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敦煌，犹如今天的深圳

编者按：敦煌莫高窟，与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作为敦煌文化的实物遗存之一，莫高窟无疑是王冠上那颗最璀璨的明珠。千百年来，这座文化圣殿令无数人前赴后继赶去朝拜，无论是生动传神的壁画，还是丰富多彩的塑像，抑或是庄严肃穆的洞窟建筑，都令人心之神往。

为何在“四大石窟”中，敦煌莫高窟的关注度最高？琳琅满目的壁画、彩塑、石窟如何拔地而起？又为何发生在敦煌？凤凰网佛教于2016年12月刊发了华西都市报关于敦煌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副教授董华锋的采访，解读敦煌的前世今生。一起来看：

甘肃敦煌莫高窟158窟西壁涅槃变中飞天（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季羡林

古敦煌犹如今深圳

敦煌地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汇处，是古代中国通往西域、中亚和欧洲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上的必经之路，商贸往来门庭若市，熙熙攘攘。

古时候的敦煌到底有多繁华？打个形象的比喻，正如著名敦煌学者王惠民此前接受采访时所形容，“古代敦煌就像现代的深圳一样”。如果你去过深圳，目睹了这座国际化的都市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感受到沿海城市沐浴着前沿科技之风带来的生活便利，体验了一把“深圳速度”创造的日新月异，不妨想象一下，这样车水马龙、富贾云集的场景，也曾经发生在敦煌。

位于东西交通要冲的敦煌，是西行求法或东来传教的僧侣的途经之地，他们或传道授业，或普度众生，或稍作休整，都让敦煌这一方土地，成为我国最早接触佛教的地方。根据魏书《释老志》记载，“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可见西域的文化对敦煌的影响之大。

一千多年前，佛教在西域诸国盛行，建塔造寺、开窟筑像的佛教艺术也随之传入敦煌。

早在魏正始年间(公元240-249年)，月氏人竺法护就在敦煌出家，从罽(音ji)宾文人和龟兹使节处得到一些梵文佛经，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名声鹊起，信徒多达上千人。此后，他的弟子竺法乘，敦煌人于法兰、于道邃等高僧兴建寺庙，为大众现身说法。这样浓郁的佛教氛围，让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不少内陆高僧到此开凿洞窟修行，莫高窟应运而生。

敦煌西千佛洞第15窟中唐西壁观无量寿佛经变（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为什么是在敦煌？

如果不是因为举世闻名的莫高窟，你或许不会留意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的敦煌。千百年间陆续建成的规模庞大的石窟群，让世人的目光齐聚在敦煌，哪怕漂洋过海，哪怕翻山越岭，也要来这里朝拜。

如此琳琅满目的壁画、彩塑、石窟为何发现于敦煌？开窟鼻祖乐僔僧人的停留是偶然还是必然？敦煌的前世今生，都逃不过历史车辙碾压的规律。

敦煌古称瓜州，历史可上溯至4000年前的夏代。战国至秦，瓜州一带居住着塞种人、乌孙人和月氏人，后来，月氏人逐渐强大，打败乌孙人，赶走塞种人；西汉初年，居住在蒙古高原的匈奴又强大起来，将月氏人征服后分别迁移至中亚(大月氏)和祁连山一带(小月氏)；汉高祖刘邦不得不以和亲、财宝换取边境的片刻安宁。

至汉武帝时代，汉朝主动抗击匈奴，一面派遣张骞出师西域寻找大月氏联合夹击匈奴，一面以军事手段占领河西走廊。公元前111年，汉朝在河西走廊设置了四个行政区，“河西四郡”分别是张掖、武威、酒泉和敦煌。敦煌之名得以问世，并且成为中国西面的门户。

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为丝绸之路沿线带来了繁荣，地处丝路要道的敦煌经济、文化都开始腾飞。东汉末年，拒绝董卓征辟而隐居乡里的张奂，在敦煌收弟子千人，著《尚书记难》，儿子张芝、曾孙辈的索靖都长于书法。三国至两晋时期，宋纤、索袭、郭瑀等史上有名的“硕德名儒”大多在此隐居避世。公元400年，李暠以敦煌为首都建立了西凉王国，他广纳英才、大兴教育，令敦煌经济繁荣昌盛，文化方兴未艾，为佛教文化在敦煌的传播埋下了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