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璁与薛侃案松 清 内容提要：薛侃等人欲用提议明世宗预养皇储的《复旧典以光圣德事疏》来算计张璁。在彗星当空之际，薛侃先将家仆许四謄写本说成是夏言所写稿本，一再要求彭泽拿给张璁。在张璁听信彭泽之言进揭贴后，薛侃随即上疏。次日受讯时，薛侃答称是张璁指使彭泽促他上疏，与夏言无关。此时张璁只有通过鉴别稿本字迹来印证自己所言，但辨字结果并不是夏言笔迹。张璁、彭泽因此顿陷尴尬局面，被指为倾陷夏言却有口难辩。在审讯结束后，薛侃的同党唐愈贤、朱廷立等言官趁势弹劾张璁等人，大肆助推舆论攻势。最终，薛侃等王学党人联手夏言成功炮制了“薛侃案”。 关键词：张璁；大礼议；薛侃案；建储；王门 张璁认为天子无为人后之礼，并斥预立素养的汉哀帝、宋英宗之旧例为汉宋陋习。嘉靖十年（1531），明世宗时下无子，在彗星熠熠生辉期间，行人司司正薛侃上《复旧典以光圣德事疏》要求世宗在亲藩中选择一人预养为皇储。而在此之前，薛侃所提供的一份謄写本已被太常卿彭泽以为是少詹事夏言所写之稿而持去白于张璁，于是张璁进“揭贴称：'夏言草奏付侃上。’”[①]当薛侃在上疏后被讯时，他答称是张璁授意彭泽促他上疏，不关夏言事。但就稿本是否属夏言所写而言，只要对比字迹就能揭晓与张璁、彭泽之言是否相符。张璁就进行鉴别稿本字迹，结果证实并非夏言笔迹。由此，张璁、彭泽背负上了倾陷夏言的污名。而这份所谓的“夏言稿本”到底出自谁手？提供者薛侃理应心知肚明。 嘉靖二十三年（1544），薛侃嘱咐学生叶萼撰写《廷鞠实录》讲述了当年的审讯过程，说在辨认字迹时，薛侃答称是家仆许四所写。很显然，薛侃在辨字时刻曝出是“许四本”就让张璁、彭泽百口莫辩。然而，《廷鞠实录》又说：令写本许四认非己字，“乃吊彭泽问：'如何不是他原稿。’泽曰：'我录过送览。’”[②]所谓的夏言稿本却是“彭泽本”，彭泽这是自作自受。可是彭泽为何不将“许四本”送览？嘉靖二十五年（1546），薛侃之弟薛侨撰写了《中离公行状》，说许四本被彭泽拿走的当天晚上即被薛侃“令取回，彭抄讫付还”[③]。如此，彭泽抄写本从送览到出现在审讯中辨字似乎都合乎情理了。但此说却无法解释薛侃在辨字时仍然说是许四本。 不可否认，薛氏等人所撰文本还存有疑点。如果忽视真实性，就贸然裁剪洐生史料搭配成文，无疑将与历史真相背道而驰。探究“薛侃案”，许四本的动机是必须要注意的焦点，只要让彭泽深信许四本是夏言所写，才会出现信任彭泽的张璁也说是夏言稿本的连锁现象。薛侃同门好友欧阳德的一封私密性家书无意间被保留存世。这份一手史料为今人了解薛侃案真相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有力证据。笔者不揣浅陋，现将有关思考行诸文字，以期对张璁与薛侃案研究有所助益。 一、大礼议与薛侃案 厘清薛侃案，还必须先从“大礼议”与成年世宗尚无子嗣时的情况说起。只有对张璁的“大礼观”进行必要地了解，才能更好地理解薛侃案真相。大礼议是明代历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当时所争论的焦点是以兴献王之子身份入继大统的世宗能否更易父母。大礼议不仅是一场礼法之争，更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张璁是大礼议中的核心人物。张璁（1475-1539），字秉用，号罗峰。浙江温州府永嘉县（今温州市龙湾区）人，在正德十六年世宗即位后举行的殿试中名列二甲进士。后因避世宗之讳，改名孚敬，字茂恭，号罗山。在大礼议中，张璁首倡继统不继嗣，他说：“今皇上为兴献王长子，遵《祖训》'兄终弟及’，属以伦序，实为继统，非为继嗣也。”[④]最终张璁以其精深的学术素养维护了礼法的尊严，少年天子朱厚熜摆脱了旧势力的控制，组建了君臣互信的新的人事格局，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性。“大礼议拉开了明代改革的序幕，嘉靖政治也因此进入全方位的变革创新时代。”[⑤]明人有言：张璁“辅相天子，改革宇宙”[⑥]。清代史家认为张璁又似胜张居正一筹。[⑦]嘉靖十四年（1535），张璁因病致仕，嘉靖十八年（1539）卒于家。但是，大礼结论“规定了嘉靖及其以后明代历史的走向，是世宗及其子孙必须坚守的路线”[⑧]。不过，在嘉靖三年（1524）钦定大礼后，仇视大礼结论的势力却是“翘足以待”[⑨]，企望能够掀起风浪。 嘉靖七年（1528）七月，有福建漳州府推官黄直因公科敛被送往吏部降用，行至中途却上疏请早定储议。当时陈皇后已有身孕，世宗 “命锦衣卫逮问，已而释之，命仍前降用” [⑩]。十月，身怀六甲的陈皇后“堕娠崩”[11]。嘉靖九年（1530）七月，又有福建平和县知县王禄上疏，要求世宗“建献帝庙于安陆，封崇仁王以主其祀，不当考献帝、伯孝宗，以涉二本之嫌，宗藩之子有幼而岐嶷者当预养宫中，以备储贰之位”[12]。当时年已二十三岁的世宗还未诞有子嗣，王禄借此提出推翻大礼结论。疏上之后即解县事归，御史弹劾王禄擅离职守，世宗对王禄的处罚是“罢职不叙”[13]。年轻的世宗并不是没有生育能力，当然要以嗣续为大。针对世宗一时无子的尴尬现状，张璁上《请广储嗣疏》，说：“古者天子立后，并建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所以广储嗣也，伏惟中宫皇后，正位有年，前星未耀，嗣续未蕃，臣愿皇上当此春秋鼎盛之年，广为储嗣兆祥之计。宜敕礼部举慎选之典，惟贞淑之求，以充妃嫔，以备侍御。”[14]十月初六日，世宗就派遣四员司属官前去选取嫔妃，同时严令“勿淂因而骚扰百姓”[15]。嘉靖十年二月，“选中淑女三十人内，慎选九人以充九嫔”[16]，三月，世宗“册淑女方氏、郑氏、王氏、阎氏、韦氏、沈氏、卢氏、沈氏、杜氏为九嫔，告于祖庙”，“礼成，上御奉天殿，百官致词称贺”[17]。很显然，张璁等人期望九嫔的册立能够顺利孕育皇子。 但就在世宗选册九嫔四个月后，闰六月二十八日，行人司司正薛侃就上《复旧典以光圣德事疏》，提议世宗于“亲藩中择其亲而贤者迎取一人，人京为守城王，抡选端人正士为之辅导。他日东宫生长，其为辅王，亦非可缺焉者也。如有以次皇子，则仍出封大国”[18]。薛侃之疏600多字，所谓“择贤”是很不确定的。每个人眼中的贤者不一定一致。而“择贤”预养宫中的做法也违反《皇明祖训》的规定。从明代法律的层面而言，皇位继承需遵循伦序原则。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有规定：“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19]张璁在大礼议时即指出：“曰'必兄终弟及’，则不立后可知。曰'须立嫡母所生者’，则伦序可知。”[20]也就是说朱元璋实质上已经取消了后世无子皇帝的收养立嗣权，继承皇位必须是以皇子、宗室出生时就已确定的伦常次序所决定。遵守伦序原则是“兄终弟及”之文的立法精神所在。如明武宗无子无亲弟，正德十二年，兵部尚书王琼（1459-1532）就用《皇明祖训》挫败了钱宁等人勾结宁王朱宸濠欲立宁王世子为皇储的图谋。吏部侍郎王鸿儒因此称赞《皇明祖训》，说：“远谋也，匪夷所思耳。”[21]后来，李时（1471-1538）直接指出继统当属兴献王一脉，“世宗继统时，首倡兄终弟及之议”[22]。杨廷和等人就遵循《皇明祖训》迎立朱厚熜，朱厚熜是以“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的身份“伦序”继承皇位。[23]可以看出，薛侃所论间接也是无视世宗遵奉《皇明祖训》伦序入继大统的合法性，与张璁的大礼观是严重对立的。明人徐学谟、许重熙认为薛侃“诬引祖制”[24]，沈德符则说：“其言甚危，且守城王之名亦不载典故。”[25]薛疏所包含的立嗣主张也与黄直、王禄的观点在本质上并无二致。从礼学视角来看，立嗣属于宗统的范畴。所谓宗统，指的是士夫夫宗族首脑的继承系统，因为士大夫宗族不是一级政权组织，所以宗统只是宗族共同体的世袭系统。“宗统”与“君统”是有差异的。君统则是指天子、诸侯的继承系统。由于天子、诸侯是国家政权的最高级和次一级首脑，所以君统实质上就是国家公共职务的继承系统。君主统辖各族万民，不止一家一姓。精研三礼的汉代经学大师郑玄即指出天子、诸侯不在宗法系统之内。[26]精于三礼的张璁在大礼议时也说：“天子、诸侯皆无为人后礼。……族人以支子后大宗，实大夫士之礼。”[27]不同的继承系统体现着不同的原则，君统是尊尊，宗统是亲亲。《谷梁传》有言：“不以亲亲害尊尊。”[28]在宗统与君统发生矛盾时，必须要牺牲宗统来捍卫君统。君主作为治理天下的九五之尊就需要维护自身的基本尊严。而古代社会鄙视为人后者，即使圣贤也不例外。如春秋时参加孔子演习射礼有曰：“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不入，其余皆入。”[29]由于为人后者的社会形象不佳，继嗣就不利于最高统治者。这种损害继统者人格的作法显然是不对的。张璁晚年纂修嘉靖《温州府志》在序中论及大礼议时就说：“此议遂定，汉、宋俱成陋习矣。”[30] 汉宋陋习即指预立素养的汉哀帝、宋英宗之事，可见张璁强烈反对立嗣，他至始至终对自身的学术素养充满了自信。综上可见，立嗣、不按论序的作法是违反礼法的。若世宗不能以身作则，更会祸及大礼结论。而薛侃、王禄等人的上疏也容易引发争议，这些都是张璁与世宗等人所不愿看到的。 薛侃在世宗选册九嫔不久就提议建储也不合情理。在大礼议期间，薛侃没有公开发表过言论。薛侃（1486-1545），字尚谦，号中离，广东潮州府揭阳县（今潮安县）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薛侃平时热衷于阳明王学，他在正德九年（1514）就拜王守仁为师，后又陆续接引兄弟子侄等人拜入王门。嘉靖七年，当王守仁卒后，薛侃率兄弟薛侨与欧阳德、魏良弼等数十位王门弟子“朝夕哭焉”[31]。嘉靖九年，薛侃又前往杭州建造天真精舍以萃同志祀王守仁。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王守仁没有参于大礼议，但他在与持继统论者霍韬的信中说：“往岁曾辱'大礼议’见示，时方在哀疚，心善其说而不敢奉复。”[32]其弟子陆澄也声称老师“王守仁言：'父子天伦不可夺，今上孝情不可遏，礼官之言未必是，张、桂诸贤未必非’”[33]。此皆可见王守仁私下明确赞同继统。王门弟子中就有方献夫、黄绾、黄宗明等人参于了大礼议，从思想层面而言，狂热追随王守仁的薛侃不应当是持继嗣论者。 然而，以《廷鞠实录》所说，薛侃最终决定上疏却是被彭泽所欺骗，当时是彭泽迎合张璁之意利用其疏倾陷夏言。而且，薛侃声称自己“与夏言原无相干，亦少往来”。那么，彭泽与夏言又是何许人？其实彭泽、夏言与薛侃三人都是同年进士，彭泽与薛侃又均为广东籍人。彭泽（？-1540），号芝田，广东广州府南海县人。他在正德十六年（1521）见到张璁所著《大礼或问》，就深为赞叹。既劝张璁进呈，又为录送内阁。[34]故而深得张璁所信任。嘉靖三年，彭泽任验封司员外，嘉靖九年授太常卿、提督四夷馆。夏言（1482-1548），字公谨，号桂洲，江西广信府贵溪县人。正德十二年任行人司行人，正德十五年擢兵科给事中。在大礼议时，夏言偏向继嗣派，[35]嘉靖七年转附桂萼。[36]嘉靖九年，因佥都御吏职务廷推人选一事，夏言对彭泽、张璁两人咬牙切齿，“恨孚敬不已荐而右彭泽，衔之切骨，且觇上意雅不欲大臣太专，乃露章论孚敬与吏部尚书方献夫，有所好恶，彭泽奸邪，不当骤迁。上虽为两解，而孚敬与泽亦遂恶言矣。”[37]不过，彭泽与薛侃之间关系很好，两人时有往来。