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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依妮  真正纯粹的社交是“为社交而社交”，交谈双方仅从交谈本身就获得了无限的乐趣，缺乏知识与精神层面交流的沟通，充其量只是交际。 “混圈子”“混脸熟”似乎是每个人从学生时期就开始修炼的“社会学科”。俗话说：“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在中国，“关系”就是社交的本质，人们进行社交，多数为的是打造坚固的关系网。过滥的社交，其实是场生命的内耗。 中国人是不是得了社交饥渴症？总是在约约约。 饭局是中国人社交的主战场。在澳大利亚留学6年，今年回国探亲的杨洋（化名）说：“从我回来后，各种加群、聚会从没停过。突然感觉中国人是不是得了社交饥渴症，总是在约约约。” 杨洋很不习惯这种社交轰炸。她说：“我高中就出国了，现在回到国内，很多朋友都不熟，但他们总能把我拉进各式各样的群里。我被迫看着一群我不认识的人聊个不停，三更半夜也是消息不断。以前退群会有消息提示，碍于朋友面子只能忍着，除了屏蔽别无选择。现在退群没有提示了，我多半都悄悄退群，因为实在是太烦了！” 杨洋除了在网上“被拉群”，现实中也“被聚会”，赴各种饭局。以同学聚会为由头凑成的饭局，几乎是每人都经历过的社交活动。小学、中学、大学、MBA、党校，甚至幼儿园的同学，都能凑一个局。同学聚会的特殊性在于，它既不是熟人的社交，也不是陌生人的社交，那种似熟非熟、似近实远的关系，最难以琢磨。老同学被聚集起来，更多的是基于共同的经历与记忆，却忽略了现时的身份阶层、价值取向和利益主张。这种刻意安排的同学聚会，有悖于“人以群分”的社交聚合规律，于是各有立场、各有心思的“老同学”被草率地纠集一堂，难免尴尬。 逢聚会必喝酒。中国人酒桌上的社交规矩也多不胜数。坐在酒席上，就连座位也分三六九等。酒桌上常听到一句劝酒话是：“感情深，一口闷；感情厚，喝个够；感情浅，舔一舔。”客人喝得越多，主人就越高兴，说明客人看得起自己；如果客人不喝，主人就会觉得不给面子。杨洋说：“要不要喝酒应该是个人权利，为什么就成了面子和交情的问题？简直是道德绑架！我常常是挡酒挡得饭也顾不上吃。” 过年是中国人最大的社交活动。对于杨洋来说，不好意思打电话拜年，见了亲戚不知道说啥，宁肯躺床上也不常主动联系朋友聚聚，微信宁愿打文字而不愿用语音，抢红包总是很积极，等等，这些都是她的常态。杨洋说：“往年过年总要参加各种聚会。今年除了一些比较熟的亲戚朋友，其他聚会活动似乎少了很多。可能大家都跟我一样，对这些事情厌烦了吧。过年我更愿意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吃零食、看韩剧！” 人情已被异化，请柬成了“红色炸弹”，只不过披了一层温馨的面纱。 除了各种同学聚会，还有一种让人身心疲惫的社交叫做“参加别人的婚礼”。周佩恩（化名）是深圳一名80后白领，毕业5年的他今年遇上了同学、朋友结婚的“高峰期”，”几乎每月都有同学或者朋友给我发来请柬，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去参加这样的婚礼有什么意义，见了新郎也就互相问候两句，不外乎那几句—有女朋友了吗？什么时候轮到你啊！得赶紧啊！他们甚至还没等我回答，就已转身去下一桌敬酒了。我知道他们并不是真的想了解我的私人生活，只是实在想不出什么话题聊了。”每次递上红包、敬完酒，周佩恩只想着赶紧离开。 参加这样的社交活动，除了伤时间，也伤财。周佩恩说：“结婚随礼金、孩子满月随礼金、搬家随礼金，随礼少了拿不出手，不去吧又落个不够意思。我这半年下来，大概已经送出2000块钱的红包了。”明年，周佩恩也准备结婚。他和未婚妻商量着不办婚礼，因为在深圳办一场婚礼的成本实在太高。但是两边的老人都坚决反对，他们认为之前亲朋的孩子结婚已经随了不少份子钱，不办婚礼就没办法收回，“必须要赚回本才行”。 亲朋好友，喜事临门，礼尚往来，本是赏心乐事。然而，现在这种人情已被异化，请柬成了“红色炸弹”，只不过披了一层温馨的面纱。帕斯卡尔说：“我们由于交往而形成了精神和感情，但我们也由于交往而破坏着精神和感情。”当人情消费异化为“强迫消费”，不见了人情只剩下“消费”的时候，还有多少意义？ 在看似风光、忙忙碌碌的社交生活中，人们不禁开始反思，为何会对社交感到如此疲惫、厌倦？