庄[8]以及江苏邳县刘林[9]和大墩子[10]等遗址的墓葬中都发现用獐牙随葬的习俗。其中，以大汶口、刘林、大墩子和西夏侯四处遗址发现最多（表一）。

从时代上看，墓中随葬獐牙的习俗在大汶口文化早期墓中就有发现，一直延续到大汶口文化晚期，由早期到晚期呈逐渐增多的趋势。如大汶口遗址，大汶口文化早期共46座墓，9座用獐牙，出土18件；到大汶口文化中期，93座墓葬中63座随葬獐牙，共出土136件；晚期墓25座，21座随葬獐牙，共计50件，比例逐渐上升（第一次发掘的墓葬中有15座墓不能清楚断代，故没有统计在内）。在王因遗址的北辛文化层中曾出土有獐牙器，说明使用獐牙的习俗当起源于北辛文化时期。到龙山文化时期，已经很少有墓葬以獐牙随葬，仅在泗水尹家城[11]、诸城呈子[12]和胶县三里河[13]遗址中有少量出土，而其他遗址墓葬中未有发现，说明这一习俗已经趋于消失。

表一// 大汶口文化墓葬随葬獐牙情况

除了使用獐牙外，有的墓中亦以獐牙钩形器代替，说明两者所代表的意义相同。大墩子出土的獐牙多成对出现，报告中称之为“獐牙钩”，认为原来装有木柄，为牙木复合而成，这一推测是极有道理的。獐牙太小，持握多不方便，且獐牙有的刃部经过加工，有的齿根穿孔或刻纹，装以木柄易于操持。木易腐朽，故墓主手中只剩獐牙。此外亦有少量使用猪的獠牙代替獐牙者，大约是取其形似而已。

墓中随葬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无关，大型墓葬和小型墓葬均使用獐牙，也不局限于男性或女性之间，包括儿童墓中都有出土。说明这是一种族群的标志，是氏族内部统一信仰的表现。多数学者都认为，这是大汶口人崇拜獐的反映，他们以獐作为守护神，于是手握獐牙随葬[14]。

二、原因探讨

獐（Hydro pot）是一种喜暖性的野生动物，又称土麝、香獐，方言中易称牙獐或河麂，是小型鹿科动物，并被认为是最原始的鹿科动物，原产地在中国东部和朝鲜半岛。獐的獠牙长可达8厘米，因此博得了Vampire deer这一称呼。獐的獠牙会动，在吃东西的时候会收起獠牙。如果进入战斗状态，獠牙则会立起来，锋利的牙齿能刺破敌人的血肉。在繁殖季节，雄獐也是以獐牙打斗，以取得雌性的青睐。

獐还有Water Deer这一名称，得名于它喜欢的生活环境。獐是喜暖动物，喜欢生活在沼泽和其他近水岸边，亦会游泳，以躲避敌害。现生种多分布在亚热带的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一带的湖沼芦苇丛中。据环境考古的研究，在距今10000年前后，獐还没有在华北平原上出现，随着气候转暖，距今8000—7500年，獐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其后裴李岗、磁山、北辛等考古学文化中，獐已经普遍出现。距今6500—5000年，进入了全新世气候最为暖湿的时期，獐的发现达到顶峰。距今4200年前后，随着气候的转凉，獐的数量急剧下降[15]。

大汶口文化时期，海岱地区獐的分布地域主要是围绕泰沂山脉周围尤其是鲁中南山地的山前丘陵平原上，其外的广大平原低洼地带及以胶东丘陵为主体的山东半岛则不多见。这与该地区的古环境有紧密的联系，即该地区多湖泊、河流、沼泽，又有茂密的森林，为亚热带阔叶林—草原植被景观，是獐理想的生存地域[16]。

