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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56年），苏洵带着两个儿子，从四川眉山顺江而下到京城参加考试。 他拜见了翰林学士欧阳修，并将自己积压了多年没来及出版的《衡论》、《权书》、《几策》一股脑全给了欧阳修。 文学大家欧阳修读完后评价“可与刘向、贾谊相媲美。” 这一年，名不见经传的苏洵名扬天下。 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与二子同榜应试及第，轰动京师。 这一年，苏洵48岁。 就在这一年，21岁的苏轼走入了考场。 这样的考试他不是第一次考，所以对考试很淡定。 一切收拾妥当就开始答题，题目有些偏，他写了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这篇文章在历史的名声，这里就不说了。 就在当年就获得了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欧阳修对此文章的内容与风格之美十分激赏，以为必然是他的朋友曾巩写的。为了避免招人批评，他把本来列为首卷的这篇文章，改列为二卷，结果苏东坡那次考试是名列第二。 这一年，苏轼开始了自己的成名之路。 与苏轼顺风顺水的成名之路不同，这一年与章惇而言是痛苦的。 作为官宦家出身的章惇，对自己要求很高，很自负。 当然，他也有自负的资本。 六岁时，其族父章得象惊异章惇的性情品格，认为章惇将来一定地位优越。 加上为人性格豪爽、真率， 相貌俊美，举止文雅洒脱。 才智出众，学问广博精深，善于写文章， 才识超人。 与时下爱好兴趣有些不相同，落在旁人的眼里，就显得有些另类。 但谁也没敢否认他的才华。 公元(1057年)，章惇进京，参加科举考试，一举高中。 换作是别人恨不得见人就说。 但章惇觉得这是对自己最大的讽刺，因为这一年的状元不是他。 章惇这人虽狂妄，但也不是狂到没边的那种，状元这种买彩票撞大运的事基本上与自己无缘，所以也没惦记。 但历史似乎与他开了一个玩笑，你不想它，它偏偏来找你。 这一届的状元叫——章衡。 他的侄儿，作为叔叔平日里喝酒吹牛的时候，没少说夸下开口的言辞，这下直接打脸。 这事儿搁在笔者的身上，最多就是哈哈笑一下，装作什么也不知道，但章同学却不同。 他做了一个旁人舍不得做，也做不来的决定。 因耻于章衡之下，拒不受敕，扔掉敕诰回家。 什么清华北大，人家说不上就不上。 到了下一届科举，章惇发挥出色，直接是全国第五，开封府第一的好成绩。 这下算是搬回了脸面，我章惇可不是只有吹牛的本事。 考试，我还没怕过谁。 从这一点，我们也能看得出章惇的为人性格，凡事自己认定了牛都拉不回，达不到到目的誓不罢休。 得以与这个好成绩，加上市面流传的种种传闻，章惇被朝廷分配到商洛(陕西省商洛市)县令、雄武军(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节度推官。 而这一年，苏轼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一个在商洛，一个在凤翔县，相距并不远。 彼此出众的才华让两人很快成为了朋友，周末爬山喝酒，日子过得逍遥快活。 如果日子一直这样过去下，笔者相信两人一定会是超越黄庭坚与苏轼的友谊，排在苏轼朋友圈里的第一位的。 但历史容不得如果，世事无常并非只适应今人，古人同样也实用。 公元(1067年)，久慕王安石之名的宋神宗即位。这是一位有雄心，有魄力的帝王。 北宋内外危机四伏的局面，让他很担忧，他决定改变这种局面。 王安石的变法很合乎他的口味，他相信只要努力，一切都能改变。 为此，他采纳王安石的相关主张，并要求其尽心辅佐。 公元(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 这是一场改变无数人命运的变法， 苏轼章惇也在其中。 熙宁二年(1069年)，李承之向参知政事王安石推荐章惇。王安石大喜，恨得之晚。 王安石开始变法后，让章惇进入集贤院。 至此，章惇一举成为新党的骨干人员，而苏轼却对王安石的变法没什么好感。 与新政沉默不言。 过激的时候，甚至还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不得已苏轼只能请求出京任职。 一个渐渐炙手可热，一个处处被打压。 无论怎么看，这两个人都不会再有交际，在朝政勉强，友情往往显得很薄弱。 但两人还是给历史很好的上了一课，并非所有的友情都是如此不堪一击的。 每一次相遇，容易吗? 叫一声朋友，容易吗? 不容易，所以我们学会了珍惜!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很好的告诉了世人，什么叫友情。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 刚上任的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算不上什么大事。 但诗人的天性，容易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苦于没罪证的新党立即抓住了机会。 他们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朝廷，莽撞 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 一时之间，朝廷内外一片倒苏之声。 新党中的李定、王珪、舒亶等人，利用苏轼的诗句大做文章。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这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这是指责兴修水利的不对。 