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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中的人神已鲜明地呈现为男人一一女神的组合，诗中主人公所求之女其身份为'高丘之无女'、'态妃之所在'、'有城之佚女'、'有虞之二姚'等。其中逾妃即伏羲之女，洛水之神，其女神身份自不待言，'有城之佚女'即简狄，殷之始母。在最早的神话里，这些女子是氏族之先妣，由于掌握氏族的生殖繁衍，故而被后人供奉进入神坛。闻一多先生在《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中曾经阐述道：'因此我以为楚人所祀为高楳的那位高唐神，必定也就是他们那'厥初生民'的始祖高阳，而高阳则本是女性……高阳在始祖的资格下虽变成了男性，但在神楳的资格下，却仍然不得不是个女子。'这就解释了始祖与神女在逻辑上的等同。 闻先生继而又采用了类比推理认为夏、殷、周三民族都曾以其先妣为神，'夏的始祖女祸，殷的始祖简狄，周的始祖姜媚'。但行情主人公对这些女神的追求并未体现有现实欲求，事实上作品中流露的全然是无望的情绪，如对處妃'康娱以淫游'的失望，对简狄有'恐高辛之先我'的隐忧。因此，可以看出行情主人公的追慕从一开始就带有虚幻性，求神只不过是宣泄主体情绪的需要。 《史记太史公自序》，《山带阁注楚辞》这些评价看到了屈原笔下的'人神恋爱'其生命本体的意义所在：有现实受挫的隐痛，又有人生理想的响喊；既是对对楚地宗教神话意识的承袭，又有道德理性的光辉和内在情感的痕迹，是宗教神话和文学激荡碰撞后的结晶。屈原作品中众多神灵形象到了宋玉的笔下变得更加鲜明，人神遇合的情节内容也由表现多重隐情集中地表现两性之情。宋玉的《高唐》、《神女》两赋在内容上是相互衔接的，都是写与巫山神女相会的故事，只是角色和侧重点稍有不同：前者是楚王梦，后者是宋玉梦。然而叙写人神故事的篇幅虽然甚短，但情节内容却很完整；《神女赋》承接《高唐赋》而来，对于人神之间的行为互动描写较为简单，但巫山神女的形象却更为凸显。 《高唐赋》写人神的遇合，一般认为，这里的楚王与神女的故事如同屈原笔下的'人神恋爱'一样，就其原型而言，有着隐蔽的宗教仪式背景。楚王游幸'云梦之台'不仅仅只是游览，而很可能是进行巫祭仪式。闻一多先生在其《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一文中也认为巫山神女和中原地区的女娲神类似，掌管人间生育之事。可见《高唐赋》、《神女赋》所叙述的故事虽是托之于梦，看似虚无飘微，但显然不是凭空杜撰，云梦之台的人神遇合情节里有着原始宗教的生殖内容。所谓'云雨'的描写既是指神女之幻象神秘，同时又是原始生殖崇拜的象征符号。《猪宫旧事》引《襄阳耆旧传》云：'王曰：愿子赋之，以为楚志。''楚王嘱咐臣下记录这一对楚民族利益休戚相关的事迹，其后又有'将抚君苗裔，藩于江汉之间'的表示，很明显这是指种族最重要的事情一一生殖繁衍。 然而宋玉笔下的人神故事较之《九歌》还是有了很大的区别：首先，有了梦'这一情境的出现。《九歌》中的'人神恋爱'其发生情境显然是实际中的祭祀场景，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则更进一步明确指出遇合发生在梦中，这体现出原始意义的逐渐淡化。《九歌》中的人神遇合还要依托宗教仪式而存在，而《高唐赋》、《神女赋》则开始了文学意义上的建构。尽管这对作者本人来讲很可能是无意识的创举，但对于后世文人来说更有利于接受和继承，由此后世文学中以梦的形式表达人神之间甚至各种关系的遇合的创作模式成为传统。 就女神这一角色的表现来说，屈原作品中只是呈现人对神的追慕，而人神的关系却有着显然的距离。《离骚》中作者所追求的几位女神都无法接近，《九歌》中的渴盼也常以失望告终。而宋玉笔下的女神则扮演了主动的角色，或是'自荐枕席'，或是于持重中不乏多情，有好梦一霎的感伤，也留存有更多的念想。仅如此，'人神恋爱'中的内容也有不同，在屈原的笔下是追慕，这种情感有着复杂的意蕴，很难以友情、爱情等词汇一言以概之，而在《高唐赋》、《神女赋》中很突出的则是'性'。而这一情节对后世的影响之大，尤其是对叙事性文学的影响较之屈原尤胜一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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