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共和国时期纳粹崛起的社会心理分析

魏玛共和国时期纳粹崛起的社会心理分析

——对弗洛姆逃避自由思想的史实阐释

引言

弗洛姆“逃避自由”思想产生的背景是20世纪初人们对自由的向往与渴望，但又无力承担自由带来的后果，处于一种压抑与焦虑的状态，加之两次世界大战给当时人们的生存环境与自由信念造成了强烈冲击，同时法西斯宣传的“集体至上”理念在战争前期展现出的强大威势，使人们对未来充满了迷茫，产生了逃避自由的思潮，最典型的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为了解答人类是否应该拥有个人自由意志，人是否能够正确认识并应用自由意志，人类的未来到底会不会因为拥有自由而前途难测的问题，弗洛姆创作了《逃避自由》一书，并后续创作了《自我的追寻》、《健全的社会》等书作为补充，明确地告诉告诉人们，人的自由意志是重要和伟大的。

弗洛姆在本书前言部分开宗明义：要战胜极权主义势力，就必须首先弄清楚极权主义者竭力逃避自由的原因。他直言“自由虽然给他带来了独立与理性，但也使他孤立，并感到焦虑与无能为力。”并认为如果要摆脱孤立状态，只有两种选择“或者逃避自由带来的重负，重新建立依赖与臣服关系；或者继续前进，力争全面实现以人的独一无二性及个性为基础的积极自由。”

一、魏玛德国时代的反现代主义思潮起源

爱因斯坦曾说：“站在纳粹党背后的，是德国人民，在希特勒已经在他的书中和演讲中把他的可耻的意图说得一清二楚而没有一点可能发生误解之后，他们把他选举出来。德国人是唯一没有做过任何认真的抵抗来保护无辜的受害者的民族。当他们全面溃败，开始悲叹其命运的时候，我们必须不让自己再受欺骗，而应到牢记住：他们曾经存心利用别人的人性，来为他们最近的并且是最严重的反人性的罪行做准备。”关于希特勒上台原因是复杂的，魏玛共和国民主制度破灭地原因也是复杂的，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社会中流传着一种反现代民主，建设强有力权威政府的思想潮流。

魏玛民主政府成立之初，就是为了安抚国内民众战后情绪、承担战争罪责以及进行国内重建，推行民主制度是其自我要求。《凡尔赛条约》是魏玛政府沉重的包袱，是德国人眼中的羞耻，而魏玛政府接受这份条约时，就注定为德国人所诟病，加之当时德国军队不愿意承担战败责任，兴登堡说：“执政党派动摇了后方的反抗意志······除此之外还有密谋计划瓦解舰队和陆军，通过革命消磨前线斗志。因此我们的军事行动必然会失败，德国由此输掉了战争。一位英国将军说尽管我们知道兴登堡在说谎，但当时军中与民间持此观点人数极多。而魏玛共和国不幸的承担起战败的责任，当时“德国人认为德国政治的最高且唯一的职责就是摆脱这个条约，把‘履行政策’或‘谅解政策’诬称为叛国······”这种狭隘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很快成为德国政治分裂与极右势力利用的工具，他们并不使用民主方式解决问题，往往采用造谣、集会游行、暴力等手段煽动民族主义与反政府情绪。魏玛政府至始至终都没有解决自己合法性的问题。

当时的德国并没有相应民主建国的经验，也没有民主文化氛围，不论是普通国民还是政党组织或者其他利益集团，均是第一次参与民主政治。政治派别林立，政治主张多样，导致各政党都无法掌握大局，只能组建联合政府，政治联盟各方政治利益不同，凝聚力差，内斗不断，在国家大事上，往往扯皮，举棋不定，于是民众对民主政治日渐失望，“所有的政党都让我们失望了。我们要给国社党一个机会，让他们来显示一下。”除了政治低效引起民众不满之外，因鲁尔危机导致的通货膨胀紧接而来的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加剧了德国民众对强有力政府的需求。社会各阶层都需要政府救助，底层人民生活困顿，中层纷纷破产，上层企业主与富人也需要稳定的经济秩序，但民主政府举措不力，并没有及时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结果1930年3月，兴登堡一纸命令下，米勒政府被迫下台，议会重新选举，纳粹趁机成为第二大党。1933年希特勒成为总理。