薛侃说：“侃六月内曾往拜他，留饭，饭毕，坐庭上，泽叹声。侃曰：'何叹？’泽曰：'命不好！’”彭泽不加掩饰的叹气说心里话，他把薛侃当作好朋友。薛侃又说自己“病稍愈”时，“闰六月中，彭泽来望臣”。彭泽在看望薛侃之时并不知道有《复旧典以光圣德事疏》，他对薛侃的信任与关心，既使从薛侃的话语中亦可窥一斑。 事实上，薛侃要上疏并非只是一时心血来潮。嘉靖九年（1530），薛侃就已经写好《复旧典以光圣德事疏》，先出示于光禄卿黄宗明。黄宗明，字诚甫，号致斋，浙江宁波府鄞县人。黄宗明在南京任职时受学于王守仁门下。嘉靖三年，曾与张璁等人联疏争大礼。黄宗明在看了薛侃之疏后，称不宜上。某日，薛侃又拿疏本去询问寺丞陆鳌，陆鳌也说不宜上。既是如此，为何薛侃在上疏后却说是被彭泽所蒙骗呢？ 根据《廷鞠实录》所述，在嘉靖十年（1531）闰六月中，薛侃与彭泽议及时政之大在储贰，并向彭泽打听朝廷意向。两人经过一番交流后，薛侃就认为《复旧典以光圣德事疏》“不可上矣”。然而，彭泽却“迎孚敬意，谋倾言而沮侃”。在闰六月二十五日晚上，酒后的彭泽来到薛侃家，说张璁得知此事后对薛侃“再三称羡”，“欲汝上去”。又以俟夜再行观看为由拿走了这份疏本。然后就谎称夏言“交通王府，乃草此本付侃，伪写一通，作侃本稿送孚敬”。而薛侃由于在第二天寻找不到彭泽，二十七日，就依照旧稿謄写了一本，在二十八日上疏。二十九日的早上，薛侃即被拿至午门审问。此案的审讯次数前后总共八次，历时四天。在第一次审讯时，经张璁一再追问下，薛侃答称是张璁授意彭泽促使他上疏。于是彭泽随即被捕入。第二次审讯开始，彭泽却说是薛侃送稿本到他家，再三要他去跟张璁说。又说薛侃当时声称夏言等人见疏皆劝上。旁听的夏言即出与彭泽发生了互骂，给事中孙应奎则要求张璁回避。第三次审讯就由司礼监太监张佐来主持，彭泽说黄宗明见过疏本，黄宗明当即出跪，薛侃予以承认。当天傍晚，彭泽与薛侃下锦衣狱，夏言与翰林院编修欧阳德、言官曹忭、孙应奎亦被旨下狱。七月初一日开始第四次审讯，此次对薛侃进行了刑拶，释挟后，张佐问：“夏言尝与同谋否？”薛侃回答说：“数月并不相面，如何同谋？”在第五次审讯时，张璁拿出二疏本进行辨认笔迹，其中的稿本字迹“与所上本不类”，薛侃说“侃本”是家仆许四所写。这就是说，彭泽当初从薛侃家拿走的就是许四本。许四在第七次审讯时到场，“认非己字，泽语塞，乃曰：'泽将侃稿写过送览。’与前所诬相矛盾矣。难以此解”。随后张璁回避。当天张佐将审讯结果回奏朝廷，称薛侃始终一词、彭泽变幻不一。七月初四日，独审彭泽。张佐问：“少傅揭贴称：'夏言草奏付侃上。’”彭泽云：“泽原无此语。”至此，审讯结束。后来得知，当时是因吏部左侍郎职务空缺，世宗意用夏言，张璁“以言有宠，不得自操铨权，意在用泽，谋借侃之疏以倾之”[38]。结果张璁回籍省改，彭泽谪戍，薛侃为民，夏言、欧阳德、孙应奎、曹忭俱复职。《廷鞠实录》一再强调是彭泽与张璁谋划了薛侃案。然而，此说是否属实，却着实令人怀疑。 二、薛侃案质疑 《廷鞠实录》撰写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当时因夏言“居首相，修实录，索此入纂，故备述之”[39]。薛侃就嘱咐学生叶萼撰写了《廷鞠实录》。在《廷鞠实录》撰写之时，世宗已育有多位子嗣，张璁、彭泽均已亡故。《廷鞠实录》的撰写动机也很明确，就是要让他们所讲述的薛侃案得以流传。《廷鞠实录》在明代也有附于薛侃的著作中所刊行。不过，薛侃在《薛东泓传》中还提起过此案，说张璁“进揭贴称言与藩国通，疏稿出自言。廷鞠逮泽，泽称侃具稿呈言，言许赞成”，彭泽、张璁两人所言“自相龃龉”[40]。薛氏文本还将薛侃的上疏动机归为“素抱忠爱之志”[41]。但在当时上建储疏是否合适呢？毕竟世宗是位年轻的君主，而当时人更是对建储之议感到惊讶。有着亲身感受的黄直也说：“建储之议，不肖于嘉靖七年先发之，逾数年而中离继又发之，人皆讶其太蚤。”[42]显然，他们都有着自己的目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薛侃案发生在彗星期间，《廷鞠实录》等薛氏文本却均无提及当年那颗耀眼的彗星。要知道彗星在古代社会往往被视为上天的警示，因此也受到别有用心之人的青睐，这就是有人欢喜有人忧。据《明世宗实录》载，嘉靖十年闰六月二十三日夜，“彗星见于东井，光芒长尺余，指西南”[43]。闰六月二十八日，世宗就彗星与张璁交流，敕云：“朕于二十四日告庙回宫，即闻星变之奏，心甚异之。”并要张璁“可即面与时议来”。[44]彗星持续数日不灭，这让世宗的心理压力与日俱增。张璁以春秋时期晏子无视彗星的事例安慰世宗。[45]不过，彗星还能持续多久，谁也无法预料。就在张璁与世宗交流彗星的同一天，薛侃上《复旧典以光圣德事疏》。很显然，这是在彗星意外所带来的特殊时机下，使得谋划已久的薛侃生怕彗星熄灭而错失良机，也就无暇顾及不久前世宗选册九嫔之事了。需要注意的是，薛侃趁彗星上疏并非是为言事那么简单，他的目的是要倾陷张璁。“薛侃案”就是薛侃等人针对张璁所设计的一起陷害案。尽管后来他们还特意撰写了《廷鞠实录》，但其所述仍存疑点。笔者现就几处疑点进行分析，就此将《廷鞠实录》全文移作附录，以方便读者随时可作比对。 第一，张璁是大礼议中的核心人物，薛侃没有理由不知道。嘉靖七年，张璁还在《明伦大典》后序中宣称，皇上“遵《祖训》也，伦序正而统嗣以明也”，“洗汉、宋为后之陋习也”[46]。既然如此，不按伦序、立嗣陋习就不会出现了，张璁之意甚明。而薛侃的《复旧典以光圣德事疏》与其是尖锐对立的。审讯时的薛侃却说：彭泽言“罗峰再三称羡，且道：'朝廷方亦以宗庙为优，欲汝上去。’”以表示自己上疏是受到彭泽、张璁的欺骗。然而，《廷鞠实录》又评击张璁：“大礼大狱二次，忠有守之臣，击去大尽。”忠有守之臣的称誉是否恰当尚且不论，但此言反映出薛侃非常清楚自己疏中的建储主张与大礼结论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此又岂会轻信张璁促他上疏之说呢？ 第二，薛侃所答“公事不议私室”与实际行动自相矛盾。以《廷鞠实录》所述，在第一次审问时，薛侃答称是张璁授意彭泽促他上疏。对此，张璁说：“这等怎说我要汝上？”“汝要上本，如何不来见我？如何不拿来我看？”薛侃答道：“公事不议私室，若要先拿老先生来看，便上不成。”并且还说：“侃素性是如此。”然而，在第三次审讯时，彭泽说：“见者尚多，如黄光禄亦见。”光禄卿黄宗明在现场当即出跪，主持审讯的司礼监太监张佐就问薛侃委实见否？薛侃回答：“此本去年差在途所草，十月回，尝与见，他道朝廷将有妃嫔之选，此本不宜上，侃乃止。”在第四次审讯时，薛侃答道：“尝与寺丞陆鳌看来，鳌说：'此本未宜上，可封起。’只此，再无他人。”薛侃承认了自己曾经拿着疏本找过黄宗明、陆鳌商议，这就与他回答张璁时所说“公事不议私室”等借口明显矛盾。 第三，薛侃宁愿找黄宗明、陆鳌，却不与兄弟薛侨、侄子薛宗铠、同年夏言商议。薛氏家族成员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厚，薛侨、薛宗铠（两人同中嘉靖二年进士）又与薛侃师出同门。薛侃在审讯时答称：“兄弟岂有不商量，上此本时，舍弟已差出。”“差西山勘地。”而之前薛侃承认“此本去年差在途所草，十月回”，先后示于黄宗明与陆鳌。从薛侃的这些话语中不难看出，在嘉靖九年至嘉靖十年闰六月间，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薛侃若想找薛侨、薛宗铠商议，可决非是什么难事！薛侃还说“时政之大在于储贰”，上疏之前，“亦须择日，古人斋戒沐浴以告君”。显示出了此事在他心目中的份量之重。但这样的大事是不是该找夏言商议更合适呢？因为《廷鞠实录》亦一再强调张璁担心夏言“分其宠”，既然夏言如此深受世宗所器重，那就不是黄宗明、陆鳌等人可比了，薛侃为何事先一无所知？薛侃与夏言之间并不是没有来往，不找夏言商议似乎也说不过去。即使薛侃有与兄弟、子侄、同年进行商议，也是人之常情。事实上只要不是薛侃上疏的幕后主使者，就不存在任何后果可言，黄宗明、陆鳌两人在该案中并无受到丝毫牵连即是明证。薛侃所言无异于此地无银三百两，只是有意答称与夏言、薛侨无甚关系。 第四，彭泽“袖本而去”，却不知道是许四所写。从《廷鞠实录》所述可知，彭泽在闰六月二十五日晚上从薛侃家袖本而去后，与薛侃再次碰面已是审讯之时。彭泽说是夏言“草此本付侃”。但如果稿本不是夏言所写，那么，彭泽就得面临相应的法律后果(就会被指为“诬陷”夏言，进而还有伤害皇室亲亲之情等罪名)。当辨认稿本字迹时，薛侃说出是家仆许四所写。显而易见，是许四本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就从彭泽与薛侃之间的交往程度来看，彭泽不会不熟识薛侃的字迹。但彭泽却未必能够了解薛家一个仆人的字迹。薛侃使用许四本就是要让彭泽误信为是夏言稿本。只有这样，上当后的彭泽跟张璁才会说是夏言“草此本付侃”。而信任彭泽的张璁也就以为是夏言稿本了，以致在审讯无果时就进行辨认字迹。这种连锁效应的出现，前提必须是彭泽深信薛侃提供给他的是夏言稿本。所以，薛侃事先绝对不会说是许四本，只会等到在审讯中适时道破，这样就可以让张璁、彭泽背负上“诬陷”夏言的污名。 第五，“彭泽本”之说有悖常理。当薛侃曝出了先前给彭泽的是许四本后，许四被传唤前来辨字。《廷鞠实录》认为许四认非己字，张佐乃吊彭泽问，彭泽承认是自己“将侃稿写过送览”。彭泽本的出现似乎完美的坐实了彭泽迎合张璁倾陷夏言的污点。然而细思之，此说其实有悖常理。字迹因人而异只是常识，没有真正的夏言稿本又何以能够证明是夏言“草此本付侃”？不然，夏言、薛侃会答应吗？参于审讯的众官员能答应吗？如此不顾只要有人指出字迹有异就会原形毕露的后果，这就是“阴险狡诈”的彭泽？笔者认为，《廷鞠实录》中的彭泽本当属薛侃所虚构，这只是薛氏针对读者所施放的烟雾弹。试想如果此案在薛侃说出许四本后就此结束。那么，读者就能轻易地看出彭泽、张璁是栽在了许四本上，许四本的险恶用心也就暴露无遗。换言之，薛侃在《廷鞠实录》中虚构彭泽本就是充当掩盖许四本动机的道具，安排彭泽栽在他自己的抄写本上，以此转移开读者的视线。假如当初是彭泽“伪写一通，作侃本稿送孚敬”，那么，彭泽不仅只是欺骗了张璁，更是欺君。而且彭泽也没有任何的理由不用到手的许四本（彭泽认为是夏言本）。很显然，薛侨是察觉到了《廷鞠实录》的破绽。他在撰写《中离公行状》就说许四本已在当天晚上即被薛侃“令取回，彭抄讫付还” [47]。这样彭泽就只能使用愚蠢至极的抄写本而自取罪戾了。不过，薛侨的修改仍有明显漏洞。薛侃要是已经取回许四本，后面的审讯就不需要许四来辨字了。夏言女婿吴春在《夏桂洲先生年谱》里述及薛侃案时就不再像薛氏兄弟这般画蛇添足，而是说：薛侃“忧抱杞人具建储疏。泽过而见之，请日愿求归细览，或有一得之助，遂持去白张公曰：'乡人薛某欲上此疏，泽得其稿。乃夏掌科所主。且为之代笔也。’张公以为信，然遂密以上闻”[48]。吴氏之言虽然避免了薛氏兄弟的漏洞，却只能透露了彭泽是直接将疏本拿给张璁。综上可见，《廷鞠实录》里的彭泽本确系薛侃所虚构。 第六，《廷鞠实录》所宣扬的张璁“谋借侃之疏以倾”夏言一说与文中内容互有出入。在第五次审讯时，张璁“乃出二本稿”对字迹进行辨认，直至第七次审讯时证实了并非夏言所写。张璁失色曰：“彭泽，汝不是为国，乃误国也。”张璁感到吃惊，他之前作出鉴别字迹的举动就是要印证自己所言，这些都说明了张璁原先确实以为是夏言稿本。如此亦可知张璁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实话实说而已，所以，这根本就谈不上是什么谋划倾陷夏言。就以张璁的个性或议礼经历而言，稿本即使是其他人所写，也会如实反映。至于这份稿本到底是许四本？还是《廷鞠实录》所说的彭泽本？这都与张璁之前所言不符。