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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了30年,来跨越农村与城市之间的那堵墙

2019-08-16  晶荣宏祥

他从贫困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中国最重要的研究乡村的经济学人之一。

他坚持从真实世界找问题、寻答案,三十年执着探求乡村复兴之路。
他甚至把自己的家族变迁作为案例,记录下一家人从贫穷的洪湖乡下到城市谋生、落脚的不可思议的点滴,来反映中国这场千年未遇的城乡转型的伟大历程。

为了对中国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做出解释,他毅然放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的职位,进入象牙塔,并成为大学院所掌门人。
他就是发展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守英。

三十年来,刘守英离开洪湖乡下,求学于上海,游学于世界,立足京城,不断地实现人生的跨越。可谓是逆袭的励志楷模。
这段看似开挂的人生,实则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生存考验。刘守英在《撞城》一书中,至情讲述自己三十年的乡城碰撞心路。他说:“对于一个无论以什么方式、什么目的进到城里的农村人来讲,城与乡之间对立着的是一堵难以逾越的墙。”他不仅自己跨越,还带领着家族一起跨越这堵墙。

《撞城:一位经济学人的乡城心路》
刘守英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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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个人的奋斗历程及家族的命运正是这个大时代的缩影,是“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大转型的一个观察窗口,体现出一个家族的城、乡生存方式的撞击,更体现出经济学思维和研究方法的大碰撞。


以下文字摘选自《撞城:一位经济学人的乡城心路》上篇之《一家子教我的改革》,内容有删节
我们家与村庄的疏离是从父亲去世开始的。1988年,我在复旦完成七年的学业后,到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工作。我们所当时租了六里桥北里北空干休所一栋楼,楼上三层用于办公,地下室一间临时的房子给了我们这些新来的年轻人。在那个激情燃烧的改革年代,那栋简陋的筒子楼里散发出一种改造世界和播撒火种的气息。所里的氛围和每个人的心气每每提起来就会令我激动一阵子,这也是激励我至今的一种“气”。

进到所里一年时间,家里传来不好的消息,父亲得了脑血栓。我放下手头的研究,径直回到家乡,直奔乡医院。父亲一见到我,已经半瘫的他居然神奇地坐了起来,充满希冀地望着我。我安慰他不要担心,一定会尽全力治好他,接着和医生商量好治疗方案。幸运的是,治疗非常顺利,半个月时间,父亲就治愈出院了。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我离开他时也安慰他,很快接他到北京住,不要再这么起早贪黑、脸朝黄土背朝天地拼命了,尽管我们都知道当时的条件不可能实现这一愿望。

我回到北京不久,父亲又开始下地,还是一如从前地玩命干活。第一次治愈后不到半年时间,他就在独自拉板车去镇上卖粮途中,因爬坡时使不上力,连人带车往下退时被重重的一车谷子压倒,患了第二次脑血栓。在当时乡村的医疗条件下,第二次脑血栓后的治愈率是很低的,父亲居然靠着顽强的生命力又活了过来,但手和身体已吃不上劲。他倔强、不服输的性格难以接受这一不能干活的现实,不久就离开了我们。父亲是累死的,一辈子一天也没歇息过,由于条件所限,他没有进过城,更无从谈起享过什么清福。我回家体面地送走了劳累一辈子的父亲,带着母亲和妹妹到了北京,开启了农村一家子在北京的闯荡与谋生。

自母亲和妹妹到北京后,我们家就开始学习在商品经济的汪洋大海里游泳。家里一下子增加了两口人,我们当时的工资是支撑不住的,日常生活开支和居住都成了问题。我们那间地下室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一下住了四个人,中间只好用一块布帘隔开。人是暂时安顿下来了,工作呢?对我这样一个在北京工作不到一年的学生兵来讲,尽管单位牌上有“国务院”三个大字,但找工作时还真派不上用处。