纳粹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在面对现代性全面危机的时候，德国民众发觉熟悉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不再，熟悉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变，在突飞猛进的现代化进程里，面对社会危机，如果现有的主义无法解决问题，人们自然而然的就会产生对传统时代的依恋。在德国，首先民主主义因为不成熟，无法解决现存问题，已经被德国民众放弃，这在德国大选结果里可以看出；其次保守主义因为太落后同样无法被德国民众接受，尽管民主制度不尽如人意，但是此时再回到过去传统的独裁统治时代同样不能接受，经过广泛的政治动员的民众无法做到不再发声；此时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发展迅速，但是受众只是失业的工人，因为主张更加激进，招致了所有有产者的恐惧，而且共产党力量发展迅速也是兴登堡支持希特勒上台的重要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反现代的民族主义成为了社会所有阶层都可以接受的信仰，成为了传统与现实中间的调解人。而最善于此道的正是纳粹党，纳粹主义者充分利用意识形态上的反现代主义以及运作手段上的现代性，在崇尚权威的德意志民族中产生共鸣，得到了大量坚定地支持者。下一节，我们将进一步分析这群支持者的心理特征。

二、自由给人的心灵困境及德意志中间阶层的选择

约翰·杜威在回答民主危机的问题时，曾断言“对我们民主的严重威胁，并不在于外部的集权国家，而在于我们自己的个人态度与环境的法律习俗，它们使外在权威、戒律、整齐划一及依赖外国‘领袖’得逞。战场正在这里——在我们自己的心中，在我们的法律习俗中。“应该思考，人类在天生渴望自由的同时，内心是否也有一种臣服于某种权威的意愿的可能”人类在反抗公然的压迫与权威的同时，是否也同时向内在的权威低头，例如道德、责任等这种后天社会教授于给我们的准则与习惯?人类面对社会现象做出的批判或赞同的选择，是自己真正独立思考的决定，还是受到了外来舆论或权威的影响？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重视一下人类的近代历史。

“近现代的欧美历史的中心便是人谋求自由，摆脱政治、经济、精神的羁绊。”人类为了自由而战斗，在近现代数百年的历史中，掀起了一次次的思想潮流，用流血的身躯换来一件件关于人权的宣言，直到当代，看似普世价值已经深入人心，人类有了自治、自决的能力，可以用自己认可的方式思维，解决问题，感受生活。这种自由思潮也给人类的现实生活带来了巨大的飞跃，经济自由、政治民主、科技进步、文化创新，人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到达了历史的最高峰。但是在这些光荣背后，自由的进程也并非那样顺风顺水，个人自由意志不断的受到破坏，纳粹德国法西斯主义主义的兴起便是其中之一。

造成极权主义政治产生的原因有许多，我们只从构成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个人进行分析，人的自由心灵因何陷入困境？

作为人，必然具备两方面的存在条件，一方面，满足人类自我保存的生物化需求，简而言之，人必须吃、喝、穿、睡、保护自己免受外来侵害等。“为达此目的，他必须劳动生产。”而这里的“劳动”也不是抽象概念，是具体的劳作，即“在某种特定经济制度下的某种特定劳动。”人一出生，他必须劳动的命运就已注定，在他特定的环境中，以他赖以生存的方式劳动。所以“作为个人的他是无法改变生存需要和社会制度这两点。”另一方面，人类对精神方面也有强制性需求，即“人需要与自身以外的世界相联系，以免孤独。”完全的孤独会导致人精神崩溃，没有完全脱离社会的人，“尽管物质意义上有与世隔绝多年的个人，但他在观念、价值等精神方面仍与原先社会相连，这会使其有种归属感。”人作为社群性动物，一方面人若要生存，就必须和他人合作；另一方面，人通过他人，来意识到自己与他人、自然地不同，认识自己。

因此，人作为自然界的一员，人性中有某些因素是固定不变的，物质化的冲动要满足，避免孤立和精神孤独。但是“人性既非一个生物上固定不变的天生欲望冲动的结合体，亦非文化模式的毫无生机的影子，······它是人类进化的产物······”人性比动物性更复杂，人类在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中，不断地认识自己，意识到自己与周边自然及他人的不同，这种意识发展尽管缓慢，但越来越真切，“自由是人存在的特征，而且其含义会随人把自身作为一个独立和分离的存在物加以认识和理解的程度不同而有所变化。”个人日益从与原先世界的纽带中脱颖而出的过程，就是“个体化”。个体化的过程从人的婴儿时代就开始了，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肉体、情感和精神愈发成长，个人意识与理性逐步加强，这表现为人的自我力量逐渐加强，同时他的孤独也日益加深。