此时的“稿本”就变成了一道铁证，证明张璁在“倾陷”夏言。这正是薛侃等人所想要的效果。 第七，《廷鞠实录》有夸大审讯时间之嫌。以《廷鞠实录》所载，薛侃案的审讯次数总共达八次，在第八次（七月初四日）独审彭泽后方告结束。但此案最终是以辨认字迹得出稿本并非夏言所写的结果而独审彭泽，其实辨字过程并不复杂，如此看来，前面七次的审讯时间似乎过于漫长。就从夏言等人的出狱时间来看，说他们是在案件审讯接近尾声之时才被释放，这显然是没有问题的。《廷鞠实录》说是在第七次审讯之后；《夏桂洲先生年谱》则明确说是在初四日至晓释放。二文所述大致相似。不过，夏言在出狱后曾上一道《出狱陈谢疏》，此疏的撰写日期却是七月初二日。[49]这就是说他们在初二日已经被释放了，那么，该案的审讯结束时间最晚也不过是初二日而已，绝不可能会是初四日，审讯次数也就不会有八次之多。 综上所述，薛侃案并非张璁、彭泽所谋划。彭泽所言：薛侃“送本到我家，再三要我与罗峰老先生说”。再从黄宗明在现场证实过彭泽话语非虚而言，彭泽说的未必是假话。如果薛侃拿着许四本说是夏言所写之稿，纠缠彭泽送给张璁。继而以张璁与世宗无话不谈的密切程度，身为朝廷重臣、大礼议核心人物的张璁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无动于衷。所以，只要彭泽当真去告知张璁，他们就开始落入薛侃等人所设计的圈套了。当薛侃在午门前说是张璁授意彭泽促他上疏时，张璁就只有鉴别字迹以印证自己所言。而夏言则适时发出叫骂声，但无论如何，稿本并非夏言字迹，世宗得知后当然就会误以为是张璁指鹿为马要陷害夏言，于是就命张璁回避。不过，夏言的叫骂行为也让世宗“震怒”[50]，世宗就将夏言与为之助阵的言官孙应奎、曹忭一并下狱。这时候，彗星的警示功能也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其甚至对古代一些史家的影响亦不可小觑，他们也一样难以脱离时代的局限性。支大纶、雷礼认为：“彗出东井，帝知言冤。”[51]世宗将疏本字迹与彗星联系起来，就以为是夏言受到冤屈。世宗的误断与彗星当空也直接影响到张佐审案的积极性，张佐并没有进行深入与细致的调研。另一方面，张璁推行的改革对宦官势力打击甚重，太监深恨之。[52]而由司礼监太监张佐主持审讯，最终的结果也就不难预料。 尽管彗星与许四本都如薛侃等人所愿在这起案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薛氏文本不仅对许四本摭摭掩掩，对待彗星更是隐蔽不提。《廷鞠实录》宁愿将一场大雨称为“洗冤水”。《中离公行状》又将风霾天气用来衬托薛侃的形象。说道：“风霾辄作，忠良叹服，以为精诚感格。” [53]吴春则将彗星推迟到七月初三日出现而加以利用。《夏桂洲先生年谱》云，审讯“至三日，狱未成，妖彗见于”东井，夏言在狱中，“夜来看东井”，“从容歌咏，不以动心”[54]。出狱后的夏言却早已痛哭流涕上《出狱陈谢疏》。[55]此种表现，狱中狱后简直是判若两人。 三、薛侃案后续与前因 在审讯结束后，彗星不仅没有熄灭，反而变本加利极为耀眼。[56]言官唐愈贤、端廷赦、谭缵上疏各劾张璁等人，在天象异常之时的言路攻击愈发引人关注。时人孙继芳说：“嘉靖十年秋，彗星见东方，张璁被劾退，即灭。”[57]就彗星熄灭的时间而言，孙氏之言并不准确，但其所反映出的言官借彗星弹劾的作用却非虚言。在这种强大的舆论攻势下，世宗只能对张璁采取罢免再召的方式来化解压力。这样“既有利于保全张璁，又有利于世宗皇权的加强。”[58]第二天，世宗敕谕三法司： 彭泽，质非才用，性本无良，小人狡诈之资，奸邪谲诡之行，往来构祸，搬弄是非，致薛侃招称有干宗室，伤朕亲亲之情。俾辅臣攻击，害朕君臣之义。罪犯甚重，法当处死，姑从宽宥，发边远地面充军。辅臣张孚敬，初以建议大礼，朕特不次进用。既而被人弹劾，有旨令其自改，却乃不慎于思，罔悛于性。朕以心腹是托，奚止股肱而已，望以伊傅之佐，岂惟待遇是隆。乃昧休休有容之量，犯戚戚媚嫉之科，殊非朕所倚赖，专于忌恶，甚失丞弼之任，难以优从，着致仕去。[59] 世宗着张璁致仕“以避人言”。果不其然，言官们就将攻伐的茅头转向了右都御史汪鋐（1466-1536）。因汪鋐在审讯中怀疑夏言是薛侃案的幕后主使者，赵廷瑞就弹劾汪鋐党附权臣、意图诬陷人罪，七月十二日，给事中雒昂、陈守愚、陈侃、御史李宗枢、朱廷立又上疏围攻汪鋐。世宗大怒，对这些言官分别处以夺俸三月、四月、半年、一年等处罚。[60]七月二十四日，世宗因四郊工成而加升一批官员的官衔。汪鋐以兵部尚书掌察院事加太子太保，夏言升礼部左侍郎。此时张璁正在南归的途中，于是世宗就赐银五十两、紵丝四表里送往张璁家。张璁在八月十八日方抵家，他在《休致陈谢》中说：“窃念善始者未必善终，臣蒙圣明造就，曲赐保全，始终之至恩也。”[61]八月二十六日，又因西苑工成，世宗赐诸臣宴，又赐银九十两、紵丝四表里著礼部差人再送张璁家。就在世宗赏赐张璁之后，九月初九日，御史张寅上疏弹劾张璁与汪鋐。疏言：张孚敬“谗邪蠹政，上干天和，下失人心，如薛侃之谋，孚敬实预为之，陛下用其言则纳交于王府，不用其言则嫁祸于夏言，其立心奸险类此。陛下虽知其奸而去之，臣犹以为不足惩后，宜追夺所赐御扎、诰命、银图书，毁其堂楼书院，除议其罪而明正其法”。并要求世宗罢黜汪鋐。世宗斥道：“孚敬去位辅臣，鋐总宪重职，已屡有旨矣，张寅肆意劾奏，明是挟私报复，姑从轻降一级调外任，寻谪寅山东高唐州判官。”[62]两个月后，就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世宗派遣了行人周文烛赍敕召张璁复任办事，“令亟乘传赴阙，又以敕促之”，曰： 朕闻君臣相与自昔为难，卿以赤诚辅朕，朕亦以腹心是托，不意一时被惑，自陷于过。举朕不敢私，特令卿致仕，以避人言。自卿去后，切轸朕思，圣母嗟问者亦数次矣。夫人谁无过，矧臣子于君父义法具在，兹以万机事重，辅赞乏人，朕弗类必得卿终始以佐之而后可。今遣行人周文烛赍敕往起，文烛至日，卿即兼程星夜而进，急复任事，庶慰我圣母至怀，以副朕思托之至。如忌而疑之，恐非事君之道。卿宜早来，以匡朕治，以符信备验，朕宁俟卿来，故兹催敕，卿其承之，慎勿自负。[63] 此时张璁正在家乡温州的大罗山中。其抵家时因家居破旧莫蔽风雨，就在大罗山贞义书院筑旁舍为长子张逊志张罗了婚事。张璁说：“忽朝使将皇命起余复内阁任，复催敕剖符，刻期令兼程星夜进。不敢违，翌日又辞夫人墓以去。”[64]当张璁北上到达京师后，即由太子太傅谨身殿大学士晋为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首辅职务照旧。张璁的离阁，“表面上看对张璁不利，但事实上更进一步确立了张璁在内阁中的地位”[65]。世宗始终眷礼以待，如王世贞言：“世宗手札贵溪（夏言）为公谨，分宜（严嵩）为惟中，然不过三四而已。余见永嘉（张璁）奉御札百余道，内二十余道称元辅张罗峰，或大学士张罗峰，或张少师罗峰，又面呼罗山，遂有御札称少师张罗山，最后一札称茂恭。”[66]李思诚在万历时也说：“帝嘉乃绩，赐字号、赐银印、赐辅臣诗赋、赐居第楼院、赐家庙、茔域，此诚史策所罕觏，亦旷代所未闻。”[67]张璁与世宗之间这种极为深厚的君臣关系，确非他人可比。这是在共同经历了大礼议的洗礼后，在君臣合力推进与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刚明峻洁、一心奉公、慷慨任事、不避嫌怨”的张璁更是世宗所倚信的关健人物。“其眷遇之隆，始终不渝如此”，“终嘉靖之世，语相业者，迄无若孚敬云”[68]。 再说薛侃被黜为民后，嘉靖十一年就在家乡建造了宗山书院祀王守仁。嘉靖十三年（1534）闰二月，当年涉案的薛侃同门好友欧阳德在一封私密性家书中透露了他们算计张璁的原因。欧阳德（1496-1554），字崇一，号南野，江西吉安府泰和县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其从政生涯长达三十年，官至礼部尚书，在案发之时任翰林院编修。现转录欧阳德家书全文如下： 当柄之臣，初甚重阳明公，已而渐生衅端。盖始而薛中离，继而唐子忠、朱子礼、魏水洲，诸人皆不利于柄臣。黄致斋、王定斋又尝为水洲解怨于柄臣，而水洲竟有论劾，遂并疑二公相党以相害。诸公皆阳明之徒也，忌疾竞进者，因而进谗，将以抑人之进而伸已，而有怨者又复酝酿其间，故诸公皆落职。近日为邹东郭告病，擅自回籍，吏部忽然查奏，并及南礼部行勘不报，追罪黄久庵、季明德，皆外补。久庵乃柄臣之最厚者，以其所甚厚之人，而排之至此，此非有所激于中，而又有酝酿之者耶，况邹、季二公又皆吾党。奏中又以学为言，其意居可知矣。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恨无间可乘。苟有间，吾即为投簪之计。若吾弟得捷，则吾去益有名矣。努力，努力，即不得捷归，计亦未可缓。君子得其志则行，不得其志则止，况吾事君之日长，事亲之日短。向时徒以仰事俯育牵制，乃今则可以无累矣。复何所系哉。对江海智寺傍近不妨买一庄，吾将于寺中杜门谢客，须有所资赖，乃可宜早图之。[69] 家书上述所提到的王学门人均以“字”与“号”作为称呼。[70]欧阳德、薛侃、唐愈贤、朱廷立、魏良弼等王门弟子认为张璁对王守仁“渐生衅端”，于是他们就结党谋划针对张璁实施报复行动。以欧阳德所述，报复行动始于薛侃。继而身为言官的唐愈贤、朱廷立等人发起对张璁等人的弹劾。嘉靖十一年彗星再现之时，魏良弼又趁机弹劾张璁是“奸臣在侧”。后来，王学党人还成功的离间了黄绾与张璁的关系。的确，黄绾也与夏言走在了一起。但王学党人在实施系列报复行动后，其涉案人员与出手相救的王门弟子也大都受到了朝廷的处置。因此，王门聂豹（1487-1563）称涉案的季本（1485-1563）“复以党祸谪判辰州”[71]。由此看来，就连没有参于其中的一些王守仁弟子也知道王学党人的报复活动。 其实，王守仁生前还是很受张璁所重视。王守仁征剿广西八寨是在嘉靖七年七月，[72]据《王阳明行状》载，当时张璁见王守仁处理“岑猛诸子及卢苏、王受得宜，征剿八寨有方，奏至甚喜，极口称叹”，张璁就将王守仁“即荐于朝，取来作辅，共成天下之治。桂公、杨公闻之皆不乐”[73]。虽然桂萼、杨一清并不乐意，但张璁的态度则明显不同。只不过，王守仁于当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即卒于江西。就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未能完成“取来作辅”，似乎也不能因此而怪张璁是“渐生衅端”。事实上，桂萼、杨一清、世宗他们对王守仁的学说颇为反感，因为王学“透露着批判程朱官学的意味，与皇权为代表的政治权力便存在某种冲突”，“并且招聚门徒、定期集会，这在高度极权的政治权威眼中是项危险的威胁”[74]。而王守仁这次竟是在未经朝廷批允的情况下私自返乡的途中病逝。这就被指为“擅离职守”。嘉靖八年二月，根据吏部会廷臣议出的结果，世宗最终令“恤典俱不准给，都察院仍榜谕天下，敢有踵袭邪说者，果于非圣者，重治不饶 ”[75]。由于廷议是时任吏部尚书桂萼所主持，桂萼在王守仁卒后却“极言丑诋”[76]。就以桂萼与张璁的关系，薛侃等人归怨于张璁“渐生衅端”。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却非张璁一人所左右。后在嘉靖十三年，张璁在世宗面前批评桂萼、方献夫、黄绾未能以大局为重。[77]所以，无愧于人的张璁对王门薛侃没有防范之心。魏良弼（1492-1575）晚年也吐露出对报复张璁之事的悔恨心声。[78] 薛侃等人既然归怨张璁，这就让痛恨张璁、彭泽的夏言与他们之间的互相利用变得理所当然。王门弟子有任职言官者，如唐愈贤、朱廷立、魏良弼等人。