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多边贸易和支付体系的形成, 是全球性的结构与进程所产生的结果

个体化需求 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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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贡德·弗兰克是一位风格非常鲜明的学者, 在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当中, 他始终以一名激烈批评者的形象示人。这种情形在学术界并不多见。1990 年代之前, 弗兰克致力于对西方政治经济霸权的批判, 他那时分析和批判的对象, 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1990 年代开始, 弗兰克的研究发生了重大转向,从依附理论转向了全球史。他不再认为资本主义是近现代世界的独有事物, 也不再认为世界各地在1500 年左右才开始连成一体。弗兰克这时转向了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 他所分析和批判的对象, 也变成了欧洲中心论及其在学术研究中的表现。弗兰克在这一新取向下的主要研究成果有二: 一是备受关注也备受争议的《白银资本》( ReOrient: Global Eionomy in the Asian Age), 另外一项即为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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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对于《白银资本》应该已经比较熟悉了, 我们这里看到的《19世纪大转型》即为其延续。在这两项先后问世的研究当中, 弗兰克的工作是一以贯之的: 一是颠覆西方原有的社会及历史理论, 他认定它们充满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与误读; 二是尝试着建构起“ 真实”的世界历史图景, 他认为这需要对世界史做全球性、整体性的考察,而不能仅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关注欧洲的历史经验。这也是他得以位列新兴全球史领域学者的原因所在。弗兰克之前在《白银资本》中断言,1500—1800 年, 亚洲(尤其是中国) 依旧在主导着全球经济, 欧洲不过是一个凭借着美洲出产的巨量白银, 幸运地搭上亚洲经济列车的小角色。弗兰克在本书中进一步修正了他之前的观点, 将东、西方经济实力对比发生翻转的时间点延后到了1870 年。按照他的说法, 大约在此时之后, 东方才衰落了下来, 西方才实现了兴起, 东、西方之间才出现了“大分流”。弗兰克又一次挑战了学术界的“ 常识”, 不过他的新奇观点有其自身的逻辑。

弗兰克对于“大分流” 这一概念的理解, 与彭慕兰等人的理解完全是两码事。简单说来, 按照彭慕兰等人的理解, 或者, 按照学界的一般理解, “大分流” 指的是西方率先进入经济快速发展的工业时代,而世界其他地区仍滞留在经济增长愈发缓慢的农业时代。弗兰克在本书中提到“大分流” 时, 指的则是东、西方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发生翻转, 或者说, 西方取代东方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者。在弗兰克看来,“大分流” 还意味着西方变身为“ 发达” ( developed) 地区, 其他地区则从“不发达” ( undeveloped) 陷入了“ 欠发达” ( underdeveloped)。由此, 我们可以看到, 世界体系式的分析又回到了弗兰克的研究中。它是弗兰克在依附理论时期所倚仗的分析模式, 后来在《白银资本》中曾一度变得踪迹难觅。当弗兰克之前在《白银资本》中, 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依附理论时期的自己也列为批评对象时, 我们还曾以为他已经告别了世界体系式的分析。现在看来, 情况并非如此。

很容易就可以看到, 弗兰克在本书中所探讨的, 是世界多边贸易和支付体系, 而非“现代世界体系”。可是, 我们也应该能够发现, 弗兰克所考察的这个世界多边贸易和支付体系, 背后有着“ 现代世界体系” 的影子。从西方对非西方、发达对欠发达、获利对受损这三组关系来看, 二者之间的相似性非常明显。

不过, 换个角度来看的话, 二者之间的差异性也颇为显著。首先是出现时间。沃勒斯坦和依附理论时期的弗兰克所讨论的“ 现代世界体系”, 出现于1500 年前后, 弗兰克在本书中所讨论的世界多边贸易和支付体系, 则出现在1870 年以后。出现时间的不同意义重大, 整个世界近代史的图景都因此而大不相同, 不再只是西方的兴起和对外扩张了。其次是形成机制。在沃勒斯坦等人看来, “现代世界体系” 的形成和扩张, 是现代资本主义出现和壮大的结果。弗兰克则在本书中主张, 世界多边贸易和支付体系的形成, 是全球性的结构与进程所产生的结果。这样一来, 弗兰克既否定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特殊之处, 也否定了人类历史在1500 年左右出现过断裂。再次是系统结构。“ 现代世界体系” 由“中心”、“边缘” 和“半边缘” 之间的双边关系构成, 在这一体系中, “中心” 依靠不平等的国际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 从“ 边缘” 和“半边缘” 大规模地攫取利益。世界多边贸易和支付体系则由全球各地之间纵横交错的经贸关系构成, 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发达地区, 通过复杂且不平等的多边贸易和支付网络, 从欠发达地区大规模地攫取利益。

