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可 ▏他们到底想干嘛？

那些寄望于随着中产阶层的壮大，从而带动社会变革的人，估计会失望，也许已经失望。发生在其他地方的故事，大概不会也不可能在中国发生。

 你愿意承认也好，不愿意承认也罢，这就是现实。我不想对此做任何价值判断，也不想批判谁，只是把真相翻出来晒晒，至于看完后你是哭还是笑，欣慰还是骂娘，就与我无关了。

 一般而言，随着中产阶层壮大并成为社会中坚，就会造成所谓的中产社会。中产阶层除了争取个人的经济利益，也会更多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提出一系列诉求，从而引发变革。考察人类的历史，这个逻辑大概是成立的。

 但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则颠覆了人们惯常的认知。中产阶层逐渐崛起后，的确在经济生活中变得举足轻重，也日渐成长为有能力推动变革的重要力量，但他们并没有依照惯常的逻辑，积极投身于公共事务，恰恰相反，他们对参与公共事务缺乏起码的热情，除非自身利益遭受到重大损害。

 那么，中产阶层的绝大多数为什么对参与公共事务缺乏热情？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就内在心理动机而言，大致有二。

 中产阶层之地位，类似三明治的中间部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之所以对参与公共事务态度消极，不全是因为受到上一阶层的压力，而是他们也奢望进入上一阶层，害怕因为过多参与公共事务破坏晋升通道。换言之，他们根本不想挑战上一阶层，而是希望成为其中之一员。欲达此目的，对公共事务保持沉默，可能是明智之举。

 他们认为，一旦过分参与公共事务，就可能带来意外的风险，甚或失去已经拥有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从社会中层坠落到社会底层。尽管他们不少人来自社会底层，可一旦进入中产阶层，其中有些人就变脸对底层社会充满歧视。他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摆脱底层社会，怎么会冒类似风险，不慎再次坠落其中？

 即便参与公共事务可能是安全的，精心盘算后，他们也会认为，这些东西跟个人利益无关，所以选择视而不见。也就是所谓不想。尽管跟上一阶层相比，他们那点财富算不了什么，社会地位也不足以让人高看一眼，但跟底层社会相比，他们依然充满着优越感，即便昨天还是底层社会的一员。就其中部分人而论，当草根变成地主，对草根的冷漠和鄙视，可能比旧地主还地主，历史之经验莫不如此。

 在他们看来，上一阶层拥有强大的社会资源，用不着他们去操心，巴结还来不及呢，而缺乏社会资源的底层民众，就算跟他们站在一起，既不能帮助自己更上层楼，也无助于维持现有的生活状态，实在犯不着为他们操碎心。更有甚者，一旦帮助底层民众崛起，还可能增加更多的竞争者，威胁到他们现有的社会地位！

 基于这种特殊心态，中产阶层的绝大多数，总是对参与公共事务采取一贯的冷漠姿态。除非某些政策或公共事件，严重威胁或伤害到自身以及同温层的利益，他们才可能采取行动。只要具体诉求被部分满足，又立刻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类似教育、环境、房价、股市等等问题，会不断成为社会热点。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因为这是中产阶层心之所系。每次关于教育、环境等等问题成为焦点事件，其实都是中产阶层在后边推波助澜。没有他们的参与，只靠几个大V或愤青，不可能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力。

 中产阶层的绝大多数虽然经常保持沉默，在网络上好像不太活跃，但无法否认，他们所潜在的巨大社会影响力，特别在影响公共舆论方面。有些人总沾沾自喜，以为是自己把某些新闻炒热的，其实那只是表面现象，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中产阶层。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利益受损时，会恰当地利用愤青和底层民众制造舆论压力。想想看，是不是这样？

 面对社会热点或焦点事件，中产阶层的绝大多数表现出强烈的阶级属性。也就是说，他们更关心同温层的事件而非其他。如果我们考察近年来发生的很多震动全国的事件，之所以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就是中产阶层为了本阶层的利益在推波助澜。

 这些事件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受害者并不是底层民众，而是来自中产群体。比如轰动一时的雷事件，如果雷不是著名大学毕业生，没有公职，会不会形成如此大的舆论压力？这种事少吗，有些性质可能更严重，只是因为发生在底层民众身上，鲜有人问津。再说了，没有中产阶层热情参与，人家未必会让步。

