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文学报 作者：郜元宝 1982年秋我考入复旦中文系，正碰上系主任章培恒先生为诸生讲上古至六朝文学。目前这本《中国文学史新著》“上卷”，我是听章先生用绍兴普通话亲口讲解过一遍的。二十五年后再“听”，觉得比当初课堂讲授丰富多了，但框架无改，声调犹存。可惜章先生古稀刚过，即染沉疴，入秋之后，缠绵病榻，竟逾三月，虽坚持出席全国三十多位专家特别为《新著》举行的研讨会，却坐不终席，再三抱歉而告退，我作为老学生，不禁感慨系之。 我本科毕业后也偷读了章先生不少书，包括《洪升年谱》——跟后来的《献疑集》、《灾枣集》一样，都是乱翻一气便放下了。程度太低，看不懂。略微看懂一点的，是他对“三言”、“两拍”以及《封神演义》诸小说的考证与评介。近年来他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大思路中探索明清两代文学走向现代化的新因素，一系列论文倒仔细拜读过，因此《新著》“中卷”和“下卷”，也算零星有些接触。 凭这点因缘，评说整本《新著》，自然很不够格。不过当初被《洪升年谱》吓着，没敢去读古典文学的硕士博士，现在仅以“槛外人”身份说点读后感，谅章先生不会见怪罢。 国人大规模撰写中国文学通史，“五四”前就已开始，但真具现代意识的还要到“五四”以后乃至三四十年代。实际发生影响的，恐怕又并非那些教授之书，而是新文学领军人物胡适、鲁迅、周作人的著作。胡适只写了《白话文学史》(上卷)，鲁迅只有《中国小说史略》和上古至西汉中叶的《汉文学史纲要》，周作人只做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演讲，但他们比现在许多人称道的“五四”前后林传甲、黄人、谢无量诸人更具现代眼光，也比后出的郑振铎等更富创见——自然偏颇也在所难免。五十年代之后刘大杰、游国恩、余冠英诸前辈独力著作或集体合作的文学史(刘书写于抗战时期，上下两卷分别出版于1941年和1949年，五十年代后才广为人知)，规模更见拓展，体制更趋完备，社会历史分析方法的运用犹为自觉，但整体的创见，似乎并未超出胡适与“二周”。 章先生《新著》汲取大量文学史研究成果，以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和现代形式论美学做经纬，但论其对中国文学本身的认识，以我的浅见，恐怕与“五四”因缘更深。具体来说，就是颇采“周氏兄弟”成说，对胡适则时有反动。学术统系上，《新著》是对“五四”至三四十年代新文学内部一系文学史观念与方法的再发挥。 比如章先生认为，“上古文学的特色对后世文学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这种特色是在民族文化的厚实土壤上形成的。”他开讲整部中国文学史之前，先讲中国民族文化上的三大特色，而他对这三大特色的阐述，就都与“二周”有关。 第一，崇尚群体而压抑个体。鲁迅在《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以及二十年代《热风》里反复阐明，中国自古有“以众虐独”、“众数压倒个人”、“只有合群的自大没有个人的自大”的传统，因此“伟美之声，不震吾人之耳鼓者，亦不始于今日。大都诗人自倡，生民不耽。试稽自有文字以至今日，凡诗宗词客，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果几何人？上下求索，几无有矣。”这个传统当然不利于章先生所主张的最终指向人性解放的文学，所以他大胆认为，中国文学在自发阶段就已经出现“异化的滥觞”。而且，“不但《庄子》和《战国策》不是文学作品，就连《诗经》和《楚辞》也不是文学发展的自觉时代的产物”。这是历来(包括现在)许多文学史家不敢说、不愿说的。大胆反思传统，不一味歌功颂德，这种论史的胆识，推其源头，实为鲁迅。 第二，重具体感受(主观和直观)而轻玄思。这也和鲁迅有关。《摩罗诗力说》阐明“诗”(广义的文学)的特点在于“实利离尽，究理弗存”。“究理弗存”，即不尚玄思，贵在“直语其事实法则”，即直观人生与自然。