尽管有着以上这些显著差异, 我们仍然可以将本书对世界多边贸易和支付体系的讨论, 视为一种世界体系理论式的分析, 只不过, 弗兰克赋予了它一副新的面貌。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我们也许就应该能够明白, 弗兰克为何之前在《白银资本》中对全球经济的“ 中心” 念念不忘, 以至于让不少人误认为他滑向了“中国中心论”。这是世界体系理论式分析模式的特点使然。大体而言, 1990年代之后的弗兰克,虽然决然抛弃了依附理论, 变成了早些时候的自己的批评者, 但并未离开世界体系理论式的分析模式。对于这一分析模式, 我们还应该意识到:

……世界体系理论本身有其应用限度。它是作为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对立面被建构出来的。后者在处理近代以来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时, 持有一种明显偏向西方的价值取向。经典现代化理论将西方界定为“ 现代的”, 将西方以外地区界定为“ 前现代的”,认定后者必然的历史归宿, 就是依照西方走过的道路“ 现代化”。这样一来, 近代以来西方和非西方的不平等, 以及前者对后者的侵占与侮辱, 都被“ 现代化” 这样一种宏大议题掩盖了。世界体系理论就是旨在凸显这种不平等, 并对处于“ 中心” 的西方加以政治经济批判。这也是为什么它被视为一种批判理论的原因。世界体系理论的用武之地, 是展现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 并对处于支配地位的霸权进行批判; 是探讨世界性霸权的兴衰更替,以从“体系” 的角度来分析全球性竞争态势的变迁; 是分析“ 第三世界” 被侵占和侮辱的原因, 继而为其指出改善处境的大致方向。世界体系理论之所以曾在“ 第三世界” 大受欢迎, 主要就是因其所关注和探讨的议题, 正好迎合它们对西方的不满, 以及对自身发展的诉求。弗兰克虽然对世界体系理论大加改造, 使它展现出另外一种全新面貌, 但并未打破其在应用范围上的限度。

传统上, 世界体系式的分析通常被用于批判西方的政治经济霸权,弗兰克在本书中则将之用于批判西方的文化霸权, 具体来说, 将之用于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社会和历史理论。初看之下, 弗兰克在本书中着力探寻的, 是“ 大分流” 出现的准确时间, 不过, 如果我们多做一些思考就会发现, 他想要确定下来的, 是以英国为顶点的世界多边贸易和支付体系出现的时间, 或者换句话说, 西方在全球经济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的时间。弗兰克想借此说明, 之前诸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叙事, 都过分夸大了欧洲在近现代历史变迁中的重要性, 它们实际上遍布着欧洲中心主义所导致的偏见和误读。按照此种逻辑来看, 弗兰克在本书中所提出的那些惊人判断, 某种程度上就可以说得通了。事实上, 按照此种逻辑来理解的话, 弗兰克本书的观点也会变得不怎么新奇了, 因为, 史学界早就普遍地认为, 西方全面压倒世界其他地区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形, 发生在19 世纪后半叶。弗兰克只不过换了一种角度, 将相关看法更具综合性, 也更为明确地表述了出来。当然, 弗兰克对于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的挑战, 不只是延后了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时间, 他还坚定地主张, 西方的兴起并非自身具有的独特之处所致的, 它更多是源于诸多全球性的社会和历史进程, 源于欠发达或低度发展地区的巨大牺牲。这里或许应该再强调一下: 弗兰克这整本书都致力于颠覆以往有关19 世纪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研究和叙事。

接下来, 我们还不得不谈及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世界体系式分析与全球史的关系。之前有一些学者认为, 沃勒斯坦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分析, 也属于全球史的范畴。如果全球史仅指一种囊括全球的历史研究的话, 这种看法无疑是合理的。不过, 全球史在当下史学界更多是指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它主张在全球视野中平等地考察人类社会的过往, 反对以欧洲的历史经验为主来考察和建构“ 世界历史”。可是,沃勒斯坦式的世界体系研究, 恰恰就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这也是弗兰克之前在《白银资本》中, 将沃勒斯坦和依附理论时期的自己, 都列为欧洲中心主义者, 并加以批评的原因。显然, 沃勒斯坦式的世界体系研究, 与新兴的全球史是两码事。

