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墓中葬品让人诧异，其中两件的下落出人意外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

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

笑指泸沟桥畔路，有人从此到瀛洲。

上诗为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鸿章遵父命入北京顺天府乡试时所写《入都》诗十首之一，抒胸怀，吐壮志，满腔降服外夷、留名青史的慷慨豪情，为世人称道所传诵。

彼年，李鸿章只有十九岁。

王揖唐在《今传是楼诗话》中说：“诗虽少作，然其作秀才时气象便已不同，亦可征后来之事业矣。”

的确，若干年后，李鸿章实实在在是做到了诗中所发宏愿。

王光汉先生在《李鸿章自安徽入都诗笺传》中就大赞说：“于自信之余，特充溢豪气，大有天下公爵舍我其谁，晚清历史为我是著之意……前两联说尽诗人一生：运转晚清机枢，捭阖欧美交际，尽李公‘只手’而已。尾联为诗眼，尽得诗家韵味，意蕴尤长。”

李鸿章为大清国奔波操劳一生，官东宫三师、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光绪27年（1901年）11月7日，病逝于北京，留绝命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诗中充满忧时念危之意，饱含悽怆悲凉之音。如果说“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是李鸿章少年时代的进取宣言，则“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便是其临终前对自己忠公体国品格的最后总结。

李鸿章病逝噩耗传入宫中，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均失声痛哭。

慈禧哀伤无限地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

随后，赠李鸿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北京建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

清代汉人官员北京建祠者，仅李鸿章一人而已。

李鸿章病逝后第二日，英国《泰晤士报》用了足足两个整版的篇幅，详细介绍了李鸿章的生平。美国驻华使馆降半旗表示致哀。

十六个月后，李鸿章下葬于安徽合肥东乡夏小影（即今合肥大兴集）。

俗话说，盖棺定论。

关于对李鸿章的评论，慈禧太后称其为“再造玄黄之人”。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后人亦将之与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并列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有世界格局眼光的人还将之与德国的俾斯麦、美国的格兰特并称十九世纪三伟人。

而在西方世界，李鸿章向来就有 “东方伸斯麦”之誉。

1883年，美国总统格兰特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谈及自己在国外所遇到的英雄人物，他算了一下，共有四个，分别是：法国首相甘贝特、德国首相俾斯麦、英国首相格兰斯顿和中国的李鸿章。

李鸿章是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一生所办实事多得数不清，在他主办的洋务中，有500多个中国第一，200多个亚洲第一，堪称中国近现代电力、电讯、邮政、金融、外贸、铁路、航运、冶金、造船、教育、翻译、出版、海军、兵器等多项事业的开山鼻祖。

而且，经他手培养出来的高级人才数不胜数。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称：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

可惜的是，晚清积重难返，帝国已近黄昏，李鸿章一介孤臣，虽然曾“以一人战一国”，用一副肩膀硬扛起半边天，不计个人得失，一次又一次出面承担帝国最不堪、最难以应付之事。梁启超因此动情万分地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梁启超所悲者，不过李鸿章生前之遇；其实，李鸿章身后之遇，更加悲惨。

前文提到，李鸿章墓地在合肥城东十五里的大兴集。

合肥大兴集并非李鸿章出生的地方，也不是他家祖坟所在地，李鸿章将自己的墓地选在这里，用意何在？

早在1892年，李鸿章夫人赵小莲去世后，李鸿章在给儿子李经方的家信中，就特别谈到对生后葬事的安排，指定是“夏小影生圹”，坦言：“风水之说，吾不甚为然，只求无水无蚁，以安体魄。今世所云地师者，言人人殊，各挟小术以欺世射利”。而在给兄长李瀚章的家信中，则明确解释了选址夏小影的缘由，他说：“弟本不知堪舆，亦不甚信风水，但喜邻近包公坟，又滨大河。”

原来，就因为夏小影有包公墓，李鸿章止愿身后能与包公比邻。

李鸿章平生崇仰包拯，1882年，曾解囊白银二千八百两建包拯祠，且自撰碑记。

李鸿章以为，自己与夫人赵小莲埋葬于包公之侧，可以永远安息。

可是，李鸿章在地下沉睡五十多年后，有人打起了他墓的主意。

晚清民间流传有一副这样的对联：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曾任宰相；翁同和为江苏常熟人，曾任司农。则这副对联直指他们吸食民脂民膏而享受富贵。

