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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圣二年（1095），苏轼贬官惠州，次年在白鹤峰买地筑屋，作长住打算，到绍圣四年二月新居刚刚建成，四月即奉朝廷告命：“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更远地放逐到海南岛去。当时路过梧州，探知弟弟苏辙行踪之后，既感到意外，又感到悲愤，还有偶然相遇的一点欢喜。 苏轼
苏轼被贬途中 开头四句先从梧州山川形势写起。九嶷山，绵亘一百多里，半在湖南宁远县，半在广西梧州地区，它处于中国之南，在古代是被看作“文身断发”、“百粤杂居”之地的。三、四句承上两句，极写边远地带的荒凉寂寞。听角声凄厉，江流如泣；看星月微茫，烟树迷濛。岭表的景况尚且如此，海角天涯的琼、雷之荒凉可想而知。这四句诗，寓情于景，为后文的铺陈、议论预伏一笔。 九嶷山 五句句首的“幽人”，不作“隐逸之士”解。苟子《王霸篇》有“公侯失礼则幽”，这里当作“罪人”解，是苏轼的自我嘲讽。诗人盆怼难舒，夜不成寐，此中包含了极为复杂的思想内容。宋哲宗亲政之初，朝廷各个派别又开始了尖锐斗争，以章惇为首的执政派排除异己，大肆清查所谓“元祐党人”，一大批重臣遭到罢黜斥逐。绍圣四年四月，朝中重议苏轼“草制讪谤”之罪，不仅把他从贬地惠州放逐到了中国极南地区；而且把诗人在杭州兴建的“苏堤”，在京中所撰的《上清储祥宫碑》横加折毁，全面否定苏轼的文绩和政绩，企图从精神到肉体上消灭他。 宋哲宗 “我行忽至舜所藏”，苏轼一到此间就联想到古代大舜南巡死于苍梧，娥皇女英思念丈夫，而有“更洒湘江斑竹枝”（刘禹锡诗）的历史传说。苏轼由惠州起程时，即已考虑到海南的条件比惠州更为恶劣，同时也彻悟到还京之计纯为幻想。因此，他把全家安置惠州，只带幼子苏过渡海。诗中的“幽人排枕”两句，说明旷达乐观的东坡，亦已濒于家破人亡，四顾茫茫的绝境。而七、八两句，则是表明苏轼的文名、直名远被退荒。“江边父老能说子”，由于岭表人民都饮敬东坡兄弟的人品学问，前日小苏路过，人们就已瞻仰了他的风采，而今大苏道出梧州，父老们瞻仰、慰间的同时，还仔细把兄弟两人的体貌神态作一比较。 苏轼受百姓爱戴 这无异是说：朝延斥逐的所谓“幽人”，却是父老敬重的贤者，“白须红颊如君长”，这是带有感情色彩的笔触，由一个“能”字生出，由江边父老之口道出的朴素语言，无形地给了奔波中的诗人一个慰藉，用笔是含蓄而精妙的。前二句是反话正说，行文至“莫嫌琼雷隔云海”四句，诗人便直发议论。在世俗看来，弟逐雷州，兄迁琼崖，同在天南，隔海相望，还算是一种所谓“皇恩浩荡”吧，但诗人却已觉察到这是朝中执政者的险恶用心。琼雷风涛，爬尺天涯，这对笃于手足情谊的苏轼就是糟蹋，是折磨，是画饼充饥。 苏轼的弟弟苏辙 “莫嫌云雷”与“尚许遥望”之间特意标明“圣恩”二字，真是深刺入骨的锋利之笔。后两句诗，则从正面表示了个人的气度和怀抱：士大夫用含行藏之间，往往是人与兽的严酸分野。“平生学道”，率意求真，绝不因为个人的穷通得失，改易人生的出处大节。这无异是面对横暴势力，祖露自己的铮铮铁骨，并以之勉励自己的弟弟。 苏轼和苏辙 “天其以我为箕子”二句是说：“箕子为商纣之诸父，纣暴厉面屡速不听”，并由此遭到了长期囚禁，到武王灭纣才把他释放出来，封于朝鲜，但箕子却不向周称臣。诗人此语，乃为“朝延负我，我不负国”之意。所谓“道不行乘样浮于海”，诗人从孔子思想中找到了精神支柱，自然也有借古讽今的隐喻。诗末“他年谁作奥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是直抒诗人的乐观态度和战斗精神。意为即使放逐到京碳以外的极远地带，诗人的道德文章，也会在那里开花结果，而使后人把万里海南和中原苏轼的名字联系起来，永垂不朽。诗人的愿望毕竟实现了。“怒涛千古不平声”在海南人民的心中，诗人苏轼永远是崇高的。 参考资料 《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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