杨洋说：“不是我不喜欢社交，我在国外也经常参加PARTY，每次都能遇到一些有趣的人，但是国内的社交实在太无聊了！看着别人拚酒、瞎聊、讲黄段子，你只想拿出手机看点儿什么，来掩饰你的尴尬和无所适从；看着人们和领导挨个敬酒，你只能挂着僵硬的笑容在一旁看着，装作融入其中。这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社交对于中国人而言，更像一种目标明确的对利益关系的维护。中国人认可的价值，多数与物质有关。与之无关的，谓之没用。费孝通描述中国人的基本社交关系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一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人们常常误以为，那些热心于社交的人是慷慨之士。泰戈尔说得好，他们只是在挥霍，不是在奉献。而挥霍者往往缺乏真正的慷慨。” “社交”一词原指社会上人与人的交际往来，是人们运用一定的方式传递信息、交流思想，以达到某种目的的社交活动，社交这种东西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只是上流社会热衷的一个词，如皇亲贵族、文人雅士，后来是留洋人士。城市小市民的社交是各类聚餐，乡村农民的社交是赌博或赶集，其实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交，形式不固定，也没有交流思想的氛围和空间。 齐美尔在《交际社会学》中说过，真正纯粹的社交是“为社交而社交”，这中间没有任何社会因素，没有丝毫利用的关系和功利主义，两人相向而坐，愉快的聊天，节奏适当，气氛轻松，交谈双方仅从交谈本身就获得了无限乐趣。他们根本不会想到要利用对方的社会资本为自己谋利，缺乏知识与精神层面交流的沟通，充其量只是交际。 从这个定义来看，严格来说，中国人喜欢聚会，但没有社交。真正社交不累，耗费时间进行无效的“伪社交”才累死人！ 学者周国平认为，社交更注重彼此交往的质量。他说：“人们常常误认为，那些热心于社交的人是慷慨之士。泰戈尔说得好，他们只是在挥霍，不是在奉献，而挥霍者往往缺乏真正的慷慨。挥霍与慷慨的区别在哪里呢？我想是这样的：挥霍是把自己不珍惜的东西拿出来，慷慨是把自己珍惜的东西拿出来。社交场上的热心人正是这样，他们不觉得自己的时间、精力和心情有什么价值，所以毫不在乎地把它们挥霍掉。相反，一个珍惜生命的人必定宁愿在孤独中从事创造，然后把最好的果实奉献给世界。” 对于人际关系，周国平有自己的原则：尊重他人，亲疏随缘。他说：“我相信，一切好的友谊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刻意求得的。再好的朋友也应该有距离，太热闹的友谊往往是空洞无物的。使一种交往具有价值的不是交往本身，而是交往者各自的价值。高质量的友谊总是发生在两个优秀的独立人格之间，它的实质是双方互相由衷地欣赏和尊敬。” 白岩松回忆起他心目中的社交时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是20世纪80年代，80年代经常有很深入的谈心。但现在手机这个第三者的出现，让深度的谈心很难了。那时候的卧谈会，会为一首诗、一部作品、一个观念彼此争论，最后谁都睡不着，天慢慢亮了。”现在人们的精力除了满足基本欲望之外已经所剩无几，以致思想成了奢侈品，社交、聚会成了“无聊”的代名词。 随着“伪社交”无聊本质的暴露，越来越多人开始表现出对聚会等社交活动的“性冷淡”。面无表情，带着嘴角一点似是而非的上扬弧度就是最好的表情，这仿佛是在那张冷漠脸上贴一个“危险！生人勿近”的标签，可以消灭各种来自同事、朋友的周末邀约，并意味着获得一个无拘无束“宅”在家的周末。 耿直的蒙田说过：“沉默较之言不由衷的话更有益于社交。”希望未来哪天社交饥渴的中国人可以“冷淡”下来。这样的冷淡，指的是情绪的平缓、欲望的削弱，注重内向的、对于知识与精神层面的追求。只有当中国人的知识涵养与其物质财富都同样富足的时候，社交才会变得有趣起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谈社交也不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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