竹内好说“鲁迅一生与抽象思维无缘”，胡风说“概念的字句在鲁迅作品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都是这意思。鲁迅自己也意识到学术和文学的分途，认为“诚理”是“不能假诸学子之口”的，只能宣诸诗人心声。这和萧绎《金楼子·立言》区分“儒”、“文”并进一步区分“学”、“文”，道理相通(《汉文学史纲要》已经注意到萧绎文论思想的重要性)。章先生抓住这点多所发挥，在鲁迅的文学观与传统文论之间建立了一条显豁的联系。 第三，重文字而轻口语，认为中国文学很早就意识到文字的重要，很早就看出“言文”必须分离，方始有文学。这正是鲁迅的观点，《汉文学史纲要》一上来就讨论“自文字至文章”，明确指出“初试之文，殆本与语言稍异，当有藻韵，以便传诵……”，鲁迅并不笼统地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汉字决定中国文学的基本形态与后来的发展，章太炎“文学复古论”早就说得分明，这个观念“五四”之初虽大受胡适冲击，但很快即由“周氏兄弟”加以弥补。周作人从二十年代中期给刘半农《扬鞭集》作序到四十年代重新清理中国文学传统，其间注重汉字所造成的中国文学独特的修辞手段，呼吁重新研究八股和骈文，可谓再三致意而始终不改。1932年在辅仁大学作《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讲演，论到“研究文学的预备知识”，周作人毫不犹豫将“文字学”列在第一位:“这是不消说的，研究文学的人，当然先须懂得文字。”在章太炎和“周氏兄弟”启发下，对中国文学和汉字的关系，后来郭绍虞、朱光潜等人更加以邃密的研究，冯至、闻一多、陈梦家、李长之以至汪曾祺诸人热烈响和，现代文学终于没有完全变成“写话”，当今文学也没有整个堕落到质木无文，我觉得确乎要拜这一系文字/文学的思想所赐。 这是“第一编·上古文学·概论”中章先生对中国文学之文化土壤的基本判断与“二周”的因缘。进入文学史正文叙述之后，“二周”的影子也历历可见。 比如，以魏晋为中国文学从自发走向自觉的第一座高峰，这个观点，虽然刘师培倡之在前，但章先生认为还是经过鲁迅大力推阐，才被世所公认。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二讲“中国文学的变迁”，也很清晰地发挥了这个说法。 至于主要着眼于晚明到清代的文学革新运动与“五四”新文学的内在关联的“古今演变”理论，和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关系就更加明显。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中国文学内部不断进化的因素累积到一定程度自然发生的，外来影响不过加速了这一演化而已。胡适谈白话文学形式的演进是这么谈的，但他也只是就白话文的形式而论及中国文学进化的自主性，章先生则将这种自主性的看法深化到文学的内容即中国人性的发展，对胡适之来说，可谓买其椟而还其珠。从内容上谈论中国文学进化的自主性，是周作人研究明清至“五四”文学的灵魂，但周作人只提了个头，章先生和他的学术团队实做了，并且做得很细。 我没有细按《新著》小说部分和鲁迅《中国小说小说史》的关系，但见章先生凡论及重要小说，个别史实考据虽然未必尽依鲁迅成说，但内容分析和艺术评价部分，正文和注释几乎都会提到《中国小说史略》。 六朝的“美文学”，章先生是情有独钟的。我读书时对此也印象最深。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是那么绘声绘色为诸生解释梁简文帝萧纲《咏内人昼眠》的“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两句诗，盛赞其描写细腻，观察真切，虽然香艳得很，但章先生端然授之，诸生也俨然听之。说到左思或鲍照一首描写寒风从门缝吹入的诗，他还特地穿得很少，把第二教学楼二楼本来就关不太严的大门虚掩着，叫我们和他一道感受从齐梁时代吹来的袭袭冷风。 其实，这里面就包含着和“周氏兄弟”有关而足以支撑《新著》框架结构的两个基本的文学元素，也是《新著》关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两条基本线索。 