鲁中南山地的大汶口先民与獐生存在同样的环境下，獐机敏，擅长奔跑和游泳，这些能力很可能会引起先民的羡慕之情。他们可能认为这些能力与獐的獠牙有关，为了获得这些能力，他们于是也用獐牙装饰自己。原始人类存在模拟巫术或顺势巫术，即以相似性来获得某种能力或达到某种目的[17]。如非洲的贝专纳人（Bechuana）身穿白鼬皮，认为穿上之后也会获得白鼬顽强的生命力，使他们难以被杀死。还有一些士兵在他们的头发上戴上无角公牛的头毛，在斗篷上缝上一块青蛙皮，因为青蛙很滑腻而无角公牛又很难被抓住[18]。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也有将牙作为饰物，以寻求取得动物的特殊能力之目的。唐代樊绰著的《蛮书》中记载：“寻传蛮，阁罗凤所讨定也。俗无丝棉布帛，披罗笼，跣足，可以践履榛棘。持弓夹矢，射豪猪，生食其肉，取其两牙双插髻傍为饰，又条其皮以系腰。”[19]寻传蛮人认为佩带豪猪牙、穿系豪猪皮带可以获得其生存能力。缅甸克耶邦（Karenni States）的盖柯族认为身上带着野猪牙可以使人更年轻，并增加气力，儿童身上挂虎牙，会使身体强壮、健康[20]。考古发掘中也屡有发现以兽牙作饰品的，如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内发现堆放在一起的穿孔兽牙125枚，包括1枚虎牙，其余为獾、狐、鹿、狸与黄鼬的犬齿。有5枚牙齿出土时作半圆形排列，1枚穿孔鹿犬齿和石珠位于头骨处，当作为头饰或颈饰使用，这说明古人崇拜兽牙的习俗由来已久[21]。

三、拔牙习俗

大汶口遗址第一次发现墓葬中人骨的牙齿被拔除的现象[22]。此后在曲阜西夏侯[23]、兖州王因[24]、邳县大墩子[25]、胶县三里河[26]、诸城呈子[27]等大汶口文化墓葬中也发现了类似标本。其中以大汶口、大墩子、西夏侯和王因四处经过较详细的人骨鉴定和研究（表二）。大汶口遗址早期的人骨标本有26个，其中男性17人，12人拔牙，占70.6%；女性9人，7人拔牙，占77.8%。男女总比率73.1%。大汶口遗址中晚期样本31个，23人拔除了侧门齿，其中男性11人，7人拔牙，占比64%；女性20人，16人拔牙，占比80%，总比率为74.2%。大墩子大汶口文化早期有66个人骨样本，其中男性44人，27人拔牙，占比61.4%；女性22人，15人拔牙，占比68.2%。男女总比率为63.6%。西夏侯20个人骨样本，男女各10人，男性6人拔牙，女性4人拔牙，总比率为50%。王因有366个人骨标本，属大汶口文化早期。其中男性265人，205人拔牙，占比77.4%；女性101人，76人拔牙，占比75.2%。拔牙人数总计281人，比率为76.8%[28]。总体来说，拔牙比率大约为三分之二。

大汶口文化居民的拔牙习俗非常统一，即拔除上颌两颗侧门牙。只有个别例外，如大墩子遗址中有1人拔掉左中门齿，另有人拔去上左犬齿或第一前臼齿。西夏侯遗址M22墓主只拔掉了上左侧门齿。这种少见的现象可能因为牙齿损伤或牙病的原因[29]。

除了大汶口文化之外，在江苏常州圩墩、上海青浦崧泽马家浜文化遗址，湖北房县七里河、河南淅川下王岗屈家岭文化遗址也有少量发现。据考古资料，大汶口文化之前的北辛文化人骨上也存在拔牙风俗。那么拔牙习俗的起源时间当在距今6000年之前，位于鲁中南和苏北地区。其余地区的拔牙现象可能与大汶口文化甚至与大汶口古居民的南迁有关。到龙山时代和更晚阶段，拔牙习俗出现在上海、浙江、湖北、福建、广东、香港、台湾地区的遗址中；并且随着纬度的下降，这一习俗出现的年代也越往南越晚[30]。如在广东金兰寺贝丘遗址发现4座墓葬，两青年男性拔去侧门齿或前臼齿；广东佛山市澜石镇河宕贝丘遗址发现77座墓葬，可供鉴定的人骨有22例成年标本中，19例拔牙，拔牙率占86.4%，且多为上颌侧门齿（比率为73.7%）；南海县大同圩灶岗、西乡鱿鱼岗贝丘遗址，香港马湾岛北部东湾仔沙堤遗址都发现了少量拔牙现象。其时代大约为龙山时期和夏代，距今4200—3500年左右[31]。学界普遍认为，鲁中南、苏北地区的拔牙习俗为其原生形态[32]。

