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南宋的国民素质高于唐朝人与北宋人

2019-08-14  八面楚风

文章转自公共号:亚洲考古

作者 李裕民


史学大师陈寅恪有句名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它清晰地表明了宋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最高峰,超越了汉、唐盛世,犹如一座巍峨的金字塔,高高的塔尖最引人瞩目,研究者也最为关注,研究的成果甚多,而塔基则很少有人研究。但是,不可忘记,这是一个整体,没有庞大坚实的塔基,焉能有塔尖的辉煌。华夏文化的塔基就是整体的国民素质,国民的整体素质高低影响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文化的繁荣以及政治体制的改善。就国民的整体素质而言, 唐、宋到底有多大差距,南宋与北宋究竟谁更高一点,这个问题尚未见到专门的研究文章,本文试作初步的探讨。

古代没有留下各级知识分子人数的统计数字,要想非常精确地比较已不可能。好在中国古代的文献资料比其他国家丰富得多,还是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突破口。

就文化层次而言,大致可分四类:知识精英,有较高文化的,有初等文化的,文盲。前三者的人数越多,整体国民素质就越高。知识精英人数极少,所占比例极小, 不易区分高下。这里主要考察二、三类的人群。

>>>有较高文化的人群<<<

有较高文化的人群主要有两类:一是参加科举考试的人群,二是接受较高的文化教育而不参加科举考试的人群。中国古代的传统“学而优则仕”,前者应比后者为多。

汉代主要实行荐举制,仕途由豪门贵族控制, 他们基本上垄断了知识,平民阶层很难掌握知识,即使掌握了知识,也很难进入仕途。这注定了知识人群数量是有限的。

唐代实行科举制,为平民进入仕途敞开了一扇门,平民读书的积极性提高了,此时的知识人群数量无疑比汉朝大为增加。但当时科举制尚不完善,一是录取数量太少,每科仅20 来人。二是存在行卷制,缺乏公平竞争机制。这样大部分名额落入京畿地区,必然影响其他地区的读书积极性。荆州离长安不算太远,直到晚唐时期才考中一名进士,由此出现的“破天荒”一词沿用到今,其他边远地方更不必说了。

宋代继续推行并逐步改进科举制,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时扩大录取名额,一次录取 100 多名,随后的数十年又不断完善公平竞争机制,科举取士成为做官的主要途径。读书之风席卷全国,知识人群大幅度增长,由豪门贵族扩展至平民,由京畿扩展至边远地区。

南宋的知识人群在北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最能反映读书人群规模的是应考乡试的人数。宋初无定额,后来考生不断增加,于是给各州下达录取乡贡进士的指标。北宋中期,北方因为读书人较少,平均 10 人录取 1 名,南方则 100 人录取 1 名。

到南宋时,读书人越来越多,考中的机率越来越低,尽管朝廷稍微增加一些名额,仍然无法改变这一趋势。开禧三年(1207)各州平均毎 300 人取 1 人。

 换言之,南宋应考的读书人是北宋的3倍多.一些读书风气盛行的地区,如台州,录取比例接近 800∶1。

下面再举几个个案,看看唐、北宋、南宋的变化。以福建福州为例,唐代 289 年中进士者 36 人,平均每年仅 0.13 人,到宋太宗时上升到 0.38 人,为唐代 3 倍。至徽宗时,更为唐代的 70 倍。南宋时,平均每年考中进士数为 10.2 人,即为唐代 80 倍。

北宋元祐五年(1090)考生 3000 人,至南宋乾道元年(1165),增至 17000 人。开禧三年考解试人数多达 18000 人。

苏州,唐代 289 年中进士者 65 人。北宋 168 年中进士者 232 人,平均每年比唐代增加七八倍。就考生数量而言,庆历时二科中进士者 8 人,每科应解试者 200 人,到南宋淳熙九年(1182)发展至近 2000 人,增加了 10 倍。边远地区变化更为明显,如广东的潮州,唐代 289 年仅有一人中进士,其考生数不会超过数十人。北宋考进士的人数上升到八九百,增加了 10 倍。至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 增至近 2000 人, 到绍定元年(1228),发展到 6600 多人,又过了 40 来年,猛增到万人以上,是唐代的数百倍,北宋的十几倍。