而夏言以前就有过十余年的言官经历，他在言官群体中显然积累有人脉资源，如此也不难理解言官在该案中地活跃。即使到了嘉靖十一年（1532），仍有身为言官的王门弟子冯恩（1491-1571）借彗星再次出现而上疏攻击张璁、汪鋐、方献夫为三彗，同时赞颂夏言“将来缓急得力，亦一救时宰相也”[79]。冯恩的上疏动机较为复杂，师门之怨夹杂着反改革等因素，但其幕后是有着夏言的存在。嘉靖十四年（1535）六月，冯恩被谪戍广东雷州。《国史唯疑》有载：徐阶“自江右督学改宫僚，赖冯恩力。冯时谪戍，过南昌，代都御史何某草疏达夏桂洲，因被内擢，跻台辅”[80]。徐阶是冯恩的同乡好友。因冯恩向夏言的推荐而改善了徐阶（1503-1583）的政治命运。不过，在王学党人中，冯恩与夏言的交情还是比不上薛侃，薛侃与夏言有着同年与同事之谊。夏言老家在江西广信府贵溪县，薛侃与江西也是颇具渊源，他师事王守仁时就长期在江西生活。其同门欧阳德、邹守益、魏良弼等都是江西人，江西籍的王守仁亲传弟子至少有300人。[81]薛侃有兄弟六人，长兄薛俊（？-1524），字尚节，号靖轩，正德十年至嘉靖二年间，一直在江西广信府玉山县任职学谕。[82]薛侃之侄薛宗铠，从嘉靖二年至嘉靖三年（1524）七月，就在夏言老家贵溪县担任县令。[83]据薛侨夸奖薛宗铠在贵溪县的政绩时说：嘉靖四年，薛侃“北上，道经贵溪，父老迓问，泫下不能止”[84]。此时，夏言因丁母忧身在家乡，薛侃此番在贵溪县所作停留，拜访何人？薛侨在文中没有交待。当然，在他们所构建的话语体系中是不会轻易留下不利于己的文字记录，甚至还不惜刻意篡改事实。据嘉靖《潮州府志》载：薛侃“登正德十二年进士，授行人”[85]。而薛侨所撰《中离公行状》却说薛侃中进士后就直接告归跑到江西玉山县居住在薛俊的官邸里，授行人一职是在正德十六年后。[86]清修《明史》也依葫芦画瓢，写道：“世宗立，侃授行人。”[87]这莫非是《府志》有误不成？然而，在王渐逵所撰写的《薛中离先生墓志铭》中，则明确有言：薛侃“登进士第，授行人司行人。复归，获依亲之命，因就养于靖轩之官邸。”[88]这位王渐逵（1498-1558）与薛侃是同年进士，有着亲身经历。他对撰写墓志铭的缘由说道：薛侃“次子宗釜以行状来青罗山求余为铭，余与公为同年，又同道同志也，弗可以辞，乃为之铭”[89]。《薛中离先生墓志铭》就由《中离公行状》删削而成，但王渐逵还是纠正了薛侨所谓“行人授于正德十六年后”之说。而夏言就是在正德十五年十月调离开行人司，薛侨却有意错开了薛侃授行人的时间，也就隐匿了薛侃与夏言的同事之谊。如果他们之间真是光明磊落，薛侨就不至于使用这种低劣的手法。薛侃与夏言的关系以及在王门的地位均非冯恩可比，亦可知薛侃与夏言之间的勾连。 而从王门弟子的讲学活动来看，朝廷的禁令是雷声大雨点小，“总的来说，当时的学术风气还是相对比较宽松自由的”[90]，王门并无受到多大的影响。就此看来，王学党人为了报复而不惜设局倾陷他人，也离不开外人地煽风点火与主动配合。在成功制造了薛侃案后，薛侃的知名度得以大幅提升，在王门更受尊崇。而夏言也是获益非浅，当世宗在处置了为夏言“鸣不平”的言官张寅之后，九月十八日，就将“可怜的受害者”夏言升任为礼部尚书。 四、其它“特定文本”中的薛侃案 在清楚了薛侃案的真相之后，我们仍然有必要对特定群体直接或间接所生成的其它文本作番了解。嘉靖二十五年，薛侨为病故的薛侃撰写了《中离公行状》。薛侨（1500-1564），字尚迁，号竹居。嘉靖十八年，夏言曾将薛侨等数名亲信提拔为东宫辅导官，但被世宗责令各还原职。当时先后就有礼科给事中周珫与南京浙江道御史杨逢春弹劾薛侨等人“各不职”与“人品邪佞” [91]。薛侨是否邪佞？就从他所撰写的《中离公行状》来看，此人确不诚实。相比《廷鞠实录》，《中离公行状》描写薛侃案的文字并不算多，但添油加醋之处却是不少。《行状》云： 先生之心，譬则水云，坎止流行，未尝有滞焉。素抱忠爱之志，欲复旧典，早定皇储以安天下。有疏草为太常卿彭芝田见之，岁辛卯，将疏归，彭来顾，曰：“前疏进否？”先生曰：“未有机会，不可。”越日，彭复来，曰：“予昨见张罗峰，备论焉。罗峰谓中离名士也，稔知高谊。皇上有此意，劝之进。”先生曰：“诺。吾将进矣。”彭曰：“草幸借观。”遂袖而去。即晚，先生令取回，彭抄讫付还。他日复来，曰：“盍进乎？”先生曰：“此草愿有见教。”彭曰：“善哉。疏一字不可易也。”越日又来，促曰：“宜进而久不进，何也？”先生曰：“予每上封事，必斋戒沐浴，积诚数日而后举重告君也。”彭曰：“国家大事，君相徯志，会逢其适，不可缓也。斋沐数日，子其迂乎！宜亟上。”先生为人至诚，因劝之力，遂上焉。归过南野欧子，视以草，南野曰：“吾不许也。可静俟。”[92] 以上所言将彭泽首次见到《复旧典以光圣德事疏》的时间推到嘉靖十年之前。嘉靖十年（1531），彭泽又先后四次到薛侃家里催其上疏，总共达到了五次。而《廷鞠实录》描述薛侃与前来看望他的彭泽议及时政之大在于储贰，是在嘉靖十年闰六月中。后来彭泽在闰六月二十五日晚上到薛侃家“袖本而去”，总共不过两次。相比之下，薛侨在《行状》中增添了三次，刻意营造出一种彭泽急于倾陷夏言的假象。自作聪明的薛侨还说彭泽拿走的疏草就在当天晚上抄讫付还，想要以此证明后来彭泽所使用的并不是许四本。为了进一步强化是张璁、彭泽谋划了薛侃案，薛侨在《行状》写道： 越日，诏下，令司礼监会同内阁九卿科道锦衣法司廷鞠。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观者凛焉。辅臣张罗峰首问曰：“这本是谁做的？”先生曰：“某自做的。”张曰：“谁教你进这本？”先生曰：“老先生教某进。”张愕然失色，曰：“你何时见我？我如何教你进？”先生曰彭芝田云。时皇上御奉天门躬听断，内使奏其言，赍驾贴拿彭。彭至，周章色变，首诬少詹夏公桂州，次诬光禄卿黄致斋，次诬给事中孙与曹、编修欧阳南野，谓同见此本。内使奏，奉旨俱拿问。问官以诘先生，先生曰：“进后惟欧见之，余皆莫之知也。”各官至问，如先生言。彭强辩夏教先生进本，各加刑焉。张密遣人谕先生曰：“圈套已成，即言是夏某，你可无事矣。”先生义不答，然莫知所以也。 由上述文字来看，薛侃在审讯时开口即答称是张璁教他上疏。彭泽到场后则一直强调是夏言教薛侃进本。《行状》指责彭泽“首诬少詹夏公桂洲，次诬光禄卿黄致斋”。事实上，光禄卿黄宗明的确见过稿本，但薛侨却倒打一耙说是彭泽在诬陷黄宗明。并说张璁秘密派人跟薛侃讲“圈套已成，即言是夏某，你可无事矣”。竟然编造出张璁事先策划圈套的重要“证据”。为了圆谎，薛侨真是不惜制造更多的谎言。他继续写道： 连日刑究，先生无易词。张问曰：“此本交通者谁，主使者谁？必须明言。”先生曰：“为臣只知尽忠，旧典可复，则宜陈复。生平所学何事，奚待交通？奚待主使？”皇上乃出张辅臣密进揭贴，言本疏系夏草，付先生写进，并謄一草作为夏笔，俱会廷臣研真伪。司寇汪诚斋阿附辅臣，指草面“奏”字，飏言曰：“此奏字是夏某笔划。”众环视莫敢言。惟司徒梁俭答曰：“远看似，近看不似。”汪大恣罗织，意欲锻炼以成其狱。问先生曰：“这本是夏某的。你认了罢。何苦受刑？”先生曰：“明有君父，幽有鬼神，头可断，此心不可欺！是夏某而诬为非，是欺君父也；不是夏某而诬为是，是欺本心也。”郭武定笑曰：“好道学。”先生曰：“某无所谓道学，但某平生所存，只有这个不欺！”汪曰：“谁说这本不是夏某的，我即与他拜城隍。”先生正色斥之曰：“何所凭据？敢誓城隍。”众皆辣然。汪面赤若无所容，乃曰：“这本草是谁写的？”先生曰：“家人许四写的。”即拿许四至，如先生言。汪令加刑研究，说：“这本是夏某的，付你家主謄过，如何不认？”许四受刑晕死复苏，对曰：“家主从幼读书已中金榜，不能做本，尚假他人？此理可推。”乃示之草，令许四抄写，至数字许四掷笔不写。问其故，对曰：“此草不是家主与彭看的。”内使强之写完，许四拍桌噉曰：“我头砍了，我亦不写！此本不是我字，如何教我写？”又吊门簿，夏有三月不相见，惟彭则频登记，众皆了然。张问彭曰：“前本草是谁的？”彭见证佐问实，乃曰：“是彭某抄过的，送老先生看。”张知其欺诳君上，惧祸及，骂彭曰：“我初以你是为国，你今乃是欺国。”由是彭益慌，语言益乱。汪又曰：“彭某说这本草在朝许多官员都见，你如何不逐名供报？”先生曰：“圣明在上，疑有蒙蔽，乃躬行廷鞠，正欲大明此狱，以昭示天下后世。如此锻炼罗织，必要举朝缙绅一网而尽之，非圣世美事也。某不敢诬他人以欺此心，惟有一死尔。千罪万罪，某则当之。”内使奏此言，上已得其情矣。汪进供词，仍备述彭言，而先生之言多削不录。皇上益疑，命内使曰：“朕已照破，但语言不一，难做招词。”内使奏曰：“此狱若要归一，须着张少傅勿预问方可。”旨出而张始退。汪乃不敢阿曲，从实以闻。 先生正气独立，百折不回，刑虽屡加，毙而复苏，然一言一字，始终不易。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先生以之。连鞠数日，每一入朝，风霾辄作，忠良叹服，以为精诚感格，观者罢市，莫不寒心，皆为先生危，不逮兵卒，亦啧啧以真铁汉称之。仰惟皇上睿秉离明，洞烛几微，大奋乾刚，毅然独断，手敕下颁，辨别情状，处分得宜。张回籍省改，彭谪戍，先生编民。余被逮诸臣俱复职。朝野臣民，翕然胥庆。时当夏久旱，沛然大雨，人称为洗冤水云。两京有备述其事为野史以传四方者，然后知为吏侍之缺，彭惧用夏而不用己，谋借此以陷之尔。彭乃张之腹心，故与为谋也。 《行状》认为是彭泽想当吏部侍郎而谋借薛侃之疏以陷害夏言。在《行状》所讲述的辨字过程中，是汪鋐指着稿本上的“奏”字说是夏言笔迹，并说稿本就是夏言所写。当遭到薛侃的斥责后，汪鋐问：“这本草是谁写的？”前已取回许四本的薛侃居然答称：“家人许四写的。”《行状》还增添了门簿作为彭泽频繁前往薛侃家的证据，说夏言“有三月不相见，惟彭则频登记”，再次强调彭泽事前的异常举动。并以“许四受刑晕死复苏”、薛侃“毙而复苏”这类经受酷刑考验的情节来提高可信度。《行状》又指责汪鋐想将举朝官员一网打尽，而《廷鞠实录》则说是张璁欲“空人之国”。薛氏兄弟都有意将查明真相与空人之国混为一谈，其实当时朝廷的人事格局是嘉靖革新的组织保障，张璁也不可能自毁长城。薛氏丑化张璁、汪鋐，不仅遮掩了案件真相，也渲染、形塑了“素抱忠爱之志”的薛侃是位为国家朝廷而不怕牺牲的英雄人物。如万历《杭州府志》的作者据此就认为：“彼岂私一贵溪也哉？明国是也。”[93]为薛侃与夏言的关系开脱。可见，薛氏文本数百年来蒙骗了不少以讹传讹的历史编纂者。 特定群体除了撰文之外，他们也有以口述的方式对外讲述薛侃案，不过，这应该是难以避免的，有时候熟人相见就不免会问起。在当年案后，薛侃曾买小船出潞河相遇于项乔，项乔就拜访了薛侃，因嘉叹其忠。项乔（1493-1552）是浙江温州府永嘉县人，字迁之，号瓯东。项乔之才堪称“经文纬武”[94]，却“为人心事洞然无城府”[95]。值得一提的是，项乔在十七岁那年曾在张璁家读书，他和张璁有着同乡与师生之谊。项乔成年后又与王门的欧阳德、戚贤、罗洪先等人有着深厚的交情。项乔说：“某平生鲜交游，未能周知天下士，执事之外，则得欧南野教益居多。”[96]欧南野即薛侃同党欧阳德。由于项乔深受欧阳德的影响，又在第一时间相遇于薛侃。项乔在《瓯东私录》中谈及薛侃案时说：“薛侃当圣上春秋鼎盛，前星未耀，具疏请育王子于宫中，此岂非举世所不敢言者。初彭少卿泽阴将其稿呈夏桂洲，夏韪之。疏闻，圣怒，廷问必求主使。”[97]项乔在此处所说的“夏韪之”，不会只是出于凭空想象，显然是听闻于薛侃、欧阳德等人。这种对薛侃案的不同解释，虽然无损于薛侃，却不利于夏言。或许这也是夏言授意薛侃撰写《廷鞠实录》的因素之一。 如果说项乔之言不可尽信。那么，叶权在《贤博编》里记载有另一版本的薛侃案，则明确声明“此事余在天真闻之范半野先生”。“天真”就是指薛侃建造于嘉靖九年的天真精舍，天真精舍又称之为天真书院。范引年曾经主讲天真书院，范引年，字兆期，号半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系王守仁亲传弟子。