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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已反复多次强调，癌变是病理过程因刺激累加发展到“气无转输之机”这一病理状态后发生的由功能性病变的量变（即气变的量）累积到临界点发生质变而形成。这无疑为我们进行癌症病因及发展规律的深层次研究提供了线索：其一，这些刺激累加是如何发生的？其二，这些刺激中哪些可以避免，从什么方面避免？其三，在这些累加刺激的处理中，我们的成绩是什么？怎样使这种成绩发扬光大？错误又是什么、应该怎样避免？ 首先是医源性的作茧自缚： 对功能性病变向器质性病变转归规律的无知和对“循证医学”的盲目崇尚，导致我们只能查出晚期癌症，让众多患者付出了机体严重损害，精神彻底崩溃，最终人财两空的沉重代价！ 对癌症发展转移的错判，导致患者过度地使用放化疗，让已经恶化的整体内环境更加恶化，促使新的发展期快速光临，最终无可奈何地反复放化疗，反复切除，在饱受痛苦之后，快速地与亲友吿别，含恨九泉！ 其次是药源性的饮鸩止渴： 环境污染对人体的伤害，只有政府的力量才能治理，我们无能为力，且不去谈它。对因四季变化的时行疾病的刺激，跌打努挣外伤瘀血，情绪性致病，日常生活不良习惯的刺激伤害，我们只能给大众提个醒：生命诚可贵，健康价更高，千万警惕啊！ 抗生素滥用的后果，至今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现。早在2007年7月，英国政府举办了一次“抗生素功过60年展览”，向人们揭示抗生素并非万能的灵丹妙药，告诫绝不可滥用，并在年底颁布了只有主任医生才能开方用药的法规。其后，《参考消息》一篇题为《细菌把抗生素当早餐》的文章，明确宣告抗生素的滥用贻害无穷。去年，海外一些医药评沦文章则进一步把抗生素称为“超级细菌！”今年，轰动全球的超级细菌在印度、巴基斯埋出现并有向全球扩散的趋势。 这些文章抨击抗生素的负靣效应，强调不可顾此失彼，随意滥用等于饮鸩止渴。我十多年来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对癌症患者的病史和治疗史上溯三年进行盘点，发现至少有60%的癌变是抗生素滥用的“丰功伟绩”，证实抗生素对患者的隐形伤害，非同小可。 见诸报端的抗生素滥用后果岂止于此，治疗癌症的“灵丹妙药”又何尝不是如此！例如：声称“能分解癌细胞”的××沙，一片550元，因其价格昂贵，许多患者认定“一分钱一分货”的死理，毫不犹豫地趋之若鹜，慷慨解囊。泸西县肺癌患者马高发，先后花了11万元之多，癌细胞不但未“解”，反而“分”到左下肢，不得不来找我求治。温州的癌症患者财大气粗，纷纷购买进口的××克，几位患者服食后，因其没有“克”效，不远千里找到了我要求服食中药。其中一位问我可否同时服用××克，我说我的药属平性，与任何药都不冲突，由你自主。不料3位患者服后出现了AFP逐步升高状况，与我平素施治的反应大相径庭……。山西一位肝癌患者也要求同时服用，因有前车之鉴，我让他先把我的药停了，28天之后，AFP从正常值飚升到380多，淋巴结也增添了几个难兄难弟……。 纠正上述这些过失，就可找到了有效预防癌症，大幅降低癌症发病率的对策；解决了这些问题，也就找到有效地早期诊断癌症，提高癌症治愈率的方法，找到了为晚期危重病人提升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的有效良方。 六、即便找到了有效的治疗方法，也无法从根本上战胜晚期癌症 中医的免疫调燮法，用西医的说法可称为纠正免疫功能紊乱，激活免疫细胞，恢复免疫系统动态平衡的方法，在临床上100%有效率，毫无疑问也可以称为战胜癌症的不二法门。虽然尚需系统化，尚需补充完善，但从整体方向我可自信地说，舍此别无它法。然而我院从2004年9月—2007年8月的统计，对1143例晚癌病人的临床治疗结果，除为80%以上的患者延长生存期外，治愈率仅8.5%的事实，证明要从根本上战胜晚期癌症是根本不可能的。理由如下： 根据前面所阐述的癌症病因，我们知道癌症产于起始“阴阳偏阻”的原隐患存在处发生的功能性持续或间歇性病变，发展到“气无转输之机” 的临界点时发生质变而形成。而免疫系统紊乱也是随着这个病理过程的发展由初始紊乱逐步向严重紊乱发展（在初始紊乱的亚健康病人和慢性病人身上，起始阶段之后的发展阶段，这种紊乱导致的变化在患者身上的症状反应与一般疑难病相似，按现阶段无论中医和西医的检测标准衡量，没有什么特殊性可供辨识，只有在接近临界点时，与可在参照中医的脉相差异、西医的生化、血常规格查发现其蛛丝马迹。