表二// 大汶口文化主要墓地拔牙情况

牙齿是人类重要的消化器官和发声器官。拔牙需要承受相当大的痛苦。没有足够的理由，古人不会采取这一愚昧的行为。我国少数民族中也有拔牙习俗，原因各异。如贵州仡佬族的拔牙行为。仡佬族来源于僚族，两者都有拔牙的习俗，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种，一为少女拔牙，清代田雯在《黔书》卷一记载：“打牙仡佬，彪悍尤甚，女子将嫁，必折其二齿，恐妨害夫家也。”[33]当少女需要出嫁时，拔去两个门牙，以防止祸害丈夫；另外，仡佬族有以牙殉葬的习俗。陆次云《峒溪纤志》记载：“有打牙犵狫者，父母既死，子妇各折二齿投棺中。”[34]湖北和四川地区的僚人，凿齿以防瘴毒。《文献通考》引唐房千里《异物志》：“又有乌武僚，地多瘴毒，中者不能饮药，故自凿齿。”[35]僚人还以拔牙为美，西晋张华著《博物志》卷二异俗条中记载：“荆州极西南至蜀，诸民曰僚子，妇人妊娠七月而产……既长，皆拔去上牙齿各一，以为身饰。”[36]

这几种拔牙习俗都与大汶口先民不同。仡佬族的少女拔牙只限于女性，而大汶口先民则男女皆有。以牙殉葬当系成年之后，与大汶口的拔牙年龄也不合，且大汶口文化中也没有发现以人牙齿殉葬的习俗。大汶口人亦不以人牙为饰。防瘴毒说理由更不充分，该地区不太可能有瘴毒，且何以大部分人拔牙，而小部分人不拔牙也无法解释。

大汶口文化拔牙的时间一般在13—18岁之间。在大汶口遗址中有1例12—13岁个体，牙齿未被拔去，另1例为19—21岁，牙齿已经拔掉[37]。西夏侯拔牙的男性最小的是16—20岁（M8），女性是21—22岁（M10）；大墩子最小的男女都在15—20岁之间。拔牙时间大约在14—15岁的恒齿长成步入青春期的时期。因此，拔牙这一习俗是进入青春期的标志，属于古人的成丁礼[38]。大汶口古居民在青春期拔牙同世界上许多氏族、部落的成丁礼有相似之处。如澳大利亚部落中，举行成丁礼时一般会把一个男孩的一个或几个牙齿拔掉。拔掉牙齿之后，男孩才获得成年人的待遇和特权，可以结婚、参加部落会议和活动。新南威尔士的土人的默林部落，被拔掉的牙齿要由一位长者加以保存，然后传到一个又一个头人那里，直到传遍整个公社，才回到这位少年的父亲那里，最后又回到他本人手里。且牙齿不得装入一个已装有某种含魔力物品（石英石、水晶石）的袋子里，因为如果这样做，他们相信牙齿的所有者将陷入巨大的危难之中[39]。伊里安岛约克角的土人在举行成人礼时也要拔除受礼者的牙齿，并转动吼声器，使之发出响亮的吼声。拔牙者仰卧于地，他们的头安置于施手术者的膝上；后者左手拿着一条袋鼠骨，右手拿着一块石头，起初把骨插入要拔门牙的一边，然后移插到另一边，侧面地运动着；这个工作重复多次，一直等到牙齿松动方才完毕。然后轻轻地敲击牙齿，而且每一次敲击要说青年的母亲、父亲或别的亲属的氏族名称之一。这些名称依次说出，当牙齿落掉时所说氏族的名称，即为那青年将来所属的氏族。随后给青年一些用以漱口的水，让他将凝血的口水落入小篮内，老人细心察看凝结的血块所形成的形状，推究出与某种动植物或石头相似——这个将来就是新成年人的“亚利”（ari），即个人的图腾[40]。

我国古代文献中也记载有结婚时拔牙的习俗。《太平御览》卷三六八引《临海土水志》曰：“夷州人俗，女曰已嫁，皆缺去前上一齿。”[41]清郁永河《裨海纪游》记载：“久之，女择所爱者乃与挽手。挽手者，以明私许之意也。明日，女告其父母，召挽手少年至，凿上腭门牙旁二齿授女，女亦凿二齿付男，期某日就妇室婚，终身依妇以处。”[42]可见，古今中外均有将拔牙作为成年和新生活开始的标志的习俗存在。

