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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传统文化,点评文史人物,品读国学经典. 文：夕又（读史专栏作者） 去过上海的朋友都知道，上海有个地方叫“徐家汇”，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地方与一位历史人物有关。我们现代人，每天的生活都与这个人的学术成果相关，而前上海交大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认为：说这个人是一位科学家是贬低了他，这个人比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都要伟大。 这个人，就是徐光启。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南直隶上海县法华汇（今上海市）人，出生于明嘉靖四十一年。他对近代中国农学、数学、天文学等都有卓越贡献，在军事领域也颇有建树，被称为我国中西方交流第一人。 徐光启的祖父徐绪因经商而致富，到他父亲徐思诚的时候，家道复又中落，务农为生。少年时的徐光启曾在龙华寺读书，十九岁就中了秀才，此后却一直不顺，多次乡试不第，只好教书以养家糊口。 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时年42岁的徐光启才中了进士，进入翰林院，被选为庶吉士。这时距离他与利玛窦在南京相遇已经过去了四年，而那次相遇，改变了徐光启的人生轨迹，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 利玛窦是意大利传教士，作为外国人，他是被中国皇帝允许在我国领土安葬的第一人。当时的西方，耶稣教会掌握着最先进的思想和科技，而意大利贵族后裔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为了获得认可，就用西方最前卫的科技来证实自己的文明，他善于制造并维修钟表，获得了当时皇帝的信赖，也成了很多王公大臣的座上宾。 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的徐光启，虽然早期仕途不顺，却并不守旧，相反，他特别能接纳新事物，对“阳明心学”比较推崇，认为对于万事万物要勇于怀疑，做出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一味盲从他人的说辞。 认识了利玛窦之后，徐光启意识到这个人可以帮助自己，不仅可以解决精神上的信仰问题，能更学到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明朝中晚期，包括上海在内的我国沿海一带，倭患猖獗，加上水灾等自然灾害频发，令老百姓苦不堪言。徐光启饱读圣贤书，胸怀天下，他原本希望当官为政，从政策上给百姓以实惠，休养生息，救民于水火。而认识了利玛窦之后，他意识到科学技术也是一条可以发展之路，学习西方经世致用的科学和思维方式，也可以拯救自己的国家。 于是，考中进士之后两年，徐光启的生活稍安，就和利玛窦开始合作翻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一书。在此之前，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几何”，还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几何”，从徐光启开始，“几何”才被当成一个数学的专业名词来使用。 不仅是“几何”，现在我们所用的“点”“线”“面”“角”等，都是在这次翻译中确定下来的。在此之前，我国虽也有《九章算术》等数学典籍，但并没有完善的学术系统，更缺少专业的数学术语。徐光启所做的相当于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完全可称之为我国数学学科真正的奠基者。 万历三十五年，徐父在北京去世，徐光启按大明律回乡丁忧守制。在此期间，他没有像一般人守孝那样只闭门读书。他一边编纂整理数学文献，完成了《测量异同》与《勾股义》等书；一边积极的做了另一件事：培育番薯，并写出了《甘薯疏》《芜菁疏》《种棉花法》和《代园种竹图说》等文献。 明朝早期，我国人口在五千万左右，而到了明朝中晚期，虽然灾害频仍、天灾人祸不断，人口却激增到了一亿五千万左右，正是因为玉米、番薯等的大面积种植，解决了人们的吃饭问题。而徐光启又正是那个“第一个吃番薯的人”。 番薯，即地瓜，十六世纪由西班牙人从美洲引种到菲律宾，后经台湾传入福建等地。但是当时人们认为番薯是热带植物，不可能在长江流域一带种植，更不可能在北方存活。 徐光启在家丁忧的三年，不停的请人从福建带番薯回上海，进行试种。刚开始，番薯种块不是霉烂，就是冻僵，偶尔有保存好的，却没等春天已经发芽，错过了种植季节。 然而，徐光启并不认输，他不停的想办法，通过反复的实验和方法改进，终于将番薯种植成功，并总结出了“传种”、“种候”、“土宜”、“耕治”、“种栽”、“壅节”、“移插”、“剪藤”、“收采”、“制造”、“功用”、“救荒”等一整套做法，称之为“松江法”，并创造性的想出了现在仍在被广泛使用的地窖储藏法。这些方法，不仅使得番薯在上海地区种植成功，并顺利的推进到了山东、河北，甚至东北等地。 而在番薯种植技术往高纬度地区推移的同时，它的品质和口感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在干旱地区的味道比南方多雨地区更好，对此，徐光启曾不无得意的说：“庶几哉，橘逾淮，弗为枳矣。” 