当个体开始独立存在，他首先要面临的问题便是个人如何独自面对世界的危险与压力，因为个人在世界面前太渺小，以至于毫无招架之力，由此，人就会产生无能为力感与焦虑。为了克服孤独与无能为力感，人不得不收敛自己的个性，甚至放弃个性，但这种选择的结果必然带有服从特征。

这种服从特征在德国中间阶层中表现的最为明显。德国的中间阶层大致包括三个集团首先是“独立经营者集团”，也就是小手工业者、小企业主、小商人、自由职业者以及有产小农；其次是“职员集团”，是指公司中工作的人；最后就是“公职人员集团”是指国家雇佣的公务人员。与其他阶层的人相比德意志中间阶层“始终具有某些典型特征，爱强者、恨弱者，对感情和金钱偏狭、敌视、节俭，及本质上的禁欲主义”，总结起来就是依赖权威、轻视下层、思想保守以及富有节俭精神。这样的性格结构导致后来他们普遍的“渴望臣服、渴求权力。”

在旧日的君主制帝国的权威统治下，德国社会的阶层结构虽然相对固化，但是社会比较稳定；宗教权威与传统道德依旧是人们的内心准则；家庭也较为稳固，父式权威依然值得子女尊重；中间阶层在一个牢固的社会文化体系中有自己明确的位置，权威政府为他提供的安全感让他仍有一丝尊严，他对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经济地位较为满足。所以，尽管中间阶层对上层剥削他们的富人有不满，有敌视，但他们基本上保守的，想要稳定的社会，而不是推翻它。

但战争改变了这一切，一战后的通货膨胀与随之而来的1929年经济大危机将他们多年的积蓄一卷而空，危机过后，上层富人依旧富有，但是中间阶层却成为了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这不仅破坏了他们的生存基础，更是破坏了他们坚持祖祖辈辈的“推崇权威与节俭”的心理原则。并非因为自己过失就失去一切财富，民主的政府违背了诺言。曾经嫌贫爱富的中间阶层没有了优越感，无法看不起任何人，而经济的变故以及战后发展也开始动摇稳定社会的最后堡垒——家庭，年青一代不再把父母的话放在心上。加上长时间的失业状态让人们更加恐慌，人们完全丧失了安全保障感。他们走向街头，聚集在一起，批判政治，考虑他们未来命运以及造成这一切的源头。

中间阶层与下层工人与上层富人相比，更愿意将社会挫折的矛头引向国际战败与《凡尔赛条约》，因为“民族反抗情绪只是一个‘合理理由’，是社会地位自卑转化为民族自卑的一个投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以及对更强有力政府的渴望使得纳粹党的兴起适逢其会。人们既无法容忍威廉体制的复辟，也不相信现有的民主制度可以克服危机，于是他们寄希望于一种非自由的，非民主的新制度。他们盼望着能够摆脱必须对自身行为作出决断并承担责任的的“个人自由原则”的压力，而纳粹的意识形态“盲目崇拜领袖，仇恨少数民族和政治派别，渴望征服和支配，抬高日耳曼人和‘北欧人’，对他们有着巨大的情感吸引力。”他们成为了法西斯主义最狂热的信徒。

在纳粹党的职业集团分布表与当时德国社会人口职业比列表（见下表）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纳粹党的中坚力量正是中间阶层，占到纳粹党党员的69%，但他们只占德国总人数的36%。1933年，纳粹党的成员达到390万人，其中中间阶层党员仍然超比例的占到62%，纳粹党在任何情况下，这个比例都保持了不变。在纳粹党的高层中，除了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出身贵族之外，其他人清一色的中间阶层出身。