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这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这是有不臣之心。 刚刚还穿着官袍的苏轼，转眼间成了阶下囚。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苏轼很绝望，在监狱里写下了“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的悲愤诗句。 在这段人人都躲之不及的日子里，章惇站了出来，他开始驳斥王珪：“龙又不是皇帝的专属，人臣也能称龙。人家诸葛亮还叫卧龙，没见刘备挥刀子杀人呢？” 退朝后，章惇当面问宰相王珪:“杀人不过头点地，你这是要杀苏轼全家？” 对于这番询问，王珪无言以对，只能说自己是从舒亶那里听来的。章惇厉声道：“舒亶的唾液你也吃么？” 除了章惇，还有王安石，这里说句公道话，章惇虽努力，但效果还是人家王安石来得实在。 当时王安石已罢相，闲居金陵。听闻此事后，这位文学家，改革家却没有落井下石，而是给皇帝写了一封信。 信的内容不得而知，但最为关键的一句话却流传了下来——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 什么叫一句顶万句，这句就是了。 两次硬抗，章惇似乎在告诉苏轼，咱们意见归意见，朋友是朋友，你出事了，我不会袖手旁观。 别忘了，咱们是朋友。 经过多方的努力，苏轼的性命得以保全，尽管他今后的人生路越走越坎坷。但这份情谊，却难得可贵。 和所有人认为的一样，任何事情，只要经历过风雨，就一定能见到彩虹。 但世事如棋局局新，这个昔日的好朋友终于走上了棋盘。 公元1085年4月1日，支持变法的宋神宗死了，继承皇位的是宋哲宗，皇帝还是个九岁的孩子，一切大事都 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氏(高滔滔)主持。 这老太太最见不得王安石的变法，上来的第一件事就事以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宰相，全部罢废新法，举朝没有敢说话的人，章惇多次与司马光争论。 如此环境下，章惇却不改雷霆手段，多次强调更张政事，所系生民利害，免疫、差役之法最大，急须详审，不可轻易，并独自上疏，逐条分析免役、差役二法的利弊，与司马光针锋相对。 事情闹得很大，皇太后高氏很不满，一些闻风而动的御使开始攻击，有意将他贬出朝任。旧党利用台谏官，对章惇进行攻击，他的官一贬再贬。 即便是这样，旧党依旧没有打算放过他，元佑元年十一月，章父死亡，脱下官袍穿上丧服的他返回老家守丧。 即便是这样，仍不断受到旧党攻击。 期间，他很希望苏轼能帮他说句话，（太皇太后高氏很喜欢苏轼）曾经那个洒脱的少年，却一言不发。 更让他愤怒的是，苏轼的弟弟也展开了对他的攻击。 巨大的失落，让他心里开始生出了怨恨。 公元1086年，章惇被贬到岭南。 那天，没有太阳，呼呼的北风吹得厉害，吹起的黄沙里除了他之外，再也看不到任何人影。 他回头看了看，期待的那个人并没有出现。 那天他走得很落寞，也很诀别。 什么友情，再见吧？ 失去的东西，我一定会加倍的找回来。 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改元绍圣，开始继承老爹的遗志。 在海南吃了八年的椰子的章惇终于借着这股春风返回了京城，坐上了相位，专门以继承为国家的重要事务，凡是元佑所改，全都恢复。引用蔡卞等人，全部居重要职位、担任言官。 一时之间，大小官僚，没有幸免，死去的人，殃及妻子、孩子。都被他拉了出来。 他乞正所夺司马光、吕公著赠谥，勿毁墓仆碑。 刘奉世等三十一人，或贬官夺恩，或居住安置，轻重有差。其彬州编管秦观，移送横州。 苏轼那个忘记友情的家伙，现在也该尝一尝失去友情的味道。 他亲自着手了对苏轼的打压。 苏轼从此走上了全国游的苦日子，他的地方从惠阳（今广东惠州市）一直到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 一直到死，两人都没有再见面。 不得不说是历史一大遗憾。 公元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大赦，流浪了大半辈子的苏轼得以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死于常州（今属江苏）。 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为“文忠”。 公元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去世，章惇以端王，:"端王轻佻，不可以君临天下。"彻底得罪了新皇帝宋徽宗。 此后的日子，各种不痛快一股脑的全来了。 昔日种下的因，此时此刻全都结出了果。 这份苦楚，他只能默默承受，对友情失望的他，竟再也寻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 崇宁四年(1105年)，章惇移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团练副使，迁湖州团练，不久带着失落与不甘死在湖州。 昔日两人共将诗酒押蕉渔的梦想，终于淹没在长长的历史长河里，再也寻不到半分的痕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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