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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晃晃的人间》以前段时间爆红的女诗人余秀华为主角，记录了她从默默无名到爆红之后的生活变化，导演着力描绘了她的情感和婚姻历程，以及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刻画了一个因脑瘫、农妇这样的身份与世俗想象相差巨大，却又敏感、细腻、才华横溢的女诗人形象，更展现了一位倔强追求爱情的、平凡又特别的女性形象。 影片中，给观众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余秀华对爱情和情爱的追求与她婚姻现实的巨大反差，她与丈夫的婚姻走向也是观众最为关心的事件。在北京点映现场的放映中，当余秀华在离婚这条道路上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她对电话那头的丈夫说，“你这个月回来，（给你离婚费）15万，下个月（只有）10万”时，观众席里爆发出畅快的笑声与热烈的掌声。尽管范俭介绍说余秀华根本没有接受过女权思想的教育，但作为一名女性，将自己的情欲写成诗，并在现实生活冲破世俗的桎梏、结束名存实亡的婚姻，无论是思想还是行为，都是足够“女权”。虽然大多数观众都认同余秀华的行为和选择，但还是出现了有趣的差异，范俭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和西方观众不大一样，中国观众对《摇》呈现明显的性别视角差异，相当多女性观众喜欢影片，喜欢余秀华，情感和观念的代入很强烈，男性观众则常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采访中他也提到，有些男性观众认为余秀华好好的日子不过，是在胡闹。 影片中，余秀华在虫鸣蛙叫的乡村田野劳作、生活、写诗，生活与思绪幻化成生命力十足的文字，文字落在光影斑驳的画面上，诗与诗意相得益彰。而刚刚斩获的第29届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长片竞赛单元评审团特别奖，也是对此片艺术水准的肯定。 问：您是一开始和余秀华接触的时候，就确定说家庭、婚姻是这个片子的主要拍摄方向，还是拍了一段时间逐渐确定的？ 范俭：应该说是逐渐确定的。她的诗里一多半写的都是情感上面的追求和问题，也写了自己家庭的事情，写了很多关于父亲、母亲，她的诗里这一切全都有。当然，她的诗里面最大的痛点来自于她的情感，她追求的一些东西一直没有得到。她对婚姻一直是有巨大的不满，这种不满并没有全都通过诗歌来描述，但诗歌里也有，包括她的《我养的狗叫小巫》里面写道，“他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往墙上磕的时候”，这个其实不是她老公所为，但是是她看到的，她把她老公的形象给戏剧化和极致化了。 问：艺术处理了。 范俭：对，她老公实际上不敢打她，但是语言上的暴力肯定是有，他们经常吵架。所以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有一部分是有一定加工的。她的很多诗歌里都有她的生活。我从一开始就觉得，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她的命运一定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另一方面，我想从她的家庭来观察，我觉得一定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因为第一次拍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家庭很有趣。 问：有趣在哪儿？ 范俭：第一，这个丈夫是很有趣的。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看到她跟丈夫有某种疏离的感觉；第二，她丈夫平常在外面打工。然后这又是个写诗的女人，她又说过对婚姻不满，她母亲、父亲性格也是比较外化的，不像很多农村人躲着摄像机，也不爱说话和表达。她父母对余秀华一直怀有愧疚感，尤其是母亲，她把孩子生成一个脑瘫，虽然也曾经四处求医问药，可最后还是没有治好，那些愧疚感可以感觉得到。所以凭借我的阅历和了解，我觉得这家人一定有戏。 问：您这个片子基本上是站在余秀华的立场上来讲述的，或者说从她的角度和视角，是这样吗？ 范俭：这是关于余秀华的纪录片，关于这个女人的，我不想去渲染那些世俗的层面，因为她与她丈夫的矛盾根本就不是世俗层面的问题，而是情感和观念、精神层面的冲突。至于他有没有对家里尽责任，比如当年是给了家里多少钱，比如他有没有照顾儿子，或者照顾余秀华等，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 问：我记得有一场她的丈夫和工友们一边喝酒一边讨论女人，说女人都是猪云云，为什么会放进这个素材？ 范俭：对，那就是一个巨大的观念问题。总的来说在酒桌上那场之前，大家并不觉得他有多差，对我来说这个角色的分寸就够了。我放酒桌上那场就是想让大家看到他的观念，或者他那个圈子的观念跟余秀华的观念有多么大的不同，简直是一种无法跨越的沟壑，使得两个人不可能在一起。 更何况片子在第五六分钟就说了，很简单的几句话，余秀华说“他看见我写诗，他很烦，我看见他坐在那儿，我很烦”就够了，不需要太多话。你有没有看过于佩尔演的《她》？我总结于佩尔演的角色的动机，她是反控制，女性要反对被其他所有的人、过往、还有道德所控制，因为可能我觉得她有某种女性主义的映射。女性特别容易被身边的人掌控，她的丈夫、男友，或者父母，他们会用很多观念来影响和左右女性、控制女性，包括道德本身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控制女性的，就是羞耻感。于佩尔饰演的角色被强奸了，她不羞，她反抗，她不要这个东西，不要被羞耻感控制。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余秀华有相似的一面，说白了我觉得这两部电影都是某一种女性主义电影，都是为了呈现女性内在的一种反控制动机下产生的种种行为。余秀华过往最大的控制就是她不完美的身躯，实际上她写作也是对这种不完美身躯的一种反控制、一种挣脱。具体到婚姻这件事情，控制又来自于母亲、前夫、还有舆论，以及影片中不在场的儿子对她的影响和控制，而她后面所有的行为都是反抗这些控制。 包括一些别人对她的道德评价，说她的诗歌是“荡妇体”，她说荡妇就荡妇，这些道德评价与我何干。她的女性主义真的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根本不懂什么叫女性主义，就是这样想的，这是关于这个独特的女性的一部电影。 问：您曾说有一次放映，女性观众和男性观众对这个片子以及人物的评价不太一样，大概是怎么不一样？ 范俭：女性观众更多是情感上面的，共情的很多。有很多有类似经历的被她激励到，有很多是确实在情绪上被感染到。当然也有女性观众感到很悲伤，看到余秀华最终的处境仍然处于一种永恒的孤独当中。但男性观众呢，情感上的介入比较少，道德上的评判很多，比如说余秀华忘恩负义，为什么一定要离婚呢？离了婚你还怎么可能（再嫁人）？跟余秀华母亲的判断是一样的。最近还接触到一个男性记者，他就觉得余秀华在胡闹，还有一个男性文学评论家看完以后说余秀华为什么离婚？根本就没有理解。 问：所以她丈夫跟那些工友说的话，其实不仅仅是因为他和余秀华精神层面的差别，或者说是男性和女性本质的差别？ 范俭：对，我这部影片就是让你看到性别视角差异，很多男人都是有直男思维的。就觉得女人瞎折腾啥呀？你折腾得了今天，你折腾得了明天吗？ 问：那您作为一位男性导演，您是怎么认同女性和余秀华的？ 范俭：男性也可以成为女性主义者，我是最近才发现我好像就是女性主义者，或者有某些女性主义观点。 问：是因为拍了这个片子之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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