一天,我带母亲到六里桥附近的菜场买菜,途经一个长途汽车站,看到那么多人在那里进进出出,母亲大脑里的“商业潜能”(母亲在乡下倒腾小买卖是方圆几公里出了名的)一下被激发出来!我现在还记得母亲当时的激动,大声对我说:“明天开始到长途汽车站卖茶叶蛋和凉白开!”我的天!我现在都难以想明白,一个连路都摸不清、一句普通话都不会的乡下老太太哪来那么大的胆量!她说干就干,第二天就要我去商场给她买好鸡蛋、水壶、茶叶等,早起煮好茶叶蛋,她和妹妹一人背着一筐茶叶蛋、一人背着烧好的开水,开始了在六里桥车站卖茶叶蛋和开水的生计。一开张生意还不错,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出一百多只茶叶蛋和几百杯开水。一家人的吃饭问题基本不愁了。


北京街边的饮料摊位及顾客
“生意”刚刚红火起来,我又遭遇到工作单位变故,我们所在90年代初被并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建农村经济研究部,我们只好离开这个神奇的地方。新单位给我提供了坐落于菜市口附近一个大杂院里的一间18平方米的周转房。安顿下来后,我们急需找生活。先是买了一辆三轮车到大钟寺批发市场进菜串胡同卖。不久,一次去白沟调查,我发现这里的小商品比北京便宜很多,我们就一周去一趟白沟进货,到菜市口和虎坊桥的市场门口卖各种小商品。

成为市场中人并不那么容易,你必须手快、眼快、脑子不糊涂。比如,我们第一次到大钟寺市场进货,一眨眼工夫就被其他商贩把车上的东西顺走了;更重要的是,要对消费者需求敏锐,我们那时变着花样卖东西,曾卖过袜子、鞋垫、彩带、各种塑料玩具……还要和城管捉迷藏,有时城管来抄,你不仅要眼尖,还要腿快,心理素质还要好。经过菜市口近两年的市场游击生活,一家人练就了较好的市场嗅觉和与消费者打交道的本事。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的疾风也吹进了我们家,不过我们卷入这场史诗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浪潮是“毫无计划”的,完全是一种掉进汪洋大海里的求生与谋生。印象深刻的是,我们那会儿上班时,除了少数几个当头头的,其他人并没有太多事可干,几个人一间办公室,纷纷抢着一部电话,询问钢材、彩电、汽车价格之类。当然大多数人就是瞎忙乎,真正捣鼓成的很少。一次回家乡,县里当时的发改委主任介绍一个人打算到北京合伙开旅馆,我回北京后就兴致勃勃地帮人家联系了当时的海军招待所,我作为中间人帮助双方成交后,由我们家里人负责经营。我当时想以此正好可以解决一家人在北京的落脚,于是没有退路地卷入进去,在老家镇上工作的弟弟和弟媳将铁饭碗辞掉,带着姐姐一家进京开旅馆。

没想到的是,一个月不到,这位答应一起合作的“资方”就带着全套人马进京接管,我们一家人一下没了着落,这对我和我们一家来讲简直是五雷轰顶!能怪谁呢?你没有本钱,还想当老板!我们只好忍气吞声地撤出,不过这件事对我们一家的警训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全家人先是撤到菜市口那间单位给的周转房里安顿,最多时里面住过十几人。

不过,这一年也有好消息,我所在的单位给我在安外小关分了一套56平方米的两居室房子,最起码让我的小家先安顿了下来。接着,我们全家以小关为轴心开始在北京闯荡江湖。我弟弟一家和我姐姐一家分别在当时的熊猫环岛附近租下一间每月100元左右的房子住下。姐夫卖菜,姐姐在安贞附近的公园门口卖冰棍,维持他们一家及两个儿子在北京读书的开支。弟弟一边在安贞的一座桥上卖书,一边准备一所大学的硕考,期待以此改变命运。我手头承担一项农村土地课题国际合作研究,忙于八个县的调查和数据分析,其间还于1993年出国到威斯康星大学做半年访问。


北京的露天菜市场

等我在那里忙完于后来发表在World Development、China Journal的论文,意气风发地回到北京时,被家里每况愈下的境况击溃了心理防线,我弟弟一家已经搬到对外经贸大学附近一间临时房屋,周围满是住户倾倒的垃圾!当时横下一条心:必须改变这种境况!于是,我们将手头仅有的积蓄拿出来注册了一家信息公司。做什么呢?我弟弟在一家公司帮助做过信息服务,那就从这个开始。我很快联系上《经济参考报》、《光明日报》、《中国广播电视报》等媒体,在这些媒体的版面上做信息广告,同时利用我们的英语语言优势承接一些翻译业务。这两年,一家人经历的市场经济洗礼,是任何一本教科书都无法学来的,那种几乎摧毁人的自尊心的经历让你既体验到人世的残酷,又让你感受到绝处逢生的无量极限。