德国中间阶层做出的选择，证明了人在面对孤立无援的状态，在内心孤独、自卑以及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可能会逃避自由。选择强有力的权威与集体，把自己融入集体之中，依附在权威之下，服从“卡里斯马式”领袖人物。卡里斯马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从早期基督教观念中引入政治社会学的一个概念。韦伯认为卡里斯玛是这样一类人的人格特征:他们具有超自然、超人的力量或品质，具有把一些人吸引在其周围成为追随者、信徒的能力，后者以赤诚的态度看待这些领袖人物。哪怕因此失去自由人格也在所不惜。德意志中间阶层，一方面，他想要解除个人在判断、决断、行动和精神冲突等现代自由文明带给他的负担；另一方面服从计提与领袖可以给于自己一种新的自我意识，得到对自己行为肯定的新感觉，比如“服从”、“履行义务”等，这些非自由的内容镀上了理性主义的金，从而满足了他们对安全感、拒绝孤独的心理渴望。这些正是极权主义政权法西斯主义政府的心灵土壤。

现在看来，尽管人类逐渐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人身束缚，获得了自由，有了一种新的独立感，但事实上，孤独与焦虑依然存在人们的内心，旧的权威已去，但新的权威又以更加强势的姿态而来。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分析近现代社会宣传本质是如何误导人心“逃避自由”，纳粹党又是如何进行它的宣传，使得以理性著称的整个德意志民族陷入狂热，这也是人类新的自由问题。

三、现代社会宣传本质与纳粹党模式

人向往自由，但又在追求的过程中受挫。近现代社会中的自由在两方面影响了我们，“它使人越来越独立自主，富有批判精神，同时又使人越来越孤立、孤独、恐惧。”事实上，这两种相矛盾的倾向，正是人类追求自由过程中的得与失。人们通过斗争打败了旧式权威的外在压迫，但新式权威又通过更加隐秘的方式控制人们的内心，阻碍人们人格自由的充分实现。

“现代人处于一种‘他’所思所说的东西都是任何一个人所思所说的境地，他并未获得不受他人干扰，独立思考并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人们看似摆脱了旧日权威的高压，但公众舆论及“社会常识”却左右着人们看待问题的角度。每个人都急于希望别人与自己的想法一样，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引导给别人，却在这一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受到他人观念的影响。

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结果之一就是资本逐渐成为了人们的主人，这是现代广告式宣传的经济基础。个人臣服于经济目的，人们压抑了内心真正渴望的愿望，“人的命运便是促进经济制度的进步，帮助积累资本，并非为了自己的幸福或得救，而是把它作为目的本身。”当整个社会把这种思想内化为行为准则时，“······整个社会一样具有我们所说的资本家性格，即······臣服于人身之外的目的。”这一过程中，人逐渐丧失了批判思维与独立思考，尽管掌握了高度专业化的技能与知识，但也不可避免的成为一个系统化运转部门机器中的一部分。在现有经济制度中，大量的经济部门成为垄断资本，涉及到国计民生时尤是如此，个人的力量在这种垄断集团面前就显得微不足道。除了个人的微不足道，经济部门垄断还会进一步限制个人的创造性、勇气与智慧，新兴事物的出现总会引起旧的垄断组织的警惕，无论这个事物日后对它有多么大的助益，垄断组织总是本能地捍卫现有局面。个人只能被动地选择，无法主动提出自己的想法。

现代电视、网络、广告等宣传形式越来越娱乐化、情绪化也在加剧人类思维的退化。“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文字在逐渐死亡，而电视、网络等思维方式只注重利用人的非理性情感博人眼球。例如现代广告更是如此，它的宣传不会付之理性，而是利用情感。它会利用明星吸引粉丝买单，或者夸大病痛恐吓顾客，或虚假宣传商品奇效刺激消费者，要不就是“跳楼价”、“大放血”这样的词汇激发消费者的消费欲，总之，它只是变得法的激发消费者的消费欲，却不用考虑消费者真实需求。娱乐化与情绪化的思维方式，无一不是在扼杀人的鉴别能力，弱化人的批判思维，转移人们对真正有价值事件的关注。这对现代的民主建设危害更大，人人都沉迷于垃圾信息和娱乐节目之中，人种退化绝非危言耸听。