四、拔牙和崇獐习俗的关系

拔牙习俗和用獐牙随葬的习俗是相关联的，在大汶口、西夏侯、大墩子三处拔牙最兴盛的遗址，出土獐牙的数量和比例也比较多。有些大汶口文化墓葬中拔牙和随葬獐牙的现象同时出现。如大汶口遗址早期墓葬M1006、M1014、M1033，王因遗址M121、M124、M138、M145、M205、M2145、M2234、M2240、M2338等墓主拔牙又以獐牙或獐牙钩形器随葬。其中王因M2240为23人合葬墓，均为男性，可鉴定的人骨中，全部拔牙，其随葬品中仅发现有獐牙。一般认为，合葬墓中的人属于同一氏族，这说明拔牙习俗和使用獐牙器的习俗是同一氏族的特征。

笔者认为，大汶口先民青春期拔除上侧门齿与他们的崇獐信仰有关，是模拟巫术行为。如非洲的巴托克部落模仿牛而拔去上门齿。巴托克人将牛当作神来崇拜，因此部落成员模仿牛而拔牙，认为这样是美的[43]。同样，大汶口先民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拔牙，即他们崇拜獐，以獐作为图腾和神灵。獐是没有上门齿的，突出的特点是有长长的大獠牙，因此大汶口先民拔掉两个侧门齿，模仿獐的样子。拔掉侧门齿后会突出两个犬齿，由于牙齿变得松弛，从而使犬齿更有利于生长，更加强壮，犬齿便得以彰显。14至15岁进入青春期后，大汶口人会为本氏族的成员举行成丁礼，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拔牙。可以想象，同世界其他存在拔牙习俗的民族一样，拔牙之后，会经过一个痛苦的过程，有时甚至引起拔牙者的昏厥。但当他们跨过这门坎，便正式成为氏族成员。他们得到了或自以为得到了獐灵的庇护，变得或自以为变得更机敏、善于奔跑，身体更加强壮。更重要的是他们真正成为了氏族成员，享有氏族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有了结婚的权利，可以参加本氏族的活动，有了氏族内的议事权，最终成为氏族中的一员。为了强化这种图腾认同感，大汶口人制作獐牙器配带在身上，有的以骨角作柄，有的以木作柄，柄端穿孔，以绳系于身上。用獐牙器并不是严格必须成年之后才可以使用的，有的儿童也使用，以驱邪避秽，企盼獐灵保佑其茁壮成长。氏族成员死后，也以獐牙握于手中随葬。总之，笔者认为，大汶口人拔牙和佩带獐牙和獐牙钩形器是崇拜獐的反映。

五、拔牙和崇獐习俗的衰弱

人类学研究表明，图腾崇拜曾广泛分布于美洲、澳大利亚和亚洲等地区[44]。图腾包括动物、植物和自然现象等，以动物为主。图腾是氏族、部落的标志，氏族成员视图腾为自己的亲属，从而使他们有意模仿自己的图腾动物。大汶口人崇拜獐，因此拔掉上侧门齿以模仿獐的样子，同时他们随身携带獐牙制作的小型工具——骨柄或木柄的獐牙勾形器，以作为图腾神灵的护身符。随身携带獐牙器的氏族成员仿佛得到獐灵的福佑，得到了獐灵活机敏、善奔、善游的能力，这对处于森林、湖泊、沼泽环境的人类是至关重要的生存能力。