现在再来考察一下接受较高的文化教育而不参加科举考试的人群。唐、宋时期,在官学之外,又出现了书院,这个教育场所的办学方针比官学要灵活,学生中不少人是为钻研学问来的,不去参加科举考试,从书院数量的变化,大体可以看出唐与两宋的差别。

书院是唐代后期才出现的,目前可以确定的唐代书院只有三所:

1.桂岩书院,髙安,幸南容(746—819) 创办。

2.石鼓书院,衡州,唐元和(806—820), 李宽创办。

3.陈氏书堂,江州,唐大顺元年(890), 陈崇创办。

到宋代,书院有相当大的发展,据《中国书院史》所附《历代书院名录》统计,宋代有书院 614 所。其中北宋 144 所,南宋399 所,难以分清南北宋的 171 所。需要指出的是,其中颇有一些书院的年代是不可靠的,但即使去掉四分之一,仍然可以看出宋比唐高出上百倍,而南宋又是北宋的二三倍。

读书人数的增加,人才分布的地区差别缩小,有利于地区间相对平衡的发展。

宋代与汉、唐相比,还有两点变化:一是创新意识增强。二是知识结构向深度、广度拓展。

先谈创新意识。就国学而论,古代分汉学与宋学两大派,汉学强调师承,宋学讲求义理。汉、唐缺乏创新意识,缺乏新的学派。宋代自北宋中叶开始,另辟蹊径,出现多个学派并存的局面,南宋学派尤多,详见《宋元学案》,理学在诸多学派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最终取得领导地位。经学之外,其他各个学科都有长足的发展。如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在北宋中叶诞生, 同时出现考据学。又有年谱、诗话的新体裁和佛藏、道藏的汇编。

其次,知识结构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唐代的士大夫知识结构较单纯,侧重文学,水平甚高,其他学科就差一些,科学技术更差。北宋中晚期开始有明显的变化,既讲求知识面宽,又求其精。许多人不仅经、史、文,而且广涉天文、地理、医卜、佛、道。读书风气远比唐代浓厚,以至几百年后盛传黄庭坚(1045—1105)的名言:“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理义不交于胸中,便觉面貌可憎, 语言无味。”

到南宋,有人进一步说:“登高望远不可无,不可一日不读书。北宋晚期,沈括写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名著《梦溪笔谈》,这样博大精深的笔记, 在唐代是见不到的。这本书,国内外专家赞赏备至,是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杰作,但南宋人并不简单地叹为观止,而是精益求精,一百多年中不断有人出来纠正其讹误, 补充其不足。现就手头上掌握的材料,依其撰写年代早晚为序,罗列于下。