现代化的政治宣传模式正是这样广告式的，让人感到微不足道，无法思考。早期雅典民主政治时代，每一位公民都可以直接积极地参与投票决议与选举参选，他们知道他们个人意见的重要性，也了解他们参与的决议的重要性，了解他们要选的候选人。时至今日，人们离他们的政治人物越来越远，人们只能通过电视、网络看到他们光鲜的一面，也不了解他们真实的个性与思想，在震耳欲聋、富有激情的政治口号与媒体宣传中左右摇摆着自己的判断。这些宣传时而奉承人们，告诉他们他们的意见十分重要，他们的选择可以左右国运；又时而告诉他们应该时刻以大局为重，要及时放弃自己的选择，服从于更高一级的利益。人们就像随风摇摆的小草，还要忍受现实如失业等问题带来的恐慌心理。

希特勒的上台正是利用这种社会心理与精神普遍恐慌，巨大的社会心理缺口需要一种极度的的激情与自信来弥补的机会，成为了一位“卡里斯马式”极权领袖，纳粹的宣传通过两方面不断加强普通民众对于这位领袖的依赖。一方面，希特勒无疑是极具魅力的，富有激情，演讲煽动人心，他巧妙地夸大此时德国与普通民众的生存危机，扩大人们内心的绝望，对外国的仇恨，相信能解决这一切的只有他；另一方面，由于自由给个人的的压力太大了，人们为了摆脱这种无助与孤独的感觉，也纷纷涌向这位领袖寻求依托。在这场人们迅速普遍贫困化的大危机中，“纳粹运动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场新式的宗教运动，一个造就‘军事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一场创造‘卡里斯马式’领袖的神话。”希特勒扮演了一个救世主的形象。

希特勒不仅善于扮演这种救世主形象，而且非常熟悉运用现代式的宣传模式，他发表过许多这方面的独到见解，“他说，宣传的根本即在于演讲者利用优势力量摧毁听众的意志。”他还认为群众集会的最佳时间是晚上，“早晨或白天，人的意志力似乎最激烈地反抗旨在使其受强迫的另一个人意志与意见。而到了晚上，他们更容易屈服于更强大意志的统治。”在宣传内容上他认为，“所有的宣传都必须通俗易懂，宣传的知识水平必须调整到群众中有限的智力水平上，群众的接受力是非常的有限，但他们的遗忘力却无限巨大。”“宣传必须口号化，必须朗朗上口，反复唠叨，一旦不用这个口号，而去采用任何更复杂的语言的时候，就不会有任何效果。”“谎话说三遍就会成为真理希特勒正是抓住了人们对于自我思考、自我决断所抗拒的心理，利用对于领袖人物的盲从盲信，将自己的思想灌输到所有人心中。现代广告式的宣传模式本质，就是让人们不加限制的情感宣泄，而不去理性思考，电影《意志的胜利》直观的将这种情感宣泄展示出来，几万人排列有序的集合方阵；游行举着火把沉默整齐的前进；长时间长距离地行军，迈着有力步伐，一律冷酷的表情或者就是领袖慷慨激昂的演讲，群众同时敬礼，山呼海啸般高呼口号。狂热强大的集体力量会使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感到热血沸腾，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再怎么理性的人，也需要情感宣泄，但仍由情感宣泄而不加克制，必然是理性的削弱。

除了现代化的宣传技巧外，当时宣传技术的发展也起到很大作用。收音机的普及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到领袖的声音，知道领袖的要求，领袖就在身边，据统计，1932年，德国拥有900万台收音机；扩音器的使用也让大规模的集会成为可能，数万人同居一地，“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人数越多，个人的思考就越微不足道，就越容易依赖集体；同时交通工具的火车，飞机也便利了演讲，希特勒在1932年7月28日一天飞往个城市的会场进行了演讲；有声电影的发展让希特勒像电影明星一样，充分展示人们所希望的形象，看到他伟光正的一面，领袖的形象愈发的丰满。

当然纳粹的现代宣传有段除了技术性手段外，还有其他优势。比如人的盲从心理，对纳粹主义最感兴趣得就是德国中间阶层，但是除此之外的德国其他阶层的民众也没有做反抗运动，除了少数民主自由主义者外，大多数人选择了盲从，甚至配合新的权威，“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再如刺激更多人效忠纳粹的原因也要归功于纳粹的执政党优势。希特勒取缔一切政党之后，纳粹党成为了德国唯一政党。“普通人最难忍受的似乎就是不被一个更大的群体认可和接纳。”所以当纳粹党代表德意志时，无论一位德国公民在怎能反对纳粹政策，但要是让他在个人与国家归属感中作抉择，他很大可能会选择后者。