这些将在下一个问题阐述），当转归出现癌症生成之时，原有的反应症状，基本消失（急骤型病变除外）。等到这些症状再次在患者身上更加明显地出现时，癌症已进入晚期。 在这里，我们不仅要问：癌症形成之时，原有反应随之消失或减弱这是怎么回事？既然消失了为什么晚期又以更加猛烈的形式出现？ 这两个问题背后的玄机，实质上就是晚期癌症无法战胜的本质所在，依据是什么又怎么解释呢？根据西医临床经验，无论什么部位有外邪入侵，都会有大量的白细胞聚集该处。中医或清热解表，消弭炎症，或温化扶阳，促使其发炎肿大，甚至化脓。以破溃流脓血的方式清除炎症，实际上就是患者自身固有的免疫功能的作用。当受伤局部随着刺激累加出现初始免疫功能紊乱时，免疫率就相应减弱，发炎的症状亦处于缓解状态，如果我们在此时一方面注重饮食起居，避免自然的刺激累加；一方靣施以扶正为主，祛邪为辅的治疗，消除紊乱，让免疫系统恢复动态平衡，就可以达到症消而病祛的目的。反之，如果我们不以为意，放任外源性疾病的发生，或治疗上犯了阴症复施阴药，导致“生机化灭”；阳症复施以阳药，促成“气立孤危”的医源性错误，那么，初始紊乱必然一步步加重，患者身上的炎症反应随着其它隐微症状的出现，反而一步步减弱。当癌变发生时，病灶局部症状全部消失的征兆，实际上就是该部位因“气立孤危”失去整体制化系统的调控供给，西医所称的“免疫细胞失去了活性”的病机转归与癌症同步出现之时。 癌症形成了，与癌症相争的免疫细胞失活了正邪相争产生的症状，发炎反应也理所当然地消失了。 我们对癌症的治疗，无论是针对早期还是晚期，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在尽量避免医源性刺激累加发生的同时，通过对整体制化系统的有力调控，纠正免疫系统的紊乱，使恢复阴阳的动态平衡，从而达到激活免疫细胞，并进一步提升免疫系统生发机能，让免疫系统去应对消灭癌细胞的目的。讲到这里，不用我强调大家都知道，癌细胞发炎了，肿大了或化脓出血了，患者感到疼痛出现了，原来看不见的癌细胞变成肿大的淋巴结，肿瘤指标物随着与癌变相关联的种种内伏毒邪被逐出而产生的种种冷、热、痒、乏力、出汗、腹泻、白便、黑便、灰色便、果冻便等情况出现了。 如果该病人体力很好，或者说病情不重，又或者说病灶虽大，面积不宽，可以切除，那么，一般都可以忍受着度过这个痛苦，重新振作起来的免疫功能与癌细胞之间“硝烟弥漫”的邪正相争，由“战略相持”到“战略反攻”阶段，进入正胜邪败、症状逐步减弱的“战略休整”阶段，康复的曙光就在前面。反之，若对病情沉重，营养衰竭的患者，纵然是神仙也束手无策。 最积极的方法也只能是我在《挑战死神·癌症治疗的王道与霸道》一文中所主张的“极力扶正、调燮阴阳”一法，可苟延性命数月，少数可达2—3年。 最为可怕的是癌变发生部位的刁钻。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用阴阳平调法治疗癌症必然见效，且见效后只有支撑度过发炎肿大、坏死、收缩或化浓流失这一必然过程，方可达到消除恶化的内环境，消灭癌细胞的目的。而在对生发于气道、食道、肠道，尿道、胆道、脉管、血管、脑功能区，心胞受侵犯、神经受侵犯，门脈高血压等的癌症病人时，我自诩为治疗癌症不二法门的“阴阳平调法”也只能望癌兴叹。 病灶发炎肿大，势必阻塞通道、气道、食道，肠道不通则大难临头，胆管不通则胆汁泛滥成灾。脑功能区受压则相关联机体组织失去功能、神经发炎则疼痛、痉挛，此时医生就变成了罪人。 试问：谁敢在此一展身手？ 面对这种情势，我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惦量患者家庭的文明层次和财力而给出两种方案：或彻底放弃，以支持法延续生存期，或重点支持加轻微调爕、加适当的化疗，尽可能地让患者多享一天天伦之福。 七、中西并举，把癌症消灭在萌芽阶段 就目前的水平而论，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对癌症晚期的治疗不可能从根本上取得胜利这一点已成为定局。如果不改变防治研究的思路和方向，即使再过一百年，癌症还是“”绝症。一旦我们痛定思痛，毅然放弃目前被称为“科学”的错误，从作茧自缚的藩篱中走出来，反省错误的所在，改变科研方向，利用现有的癌症病因，癌症诊断，癌症防治的可能线索，进行对比分析和实践检验之后提炼升华，找到战胜癌症的方法是不难办到的。 众所周知，癌症一旦查出大都是晚期，原因在于目前主宰医药界的主流遵崇的是“循症医学”的原则，在有证可循之前的存在是无形的，癌症形成之前、形成之后的癌早期，均属于酝酿准备阶段和刚萌芽阶段。