范引年在天真书院所讲述的薛侃案被当时的游客叶权收录进《贤博编》。《贤博编》的作者叶权（1522-1578）是南直隶徽州府休宁县（今安徽省休字县）人，字中甫，号沙南。此人平时喜欢到各地旅游，天真书院就是他的游历地之一，《贤博编》对薛侃案的记载如下： 薛主事侃，号中离，广东人。尚气节，阳明先生高弟也。嘉靖十余年间，上未有皇嗣，薛据《祖训》草奏，请择亲王子育宫中，俟皇嗣生，却归藩，草成未上。同年友编修彭某，倾险士也，党于张罗峰。时过薛，出草示之，且求点撺。彭曰：“意甚好，仓猝未可增损，请持归细观之，上未晚。”薛不疑，遂与草去。彭持草竟诣张，张方不乐夏桂洲，得草大喜，因为誊正奏之，将并中夏。上震怒，谓薛通藩窥伺，敕锦衣逮捕，会多官廷鞫。上服朱衣，坐便殿，命且不测。薛被拷，慷慨辩论，言：“臣具草，未敢奏，以示彭某，彼实誊上之。”就班中拽彭，并掠治，彭懵地。张遂大言：“侃小臣，未应敢尔，当是大臣主使为之。”且言且目夏。薛知张意，因曰：“幸宽臣刑，待臣拜命，即招主使者。”张令弛刑。薛叩头毕，大呼：“太祖太宗皇帝鉴临，张孚敬令臣为稿，将有所中伤，不知其他。”夏既得白，大骂孚敬奸臣，倾危善类。小黄门入奏，上起更黄衣。有旨：张不问；夏骂朝失仪，以尚书致仕；而薛与彭俱得谪戍。自是，上遂注意于夏而薄张矣。时薛有老奴，亦拿被拷，词气不挠。向稍移易他指，死必矣。此事余在天真闻之范半野先生。[98] 《贤博编》所说的薛侃据《祖训》草奏被谪戍、夏言致仕明显有误，或许这些只是范引年有意要在听众面前为薛侃、夏言博取更多的同情。在范引年所讲述的薛侃案里，薛侃有着“慷慨辩论”的才能与机智的应变能力，夏言骂朝制造声势配合薛侃，两人一唱一和完全占据了上风。而彭泽与张璁却是一派无奈。双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范引年不会说破其中的奥妙，但是可以看的出来，一方是心知肚明稳操胜券在表演；另一方只是中了圈套后的被动反映。 从上述文本中的薛侃案可见，相互之间也是有着差异，薛侨撰写的《中离公行状》几乎就是谎言累累，相比之下，范引年所述更加接近真相。而《瓯东私录》的作者项乔由于对欧阳德、薛侃两人是敬重有加，当然也就相信了他们的话语。只不过项乔的身份比较特殊，特定群体只会跟他讲述不尽相同的薛侃案。但《瓯东私录》的流传极为有限，项乔短短的一句话也难以引人注目。总之，特定群体所构建的“薛侃案”主导了历史的书写，历史真相也就被深深地淹没。 五、结 论 张璁认为不应以违礼的旧例而废礼。[99]“皇上之入继大位也，以伦序也，遵《祖训》也”[100]。最终张璁等人取得了大礼议的胜利，继统不继嗣的明世宗以其该有的独立姿态君临天下，君臣合力开创了嘉靖革新的时代。但如果明世宗无子，显然应当以身作则，否则就会严重影响大礼结论。这无疑是张璁所关注的。既是如此，黄直、王禄等人的建储疏就会给张璁造成压力，当时就连张璁的长子张逊志也为此忧虑，张璁说：“初，予请立九嫔，宿戒告天，乃上疏。儿赞曰：'日望在兹。’”[101]在张逊志的期盼下，张璁上《请广储嗣疏》。后来张璁又言：“今日圣天子嗣续蕃衍，国本永固，诚吾儿所心愿也！”[102]可以看的出来，张璁绝不可能会指使彭泽催促薛侃上建储疏。张璁也浑然不知王门薛侃等人的怨恨与算计。 薛侃等人谋划已久，他们企图用表达建储主张的《复旧典以光圣德事疏》来吸引张璁的注意力。嘉靖十年闰六月，彗星的意外出现使得薛侃等人决定立即启动报复计划。此时薛侃就向好友彭泽下手，因为彭泽是张璁所信任之人。薛侃先将许四謄写本当作夏言稿本一再纠缠彭泽，于是这份所谓的夏言稿本就被彭泽送至张璁手中，就在张璁进揭贴后，薛侃上《复旧典以光圣德事疏》。当审讯中的薛侃反咬是张璁指使彭泽促他上疏时，张璁此刻已是身陷僵局，若要证明自身的清白，就只有寄希望于鉴别稿本字迹。然而，字迹辨认的结果却与张璁、彭泽之前所言的夏言“草此本付侃”不符。因此张璁、彭泽被指为污陷夏言。而薛侃等人的报复行动并没有就此止步。在审讯结束后，薛侃同党唐愈贤、朱廷立等言官接连弹劾张璁等人，他们乘胜追击，形成了推波助澜的舆论攻势。不过，张璁有着自身的特殊影响力，世宗让张璁致仕以避人言。尽管世宗被薛侃案所蒙蔽而误会了张璁，但他仍然给予了张璁极大的宽容和尽可能的保护，在张璁致仕后，世宗仍不忘将银两等物品两次赏赐予已远离京城的张璁，招回后又晋其为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进一步强化了张璁在内阁的地位。而王学党人却仍然伺机报复，他们的所作所为，“本质上就是朋党”[103]，前后一系列的报复行动也招致了王门党祸。 后来，薛侃命弟子叶萼撰写《廷鞠实录》将案发动机归于：“后方知徐偃西去，缺少宰，圣意在言，少傅以言有宠，不得自操铨权，意在用泽，谋借侃之疏以倾之。”不过，此说与薛侨所撰《中离公行状》显然不同。尽管薛侨不惜凭空捏造罪证抹黑张璁。但他还是将案发动机归于：“然后知为吏侍之缺，彭惧用夏而不用己，谋借此以陷之尔。彭乃张之腹心，故与为谋也。”两文所言虽然都是为了圆谎，但从中亦可见《廷鞠实录》的撰写主要是迎合了夏言的需求而已。除了薛氏等人所撰文本外，特定群体还通过口述的方式讲述薛侃案，当这些文本与口述内容在被他人传抄采录之后，也就形成了散见于一些典籍中所记载的薛侃案。例如，清修《明史》也采其说。有时候历史就象一张假币，表面上所看到的只是利益者刻意营造出来的东西。正如伯伦汉所言：“以恶名加诸敌仇，将好事引为己出，是皆人情之常。……未料及其赝造竟得垂诸久远，使后人莫辩真伪者，诸如此类之例，其多实难以枚举也。”[104]薛侃案只是王学党人联手夏言针对张璁所实施的系列报复行动之一。当深埋于历史数百年的案件真相水落石出之时，我们理应要客观、公正地去看待该案中的历史人物，对待史料更要保持着应有的警惕。 注释： [①]叶萼：《廷鞠实录》，薛侃撰，陈椰编校：《薛侃集》附录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07页。 [②]叶萼：《廷鞠实录》，薛侃撰，陈椰编校：《薛侃集》附录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05页。 [③]薛侨：《中离公行状》，薛侃撰，陈椰编校：《薛侃集》附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26页。 [④]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奏疏》卷一《正典礼第二（附：大礼或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25页。 [⑤]田澍：《正德十六年——“大礼议”与嘉隆万改革》，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8页。 [⑥]沈德符撰，杨万里点校：《万历野获编》卷七《内阁一·星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6页。 [⑦]梁章钜：《浪迹续谈》卷五《张文忠公》。 [⑧]田澍：《正德十六年——“大礼议”与嘉隆万改革》，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30页。 [⑨]黄绾撰，张宏敏编校：《黄绾集》卷二十《寄罗峰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61页。 [⑩]《明世宗实录》卷九十，嘉靖七年七月壬午。 [11]《明史》卷一百十四《后妃传二》，岳麓书社，1996年，第1853页。 [12][13]《明世宗实录》卷一百十五，嘉靖九年七月戊子。 [14]《明世宗实录》卷一百十八，嘉靖九年十月壬戌。 [15]《明世宗实录》卷一百十八，嘉靖九年十月壬戌。 [16]《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二，嘉靖十年二月庚辰。 [17]《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三，嘉靖十年三月丁亥。 [18]薛侃撰，陈椰编校：《薛侃集》卷四《复旧典以光圣德事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78页。 [19]朱元璋：《皇明祖训·法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64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179页。 [20]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奏疏》卷一《正典礼第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35页。 [21]霍韬：《赠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恭襄前少师王公神道碑铭》，单锦珩辑校：《王琼集·附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6页。明武宗喜好嬉戏，行事荒唐。早在正德二年八月即从乾清宫迁至“豹房公廨”长期居住。他不仅豢养义子，还搜罗妓女、寡妇、他人之妻、孕妇等各色妇女于豹房。以致先后有人上疏要求武宗革义子、择宗藩子弟预养宫中。钱宁等人却与宁王朱宸濠相勾结，“为异日地，已阴许取濠世子为东宫矣，故濠势日横”（《明武宗实录》卷之一百七十四，正德十四年五月丙辰）。正德十二年，武宗欲巡边，命礼部尚书李逊学等廷议建储居守。时任兵部尚书王琼言：“斯议也，古则有之。我朝有《祖训》在。”“此语一出，众默然。吏部侍郎王鸿儒曰：'远谋也，匪夷所思耳。’大学士梁储曰：'预建储议，邪谋也，不可听。’乃罢议。是时宸濠阴交贼臣朱宁，谋入宁世子司香太庙，朝臣阴主焉。”（霍韬：《赠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恭襄前少师王公神道碑铭》） [22]乾隆《任丘县志》卷九《人物上·李时》，《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48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97页。 [23]《明世宗实录》卷一，正德十六年四月癸卯。明武宗是明孝宗的长子，当明武宗在无子嗣无亲弟的情况下病亡后，就造成了孝宗-武宗一脉的断绝。明孝宗朱祐樘是明宪宗的第三子，明宪宗的第四子是兴献王朱佑杬。明宪宗生有十四子，长子、次子皆早夭。在孝武一脉继绝后，依照《祖训》的伦序原则，帝系就转移至排行第四的兴献王一脉。由于此时兴献王朱佑杬已薨，当由朱佑杬独子朱厚熜继承皇位。 [24]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七，台湾国风出版社，中华民国五十四年，第191页；许重熙：《宪法章外史续编》卷二。 [25]沈德符撰，杨万里点校：《万历野获编》卷四《宗藩·论建藩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4页。 [26]陈恩林：《关于周代宗法制度中君统与宗统的关系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 [27]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奏疏》卷一《正典礼第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35页-36页。 [28]《谷梁传》，文公二年。 [29]《礼记·射义第四十六》，中华书局，2017年，第1207页；张璁：《张璁集·奏疏》卷一《正典礼第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35页。 [30]张璁：嘉靖《嘉靖温州府志·序》，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 [31]薛侨：《中离公行状》，薛侃撰，陈椰编校：《薛侃集》附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25页。 [32]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与霍兀崖宫端》。 [33]《明世宗实录》卷八十九，嘉靖七年六月乙卯。 [34]《明世宗实录》卷七四，嘉靖六年三月辛丑。 [35]据夏言女婿吴春撰写的《夏桂洲先生年谱》所述，“时，谏官以议礼不合，上干圣怒，重被廷杖，谴责先生，至是以忧去获免。”（《夏桂洲先生年谱》，夏言：《夏桂洲先生文集》卷首，明崇祯十一年，吴一璘刻本）夏言丁母忧时在嘉靖三年五月，后在嘉靖七年五月抵京入朝，六月升礼科左给事中，九月升兵科都给事中。闰十月，奉命前往山西勘事，至嘉靖八年二月事终还朝。 [36]嘉靖七年闰十月，夏言奉命前往山西处理潞城之变的善后事宜。张璁后来有言：“初山西潞城之变……卒复因桂萼之说，用给事中夏言查勘。”（《张璁集·奏疏》卷八《乞休陈时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230页）这就是说嘉靖七年是桂萼推荐夏言查勘山西。嘉靖八年八月，有行人司副岳伦弹劾张璁、桂萼“纷更旧章”，并言：“杨麒，萼之乡里也。今周时望出，而胡森入，是文选非萼党则璁党，文选官尽出璁、萼之门矣。至六科十三道，则夏言、李鹤鸣、敖铖等朝夕与谋，出入门下。”（岳伦：《请奋乾断戮奸党以清仕途疏》，《怀安县志》卷九《艺文志》）由于岳伦之言涉及夏言，夏言因此上疏辩解。接着御史吴仲又上疏劾奏夏言阿附权奸，夏言又再疏申辩，最终保住了官职。尽管岳伦、吴仲所言不免夸大其词、危言耸听，但夏言依附桂萼之说却非空穴来风。再者，在明代官场，“江右士大夫皆讲乡曲之谊。”（于慎行：《谷山笔尘》卷四《相鉴》）这种地域风气对出现“朝士半江西”的现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环境如此，桂萼作为江西籍官员恐难免俗，提拔或任用几位江西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夏言的家乡贵溪县正与桂萼家乡安仁县接壤，今同属于江西省鹰潭市。反观严嵩的家乡分宜县与夏言家乡贵溪县直线距离相隔了230公里以上，清修《明史》竟称：“嵩与言同乡”，严嵩“始倚言，事之谨”。所以，从明代江西官员群体盛行乡里之谊而言，夏言附于桂萼之说也是可信的。 [37]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卷三《夏言》。 [38]以上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摘自叶萼撰《廷鞠实录》，陈椰编校：《薛侃集》附录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94-408页。 [39]叶萼：《廷鞠实录》，陈椰编校：《薛侃集》附录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94页。第二节中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出自叶萼《廷鞠实录》。 [40]薛侃撰，陈椰编校：《薛侃集》卷七《薛东泓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57页。 [41]薛侨：《中离公行状》，陈椰编校：《薛侃集》附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25页。 [42]黄直：《祭文》，陈椰编校：《薛侃集》附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70页。 [43]《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七，嘉靖十年闰六月乙巳。 [44]朱厚熜、张孚敬：《谕对录》卷三十一，嘉靖十年闰六月二十八日。 [45]朱厚熜、张孚敬：《谕对录》卷三十一，嘉靖十年闰六月二十八日：张璁言：“臣谨按《左传》，齐有彗星，齐侯使祷之，晏子曰：'无益也，祗取诬焉。天道不谄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损？’” [46]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文稿》卷一《奉敕撰<明伦大典>后序》，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378-379页。 [47]薛侨：《中离公行状》，陈椰编校：《薛侃集》附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26页。 [48]《夏桂洲先生年谱》，夏言：《夏桂洲先生文集》卷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十一年吴一璘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集部第74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182页。 [49]夏言：《桂洲先生奏议·外集》卷一《出狱陈谢疏》，重庆图书馆藏明忠礼书院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60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582页。该刻本的《桂洲先生奏议》是由吴春重编、薛应旂校正、左镒编辑而刊行。吴春是夏言的女婿，由于委托薛应旂校正，吴春就没有意识到《出狱陈谢疏》的日期而未行篡改。另一种可能就是《桂洲先生奏议》的刊行时间是在吴春撰写《夏桂洲先生年谱》之前。嘉靖二十七年，夏言临斩前写有遗言叮嘱吴春：“今且死矣，身后……诸序并年谱乞借雄笔以赖不朽。”（夏言：《夏桂洲先生文集》卷十六《遗言》，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明崇祯十一年吴一璘刻本）于是，“吴君春遵遗言收存散乱，并著年谱，未竟”（杨时乔：《新刻杨端洁公文集》卷五《刻夏文愍公全集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9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716页）。虽然年谱只有写到嘉靖十年就戛然而止，但吴氏几代人还是为整理、刊行夏言的文集作出了努力。崇祯十一年，吴一璘就将《出狱陈谢疏》改叫《北狱陈谢疏》，日期篡改为“嘉靖十年七月初六日进奉”（夏言：《夏桂洲先生文集》卷十四《北狱陈谢疏》，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明崇祯十一年吴一璘刻本），收入到《夏桂洲先生文集》中，以与卷首的年谱所载时间前后相呼应。 [50]夏言：《桂洲先生奏议·外集》卷一《出狱陈谢》，重庆图书馆藏明忠礼书院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60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582页。 [51]支大纶：《明永陵编年信史》卷二，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四年刻本；雷礼等辑：《皇明大政纪》卷二十二。 [52]如太监崔文为泄心头愤恨，就在蟹背上写张璁、桂萼之名。“世庙见蟹行地，问何物？左右以蟹对，取看，背有字曰：“桂萼、张璁”。迹其故，乃太监崔文所书，谓二人横行也。文谪南京” （姜准撰，蔡克骄点校：《岐海琐谈》卷二《蟹背有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32页）。明人李乐言：“张公孚敬以正佐之，尽革各省镇守内臣，司礼监不得干预章奏，......司礼以下各监局巨珰，见公竦息敬畏，不敢并行并坐，至以“张爷”呼之。……盖自汉唐宋元以来，宦官敛戢，士气得伸，国体尊严，未有如今日者。诚千载一时哉！”（李乐：《见闻杂纪》卷十一）张璁推行的改革如此沉重地打击了宦官势力，“在有明一代中嘉靖朝算是宦官最倒霉失意的时期”（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三联书店，1956年，第27页）。 [53]薛侨：《中离公行状》，陈椰编校：《薛侃集》附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28页。 [54]《夏桂洲先生年谱》，夏言：《夏桂洲先生文集》卷首，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明崇祯十一年吴一璘刻本。 [55]夏言：《桂洲先生奏议·外集》卷一《出狱陈谢》，重庆图书馆藏明忠礼书院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60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582页：夏言哭诉：“陛下曲成之恩同之天地，再生之德加於父母。臣感荷圣慈，惟有痛哭流涕而已，自今以往犬马余龄，皆陛下所赐，非臣糜躯殒身所能为报者也。”“臣甫脱桎梏，神爽昏迷，临章涕泣，莫知所云。臣无任，陈谢请祈，战兢殒越，俟命之至。” [56]这颗彗星在闰六月二十八日夜晚就开始“行扫轩辕北第一星，光芒渐长”（《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七，嘉靖十年闰六月庚戌），至七月初四日已经是“光芒七尺余，尾东北，指扫大尊星”（《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二十八，嘉靖十年七月乙卯）。七月初七日，“入太微垣，扫郎位星”（《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二十八，嘉靖十年七月戊午）。七月二十五日，“彗星行角度尾东南，指扫亢北苐二星。芒渐敛，越三日而没”（《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二十八，嘉靖十年七月丙子）。 [57]陈瑞赞编注：《东瓯逸事汇录》卷二十一《杂志上·天亦无如之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489页。 [58]田澍：《正德十六年——“大礼议”与嘉隆万改革》，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8页。 [59]《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二十八，嘉靖十年七月戊午。 [60]《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二十八，嘉靖十年七月癸亥。 [61]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奏疏》卷八《休致陈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204页。 [62]《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嘉靖十年九月己未。 [63]《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二， 嘉靖十年十一月丁丑。 [64]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文稿》卷五《诰封一品夫人蔡氏墓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449页。 [65]田澍：《正德十六年——“大礼议”与嘉隆万改革》，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6页。 [66]王世贞撰，吕浩校点：《弇山堂別集》卷十一《皇明异典述六·手札不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63-264页。 [67]李思诚：《<张太师世家>叙》，张侃、张卫中辑注：《普门张氏文献综录·张太师世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3页。张璁是嘉靖朝唯一获得三枚银印的文臣，也是嘉靖朝唯一拥有篆刻姓、字银印的文臣。嘉靖六年十月，世宗赐张璁银印二枚以密封奏事，印文曰“忠良贞一”、“绳愆弼违”。嘉靖十年二月，世宗再赐银印篆刻张璁之字一枚，上书“永嘉张茂恭印”六字。在明代历史上，皇帝赐于大臣篆刻有姓、字的银印非常稀少，以往在洪熙朝，明仁宗曾赐杨士奇一枚银印曰“杨贞一印”，赐蹇义一枚银印曰“蹇忠贞”。银印不仅是用于秘密议政的工具，也是证明大臣特殊地位以及君臣特殊关系的信物，篆刻有大臣姓、字的银印更是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 [68]《明世宗实录》卷二百二十一，嘉靖十八年二月乙巳。 [69]欧阳德撰，陈永革编校：《欧阳德集》卷六《家书抄》，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205-206页。 [70]唐愈贤，字子忠，号万阳，湖南辰州府沅陵县人，嘉靖五年进士。朱廷立，字子礼，号两崖，湖北咸宁市通山县人，嘉靖二年进士。魏良弼，字师说，号水洲，江西南昌新建县人，嘉靖二年进士。王应鹏，字天宇，号定斋，浙江宁波府鄞县人，正德三年进士。邹守益，字谦之，号东廓，江西吉安府安福人，正德六年进士。黄绾，字宗贤，号久庵、石龙，浙江台州府黄岩县人。季本，字明德，号彭山，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人，正德十二年进士。 [71]聂豹：《双江聂先生文集》卷四《送彭山季子擢长沙序》。 [72]《明世宗实录》卷九十一，嘉靖七年八月辛亥。 [73]黄绾撰，张宏敏编校：《黄绾集》卷二十三《阳明先生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82页。 [74]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45-48页。 [75]《明世宗实录》卷九十八，嘉靖八年二月甲戌。 [76]《明史》卷一百九十六《桂萼传》，岳麓书社，1996年，第2844页。 [77]张璁在世宗面前批评桂萼、方献夫、黄绾三人时在嘉靖十三年六月。当时张璁身体并不好，正处在丧子之痛中。张璁还担忧大同兵变的招抚处理易产生负面的效仿效应（张璁的担忧不久即应验，第二年，辽阳、广宁、抚顺等地接连出现兵变）。其长子张逊志生前也为大同事而忧心忡忡，后在六月初四日暴卒，张逊志的妻子程氏悼夫呕血继亡。家庭的变故使得张璁悲痛不已，于是连疏乞休，但世宗均不允。世宗说：“卿前已累疏乞退，今日又复为词。想无甚疾，或疑朕耳。”张璁再疏中有言：“第恨三五臣者，托为我辈，滥叨殊恩及至当事又不能同诚。事君如桂萼者，皇上所知，不庸言矣。如方献夫者，昔具疏不上，其志可知。今复懦弱无立，非缓急所赖。昔变词避去，今复异论扰事，非政体所宜。黄绾窃议礼绪余骤进崇阶，人多鄙之。臣初以其一念偶同，不能深察，今果见其反覆诡随，夫为皇上所亲信，而臣称为我辈者，犹如此，他可知矣，能无虑乎。”（朱厚熜、张孚敬：《谕对录》卷三十二，嘉靖十三年六月初十日)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张璁批评桂萼、方献夫、黄绾，也是事出有因，不宜一味放大。《明史·张璁传》却说：“孚敬复上奏，不引咎，且历诋同议礼之萼、献夫、韬、绾等。”这无疑是作者不明薛侃案真相之故而已。值得一提的是，张璁在秉政期间严私门之禁、绝请托之交，显然，他对桂萼任用一些乡人的作法肯定是看不惯的。而方献夫、黄绾也确如张璁所言，方献夫最终未能熬过同门的攻击与拉拢，就选择了致仕而去。黄绾后来却又攻击王学有“空虚之弊，误人不细”（《黄绾集》卷三十四，第657页）。邹建锋就此论道：黄绾“一如其权谋之术多变性颇相合，此犹可见其诡秘狡黠之处，甚可怕也”（邹建锋：《阳明夫子亲传弟子考》，第83页）。可以说桂萼、方献夫、黄绾或多或少是有着一些缺点，但不可否认的是，改革诸臣的团结合作是嘉靖前期革新诸臣关系中的主流。所以，这就给了薛侃等人以遐想空间，误以为是张璁“渐生衅端”在幕后指使桂萼损王守仁。 [78] 姜准撰，蔡克骄点校：《岐海琐谈》卷二《魏水洲论张文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33页：“魏水洲曰：'张罗山为相，当大察事竣，检箧中仅得葛四匹。余居谏院，三疏纠之。嗟嗟！此余少年时事，以今日观之，即三荐其贤，亦不为过。’” [79]《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一百四十三，嘉靖十一年十月丙申。 [80]黄景昉著，陈士楷、熊德基点校：《国史唯疑》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65页 [81]邹建锋：《阳明夫子亲传弟子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7页。 [82]饶宗颐：《薛中离年谱》，陈椰编校：《薛侃集》附录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03页、第521页。 [83]薛侃撰，陈椰编校：《薛侃集》卷七《薛东泓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56页。 [84]薛侨：《东泓公行状》，陈椰编校：《薛侃集》附录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66页。 [85]嘉靖《潮州府志》卷七《薛侃传》，陈椰编校：《薛侃集》附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45页。 [86]薛侨：《中离公行状》，陈椰编校：《薛侃集》附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22-423页：薛侃“登进士第，年三十有二也。先生自谂曰：'仕以行道，吾斯未信。’乃告归，获依亲之命，过怀玉，时太宜人就养靖轩公官邸，先生居数月......辛巳（1521年，正德十六年）冬，过越，适阳明公丁外艰，先生拉诸同门聚于会稽书院，讲学数月，不忍去京邸，而科道已选授行人”。 [87]《明史》卷二百七《薛侃传》，岳麓书社，1996年，第3017页。 [88]王渐逵：《薛中离先生墓志铭》，陈椰编校：《薛侃集》附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35页。 [89]王渐逵：《薛中离先生墓志铭》，陈椰编校：《薛侃集》附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37页。 [90]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2004年3月第2次印刷，第45页。 [91]《明世宗实录》卷二百二十四，嘉靖十八年五月戊辰。 [92]薛侨：《中离公行状》，陈椰编校：《薛侃集》附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25-428页。以下独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中离公行状》。 [93]万历《杭州府志》卷六十六《薛侃传》，薛侃撰，陈椰编校：《薛侃集》附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47页。 [94]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卷十四《故侯》。 [95]凌迪知：《万姓统谱》卷六十九。 [96]项乔撰，方长山、魏得良点校：《项乔集》卷五《于戚南山掌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308页。 [97]项乔：《瓯东私录》卷八《杂著外篇》，今温州图书馆藏玉海楼抄本；项乔撰，方长山、魏得良点校：《项乔集》卷八《杂著外篇》，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558页。 [98]叶权：《贤博编》，《贤博编、粤剑编、原李耳载》，中华书局，1987年版，1997年第2次印刷，第28-29页。 [99]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奏疏》卷一《正典礼第二（附：大礼或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25页：张璁言：“以经议礼，犹以律断狱，则凡历代故事，乃其积年之判案耳，苟不别其异同，明其是非，概欲以故事议礼而废经，犹以判案断狱而废律也。” [100]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文稿》卷五《奉敕撰岳怀王墓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443页。 [101]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文稿》卷五《长儿中书逊志墓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452页。 [102]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文稿》卷一《<静修子集>序》，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386页。九嫔之中的杜氏所生皇子朱载垕后来登基继位，是为隆庆皇帝明穆宗。从长远来看，张璁请广储嗣的建议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03]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49页。 [104][德]伯伦汉著，陈韬译，胡昌智、李孝迁整理：《史学方法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22页。 附录： 廷鞠实录 叶萼题语 先师居罗浮，迁西湖之永福寺，时嘉靖甲辰岁也。夏桂洲居首相，修实录，索此入纂，故备述之。 是难也，兆于孚敬，胎于夏言，而成于彭泽乎！先是先师疏上，明正学、复古制、倣古更化、儒臣从祀、办世主学术，悉见纳。孚敬虞新进之分其宠也，迨少宰缺，上意用言，又虞并肩之夺其宠也，冀以泽易言，宠以党而可固矣。泽迎孚敬意，谋倾言而沮侃，假孚敬风旨，促师上《复旧典疏》，又捏言交通王府，乃草此本付侃，伪写一通，作侃本稿送孚敬。及梁户部诸臣辨字，与所上本不类，令写本许四认非己字，泽语塞，乃曰：“泽将侃稿写过送览。”与前所诬相矛盾矣。难以此解。 实录本文 嘉靖十年闰六月二十八日，上《请复旧典疏》，被旨拿午门前会问，二十九日三次，初一日二次，初三二次，初四日一次（此日独问泽）。 今记其首末词迹之概于左： 时右都御史汪鋐、刑部尚书许赞，缘事未结，少傅张孚敬以二人附己，且素勇攻击，特奏起之，冀成此狱。 二十九日早，侃拿至，文武大臣六科十三道左右立定，鋐奉旨读毕，少傅与尚书提《祖训》一册。首问：“旧典出在何处？”侃曰：“宗人令即是旧典。”曰：“守城王何据？”侃曰：“郕王、荣王皆可为据。”曰：“未尝有守城之称，如何以俗呼为证？”侃曰：“古人皆缘俗为治。”又问：“如何举郡王？”侃曰：“择及郡王，乃得其贤。”少傅曰：“汝奏此本，系何人主使？”曰：“侃自草自奏，安得有人主使？”少傅再三追问。侃曰：“主使即无，商议尝与太常卿彭泽议来。”少傅曰：“怎生议？”侃曰：“他道是老先生知汝有此本，要汝上去。”少傅惘然曰：“汝尝见我来？”侃曰：“不尝见。”少傅曰：“这等怎说我要汝上？”侃曰：“彭泽系老先生亲信之人，他说便是，侃怎生不信？”少傅语塞，乃曰：“汝要上本，如何不来见我？如何不拿来我看？”侃曰：“公事不议私室，若要先拿老先生看，便上不成。”少傅曰：“怎么？”曰：“侃素性是如此。”诸老曰：“汝不要胡说，细细老实说。”侃从头细说一遍，东厂及锦衣卫各录口词进。诸老又曰：“是谁主使？”侃曰：“若定要求主使，即是彭泽。”少傅徐曰：“如此，彭泽用奏提来对。” 侃恐口词传讹，或不达，请纸笔亲写曰：“侃忧病家居，自甘废弃久矣。闻朝廷励精救治，乃起复前来，到京水土不服，时时有病，近病稍愈，感激圣明在上，恐负平生意，以参驳者，给舍之责，弹劾者，御史之责所独也，建白献纳，群臣诸人之事所同者也，是以心有所见，辄陈于上。闰六月中，彭泽来望臣，侃与议及时政之大在储贰，但不知庙堂之上意思如何。泽曰：'此事问不容发，向见罗峰言，尝有人上此疏，发阁下仍封上，不敢票旨。此事小臣犹可言之，大臣自四品而上，避嫌不敢与也。’侃曰：'陈言者小臣之事，行其言者，君相之事也，如此，这本不可上矣。’至本月廿五日，在衙门散俸，泽又来望，不遇，说与家人：'请汝老爷晚到我家说话。’及晚，侃往，亦不遇，道：'在东边吃酒。’乃与他家人说：'汝老爷有话，晚归可顺过我家一讲，我有病，后不得来。’泽就晚至侃家，首问：'汝前本可上否？’侃曰：'向说过已息，必不上矣。’泽曰：'近见罗峰，我说：“闻宫中有喜，有诸？”罗峰曰：“此语得之谁？”泽曰：“闻诸街市。”曰：“未有。”我说：“有人要上此疏者。”罗峰追问为谁，我道是年兄。罗峰再三称羡，且道：“朝廷方亦以宗庙为忧，欲汝上去。”’乃取本来看，看毕，曰：'好，即可上。’侃曰：'要上亦须择日，古人斋戒沐浴以告君。’泽曰：'不必择日，此皆忠爱之言也，庸何伤？’泽袖本而去，曰：'俟夜再观。’次早，遣取，道：'不在家。’乃将旧稿謄写，次日进。侃谨具口词。” 侃又曰：“昔司马温公被召见宋仁宗，奏云：'臣在并州曾疏三事，陛下可还忆否？’仁宗仰而思曰：'莫不欲还宗室为储贰者乎？’温公曰：'臣发此言、自谓必死，不意朝廷开纳。’仁宗曰：'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言耳。’今臣亦愿朝廷开纳。”许尚书曰：“仁宗四十二年天下，汝今如何说此话？” 二次。泽提到，曰：“汝上本，汝好汉自当，怎么扯我？”尚有许多忿詈之言。侃曰：“我说是实事实话。怎么说？”泽曰：“他送本到我家，再三要我与罗峰老先生说，我说：'这是杀身亡家之事，我不与汝说。’后是他要上，干我甚事？”诸老曰：“他拿本汝看，怎么说？”泽曰：“我问这本谁见来，他说夏言见，欧阳德见，朝中士大夫多见，俱劝他上。”夏言即出骂之，泽亦詈之。少傅曰：“汝交通王府，这情有之？”夏言曰：“汝取潘氏，交通王府。”给事中孙应奎曰：“罗峰老先生，汝既有干，当回避。”少傅曰：“这事问不得，请朝廷亲问。” 三次。上命司礼监太监张佐出会问，众情稍定。张问：“汝甚么人主使？汝细细从头说。”侃细说如前。问泽，泽又扯夏、欧见，又道：“见者尚多，如黄光禄亦见。”光禄出跪。张问侃委实见否，侃曰：“此本去年差在途所草，十月回，尝与见，他道朝廷将有妃嫔之选，此本不宜上，侃乃止。”又问：“夏言尝见此本否？”侃曰：“言不尝见。”问：“欧阳见否？”侃曰：“原不尝见，上本后，晚间乃携此往质之。德曰：'此不言亦罢。’侃曰：'正惧见罪。’德曰：'朝廷顾名思义，想不罪。’”少傅曰：“未肯实说，明日还再问。”是晚与泽下锦衣狱，夏、欧、孙、曹亦被旨下狱。 四次。早吊，盛陈刑具。少傅曰：“今日有旨，专问一事，郡王系何人，主使同谋何人？不说便用刑。”侃曰：“侃狂妄之罪有矣，愿朝廷鉴宥。”诸老曰：“汝说郡王，必有其人。”侃曰：“小臣建言，斟酌施行在朝廷，安得先定其人？”诸老命用刑拶。侃曰：“拶死只是没有。”许尚书、汪都御史从旁戏曰：“好道学、好道学。”侃曰：“我没有甚么道学，我平生只是不欺心。”又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汝何苦如此？”侃曰：“君命怎说此话？”问谁主使。侃曰：“主使并无，只见此本尚有一人，请开拶言之。”释侃，曰：“尝与寺丞陆鳌看来，鳌说：'此本未宜上，可封起。’只此，再无他人。”少傅曰：“郡王为谁？说来不问汝交通罢。”侃曰：“心中原无所指，凭何得说？”命挟。侃曰：“挟死只是没有。”张曰：“没有，如何复命？”侃曰：“有曰有，无曰无，曰无，如何不可复？”张曰：“汝定用说。”侃曰：“如此请《玉牒》出来，就上指一位。”张曰：“岂有此理！”命敲挟。侃忍不得，曰：“这等尝记《大礼书》有一位，当时科道言之，必出于公。”张司礼命依此写进，原道没有，再三命用刑，乃引《大礼书》所载。释挟。问：“夏言尝与同谋否？”侃曰：“数月并不相面，如何同谋？”命复拶，侃号呼曰：“圣明在上，诸老得君，亦干些顺人心、得人情的事，如何为此陷人杀人之事？”命敲拶，侃呼：“九庙之灵昭鉴，此没天理事，侃决不招。”张司礼乃顾少傅曰：“如此想无此情。”乃释挟。又问泽，问夏等，回奏。 五次。吊问。侃曰：“侃与夏言原无相干，亦少往来。”少傅曰：“与汝同年，何无往来？汝与陆鳌看，难道不与夏言商量？”侃曰：“同年自有厚薄。”问欧等，侃曰：“欧阳德委系进后见本，其孙应奎未尝识面，曹汴虽识面，未尝往来，诸人委与此无干。”汪鋐忿其不招，骂以“李士实”。侃曰：“汝拟人必于其伦。”少傅曰：“朝士大夫必多预此事，可逐一说来。”侃曰：“如此，汝欲空人之国乎？”少傅恍然无语，乃出二本稿，认“奏”字同异，莫知所谓。侃骤看说同，细看说不同，诸老俱说同，惟梁户部道：“二字骨格不类。”侃疑有他端，乃曰：“侃本乃家人所写。”张问：“家人名甚？”曰：“名许四。” 六次。问：“汝与夏言事可实说。”侃曰：“今乃知此事全为夏言。”诸老默然。张司礼问：“彭泽如何供他？”侃曰：“泽与嫌隙，去岁升太常时尝劾他来。”张司礼点首。少傅曰：“朝中士夫劝汝上本的，还逐一说来。”追问不已，侃曰：“如此等拜过天地，乃敢言之。”诸老曰：“是谁？”侃曰：“诸老亲戚子弟皆尝预此。”少傅作色曰：“汝说此话吓谁？”侃曰：“我已说过，拜了天地，乃可欺心，不然情词已竭，更何可说？”自此乃不复究。汪忿怒曰：“夏言必有此事，汝不说，与他拜城隍。”侃曰：“老先生此言何据？这等只从老先生口中说出，便是。”汪默然，少顷又曰：“汝有弟薛侨，兄弟岂不商量？”曰：“兄弟岂有不商量，上此本时，舍弟已差出。”曰：“何差？”曰：“差西山勘地。”又曰：“汝广东有一大学问大名望，亦预此事。”侃曰：“老先生何以知之？”又默然。（大学问者暗指湛若水） 七次。张司礼云：“汝事朝廷已知道了，再将实情说来。”侃从头说一遍，请书之，末云：“此疏只侃自草自上，千罪万罪，侃甘自受，与诸臣无干。罗织锻炼，非盛世美事，愿赐开释。”张司礼云：“真是好汉，到这里还不自顾，只为人解释。”随吊许四。“汝写字来看。”许四云：“写甚字？”曰：“写汝老爷官衔来众看。”云：“不象，取纸笔与他通录来进。”许四见本稿不是己字，不肯写，监者勒抑。许四打桌曰：“不是我写的稿，就砍了头亦不写。”乃吊彭泽问：“如何不是他原稿。”泽曰：“我录过送览。”少傅失色曰：“彭泽，汝不是为国，乃误国也。”复命，旨意令用刑。张司礼奏云：“少傅在，难用刑。”旨云：“如此，应教去。”司礼出，至左顺门，少傅迎候。司礼云：“朝廷有旨，令先生勿出。”少傅骇愕失色。宣旨：“彭泽、薛侃供词不一，好用刑，问归一来。”侃曰：“圣明圣明，才写罗织数字，恐触天威，有百棍之责，今如此可见天日。”汪即读泽口词曰：“薛侃送此奏稿，与夏言看，言说：'最好，我亦欲上本，汝进去，我相成其事。’又与欧阳德看，亦称善，又与朝中士大夫看，亦多称善。”侃曰：“一段无一字真实。”汪曰：“难说无一字。”曰：“真无一字。”曰：“如此用上刑。”侃曰：“必须上刑，方见明白。”上拶，泽耐不得，乃曰：“是不尝说。”释拶，又读一段，谓往候几次，一日乃见，称夏言送一风鉴到侃家，算朝廷贵造在今岁，故急急上此本。一闻，骨发俱耸，曰：“彭泽、彭泽，汝受朝廷恩不浅，纵欲害我，何忍出此言？”乃向诸老说：“这一段说命事，有，但不是这等。侃六月内曾往拜他，留饭，饭毕，坐庭上，泽叹声，侃曰：'何叹？’泽曰：'命不好！’侃曰：'汝命系罗峰，罗峰系朝廷，命孰与尔？’因问圣造，泽云：'一作子时，一作亥时。亥时是一日，子时便是两日，然皆大贵造也。’只此止，再无他语，汝今称夏言送算命人，这人姓甚名谁？拿得出，侃甘认罪。”泽无语，乃上挟。泽曰：“是没有，是没有。”回奏朝廷，知侃始终一词，泽言变幻不一，乃将夏、欧、孙、曹释放。大雨，旱久骤雨，人称洗冤水。 八次。此日独吊彭泽出。少傅揭贴称：“夏言草奏付侃上。”彭泽云：“泽原无此语。” 后方知徐偃西去，缺少宰，圣意在言，少傅以言有宠，不得自操铨权，意在用泽，谋借侃之疏以倾之，又欲因逐异己，各随计发，意侃多病软弱，一鞠随声认受，一网打去，不期侃愚不动。大礼大狱二次，忠有守之臣，击去大尽，培植数年，违异不附，赖以复存，国家元气不至萧索，廷鞠之力也。时若下法司，煅扭成狱，虽死无补，况圣断至精，明而且决，三代而下，未有如此狱者也。奉勅，张孚敬回籍省改，彭泽谪戍，薛侃为民，余被逮诸臣俱复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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