个人害怕孤立，热衷于融入集体，在危机中焦虑时往往会选择放弃个人自由。但是事实证明，个人放弃自由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人没有自我思考与判别的能力，寄托于他人或者集体，都是危险的行为。那么，作为个人，该如何解决内心的独单以及应对危机的无能为力问题呢？我们是否有找到已有的正确途径呢？

四、结果：自由的两个选择

1.逃避自由，拥抱集体

弗洛姆从潜意识心理机制分析人想要摆脱无能为力与孤独感时，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积极自由”，即“人能够自发地在爱与劳动中与世界相连，能够真正表达自由的情感、感觉与思想。”他能成为一个自为的人，不用放弃自我的独立与完整；而另一种是逃避自由，放弃自由，通过消除个人自我与社会之间的特殊性来克服孤独，主要有三种逃避自由的机制：权威主义、破坏欲以及机械趋同与共生。

权威主义是指“个人放弃自我的独立倾向，欲使自我与自身之外的某人或某物合为一体，以便获得个人自我所缺乏的力量。”其主要表现为施虐与受虐。受虐表现为深感自卑，贬低自己，不敢主宰事物，极度依赖于自身之外的权力、他人、机构组织或者自然（神），放弃现有来之不易的自由为代价臣服于权威，试图融入权威，来获取一种安全感。与之相对应的是施虐倾向，施虐者往往有意或无意的让别人依赖自己，用绝对无限的权力统治他们，剥削、利用、偷窃别人，吸净榨干别人包括物质与情感精神的一切，然后欣赏自己给别人带来的磨难。为达此目的，施虐者往往看起来并不残暴，甚至过分友善、关心他人，打着“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好，所以你该服从我”、“我比任何人都高明得多，永不犯错，你们应该追随我”、“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你难道不该回报于我”或者“我们曾经遭受过别人的伤害，你们应该跟着我一起以牙还牙”等等旗号。其实不论受虐者还是施虐者，都是为了获得内心的安全感，一个融入权威，另一个掌握权威，而且它们之间是共生关系，会随着手中权力大小而角色互换。

破坏欲是指“其目的不在于主动或被动的共生，而在于消灭其对象。”破坏欲与施虐尽管在有些行动上有相似之处，但两者却有本质不同。施虐者与受虐者是共生关系，一旦受虐者离开或消失，施虐者的内心安全感也会随之瓦解；而破坏欲不同，破坏者试图破坏强大的世界，消除让自己不安全的一切事物与外在威胁，从而获得一种内心的满足。破坏者往往“为了使破坏欲合理化，几乎用尽了所有手段，爱、责任、义务、良心、爱国主义过去是，现在也是毁坏他人或自己的伪装。”认清这些伪装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看对生命的尊重程度，“生命欲受阻越严重，破坏欲就越强烈；生命越得到实现，破坏欲就越小。”

最后就是机械趋同，是指“个人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按文化模式提供的人格把自己完全塑造成那类人，于是他变得同所有其他人一样，这也正是其他人对他的期望。”放弃自我的个性与整体性，融入庞大的权威之中，将自己变成一个机器人，从而获得安全感，这时的人，不再有能力表达真实的情感与思想，用虚假的自我取代真实的自我，“伪活动取代思想、感觉和愿望的原始活动，最终导致伪自我取代原始自我。”人将坚信权威想让他说的，正是他想说的。

“权威主义性格”最极端的体现方式应该就是希特勒了，他的人格、理论以及政策，都包含了逃避自由的三种表现机制，从而吸引了无数有相同性格结构的人。希特勒的施虐倾向以及破坏欲直接体现为他对待群众以及政敌的态度上，对待群众，他往往表现的又爱又蔑视，在他的自传里说道“······群众像女人一样，他们爱统治者而非恳求统治者，他们内心里更喜欢不容忍任何反对者的教务，而不是喜欢自由。”在于群众之间施虐者与受虐者的关系上，戈培尔说道“有时人会陷入深深的压抑之中，只有在群众面前，才能克服它。群众是我们权力的源泉。”为了让自己的施虐者地位合理化，希特勒往往采用各种借口，比如说征服其他民族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文化与利益发展；他的权力来源于更高一级的赐予，神化自己；他所做的一切，多是为了德意志民族不受外部侵害；他是一个热爱和平的人等。这样的目的很明显，然他的群众也表现得如此，在对德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的伤害，如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德国普通民众也是争相告密犹太人的藏身之处；偷窃或抢夺犹太人的财产；甚至直接参与了大屠杀。在取缔其他政治团体、征服弱小国家的问题上，德国群众也是如此。