 在中产阶层的绝大多数看来，雷跟他们处于同温层。他们真正关心的，也未必是雷本人，而是害怕任由这种事情蔓延，会威胁到自身的安全和利益，所以他们一改惯常的冷漠，群起呼号。很多人也受此启发，在炒作某社会事件时，强调甚至编造受害人的特殊身份，引发中产阶层的焦虑，创造巨大的流量和收益。如果主人公是底层民众，会有多少人关注？

 通过如上分析，我们对中产阶层的认识，是否清晰很多？也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其他地方的中产阶层关心公共事务，而中国的中产阶层对此不感兴趣。要言之，他们的生活更聚焦在如何实现个体与小共同体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社会的总体进步。

 而在其他地方，中产阶层大多是支撑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们积极投身于公共事务，力求改良社会，推进社会的总体进步。他们认为，惟其如此，才能真正保护与增进个人与阶级利益。而中国中产阶层的绝大多数并不认为这些玩意是他们生命中必需的、不可或缺的，也许维持现状更有利于他们的利益，包括更有机会进入上一阶层。

 中产阶层其实活得未必自在，跟底层民众一样，他们也充满焦虑，充满抱怨，也需要发泄。但他们会小心谨慎地处理这些问题，总以不损害自身现实利益为原则。实在憋不住了，就巧妙地利用愤青宣泄一下！我一直认为，愤青是一群热心公义的人，可很多时候，我发现他们的愤怒被利用。有人问我，为什么他天天骂娘也没关系，我说，要么是你不够格，要么是有人需要你！

 与普通愤青和底层民众相比，中产阶层更有机会了解世界，接受更好的教育拥有更高的知识素养，很多人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只是不愿意为实践某些价值，承担任何风险，做出任何努力甚至牺牲，除非这样做可以带来现实的利益，而且不能是将来，只能是现在！

 对此我有深刻的体验。有朋友在大学里教书，经常写一些政论，主题无非是那些时髦的玩意，也时常来信找我探讨。大概是去年吧，邀请我去他在中关村的家，就相关主题一下午滔滔不绝。随后他儿子回来，父子俩吵了起来，他大骂儿子：你们单位的领导找我谈了，说你天天发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些东西跟你有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农民工过得好不好，是你该操的心吗，你不要忘了，为了你这份工作，老子送了十几万！

 然后继续跟我展开热烈讨论，并严厉讨伐了社会上的各种腐败现象，大有不共戴天之势。并一再鼓励我，就算如何不易，被搞得多糟糕，也一定要坚持下去，做社会的良知。

 晚饭后我坐10号线回国贸，一路上百感交集，但似乎也能理解。我的朋友并非个案，而是代表了绝大多数中产阶层的普通心态。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唱唱高调，但前提是绝不能损害自身利益，让他们为公共事务做出牺牲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中产阶层之所以如此与众不同，甚或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究其根源是非常复杂的，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深思。

 特殊的历史传统，塑造了中国人特殊的民族性格。几千年的小农社会导致中国人只关心自己的小家庭，而不关心公共事务，那似乎是士大夫阶层的专利。换言之，公共权力被士大夫阶层垄断，老百姓鲜有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他们不会也不可能通过参与公共事务来改良社会，实在活不了，就去造反。造反结束，换个主子，继续过“各扫门前雪”的小日子。由此形成的民族性格如此顽固，不是换身西装喝点咖啡就可以改变的。

 而中产阶层的绝大多数却是在极短时间内快速崛起，也不足以消解漫长历史时代形成的特殊民族性格。要改造国民性，何其难哉！昨天的穷光蛋突然富裕了，难免自信心不足甚至带着某种与生俱来的自卑，种种让人厌恶的暴发户姿态，莫不是自卑使然。因为快速崛起，大部分人来不及提升其现代文明素养，自然对参与公共事务缺乏责任与自信。要找到这种自信，还需要时间打磨，也许经过世代的累积才会明显改观。

 更重要的一点是，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里，社会各阶层存在普遍的焦虑，中产阶层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很多时候，他们似乎比底层民众更焦虑，更缺乏安全感。一方面，他们害怕失去现有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又奢望更上层楼，每天被各种欲望来回折磨，能不焦虑吗？不少人看似表面风光，其实他们的生活充满不确定性，承受着各种压力。所以，他们对任何潜在的风险高度敏感，退一步讲，大多数人为了维系现有的生活疲于奔命，似乎也没有太多精力参与公共事务。

 但我并不否认，就算中产阶层始终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主观能动性，因为生存环境的改变，也存在其他可能。历史充满不确定性，除过江湖骗子，谁敢断定明天具体会发生什么？我素来反感历史主义决定论，在这件事上也不例外。 

辛可于北京东二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