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可以靠市场经济规则改变命运,但是有些由体制砌成的墙是你无法翻越的。对于我们一家子来讲,四十年的痛就是入城孩子的教育。20世纪90年代初,当我弟弟把我姐姐两个儿子领到北京来时,两个孩子已在老家读小学,其中老二的成绩是拔尖的,被认为是一个读书的好苗子。到了北京以后,碰到的最大难处是没有学校接收。最后托人才上了一个当地孩子根本不去的已经没有什么生源的小学。在这所小学毕业以后,两个孩子拿到没有入学证的毕业证。


这时候,我们在北京已经基本落脚,如果为了孩子读书全家迁回,已经付出的一切努力就付诸东流,怎么办?只能在住处附近找了一家已没有多少本地生源的初中继续学业。

老大读完初中,如回到老家上高中,根本不可能和湖北的学生竞争,权衡之下,只好在中关村附近找了一家职业中学企图学点谋生的技能,进去以后才知道这类学校除了收钱什么也不会教,与其如此,还不如给他小舅做做帮手,一个初中生就这么走入市场。

老二是一个天分很好的孩子,在北京读初中时成绩还不错,尽管属于“矮子里的长子”,但有一线希望还是不想放弃,读完初中后我亲自把他送回老家,到洪湖一中就学。但是,由于两地的学习状况差别太大,孩子回学校第一次摸底考就被老家孩子甩得老远,后面的学习就更加吃力,越掉队越远。到高考时,我又回去亲自督战,期待靠“精神胜利法”帮他多考几分!但是,世上哪那么容易创造这样的奇迹呢?高考落榜后,只得去当时的北大继续教育学院读了三年书,一个本来很有学习天赋的孩子就这样一步步褪色,成为我一辈子内心的歉疚。

最近我们家又开始揪心,这次发愁的是这两个外甥的孩子,就是我所称的“农三代”。老大的孩子今年要上小学了,比他爸爸时代进步一点的是,孩子可以就近入小学,但是,到了初中、高中呢?在他们上一辈时,我们就抱着希望等啊等!如果这两个孩子还是只能和他们的爸爸那样无奈地回老家念书,那将是一种怎样的景象?怎样的命运?怎样的结果!

当这篇稿子要搁笔时,已是深夜十二点半。我不能再继续了。感谢我们一家子在北京的打拼减轻了我的重负,让我还有气力去思考一些与个人衣食无关的问题。我们家四十年的历程,也让我坚定了改革的真义:向百姓开放权利,向百姓赋予本该属于他们的权利。

撞城:一位经济学人的乡城心路


刘守英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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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的当代知识分子,他以平实隽永的文字,记录了从落后农村贫困家庭的长子到全国几个最重要的智库及大学院所掌门人的奋斗历程和内心求索。《撞城》是这个大时代的缩影,读来感人心肺,难于释卷!
——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
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刘守英教授与土地研究结缘,历三十年而不辍,从内地乡村到边疆大漠,缕缕风尘穿行在历史与现实的隧道里,目睹神州大地千年沧桑巨变与朝代制度鼎革。以古鉴今,在史实中求史识,寻找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使作者的学术思想、理论体系具有历史穿透力和熔铸现实于新规范的强悍力量。
——岳南(作家、《南渡北归》作者)
尽管守英与我在复旦同窗七年,但我对他的真正了解则始于他这几年所写的有关乡土情怀的那些文字。他离开乡土求学于上海,游学于世界,立足于北京并成长为经济学家的“撞城”经历,感人至深,会撞击读者的心灵深处。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守英是一位有着底层情结的学者。他的观察来自真实世界,又回归真实世界。他始终以问题为核心,以提供解决方案为目标。这使得他的学术、他的文字都带有人道主义的情怀。
——张进(财新传媒编委,《中国改革》执
行总编辑,“渡过”平台创始人)
古人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这是一个经济学家以天下国家的胸怀反思生命历程的文字。诚身强恕,莫大于此,莫近于此。
——周飞舟(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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