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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牘在魏晋南北朝，其概念與傳統意義的“文”是有所區别的。梁劉勰（約466—約539）《文心雕龍·總述篇》謂：“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關于文筆説，清代阮元（1764—1849）、阮福父子均有闡述發明，近人劉師培亦承其説，而許同莘在其著書《公牘學史》中，于“筆”考之頗詳，其結論是：“表奏書檄之屬皆謂之筆，不謂之文。蓋叙事達旨，施于實用，與文人之冥心孤往，騁秘抽研各不相涉。故有能爲表奏書檄而不能賦詩爲文者，亦有詩文造詣極深而不能勝記室參軍之任者。”蓋“筆”與“文”之别，要在其屬于實用之文而非文學之文也。 王羲之尺牘 在中國文章史上，尺牘并不是一種單一的體裁，其所包含文種比較多。若據梁蕭統（501—531）《文選》分類，其中“表”“啓”“箋”“書”等文體，都應屬廣義上的尺牘範圍；又據《文心雕龍》分類，其中“無韻之筆”（從史傳到書記十篇）中的詔策、檄移、章表、奏啓、議對、書記等，亦應屬廣義的尺牘範圍。宋歐陽修于《與陳員外書》中，就尺牘與尺牘諸文體之間的關係論述如下：“古之書具，惟有鉛刀、竹木。而削札爲刺、止于達名姓；寓書于簡、止于舒心意、爲問好。唯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曰狀；位等相以往來，曰移，曰牒。非公之事，長吏或自以意曉其下以誡以救者，則曰教；下吏以私自達于其屬長，而有所問候請謝者，則曰箋、記、書、啓。” 歐陽修認爲尺牘原爲書信，後來隨着官府吏曹的文書應用之需要，逐漸演變爲多種文體。趙樹功認爲，尺牘是一個“大家族”，“以寫作材料的不同，它派生出簡、札、牒等；以通信對象的不同，又分化出箋、啓、狀、書、教、移、表等等。”寫作材料實屬尺牘形制問題，暫不討論。至謂尺牘諸文體，乃尺牘所“派生”之説，確爲的論。能够“派生”就説明尺牘本身是一個文章體系，而不單純是一種文體。至于尺牘與一般文章即所謂“文”之區别，據趙樹功的解釋是：“古代的尺牘，還不單是‘書’的異名，而是全部實用，即用于區别‘文’的符、檄、書、啓等的代稱”，并認爲文獻所謂的“善尺牘”等説法“皆是指這些實用文體而言。”這一界定可以説基本準確，尺牘區别于文章的最大特徵即在于其實用性。 顏真卿尺牘 尺牘諸文體名稱，雖然有一部分隨時代歷史的發展變化而有所變動，但總的來説是相對穩定的。如冠以表、狀、書、箋、啓等名義的文體，兩千年來依然如故，并未發生名詞上的變化。爲了便于比較，我們再通過清代文章分類的發展情况，以見尺牘類文體所在範圍之變化軌迹。清曾國藩（1811—1872）編《經史百家雜鈔》，將文章分爲三門十一類： 第一，著述門：論著類（著作之無韻者）、詞賦類（著作之有韻者）、序跋類（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 第二，告語門：詔令類（上告下者）、奏議類（下告上者）、書牘類（同輩相告者）、哀祭類（人告于鬼神者）。 第三，記載門：傳志類（所以記人者）、叙記類（所以記事者）、典志類（所以記政典者）、雜記類（所以記雜事者）。 其中“告語門”統攝所有尺牘文類。其下之“書牘類”細目爲：“書、啓、移、牘、簡、刀筆、帖”；“奏議類”細目是：“書、疏、議、奏、表、札子、封事、彈章、箋、對策”。 與早期的文章分類相比，有兩處變化值得注意： 1、尺牘文體名稱一直沿用下來，并未發生改變。 2、某些尺牘文體名稱雖然未變，但却被賦予了新的含意，因而較以前變得更加複雜化了。 比如在“書牘類”與“奏議類”中均有“書”名，看似混亂，而實際上此“書”已非彼“書”。因爲這裏的“書”之概念被擴大化和具體化了：屬“奏議類”者爲公牘；屬“書牘類”者爲私信。由此可見，隨著時代和社會發展的需要，文書的功用也日益發達而趨于明細化，原先比較單一的尺牘類文種，也變得更加複雜與多樣化了，而其變化的最大特點就體現在文書的公私區别之上。 趙樹功認爲，以通信對象的不同而産生了不同的尺牘類别，然而在性質與功用上，他没再作更進一步的公私分類。前引歐陽修《與陳員外書》中，論述了尺牘隨着官府吏曹的文書應用，而漸漸演變爲多種文體的事實，指出了尺牘實際上是隨公事需要而發展起來的一種公文。