这正是因为此事的成功，让徐光启信心倍增，让他更加意识到，传统的东西未必都是对的，要想改变大家的认知，就要让人们看到创新改变的结果。 几年后，徐光启因与朝中一些大臣意见不合，便辞职去了天津。他在天津南郊开垦了大片的盐碱荒地，用来种植水稻，通过改进水利灌溉和造肥施肥技术，最终让江南的水稻在天津落地生根，解决了旱地种植水稻的难题。 不仅实践，他还不停的将自己的经验学术话，写出了《宜垦令》《农书草稿》《北耕录》等。 万历三十八年，因为钦天监推算日食不准，徐光启又开始研究天文学。 明初实行的《大统历》，日久天长，已严重不准，但统治者认为“祖制不可改”，一直不允许重修新历，加上古代人们习惯将天象和国运，以及皇帝的功过联系在一起，为了避免被人利用，明朝也不重视天文学。到万历末年，大明的观象台已年久失修，观测更加不准，导致历法与“天度不合”。 天子不知天象，百姓农耕节气与气候对不上，导致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在此情况下，徐光启通过潜心研究，并跟西方传教士请教，写出了《简平仪说》《平浑图说》等书。 两年后，徐光启上疏毛遂自荐，请求重修新历，并得到了批准。但因为种种原因，修历的事，一直被搁置，直到崇祯元年才被重新提上日程。 此时，罗马教廷颁布的《格里高利历》已经被许多国家所采用。徐光启请传教士翻译之后发现，《格里高利历》比《大统历》精确许多，尤其是他们把一天分为96刻的做法比中国一天100刻的计算方法简明和精确许多。 我国原有的记时方式有“时辰”和“刻漏”两种，一天12时辰和100刻之间不能准确换算，而西方的一天24点数和96刻却非常精准。于是，徐光启大胆采用里西历里的24点制，将一天的12时辰换算为24个“小时辰”，简称：小时，并废除了一天100刻的计算方法，采用了能和24小时整除的96刻制。 然而，这样一部近乎完美的历法，并没有被大明统治者采用。 原本，徐光启生前已经基本完成了《崇祯历书》的编订工作，他死后两年，他的继承者们完成了他未竟的事业。可是生性多疑、优柔寡断的崇祯帝又担心自己会背上“擅改祖宗法制”的罪名，所以迟迟没有颁布新历。 1644年，等崇祯终于下决心要刻印这部新历书的时候，已经太晚了。那年农历3月19日，大顺军攻进了紫禁城，不久清军入关，夺取了大明的江山。 在那之前的万历四十四年，即公元1616年，是满清的“天命”元年。同一年，大明的礼部官员们却在上疏，请求查办外国传教士，而徐光启的许多著作都是在传教士的帮助下完成的，为此，徐光启上疏为传教士辩护，并被获准复职。 但对于徐光启的上疏，万历皇帝只是回复“知道了”，这种和稀泥式的做法，并不能解决问题，不久徐光启再次辞归。 三年之后，萨尔浒战败，徐光启上疏请求练兵，并提出为部队配备先进的火器，但因军费问题，这个建议迟迟没有下文。后来，徐光启自掏腰包从澳门购买了大炮，却又被告发私办军火。 女真人来争夺“天命”了，大明却还在内讧。 天启年间，辽东防务吃紧，一直追随徐光启的学生孙元化受到朝廷重用，兵部尚书孙承宗用他筑台制炮，协助袁崇焕守宁远城。此时，徐光启的红衣大炮才被派上用场，并于天启六年在宁远大捷中击中了努尔哈赤，致使后者身受重伤，七个月后不治而亡。 但是，后来因为阉党作乱，袁崇焕和孙元化先后被罢官，心灰意冷的徐光启也跟着退隐，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修订《农政全书》上。 到崇祯即位，阉党除，徐光启回京复职。但此后，东林党派兴起，大明仍是内斗不断，崇祯五年，爱徒孙元化在一场冤案中被杀，徐光启有心相救，却无力回天。次年，他也在忧愤中去世。 至此，西方军事派彻底淡出大明军队，军中再无善于制造、使用西洋炮火的专家。这不仅直接导致了大明军队的节节败退，更使后来的满清小觑了西洋火器的威力，导致整个有清一朝火器发展缓慢，为清末的军事落后埋下了伏笔。 纵观徐光启的一生，其实是充满悲情的，他年过不惑才中进士，半生官场起起落落，很多主张都没能实施；他推广番薯、水稻，养活了很多人，翻译《几何原本》为我国数学打下基础，却没人重视；他晚年呕心沥血编纂的《农政全书》和《崇祯历书》，自己却都没能看到其面市刊印；他研习西洋火器，希望能造炮保国，而曾被他寄予厚望的炮兵部队，后来却成为满清攻克大明的利器；他后来位至次辅，却保不住爱徒的性命。 他死后，他的子孙陆续搬到现在的徐家汇居住，这个地方就被人称为“徐家厍”，后改为徐家汇，成了上海近代文明开始的地方。 清末，因为徐光启而繁荣起来的徐家汇，已经有了许多先进的西方科技和技艺。上海，也因为本身就是传统的沿海贸易区，成为了我国近代文明的摇篮。 徐光启，则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上海人。他推广的番薯，早已被大面积种植，并被做成许多零食和小吃，受到人们的喜爱；他曾预言百年后人人必须认知的数学，也早早成了必修课；他建议采用的24小时制，被后来的统治者颁布，沿用至今…… 在我国历史的王侯将相中，徐光启算得上“默默无闻”，可他的学术成就，几乎无人可以替代。许多史学家认为，他才是真正“我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比曾国藩、林则徐、魏源等早了两百多年。 宝贝的健康成长，需要用心的妈妈精心呵护。哎呀宝贝，致力于打造高端妈妈生活圈，每日分享最经典的孕育、胎教、育儿、亲子、早教知识，与百万妈妈一起培养自觉、自信、快乐、有爱的孩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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