这种“施虐——受虐”的典型特征就是爱有权者、恨无权者，而且受虐与施虐是共存的，相互转化的，在臣服于一切强大权力的同时，就会产生消灭自己个性的冲动。在这种明显施虐行为政治中，群众也在被不断地驯化，个人永远是微不足道的，无法反抗一切存在的事物，不用再思考存在是否合理，只要权威让适应它，那么就该去适应它。个人的价值只有在融入更强大的权力之中，才能分享到更大的荣耀与力量。于是在纳粹组织里，牺牲自我，把个人变成尘埃，原子，放弃对自我权利的伸张，服从集体的利益，甚至在教育中也这样反复灌输“集体至上”的观点，终于，希特勒如愿以偿，得到了他的“新人”。这些“新人”对领袖绝对服从“如果我命令他们，从一栋高楼的屋顶上跳下去他们也会照做。”

自我的丧失，伪自我取而代之，人看似融入了集体，不再孤单，面对外来威胁更加有力，但这种丧失个性，被迫趋同的方式，让人类丢失了他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人的自由思考以及批判、超越与怀疑的能力。人们把一切存在都视为合理，融入客观环境并盲目顺从，人类失去了自由的权利。

2.遵从自我，积极自由

通过上文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人在面对自由所带的孤独与焦虑时，会走上一条逃避自由的道路，但弗洛姆也指出，人类可以找到一条积极的自由存在的道路，“自由扩大的过程并非恶性循环，人可以自由但不孤单，有批判精神并不疑虑重重，独立但又是人类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想获得这种自由“······要靠自我的实现，要靠的人应是他自己。”方法实质就是“积极自由在于全面完整的人格的自发行动。”也就是说，这不仅要靠人的自我思想活动，而且要靠人全部人格的实现以及他积极表达他的情感与理性潜能。

人在积极自为的过程中，逐步克服自己在生命中位置的根本怀疑，认识他自己，不再敌视世界并且拥抱世界，对于自己的独一无二性得到充分的肯定，并以个人的特性为基础有机的成长，认同尊重他人的特征，也尊重整个人类的基本特征与基本命运，成为一个真实的人。

当然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一个真实的人首先在内心深处除了自我的尊严，不应再有更高的权威。因为生命的中心与目的就是人本身，任何声称比此更高的尊严都是对个性成长与实现的破坏。其次，应该认清真理想与假理想，尽管大部分时间里，它们都披着同样高尚的外衣，让人难以分清，但它们仍有区别。真理想使人心悦诚服，可以促进人的自我成长、自由以及幸福的实现；而假理想却往往让人主观上赞同，但实际执行起来却很痛苦，并且假理想会让人为一个更高的权力来牺牲自己的肉体与精神，真理想虽然有时也会因为自我为了精神完整而牺牲肉体，但这一过程取决于人内心的真实取舍。

最后总结一下，一个健全的人，我认为应该满足五方面的条件。第一是满足爱的需要，这是人性的核心，只有爱的需要被满足，个人才可能有独立健全的人格；第二是满足超越需要，人必须不断地超越自己，迸发出更多的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主动地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第三是满足对生存根基的需要，有保障的物质基础，一个稳定的生存家园，出自于本心的自由劳动，是人不可或缺的基础；第四是满足自我同一性需求，知道自己是相对独立的个体，与周围的世界与人相比，有自己的特性，不会为共性而做出个性的让步与退却；第五是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自发性人生目标，有了这个目标，人的生命就拥有了他独一无二的伟大意义。

一个健全的人，正是打败极权主义者专制统治的最有效方式，也是防止重蹈上个世纪因自由丧失导致人间悲剧的最有效方式。

五、结语

通过对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社会背景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当时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社会心理原因，人们内心普遍的恐惧、不安全感导致了“逃避自由”这种社会心理机制的产生，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在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社会转型背景下，与魏玛共和国相似的社会现象任然存在，但如何避免法西斯主义的死灰复燃，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来衡量我们内心的自由意志，尊重它，而非逃避它。

     作者：1401班  谢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