到了大汶口文化末期和龙山文化时期，氏族社会解体[45]，同时，鲁中南地区的气候亦由大汶口早中期的温暖湿润逐渐变得干冷，獐的生存北线逐渐南退[46]。拔牙和随葬獐牙的习俗也就急剧消失了，仅在个别地区和个别墓葬中有少量发现，可视作大汶口文化古老习俗的孑遗。拔牙这一习俗被记载于后世文献中，称作“凿齿”。《山海经·海外南经》就有记载：“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墟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一曰持戈。”[47]《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有人曰凿齿，有蜮山者，有蜮民之国，桑姓，食黍，射蜮是食。”[48]汉晋时的人已经不明白凿齿的具体意义了，郭璞注曰：“凿齿亦人也，齿如凿，长五六尺，因以名云。”[49]高诱注《淮南子·墬形训》云：“凿齿，吐一齿出口下，长三尺也。”[50]高诱于《淮南子·本经训》则注云：“凿齿，兽名，齿长三尺，其状如凿，下彻额下而持戈盾。”[51]当代学者袁坷则提出“凿齿大约是一种兽头而人身的怪物”[52]。通过大汶口文化的发现，我们才明白历史的真相。学界常常将“凿齿”理解成“拔牙”，实际上不仅如此，大汶口人确实有拔牙后突出犬齿，且以獐牙为饰的习俗，因此才有了“齿长三尺”的传说和记载。

文献中记有尧时后羿伐凿齿的记载，《淮南子·本经训》中说：“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53]由于凿齿民是中原王朝的敌人，因此尧命羿诛杀之。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两者所代表的东夷人一直西进中原扩张[54]，在逐鹿中原的过程中难免与中原族群发生冲突与斗争，而最终大汶口文化中的凿齿民被中原王朝打击，被迫外迁。也许正是由于受到了中原王朝的打击，鲁中南汶泗地区拔牙和崇獐习俗逐渐消失了。

六、结语

大汶口文化拔牙和以獐牙随葬的习俗均为大汶口人图腾崇拜的反映。在大汶口文化最强盛的中期，大汶口文化西进中原。逐鹿中原的包括许多族群，包括被后世称作凿齿民的凿齿部族，另有崇拜太阳的太昊、少昊部族[55]。太昊部族逐渐融入华夏文化之中，并与伏羲合并，被尊为人文初祖、青帝和三皇之首。而一度强盛的凿齿部族被尧和后羿驱逐，被迫南迁，拔牙习俗也逐渐往南扩散。到龙山文化时期，拔牙和崇獐习俗基本不见于海岱文化区内，而长江中游和东南地区则出现了拔牙习俗。汉晋时期，学者将崇獐牙的传说释读作长有长牙的部族，从而视之为异类。历史事实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凿齿民逐渐被传作邪恶的部族或吃人的怪兽。羿诛杀凿齿的行为理所当然地被当作为民除害和与邪恶势力作斗争的壮举来加以歌颂，这显然是胜利者的话语权使然。

参考资料：

[1]栾丰实：《大汶口文化的分期和类型》，《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

[2]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曲阜西夏侯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王因》，科学出版社2000年。

[5]山东省博物馆等：《山东茌平县尚庄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4期。

[6]昌潍地区文物管理组等：《山东诸城呈子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

[7]昌潍地区艺术馆等：《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第4期。

[8]临沂文物组：《山东临沂大范庄新石器时代墓葬的发掘》，《考古》1975年第1期。

[9]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

[10]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大墩子第二次发掘》，《考古学集刊》第1集，1981年。

[11]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80年。

[12]同[6]。

[13]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胶县三里河》，文物出版社1988年。

[14]李健民：《大汶口文化时期原始居民随葬獐牙和獐牙钩形器习俗试析》，《文物资料丛刊》（9），文物出版社1985年；刘慧、徐存凤：《大汶口獐牙习俗考略》，《民俗研究》1998年第3期；王永波：《獐牙器——原始自然崇拜的产物》，《北方文物》1988年第4期；吴汝祚：《大汶口文化獐牙勾形器和象牙雕筒文化含意考释》，《东南文化》1988年第1期。

[15]王青等：《海岱地区的獐与史前环境变迁》，《东南文化》1994年第5期。

[16]同[15]。

[17]﹝英﹞J.G.弗雷泽著、徐育新译：《金枝》，第三章“交感巫术”，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6—87页。

[18]同[17]。

[19]唐·樊绰：《蛮书》，名类第四，中国书店1992年。

[20]李健民：《大汶口文化时期原始居民随葬獐牙和獐牙钩形器习俗试析》，《文物资料丛刊》（9），文物出版社1985年。

[21]贾兰坡：《山顶洞人》，龙门联合书局1953年，第66页。

[22]颜訚：《大汶口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23]颜訚：《西夏侯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24]同[4]。

[25]韩康信等：《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26]同[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