虽然梁启超曾对李鸿章损公肥私之说持怀疑态度，但大多数人都认定了李鸿章生前是富甲天下的，则死后墓中的宝贝就不会少。

1958年，前来盗李鸿章墓的人动用了十公斤炸药来炸墓穴。

但墓穴宝顶为水泥质，异常坚固，根本炸不开。

最后，有发掘者想出一条妙计，盗墓术语叫“鲤鱼打挺”，即从墓冢前挖地道，自墓室底部进入墓室内，将棺材拖出。

被拖出的棺材共有两口，分别是李鸿章和夫人赵小莲的。

赵夫人的遗体依然保存完好，盖着慈禧太后特赐陪葬的陀罗经被，身上穿着华贵的衣服，就像睡着了一样。棺柩旁有一个小箱子，里还有一个精致的木盒子。

打开木盒，里面放着两块黄澄澄、金灿灿的砖头状的大家伙，这可不就是金砖？

人们的眼光发绿，赶紧用秤称，近30斤重。

发财了！发财了！

可是，银行专家鉴定，这其实是两块铜砖。

李鸿章尸体层层包扎着棉絮，也保存完好，他所枕的金元宝下有他亲笔所写的自传，身旁放着一副眼镜、一块怀表、一个拐杖，身下垫着七枚金币，按照北斗七星的形状摆放着。

另有一把宝剑，完好无损，出鞘闪耀着光芒。

由于李鸿章一生签订了30多个条约，其中《烟台条约》、《会议简明条款》、《天津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辽南条约》、《胶澳租借条约》、《辽南条约》、《胶澳租借条约》、《中俄密约》、《展拓香港界址条约》、《辛丑条约》等12个条约都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国人恨之入骨，骂他是“卖国贼”。

所以，李鸿章夫妇的棺椁被打开后，有人将他们的遗骸用绳子拴在拖拉机后游街，一直拖到尸骨散尽。

其实，签订丧权辱国条约，李鸿章不过是为统治者背黑锅而已。

李鸿章病逝时，有识之士、维新思想家严复献给李鸿章写的挽联就是：

使先时尽用其谋，知成功必不止此；

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

上联是说，假如李鸿章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倡导的各项改革能真正得到实施，则成就必远大于目前；下联则是说倘若李鸿章不从广东奉诏赴京，谈判议和，知识分子们又要批评他为了自己的名誉，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了。

想想看，李鸿章的智商可不比天下许多人都要高？难道他在签订这些屈辱条约时，就从没考虑过自己身后的名声？而如果说李鸿章是迫于清廷的胁迫而去签订这些条约，他又分明不是怕死之辈——签《马关条约》时，因为和日本人硬顶，年逾七旬之躯，还遭到了日本人的枪击。

那么，是什么因素驱使李鸿章甘冒身后滚滚骂名来做这些事？

英国公使欧格讷曾回忆，在李鸿章马关议和期间，北京的“大臣们不准备承担给李鸿章指示的责任，而是坚持必须让李鸿章特使采取主动，而大臣们将批准他所作出的任何决定”。到了向日本割让台湾的时候，朝廷又命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前去办理。据议和使团顾问、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JohnWatsonFoster)披露，李“对此非常生气和吃惊，这表明北京感兴趣的是把人们对条约的全部憎恨都加在他和他的亲属身上”。他给儿子去电，说“我父子独为其难，无可推诿，汝宜妥筹办法”，又给总理衙门去电，称经方忧劳成病，牵发旧疾，症忡日剧，神志不清，断难胜此巨任。然而朝廷不允，诏命“李经方迅速前往，毋许畏难辞避。倘因迟延贻误，惟李经方是问，李鸿章也不能辞其咎”。在离开广州，北上与各国使节开展议和谈判前，他对送行的朋友说：“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天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说罢涕泪长流。此时，他完全知道自己是在为不可为之事。

自古弱国无外交，条约虽然屈辱，却是当时化解国运危机不得已的手段呵。

因为这样，李鸿章不但蒙受了和秦桧一样臭的恶名，死后尸骨还遭到了摧毁。

根据记载，那些人还在李鸿章墓里发掘出了手枪、德制大刀、朝珠、戒指、银币等物，金币、银币、朝珠等物，当时收藏于肥东县有关文物部门。

按《安徽省志·供销合作社志》记载，1959年，收购到李鸿章墓群出土的陪葬品，有三颗特大钻石，上交省人民政府后，奖励合肥市3万元。

遗憾的是，李鸿章墓所出文物，近年来并未在安徽省博物馆展出，不知去向何在。

至于盖在赵夫人身上那张慈禧太后特赐陪葬的陀罗经被，据说是当天就被人拿回家，洗洗后盖了。李鸿章身旁那一把出鞘尚还闪耀着光芒的宝剑，则被一个戏剧团拿走，说是当戏剧道具，却永远人间蒸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