这两个阶段中，前者属于功能性聚集性病变的量变所阶段，任何检验手段所能得到的证据，都与一般常见疾变或亚健康人身上的症状反应相似，难以作为癌变的证据被“循”到，无论B超、CT、MRI等声相、影像检测到的依据：包块、肿大的淋巴结、息肉、囊肿、肌瘤、多类慢性炎症；某局部组织增生或变厚、变钝等都没有明显的符合“边缘毛刺、低回声、血供丰富”等癌变特征要求，都无法把这类症据作为癌变的确证来判断。至于病理性检测就更谈不上了，因为没有地方下手。 说到这里，就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既然癌症的产生和发展分为功能性病变的累积量变阶段和“气无转输之机”的病理转归条件成熟之后导致的器质性变化阶段，而我们又只在质变阶段的后期才能查到癌症的存在，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癌症防治的重点摆在功能性病的量变阶段和器质性恶变的萌芽阶段呢？就因为这两个阶段无症可“循”么？ 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太爱作茧自缚了！原则上说科学不是手段、科学是产生手段的思维模式。针对医学而言，如果某种思维模式创造出的防治手段在临床上有突破性的效应，那么，这种思维方式就是科学，反之才不管它名声多么显赫都是错误的或者是不完善的。既然“循症医学”对导致癌症产生的功能性累积阶段和无特异表现症状的早期萌芽阶段无能为力，我们为什么没有勇气把“循症医学”这张尊奉了百余的王牌从主导位置上撤下来，放在辅助的位置上，从功能性病变的累积过程和癌变早期的潜伏发展过程中来寻找癌变可能发生或已是早期的蛛丝马迹入手而另寻出路呢？ 面对若干个世纪以来无法征服的难题，面对浩如烟海的研究资料，如何从惨淡的现实中否定已被奉为至宝的“成就”，从迷茫中看到隐约闪光的线索而敢于取舍，我以为这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必须具备的起码素质。搞物理的能让核弹成功、能让飞船上天；搞生命科学的能编制出基因图谱，我们为什么不能面对一个处于亚健康状态占人口总数70%的群体，寻找到癌症在功能性病变末期、器质性病变早期的反应规律，从而启动针对性的研究，找到系统的理论和方法，把癌症消灭在萌芽阶段呢？ 我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并且自信的说，尽管尚待完善，然而，从整体上而言已基本可以做到。经历40年的临床实践与理论探索的总结，已形成了癌前病变和早期癌症存在的三个检测标准： 其一、有各类慢性炎症、息肉、囊肿、肌瘤、脱落、组织增生、良性肿瘤等慢性病史，或有慢性病的特征，或没有西医可查出的慢性病却有不明原因的乏力、发痒、疼痛、发冷、发热等症状； 其二、在没有炎症、没有心脏病、糖尿病，没有心动过速家族史的病人身上出现双手脉博每分钟跳动的次数接近或超过90%次（儿童少年除外）或两手脉博每分钟频率相差3次以上，或三部脉象时见或濇、或结、或牵、或伏状况。 其三、西医血常规检查发现，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单核细胞三种细胞中的一种以上，百分比超出正常值顶限或低于正常值底线。 在临床诊断中，经认真审查辨识后，只要患者符合其中三个条件，那么无论西医诊断他是否有病、无病都可以作为癌症定论，如果只符合其中两个条件，那么，他可能是癌症病人，也可能是癌前病变患者；如果只符合一个条件，则可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亚健康病人看待。 有什么方法证明上述三个标准作出的判断是正确的呢？ 很简单：只要对上述三个条件中的两个以上的患者针对性地使用我所研制的“阴阳平调”系列方药，就会发现患者出现与各自五邪内聚相关联的症状反应。在用重药的前提下，如果这些症状反应在一月内出现后逐步减弱，那么仅可判定他是癌前病变患者，即功能性病变的病理过程仅接近转归的临界点，还没有出现原受伤的“阴阳偏阻”之处的毒邪使其“气无转输之机”导致恶变的条件。反之，如果反应出现后呈持续或间歇出现症状或进行性加重。即可确诊该患者为癌症病人。 在该理论接近成熟的十年行医生涯中，此法屡试累验，在此恕不赘述。 为苍生计，此法如能推而广之，在多学科配合下癌症发病率下降50%，临床治疗率提升70%~80%是完全可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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