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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31岁的清文宗咸丰皇帝驾崩于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而此时，距离他的皇陵工程开工已有两个年头（1859年四月十三动工）。按照常理，咸丰的万年吉地应该已然初具规模，但如同他的吉地选址几经周折一般，皇陵的营建也并非一帆风顺。所以，直到1865年（同治四年）九月二十二，咸丰及发妻孝德皇后萨克达氏才葬入了定陵地宫之中。 那么，当中究竟发生了何事，会让咸丰的定陵营建产生拖沓延迟的现象？可能有人会说，咸丰同治时期正逢内乱外患不断，国库入不敷出频现赤字。经济方面的缺陷固然是影响定陵工程拖沓完工的一方面，但更直接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一场时隔13天的规制之争，为此还开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研讨会，参与人员上到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下到九卿翰詹科道，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咸丰帝画像 清朝皇陵规制标准浅析此次争议的核心，就是咸丰皇陵规制该何去何从的问题。而说到规制，在此先为大家普及一下清朝皇陵的标准规制到底是什么样的。从大范围上来看，在漫漫历史长河当中，相较各朝各代的皇陵，清朝的皇陵不仅有帝陵和后陵，还有独立的妃园寝，不但显得更为完备丰富，而且更能体现尊卑有别。 而从整个清朝小范围来看，标准的帝陵规制应当分为两大块。第一大块就是前导区，在这个区域中，以非主陵的帝陵（主陵增加石牌坊、大红门）为例，包含圣德神功碑亭（功德碑）、神路桥、石像生、龙凤门（牌楼门）等建筑；而第二大板块就是陵宫区，也就是整个帝陵的主体部分，在这个区域当中，又分为前朝和后寝两小块。其中前朝部分包含隆恩殿、东西配殿以及隆恩门，主要用于拜谒和祭祀。而后寝部分，包含陵寝门、二柱门、石五供、方城、明楼、宝城、宝顶、地宫等建筑，顾名思义是皇帝及与之合葬的后妃们百年后安身之所。  标准规制的乾隆裕陵 别出心裁的道光与绞尽脑汁的咸丰既然有祖辈们所定之标准，直接照做便好，为何咸丰的皇陵还会面临无法确定规制的窘境。原来，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咸丰父亲道光当年的“别出心裁”。可能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对于道光帝的印象往往是力倡节俭，穿着补丁落补丁的衣服。但他也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那就是总会时不时有一些新奇出乎意料的想法。
就拿慕陵选址这个事来说，在他继位的第一年的四月（1821），因为思念发妻孝穆皇后钮祜禄氏，便命人前往京师西郊安葬钮祜禄氏的王佐村相度吉地，完全忘了祖父乾隆所定的“亦可不必于他处另为选择”的祖制，后经过大臣们的苦劝这才作罢。按照“昭穆制度”命人前往东陵卜择吉地，最终绕斗峪（改名为宝华峪）中选，但宝华峪陵寝在建成1年后，因为渗水被道光废弃，转而放弃东陵前往西陵甚至更远的地方卜择。终于在1831年（道光十一年）二月二十二，确定西陵境内的龙泉峪作为自己的吉地新址，也就是后来的慕陵。但如此一来，相当于再度违背了乾隆的祖制。  道光帝慕陵宝顶（圆形） 就是因为道光如此别出心裁，却愁坏了他的继任者咸丰。按照正常的流程，在新帝继位之初，便应该为自己百年后的葬所有所安排。但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咸丰先得解决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那就是自己该葬在东陵还是西陵，是按照曾祖乾隆所定的昭穆制度还是按照父亲道光打乱后的重新排？这件事情困扰了咸丰足足半年之久，最终在1851年（咸丰元年）九月，他决定跟着自己的心走，命人在东西二陵都选。
从1851年到1854年，咸丰先后派出去三拨人前往查勘（第一拨：定郡王载铨、工部右侍郎彭蕴章、内务府大臣基溥、江西巡抚陆应榖；第二拨：文华殿大学士裕诚、礼部尚书奕湘；第三拨：吏部尚书柏葰、江西巡抚陆应榖），其中在1852年（咸丰二年）二月底和九月中旬，咸丰更是亲自前往几个备选地方进行阅视，足以见得他对此事的重视程度。最终在堪舆能手陆应榖的两度建议下，咸丰钦定了东陵境内的平安峪（也是咸丰亲自阅视过后最满意之地）作为自己未来的兆葬之所。  咸丰定陵鸟瞰 一场声势浩大的定陵规制之争定陵的选址历时4年，费了不少周折。而皇陵的营建，亦存在不少阻力。当然，这一阻力还是出在了道光皇帝的身上，而引发这条阻力的导火索，便是时为工部右侍郎的宋晋于1861年（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所上的一道折子。此时咸丰帝已去世五个多月，继位的同治帝年仅6岁，还是个孩子，所以折子直接呈给了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手中。