绍兴七年,马永卿《懒真子》

绍兴十年至十二年,朱弁《曲洧旧闻》

绍兴十二年,王观国《学林》

绍兴十八年,朱翌《猗觉寮杂记》

绍兴十九年,王灼《碧鸡漫志》

绍兴二十三年,姚宽《西溪丛语》

绍兴二十七年,吴曾《能改斋漫录》

隆兴元年(1163),葛立方《韵语阳秋》

隆兴元年至乾道三年,严有翼《艺苑雌黄》

乾道元年,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

淳熙七年,程大昌《演繁露》、洪迈《容斋随笔》

淳熙八年,程大昌《考古编》

绍熙元年(1190),袁文《瓮牖闲评》

庆元元年(1195),王楙《野客丛书》

庆元六年,朱鉴《朱文公易说》

开禧二年,程公说《春秋分记》

嘉定五年(1212),张淏《云谷杂纪》

嘉定十七年,赵与旹《宾退录》

宝庆二年(1226),高似孙《纬略》

就此一例,足以看出在知识的求精求深上,北宋超越了唐,南宋又继续前进。

从启蒙教育看国民素质

在考虑国民整体素质时,不仅要关注参加科举考试的人群,还应关注无力常年上学而又渴望获取知识的较为贫困的人群,以及与仕途无缘的妇女们。这两类人比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要多得多,对此,学界尚缺乏研究,故本文以较多的篇幅讨论。这些人中到底有多少人接受过启蒙教育?历史上并无具体数据,但是通过对唐、宋蒙学书的考察,还是可以获得一些信息的。

启蒙教育早在先秦就有了,在汉代,《急就篇》就是那时的启蒙读物,三字一句, 押韵,便于背诵。到唐代,蒙学新增了 9 种:

1.李翰 13《蒙求》三卷。《宋史》卷二〇七类事类。

2.王殷范 14《续蒙求》三卷。《宋史》卷二〇七类事类。

3.白廷翰《唐蒙求》三卷。15 郑樵《通志》卷六八杂家类。

4.李伉《系蒙》二卷。《新唐书》卷五九杂家类。

5.冯伉《谕蒙》一卷。《旧唐书》卷一八九下《冯伉传》。

6.刘潜 16《群书系蒙》三卷。《通志》卷六八杂家类。

7.王邹彦《春秋蒙求》五卷。《宋史》卷二〇二。

8.邹顺《广蒙书》十卷。《宋史》卷二〇七。

9《汉臣蒙求》二十卷。《宋史》卷二〇七。

以上各书中,仅李翰《蒙求》尚存于世, 有宋人徐子光注本。

17 此书所记为先秦至晋宋(刘宋)历史人物故事,四字一句,押韵,便于儿童背诵。共 596 句,2384 字,每句下有注,详述具体内容,使儿童认字的同时,能了解历史。此书影响深远,以后编写的许多启蒙书多模仿其体例,并以“蒙求” 命名。

下面从启蒙读物数量作比较。

宋代新编启蒙读物达 65 种,是唐的 7 倍。可以看出宋人在普及基础知识方面努力的程度远比唐代要高。

就两宋相比较而言,宋代 65 种书中,北宋 11 种,南宋 54 种,南宋是北宋的 5 倍。再从作者的素质作比较。唐代 9 本书的作者,唯冯伉《旧唐书》卷一八九有传,李翰事迹在史书中略有记载,其他均名不见经传。宋代则有许多名人撰写启蒙书,北宋有欧阳修、范镇,《宋史》 中有传。王令(1032—1059)也负盛名。

南宋作者队伍尤为突出,在《宋史》有传者有 13 位:朱熹、吕祖谦、吕本中、程俱、胡寅、胡宏、史浩、刘清之、洪迈、彭龟年、陈淳、刘珏、王应麟。其中理学大师朱熹、金华学派领袖吕祖谦更是名声显赫。史浩位至宰相,刘珏为执政,彭龟年为天子师,洪迈、王应麟为著名史学家。吕本中、程俱、胡寅、胡宏、刘清之、陈淳都是学有成就的名家。作者素质高,自然所撰蒙求书的质量也高。

从书的流传至今的情况看,唐代仅存 1 种,有佚文者 1 种。北宋存 2 种:王令《十七史蒙求》十六卷,侍其玮《续千文》一卷。有佚文者 1 种:范镇《本朝蒙求》。南宋存者11 种:

程俱《班左诲蒙》三卷 ,

吕本中《童蒙训》(存残本),

陈葆光《三洞群仙录》(一作《群仙蒙求》),

胡寅《叙古千文》一卷,

徐子光《补注蒙求》八卷,

史浩《童丱须知》二卷,

吕祖谦《少仪外传》二卷,

程端蒙《性理字训》一卷,

周守忠《历代名医蒙求》二卷,

陈淳《训蒙雅言》、《训蒙初诵》。

有佚文者 7 种:

刘珏《两汉蒙求》、《小说蒙求》,

徐伯益《训女蒙求》、

陈氏《续蒙求》,

黎献《事类蒙求》、《程子训蒙新书》,

叶才老《和蒙求》。

南宋是唐的十来倍,北宋的五六倍。蒙学书广泛、持久的流传,说明南宋时受蒙学教育的人数在成倍增长,所编的蒙学书更切近群众的需求。

南宋人十分重视蒙学书的质量,虽然这是最浅显的书,却容不得有半点错误,先入为主的东西,因为一旦错了,很难纠正。南宋学者对李翰《蒙求》的缺点作了中肯的批评:

其一,同一个人的事分散在多处,人名就会重复出现,如既曰孔融逊果,又曰孔融座满。为了避免过多重复,或用姓名,或用表字,或用官爵,如“既曰孔明龙卧,又曰葛亮顾庐,又曰亮遗巾帼。既曰子房取履, 又曰张良烧栈”。

其二,虽然大多取材自比较可靠的史书,但又采用一些不可信的神怪书,“如毛宝白龟,糜竺收资皆出于《搜神记》。壶公摘天,初平起石,皆出于《神仙传》。孙晨藁席,灵辄扶轮,皆出于《类林》。孙钟设瓜、黄寻飞钱、宋宗鸡窗皆出于《幽冥录》。庞俭凿井,出于《风俗通》。卢充幽婚出于《志怪集》。张氏铜钩出于《三辅决录》。王果石崖出于《神怪志》。”并指出:“盖小说杂书多妄诞不可取信,而瀚取此与经史同列,非训蒙之所先也。”

李翰《蒙求》所记内容有一定局限性,写的是历史故事,但又不按时代先后编排, 完全是随意的,读者只能记住故事,对一朝历史缺乏清晰认识。且只记至刘宋,梁以后事均不记。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北宋时出现了贯通古史的《十七史蒙求》(王令),又有专记春秋事的《左氏蒙求》(杨彦龄),专记晋事的《东西晋蒙求》(曹崇之),专记唐事的《唐史属辞》(程鹏),专记当代故事的《本朝蒙求》(范镇)。

到南宋,进一步向深度、广度拓展。历史方面仍有新的建树,有断代的,如刘珏《两汉蒙求》,侯宿《西汉蒙求》、《三国蒙求》、《南北史蒙求》,徐子复《圣宋蒙求》。有贯通古今的,如胡寅《敘古千文》,胡宏《叙古蒙求》,黄日新《通鉴韵语》。最重要的变化是向更广泛的领域扩展,主要表现如下。

在经学方面,有朱熹《易学启蒙》、《论语训蒙口义》,反映理学家观念者,有程端蒙《性理字训》,黎自昭《性理蒙求》,吕祖谦(1137—1181)《少仪外传》,刘清之《程氏训蒙新书》,邵笥《孝弟蒙求》。

医学方面,如周守忠《历代名医蒙求》,庄绰《本草蒙求》。

事物方面,如方逢辰《名物蒙求》,黎献《事类蒙求》。

记姓氏的,有王应麟《姓氏急就篇》。

有针对特定对象的,如徐伯益《训女蒙求》,赵彦絟《宗室蒙求》,僧灵操《释氏蒙求》,陈葆光《群仙蒙求》。

有专对一地学子的,如胡谦《庐陵蒙求》。

还有记杂事的,如《小说蒙求》。

这都是应不同人群的需要编写的,这些书在南宋的大量出现,必然使得接受基本知识的人群大幅度增加。

南宋在启蒙教育方面的成绩,除上举启蒙书增多之外,尚有 4 点特别之处。

其一,重视妇女的启蒙教育。专门传授妇女的启蒙书《训女蒙求》的出现及其流传,应该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说明南宋时已经有不少人认识到妇女掌握一定文化的重要性。妇女占人口的一半,她们有文化, 对教育孩子、提高下一代的素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里举几个典型例子。