那么, 弗兰克在本书中的世界体系式分析, 是否可以被视为全球史研究的一种呢? 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因为全球史仍属于一种方兴未艾、尚未完全成形的史学范式, 可以用来界定它的领域内研究还不够多。不过, 从全球史领域已有的研究来看, 它通常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在研究中秉持着全球视野( global perspective), 即在全球层面上对一些历史事件追本溯源; 二是对欧洲中心主义的研究和叙事的批评, 即方法论层面上的批判和叙事层面上的修正; 三是对民族国家史学的超越, 即不再将民族国家视为史学研究的当然单位和目的。本书的读者应该很容易看出, 弗兰克此项研究明显具有以上三个特征。就目前的情形而言, 我们有理由将本书列入全球史这一新兴领域。

不过, 本书的研究是否能如弗兰克所愿, 成为理解19 世纪的必要前提呢? 恐怕不能。弗兰克坚定地主张一种整体性的分析, 认为这是理解过去一切的基础,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我们必须首先理解“ 森林”, 然后才能看清“ 树木”。这种主张在逻辑上颇具吸引力, 在现实中却让人无法接受。简单来说, 如果接受了这种主张, 也就意味着我们认定, 在得出对整体的正确认识之前, 无法得出对各个部分的正确认识; 可是, 我们对于整体的正确认知, 也必须通过对于各个部分的正确认识达成。显然, 这种主张会使我们陷入一种尴尬境地: 我们永远无法得到对于整体的正确认识, 也永远无法得到对于各个部分的正确认识; 这也就意味着, 我们永远无法得到任何正确的认识。从绝对意义上来讲, 这种尴尬境地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不过, 我们也不必过分悲观, 因为, 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所追求的, 并非绝对正确的认识, 而是某种相对合理的认识, 或者说,某种更为合理的认识。现实中的情形是, 我们对于各个部分的更合理认识的达成, 促进着我们达成对于整体的更合理认识; 反之亦然。此外, 我们还必须意识到, 我们对于整体和部分的认识是两码事, 它们分别处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 整体是由各个部分直接构成的, 但我们对于整体的认识并不是由对各个部分的认识直接构成的, 它们中间还存在着一个归纳和综合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大量有关部分的认识都会被舍弃掉。故而, 即便我们认定“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也只能主张, 我们对于各个部分的合理认识, 很可能需要借助对于整体的合理认识。由此, 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 本书中的整体性探讨并非理解19 世纪的必要前提, 它只是能够起到帮助我们理解19 世纪的作用。

即便如此, 本书依然非常值得我们去仔细阅读。这不仅是因为弗兰克提供了一种不同以往的有关19 世纪的整体性叙事, 可以让我们从另一种视角重新审视19 世纪。更为重要的是, 弗兰克针对以往有关19世纪的研究和叙事给出了全面的批评, 这可以使眼下正在进行的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反思和批评, 以及有关世界近现代史的修正或重构, 有所参照和借鉴。毋庸置疑, 弗兰克在这方面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先行者。因此, 即便本书是一项尚未最终完成的研究, 它仍然能在诸多问题上给我们以很多启发。此外, 我们也应该意识到, 贡德·弗兰克最为擅长的工作还是“批评”, 故而, 我们也应该主要从他的“批评” 中汲取智慧, 尽管它们有时候看起来会过于激烈。

有关本书的中译本书名, 我们也许有必要交代几句。本书的英文书名为ReOrienting the 19th Century, 直译过来就是“ 重新定向19 世纪”。显然, 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译法。鉴于“ reorient” 在中文中没有合适的对应词汇, 我们不得不脱离这一单词来确定中译名, 就像之前的《白银资本》(ReOrient) 一样。“19 世纪大转型”, 是本书的翻译工作正式开始时, 偶然之间想到的一个方案。我最初对这一译名还有所犹豫, 不过, 随着翻译工作的进行, 我越来越觉得它是最优之选。弗兰克的英文书名实际上包含着两层含义: 一是“ 重新定向” 19 世纪的世界历史图景; 二是“ 重新定向” 有关19 世纪的社会科学研究。其中, “重新定向” 的意思是, 颠覆旧的、确立新的。虽然并不完美, 但“19 世纪大转型” 确实可以容纳原书名所具有的两层含义: 一、19 世纪世界历史图景的大转型; 二、有关19 世纪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大转型。事实上, 它还包含另外一层含义: 19 世纪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大转型。这也是弗兰克在本书中的核心关注点。

最后, 这里还要对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刘北成老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岳秀坤老师致以谢意。他们两位在本书的翻译和出版过程中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刘北成老师仔细阅读过译文初稿, 并就译文和译名给出了很多细致的建议。岳秀坤老师是本书翻译和出版工作的主要推动者, 中文书名也是在他的建议下取消副标题的。这样确实可以避免变换了的主标题与原副标题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