折子的内容，旨在请求两宫太后可以允准咸丰帝平安峪陵寝以“慕陵规制万古可法”为由，从而“仿照办理”。宋晋为何对道光帝的慕陵如此推崇，还说是万古可法。其实，按照严格意义上来说，在此之前，真正符合帝陵规制标准的有五座：顺康雍乾嘉（孝景泰裕昌）。别出心裁的道光帝不仅将昭穆次序打破，还把龙泉峪的慕陵规制改得“面目全非”。在东陵的宝华峪之时，还有方城明楼石像生，但到了龙泉峪（慕陵），这三项统统取消，而且不设圣德神功碑（自此成为绝唱）、二柱门，隆恩殿由重檐改为单檐，宝顶不仅改为圆形而且地宫之内皇帝标准规格的九券四门都变成了四券二门（皇后陵都得五券二门）。  宋晋所奏“仿慕陵而建定陵”之折 以上诸多修改，都体现了道光力行节俭的风格，并且字里行间也希望后辈子孙可以将此美德发扬光大。而宋晋虽然官阶不高，但由于其长期负责皇陵工程事务，所以对于各代陵寝规制了如指掌，一方面因为对道光帝个人的无上崇拜，另一方面有道光留下的希冀，所以宋晋才会提出“仿慕陵以建定陵”的建议。
对于宋侍郎的想法，两宫太后并未直接表态，而是将其交给“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敬谨会同妥议具奏”，13天后，以礼亲王世铎（礼烈亲王代善九世孙）为首的合议团向慈禧交出了合议之后的意见，这份回复的折子采用欲抑先扬的方式，先将宋晋的想法好好地夸了一遍，“酌理准情，所奏不为无见”。但马上画风一转，提出了三条不能仿照慕陵规制的理由：  礼亲王世铎等合议结果以及两宫太后懿旨
第一，建议时机延误。如果在先帝（咸丰）尚在世初定陵址之时，提这个想法，那很有可能先帝就听从了；第二，定陵规制大局已定。按照嘉庆昌陵之前的祖制，在此时定陵规制已经基本成定局。诸如慕陵当中所没有的石像生、明楼等，虽然没有全部建好，但有的已打地基，有的已经开始陆续开工；第三，临时变更会更加繁琐从而延误工期。这一点也是合议团最有力的论据，在现有的规模初成的定陵，临时要效仿慕陵来改，势必会将所有的预估数据打乱重组，从而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以致最后工期的延误。 世铎等人“杀伤力十足”的折子，却让两宫太后大为认同。认同的结果就是很痛快地做出了最终的决定“诸王大臣所议，实系准情酌理，洵谋佥同，自应俯允所请。”毕竟从咸丰帝的角度来考虑，已经在外暂安了将近半年，孝德皇后更是在外暂安已长达11年之久。定陵工程理应“迅速恭办，以期山陵及早奉安，用承妥佑”。所以，这次长达13天的大讨论，最终以宋晋的失败而告终。  慈禧 虽然合议的结果是加快办理，但定陵真正完工已到了1865年（同治四年）。虽然宋晋在规制之争当中失败了，但根据定陵后来营建的实际情况来看，还是在一些地方效仿了慕陵的规制。 在规制上，定陵建有方城明楼、九券四门地宫、5对石像生等，都是对前五座皇陵（顺康雍乾嘉）的良好传承，而在此基础上，定陵也依照道光的慕陵裁撤了圣德神功碑亭、二柱门等建筑，而且在两者兼备的前提下，定陵还拥有自己独创的地方，与慕陵隆恩殿以及月台四周均无石栏杆、传统规制四周都要环绕石栏杆所不同，定陵采取折中的办法，月台前方和两侧建栏杆、隆恩殿只前方设石栏杆。而且在定陵方城前的疆礤，也与以往不同，增加了两侧的石栏杆还有别具一格的叠落月台将疆礤分为两半，可以让行走累了的人中途在这个缓步平台休息调整。  咸丰定陵石五供、方城（两边有石栏杆）、明楼 史海君说：之后的同治惠陵和光绪崇陵，也都基本仿照了定陵的规制。所以，总得来说，定陵对于整个清朝的皇陵体系而言，既有传承也有创新又有后世沿袭。正如同雍正帝对于康乾盛世一般，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定陵在承修阵容上也是堪称清朝之最的。在之前的文章中，讲到过昌陵功德碑亭的承修阵容最为豪华，而对于整个帝陵工程来说，定陵的7人团队当属第一。不仅在数量上霸居榜首，而且7人当中，有两位还是世袭罔替的亲王（怡亲王载垣【怡贤亲王胤祥五世孙】、郑亲王端华【郑献亲王济尔哈朗七世孙】，清朝十二大铁帽子王之二）。 而且，关于皇陵建造所需的费用方面，当时面临的是财力吃紧的困境，而正是因为这样，才会让诸位承修大臣竭尽全力去想办法省钱。规制的缩减自然是一个方法，但效果远远没有道光帝当年废弃的宝华峪陵寝旧料来得实际。据不完全统计，光从宝华峪引用的大件青白石数量就高达65件，占用定陵所有青白石料比例将近三分之一。小料占据定陵所需四分之一，加之引用旧砖数量达60余万块，整体上共计为定陵节省19万6234两1钱7分，此举大大缓解了当时财政困难的难题。 乾隆裕陵石五供、方城（两边无）、明楼 相对于道光帝的三定皇陵，咸丰的定陵在一众承修大臣的努力之下，虽然表面看似引用旧料有损颜面，但实为从实际出发而应对之举，而且就实际效果来看确实省了不少钱（实际营修需用313万4547两1钱2分2厘）。所以单就这一点，就要比道光帝废东陵而迁西陵好很多，而他也万万没想到，曾经废弃的砖石料，在20多年后还能在儿子咸丰的陵寝当中派上用场。 参考资料：《陵寝易知》 《定陵工程黄册》 《昌瑞山万年统志》 《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 《清宣宗实录》、《清文宗实录》、《清穆宗实录》 赵尔巽《清史稿.宣宗本纪》、《清史稿.文宗本纪》、《清史稿.穆宗本纪》、《清史稿.卷二百一十四.列传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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