女子向来被排除在科举之外,但南宋时却出现一些特例。淳熙元年,女童林幼玉求试,中书后省挑试所诵经书四十三件,并通。四月辛酉,诏特封孺人。嘉定五年四月,女童子吴志端也应童子试,经过了国子监挑试,令中书复试时,有官员上奏:女子不应奔走于官府,可以赐金帛,不能参加复试。这两个例子说明,南宋时女童接受启蒙教育已不罕见。

有文化的妇女教育孩子,效果不一样。举一个成功的例子。淳熙八年礼部考试第一名俞烈(?—1213),年幼时,其母张夫人亲自“教诵《蒙求》、《孝经》”。这位夫人既能教诵《蒙求》等书,意味着出嫁前曾接受过启蒙教育。

其二,重视残疾人的启蒙教育。在这方面,南宋有一个伟大的创举:孙高荣在镇江为盲人创办了一所义学,这应是中国最早的盲人学校,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盲人学校。知识的传授拓展到盲人,这值得在青史上大书一笔!这一记载,从未被人注意, 兹将全文转录于下:

人言数学与理学异,吾谓不通于理,非深于数者。孙君占天数学也,而乃通于理, 以己之瞽,念人之瞽,求膏腴,创义学,萃群儿之瞽者教焉,非通于理而能如是乎?推孙君之用心,不特可以救世之盲于目者,抑可以警世之盲于心者矣。

其三,重视对当代人所撰启蒙书的评价。如朱熹称赞胡寅《叙古千文》:

“其叙事立言,昭示法戒,实有《春秋》经世之志,至于发明大统,开示正涂,则又于卒章深致意焉,新学小童,朝夕讽之,而问其义,亦足以养正于蒙矣。”

因为有此评价,该书“既梓之衡阳,又梓之广之泮宫,自此流布天下,人人得讽咏,有功于人心多矣”。反之,胡寅之弟胡宏编的《叙古蒙求》,虽已刻印传世,朱熹认为并不理想,他不客气地批评道:“《叙古蒙求》亦太多,兼奥涩难读,恐非启蒙之具。”其后不久,即淘汰出局。周必大对叶才老的《和李翰蒙求》(或作《次韵蒙求》)给予充分肯定,称其书“精切博洽,非独远过李瀚,如王令亦当敬避下风”。此书,《永乐大典》中尚可见其佚文。及时作出评论,能起到优胜劣汰的作用,有利于提高启蒙书的水平。

其四,重视启蒙教师的质量。过去对此比较忽视,周则发表高见,说:“或谓童稚发蒙之师不必妙选。然先入者为之主,亦岂宜阔略?”他提醒人们注意选择优秀导师,认为这无疑会有利于提高教育的效果。根据以上的考察,不难得出结论:就整体国民素质而论,宋朝远远超越了唐朝,就两宋比较而言,南宋又胜于北宋。这样高的素质放诸当时世界上,也是无与伦比的。宋将华夏文化推向极致,意义非常重大,使得任何外界力量都无法摧毁它。

世界历史证明,任何民族建立的王朝都不可能永远存在,当它被其他民族打败时,其文化往往也被毁灭,但如果被征服者的文化远远高于征服者,情况则可能完全相反。南宋被蒙古征服,汉文化经受严峻考验。1274 年南宋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两年后首都临安陷落, 到 1312 年,科举考试停止三四十年,官学不存,为科举而学之路被堵,这一人群不再有新生力量,但是民间的书院尚在,它继续培养着较高素质的人才。蒙学教育重视程度有增无减,各种新的蒙学书不断推出,仅元初戴表元所见朋友间续编《蒙求》书者有上百家。这一切,显示出汉文化顽强的生命力。

华夏文化延续数千年而尚存,与宋代的贡献,特别是南宋在提高整体国民素质方面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疆域虽小,雄风犹存,南宋实在不可小觑。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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