許同莘論：“古人但云牘簡不云公牘者，後世私人筆札亦云謂之牘，故加公字别之。古人治事，有公而無私，凡書于牘書者，其事皆公事，其言皆公言，言牘則公字之義已具，不待言也。”吴麗娱則直接指出“尺牘既是書疏的代名，則一切公私書疏都應該包括在内”“尺牘一詞往往用以指代公文。”吴説提示了兩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一是在尺牘分類上應有公、私之别；一是從文書學角度看，尺牘多指公文，而私人書簡并未受到太多重視。 蘇軾尺牘 筆者認爲，尺牘雖有公私文書之别，而在討論尺牘法帖時，比如王羲之尺牘多半爲日常私書家信，所以考察的着眼點應主要放在其“私”之性質上，應認識到尺牘有公私類别之分，這樣纔有利于作更爲具體之研究。關于區别與分類，可以借鑒宋司馬光（1019—1086）《書儀》的“奏表”“公文”“私書”“家書”分類法，前兩項屬公牘文書，後兩項屬私信書簡。 “私書”主要適用于社會交往，一般根據其人身份，在禮儀上可分爲尊、平、卑三種場合，書式大致相同，而在稱謂用語以及程序的繁簡上，則略有變化。“家書”和“私書”的區别在于：具書人與受書人之間應有親緣關係，而在書寫規則上則大致相同。有鑒于此，以下主要以私信家書類書簡作爲考察對象。至于公牘文書，除了在論證上確有必要之外，一般不再作更多涉及。這是因爲： 首先，在討論尺牘法帖時，比如王羲之的尺牘多爲日常私書家信（僅有極少一部分公牘文書），其性質與晋代公牘文書有所不同。 其次，研究尺牘書信史，也應區分其有公、私性質之别。其實文書學研究的主要對象乃是公牘文書，其中既包括詔令奏議，也含有書牘文翰。由于公文皆由歷代政府的嚴密統一的條規律令加以規定，比如奏表等等，執行者衹要循既定之例，按其規定程序套用即可。所以公牘在形式、内容乃至禮節、用語等方面都被高度統一化和規範化，并且有其傳承性，因而在研究上也比較容易把握。另外從文獻資料來看，公牘文書屬于典章制度，歷代不但有相應的記録文獻傳世，而且也有大量的文書（或實物）文獻傳存，研究資料相對來説比較豐富，這些都是文書學能够成爲一門研究學科的先决客觀條件。而私信史研究就與公文有所不同，研究起來十分不易。這是因爲： 1、由于文獻價值的欠缺，私信最不易保存和流傳。因此歷代的私信書簡傳世稀少，資料匱乏。 2、私信書簡的撰寫不必象公牘文那樣須嚴格遵守規則章程，在形式上也比較隨意自由，更由于私信内容多爲親朋之間的私事，所以其内容，自然不如人們所熟知的公文那麽容易被理解。當然，并不是説私人書信可以完全不講究寫作規範而各行其是。其實古人的私信雖然書寫比較自由，但仍然會受到一定的制約。比如古代流行的書儀，就是專用來指導一般人如何寫信的程序模板（主要以私人書簡爲主）。與公文的規程條例相比，私信除了受禮儀因素限制以外，在其他方面并没有太多官方的强制性色彩。 文徵明尺牘 3、大凡實用之物其變化都比較大。私信家書類的書簡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因而也最容易受到生活習慣、禮儀語言等因素變遷的影響而發生變化。古代各時期的書儀被反復增减修訂，也都是爲了適應這種變化。人們也許會注意到這一現象：不同時代的古人文章皆似曾相識，而不同時代的古人書信則大多相異其趣，甚至大相徑庭。如果用書面語和口語做比喻的話，公文屬于前者，相對來説變化不大或者變化緩慢；私人書信則屬後者，可能會因時因地因人的變遷而發生較大的變化。此外，私家書信中往往還有一些衹有通信者雙方纔能讀懂的隱語，這也是後人讀解古人書信比較困難的又一原因。 關于公牘問題，可以參看民國時期許同莘所著《公牘學史》。但由于此書對文書與文章二者之間未作明顯界定，故内容顯得過于寬泛博雜，缺少具體翔實的探討。儘管如此，書中所引述的文獻資料十分豐富。就目前來説，在文書學史研究領域中，此書雖然已問世近七十年了，然可以説它仍是一部比較完整詳備的公牘專史論著，頗有參考價值。 祁小春：廣州美術學院教授 本文刊發于《書法研究》2019年第1期，原題爲《文獻所見尺牘名義考》，有刪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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