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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诞生了影响中华文明两千多年的儒墨道法兵农等诸子百家，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最包容，最大气的时代之一；诞生了中华文学的根基，诗经、楚辞等是中华文学可追溯到的源头；诞生了全新的军事斗争形式，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参与的大规模战争，辅之以各种谋略，奠定了中华军事思想的基础；这个阶段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英雄时代，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战国四公子、四大名将……有太多名耀千古的君王、名臣和良将留下了绚烂夺目的印记。 可以说，就是在这个阶段，中华文明从蹒跚学步、跌跌撞撞的婴幼儿，成长为剑眉星眸、意气风发的翩翩少年。 那么，同样是诸侯混战的年代，为什么还要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呢？这就为您做一个通俗的解释，让大家轻松理解这两个阶段的重大区别。 01 相较于春秋，战国时期发生的最大变化当属周王室的地位。 春秋时期，各诸侯虽然已经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但表面上还是得听从周天子的安排，因为只有得到他的封赏，才能成为名正言顺的诸侯。而胆子大些的如楚庄王，得到封赏后还要问问九鼎的重量，调戏一下周天子。总的来说，周天子这个时候还是天下共主，各路诸侯也还是“周”大国下的小国。 但到了战国，周王室就从原本的吉祥物和橡皮图章彻底变成了路人甲。以前打仗，各国还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拉出周天子当大旗，比如齐国讨伐楚国，理由就是楚国不向周天子进贡滤酒的苞茅，结果害得大家没酒喝。到了战国就不一样了，打仗就打仗，关周王室什么事？最多也就是借个道而已。 到了“三家分晋”的时候，瓜分了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因为是各国臣僚中第一批篡位的，心里发虚，所以去找周威烈王，要求册封自己为诸侯。周威烈王或是惧三国实力不敢不准，或是想分解各国君权力以谋周天子重领天下，总之立即批准。这一批准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相当于给其他国家立了一个标杆——家主造主公的反竟是有理的！ 几十年后，齐国也依葫芦画瓢，出了个“田氏代齐”事件——姓田的臣子取代姜家人成了齐国的国君，同样也得到了周天子的册封。这个时候的周王室更加衰弱，对谁也没勇气拒绝，只好一概承认。从此以后，王为尊的社会制度被彻底打翻，大家赤膊上阵攻城掠地，也顾不得吃相好不好看了，这也是把“三家分晋”作为春秋和战国时期分界线的重要原因。  （图片来源于网络） 到了周显王四十四年，秦惠文王在一众传统诸侯中第一个称王，其他诸侯也纷纷效仿，连中山国这样的 “野蛮人”的首领也自称为王，周王室已经堕落到夹缝里求生存了。窘迫到什么程度呢？《战国策》里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有一次，一个韩国的通缉犯躲到周王室，周王室收留了他14天，最后还是心里没底，把他“礼送出境”。 韩国后来知道了，派人上门讨说法。周王室回复道：“我知道他是你们的通缉犯，所以把他扣留下来等你们来抓，结果你们迟迟不来。这个通缉犯那么厉害，我们哪里留得住，你们又不派人来抓，我们只好让他走了。”这一波“抖机灵”让人捧腹之余，却也暴露出这个时候周王室是何等衰弱！ 02  周王室是如此虚弱和卑微，周王室当年定下的“周礼”自然就没人理会，其中也包括军事规定。 按照周王室的规矩，不是谁都能参军打仗的。那个时候，各国的人口分成两种：住在城镇里的“国人”和住在乡下的“野人”。其中“国人”属于征服者，有权参政议政；“野人”是被征服者，老老实实种地服苦役就好了。 打仗属于光荣的事情，只有高贵的“国人”才能参加。看起来是不是有点眼熟？没错，这个路数跟希腊罗马时期一样，只不过欧洲把这种“上等人”叫做——公民。  正因如此，春秋时期军队的规模都不大。按照《周礼》的规定，一个军12500人，周天子能有6个军，也就是75000人；诸侯最多有3个军，即37500人。春秋中期，晋楚之间的城濮之战，每一方出动的军队规模也就三四万，这已经是两国间决定性的会战了。 但到了战国，这么小打小闹已经不足令让各国君主满意了。军队必须扩大，而“国人”数量终究有限，于是大家就把算盘打到了“野人”身上。  (上图为赵国赵简子） 首先突破规则的是赵国的赵简子。当时赵国还只是晋国的赵家，跟其他两个大家族中的行家和范家开战。一家对两家，人手显然是不够的，赵简子就把所有能拿武器的人都凑了起来，并且鼓励他们：“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 别说“野人”，连奴隶都用上了。这个迅速扩大军队规模的办法迅速被各国效仿。魏国的李悝变法更是明确建立普遍征兵制度，来取代以前的“国人”参战制度。秦国的商鞅也在变法中借鉴了李悝的先进经验，并引申出军功爵制。  于是，战国时期的战争规模迅速扩大。大名鼎鼎的秦赵长平之战，被坑杀的赵国军队就有40万，双方参战总兵力更超百万。即便是历史记载有所夸张，但无论如何，那时的军队规模和战争规模一定是比春秋时期有了成倍、乃至成十倍的增长。  军队规模扩大了，打仗的方法也随之改变。周王室的《周礼》对打仗的方法作了规定，包括打仗双方必须约定好时间地点，打仗之前双方都要等对方先把阵势摆好，打仗的时候不能直接针对对方的主帅，赢的一方必须适可而止、不能拼命追杀……我们今天看来，这样的战争更像一个决斗！怪不得史学家钱穆认为，春秋时期是中国“贵族文化”的巅峰时期。  从春秋中后期起，各种战术、策略和谋划陆续出现。大家在打仗中运用了自己的谋略，《孙子兵法》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这个时期也偶有遵循“君子之战”的“老实人”，如宋襄公，结果自然是大败而归。  仗越打越大、越打越复杂，也就意味着需要的各种保障越来越多。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开展了一系列变法或改革，随之而来的，是井田制让位于均田制、分封制让位于郡县制、世卿制让位于官僚制……而诸子百家的思想，也在这样一个“大争之世”得以大放异彩！   春秋时期，各诸侯还是以周王为尊，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争夺霸权；到了战国，周礼已“礼崩乐坏”，各诸侯凭实力为统一天下而战。正是基于上述变化，战国时代的列国争霸才变得格外激烈和精彩，战国的“战”才得以名副其实。也正是有了如此激烈的碰撞，才让中华文明褪去了孩童时代的迷茫与懵懂，真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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