首先是注重个人情感，尤其是个人的激烈的情感，而排斥超越个人的抽象真理。章先生论文，极其推重刘勰，但批评刘勰“原道”、“征圣”、“崇经”的儒家保守思想，兼及后世一切载道观念，而肯定“言志”、“缘情”与“性灵”诸说。他反复赞扬萧纲的“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也再三征引萧绎的“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情灵摇荡”(这都是我们读书时最为熟悉，茶余饭后，采作谈资的)。当然我们也很熟悉章先生大肆阐发的伍子胥“吾日暮途远，故倒行而逆施之”，主父偃“生当五鼎食，死当五鼎烹”，以及李陵的忍辱大漠，苏武的绝情汉室，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乃至杜甫所拟想的王昭君的“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章先生肯定这些不平之鸣，过激之论，绝非“观奇而跃心”，乃是用他那一代人数十年心灵创伤做底子。后生不明此理，津津乐道，“童蒙者拾其香草”罢了。 其次是特重文采。章先生欣赏萧统把“赞论序述”列入“文”的范畴，认为昭明太子所谓“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乎沉思，义归于翰藻”，实显示了文学的基本属性。因此《新著》大书特书《文选》在中国文学发展上的地位，认为它不仅保存流布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也“明确了文学的范畴，提供了文学的范本。这对于推动文学沿着自身的轨道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他同样重视萧绎的“绮觳纷披”说，认为比《文心雕龙》进了一大步。 总之，抒写情灵，直吐心声，与错比文华，绮觳纷披，可说是章先生对中国文学从上古到近世两条演进线索的高度提炼，而这都可以看出“二周”的影响。 也许正因为推崇六朝文学，又于鲁迅的反抗的文学和周作人的美文学特多会心，所以章先生在论述中国文学时，就必然要采取一个很严格的文学观念与判断标准，运用起来，有时要近于苛刻的，尤其是把章太炎所肯定的几乎等同于“文辞”的更大的中国文学概念严重压缩了(其实在这方面周氏兄弟也并不绝对，周作人自己所写的就并不都是“美文”，鲁迅的杂文更包罗万象)。 以上是文学的标准和具体作家的评价受“二周”影响的几个例子。在文学史编撰的体例上也还可以讲一讲章先生和“二周”的关系。 读章先生书，别人惊其发掘多名过去被埋没的小作家(如清初重要作家廖燕)，使文学史变得更丰富更沉重，那当然有道理。认得一字等于发现一颗恒星，新得一古人于地下，起死回生之功又岂是识得一字可比。但我是学现当代文学的，倒不觉得怎样稀奇，因为拼命发掘小作家，正是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现当代(尤其现代)文学研究无可奈何的常态。使我羡慕而佩服的，倒是章先生及其门人弟子论古代作家，可以不问其人(或其后人)的资历、名望、地位以及与论者的交情，尽量根据其行状的真实来“知人论世”。对比之下，现当代文学史一则无力触及现当代社会政治习俗的实际面貌，二则不敢触及现当代作家的真实行状，单单以美学方法分析作品，代替以历史方法来观照全人，就简直要愧杀了。 《新著》作者团队都经历过八十年代文坛“拨乱反正”的洗礼，“回到文学本身”的冲动肯定也很强烈，大段的作品分析乃至鉴赏也不少见，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们所秉持的将文学史置于社会文化习俗史的基本修史原则，只不过竭力摆脱过去简单机械的社会历史分析而多采信史，进行陈寅恪所谓的“诗史互证”罢了。 抒写情灵，直吐心声，与错比文华，绮觳纷披，可说是章先生对中国文学从上古到近世两条演进线索的高度提炼，而这都可以看出“二周”的影响。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