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足够水平的清洁与低碳，过去没有发生过，未来也不会自动出现。要想实现人类一致的、长时间的、大范围的集体减排行动，我们需要基于目前的政策环境进行大量额外安排，不能单纯指望依靠重大的技术突破来实现。 “可行与否”本质上属于一个主观认识问题。尽管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从各种角度、基于各种参数来说明一个方案比另外一个更可行，但总体而言，这在很大程度上仍旧属于人的主观认识与判断，无法以充分透明的方式进行讨论。当然，公共讨论的价值往往不在于达成一致，而在于展示和理解差异、差异的程度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 在这些大前提下，今天我们就来探讨我们观点中的能源转型基本含义（比如，2050年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80%以上，与IPCC情景的2度目标大体一致）的可行性。以及我们期待的能源转型的社会进化含义。 技术视角的“可行与否”好像是无法讨论的“主观”判断 按理说，能源经济仿真模型是个可以进行透明讨论的基本工具——逻辑一致，代码跟参数设定都可以充分公开。但是，由于参与讨论的人们对于模型的原理与基本功能并不具有共同知识，因此目前模型在社会层面仍旧被视为“黑箱”。而很多模型的模拟工作，由于其方法论的局限，也更多的是以“科学+艺术”的面目出现[2]，一定程度上包含着模型使用者（modeller）的主观判断。 同样的模型，从经济和技术的角度看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技术专家更关注可行与否、是否可以承受，并进行主观判断；经济学家则是目标导向的，可以承受与否永远在一个连续的区间上，问题是需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这一目标意味着什么样的约束与变化？对经济学家而言，技术上的可行性，特别是物理约束（比如最大规模）似乎都不存在绝对障碍，关键是边际的成本是多大。 过去的10年间，社会各界对能源转型目标的认知差别在不断缩小，比如“减煤是一个长期趋势”已经日益成为共识[1]。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大家其实是在讨论这一过程（需要以及可能）多快。如果从技术角度看，这种连续性的问题往往很难用“非真即伪”的二值逻辑来展开讨论。当现实中互动的变量个数超过四个，问题的复杂程度就会大大上升，超过一般定性讨论的能力。此时对于大众而言，可行性讨论就又会变得像一个基于黑箱的主观判断。 比如，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极大地降低了天然气与石油的价格，那么想要回答这一结果对于缓解气候问题是利是弊的问题，起码正因素就包括：（1）天然气对煤炭的替代；（2）天然气提供给电力系统运行的更好灵活性利于可再生能源的消纳。但是负因素也不少：1. 价格下跌带来的需求反弹；2. 天然气传输过程中的泄漏；3. 天然气发电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替代。这种问题的复杂性是很高的。 为什么可行？因为总体经济成本不大是共识 静态的一般均衡的经济学会直接引出“能源转型不是免费午餐”的结论。这源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范式。从总体上来看，可再生能源仍旧比化石能源昂贵，这也就意味着宏观上能源投入比重的增加，产出下降，从而导致GDP与福利的损失。当然，不是免费午餐不等于不需要做。人们决策的依据往往是效益是否大于成本，而不是成本是否为零或者为负。 同时，能源转型成本是可以承担（GDP几个百分点）的，甚至其成本为负的研究结论也并不鲜见。在十几年前，“能源转型与经济增长已经手拉手前进（hand-by-hand）”的论断就已经出现[3]——那时风电的成本至少是现在的1.5到2倍，光伏成本至少是现在的3到5倍。现在，在风电光伏，以及储能成本继续快速下降的背景下，这方面的前景预期将会更加乐观。 然而，“能源转型的总体经济成本不大”这一共识为何没有转化为有效与足够的减排行动？仅用经济学视角来分析其原因似乎是不够的。转型会明显地创造出新赢家与新输家，会打破很多的旧有利益格局与习惯势力。转型可能意味着生产范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些都是非经济成本的存在，更不要说广泛存在的国家间、行业间的“囚徒困境”问题。 为什么可行？因为拥抱能源转型的群体越来越多 从经济理论上看，能源转型的政策工具非常简单，就是一个足够高水平、对应于碳排放的边际损害的碳定价。但事实上，世界各处存在的碳定价水平，往往大大低于这一水平。这根源于政治因素与政客的短视，已经进入了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研究的范畴。 在政客的决策之外，我们必须看到，拥抱能源转型的社会群体正在日益增加。虽然从目前来看，这些群体往往是小于国家体系的群体，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独角兽互联网企业，以及个别亿万富翁。其行动也更多的是自下而上的、较碎片化的。但我们不能忽视这些群体的壮大。在美国，已经出现了以环境与社会价值为目标[4]的社区电力集合商（CCAs）。由于可再生能源发展也会带来土地价值的提升，因此广大的土地所有者也无疑会是能源转型的坚定支持者。 从社会转型理论视角来看，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社会制度、经济活动和政治机制，都能够实质性地改变社会—生态关系。实现这一社会变化的“临界点（tipping-point）”，包括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关闭燃煤发电厂以及抛弃规模化农业等政策[5]。如果人们的生产生活行为改变了（比如宁愿花5毛购买消费光伏，而不是3毛的煤电），那么能源转型就无疑将成为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了。 能源转型也是社会转型，甚至进化 能源系统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跟其他产业、经济甚至社会系统广泛联系的。如果能源系统成功转型为以小型的、波动性可再生能源为主，那么相应的社会创新、规范甚至文化的重新构建也都是可能的。 比如，过去我国的能源行业的很多思维方式往往是典型的“战场指挥官式”的规划思维、能源主要矛盾论、重点论等。这些反开放统一市场，代替市场主体决策的思维方式，除了计划经济的影响之外，也跟过去能源行业主体数量相对有限有关。电力部时代，“肉都在一个锅里[1]”，抓住了总部，就抓住了一切。在三大石油时代，抓住了这三大主体，石油行业也基本搞定了。 但这种“指挥”方式很难招架成千上万的市场主体。在缺乏普适性解决方案的前提下，这种政策模式将连基本的含义都需要确切界定了。打个比方：一个学生面临着语文跟数学的严重结构性偏科，她可以暗下决心，一定要更多投入时间，把数学搞上去。但是一个校长不能把“一定要投入更多时间到数学”作为一个普适政策，因为不同人对“更多是多少”的理解是不同的，其偏科的程度也是差别很大的。这种政策本身的清晰性与明确性都是有问题的。 从社会共识来说，随着能源转型的推进，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有煤电才能保证能源安全”、“电力必须由国家来管控”等言论也会失去生存的土壤。当我们处于一个每个人都可以是发电方、电力可以实时交易、能够通过实时调节波动性能源来保证供电稳定的社会时，管理形态、社会形态甚至社会文化都可能会相应改变。这也同时是能源转型的超越环境经济层面的意义。我非常期待这一社会层面的进化：更加地自我组织、优化与决策。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