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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时脏”学说阐微

2019-08-22  时宝官

《黄帝内经》“时脏”学说阐微

作者:李鸿泓,张其成

藏象理论是《黄帝内经》理论体系中的核心部分,其独特性在于藏象不离于脏器(如《灵枢·经水》篇“其脏之坚脆,脏之大小……”),又绝非形质所能尽赅(《素问·六节脏象论》“故形脏四,神脏五”),乃神之所舍,时之所应,故又称之为“神脏”或“时脏”。尽管两种称谓不同,但二者统一于五脏之气,由五脏之气而实现“藏神”与“应时”的功能。正所谓“五脏应四时,各有收受”(《素问·金匮真言论》)、“五脏者,所以参天地,副阴阳,而连四时,化五节者也”(《灵枢·本 脏》)。

诚如恽铁樵在《群经见智录》中所云:“《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脏,乃四时之五脏,不明此理,则触处荆棘,《内经》无一语可通矣。”从某种程度上说,五脏就是对人体“应时而变”调控机制的分类概括,是机体在“应时而变”调控过程中形成的生理调控模板,是机体内部各种信息传递过程在某一时相点上的宏观状态。

然而,《黄帝内经》中涉及四时、十二月、八节气与内脏相应的论述在 20 篇以上,观点多不统一,尤其是脾的时令配属问题,更是观点各异。本文将结合其理论渊源,推测其形成时期,对其中不同“时脏”观点加以一一辨析。

五脏配四时

“四时五脏”论也称“脾不主时”论,即肝、心、肺、肾分别应于春、夏、秋、冬,而在脾主何时的问题上,则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为脾不独主时,且在四时中没有独立的位置。岐伯曰:“脾脉者,土也,孤脏以灌四傍者也。”帝曰:“然则脾善恶,可得见之乎?”岐伯曰:“善者不可得见,恶者可见。”(《素问·玉机真脏论》)此说可溯源于《管 子·四时》土德“实辅四时入出”的观点。较《黄帝内经》成书时间稍早的《春秋繁露·五行之义》也谈到,“土者……不可名以一时之事,故五行而四时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土虽各职,不因土,方不立。……土者五行之主也”。可见这种模型源有所本,为多家所推崇。

二为脾不独主时,但寄治于四季之末。即“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脾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头足,不得主时也”(《素问·太阴阳明论》)。《素问·刺要论》也从发病的角度涉及到这一观点:“刺皮无伤肉,肉伤则内动脾,脾动则七十二日四季之月,病腹胀烦不嗜食。”此说多出一“寄治”概念。

翻阅先秦文献似无相关论述,《白虎通》对五行与季节相配有“土尊不任职,君不居部”的认识,但并无“寄 治”之说。究其根本,其与“孤脏说”并无对峙之处,故“寄治”说当晚于前说,是部分医家为求理论明晰所作的必要补充。这种补充,阐明了木、火、金、水之间的交替变化必须依靠土气的作用方能实现。

《黄帝内经》“时脏”学说阐微

四脏配四时

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素问·水热穴论》中,肝、 心、肺、肾分别应于春、夏、秋、冬,即四脏与四时相应,而未论及脾之主时。“春者木始治,肝气始生……夏者火始治,心气始长……秋者金始治,肺将收杀……冬者水始治,肾方闭。”(《素问·水热穴论》)从该篇仅以四行木、火、金、水与四时四脏相配而不言土来看,可能是“时脏相应”引入五行学说进行论证的早中期阶段。

该说当晚于《礼记·月令》“脾应春”“肺应夏”“心应土”“肝应秋”“肾应冬”理论,因为《礼记》之说似与直观的解剖位置更为相关,而本说讨论的是显然是脏之气化,故更可能与“孤脏说”一脉相承而略于再论。

《黄帝内经》“时脏”学说阐微

五脏配五时

“五时五脏”论是以五脏应五时,其在《黄帝内经》中亦有两种观点。

一为“脾主季夏或长夏”论。《灵枢·五音五味》曰:“足太阴,脏脾,色黄,味甘,时季夏。” 《灵枢·顺气日分为四时》曰:“脾为牡脏,其色黄,其时长夏,其日戊己。”王冰注:“长夏,谓六月也。”新校正进一步解释道:“按全元起云,盖以脾主中,六月是十二月之中央,一年之半,故脾主六月也。”

此说在《素 问》的《金匮真言论》、《平人气象论》、《脏气法时论》、 《宣明五气论》、《风论》等篇皆有述及,显示了“五脏应时”观与五行学说的密切结合。

该说亦可溯源自先秦文献。如《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均将土附于季夏火德之内,《淮南子·时则训》《春秋繁露·五行对》明确“土为季夏”。

“季”,《说文解字》释为“少称也”,古人常以孟、仲、季之称谓列次序之前后。与该说相似的是脾为“至阴”说。如《素问·咳论》曰“乘至阴则脾先受之”,《素问·痹论》曰“以至阴遇此者为肌痹”。何谓“至阴”?依杨上善所注:“至阴六月,脾所主也。” 但“至阴”即是六月之说,尚进一步商榷。

二为“五脏各主七十二日”论。此论仅见于《素问·阴阳类论》,似与《管子·五行》中的“土行御,七十二日而毕”有关。《管子·五行》篇以五行来统摄时间与人事活动,如冬至后从甲子日开始,要按照木德应时治事,所谓“睹甲子木行御”,余皆准此,各行御均“七十二日而毕”。这种均分时令的方式,也必然影响到《黄帝内经》的时脏观。

六部配六时

《素问·诊要经终论》将一年划分为六个时段,依次与肝、脾、头、肺、心、肾相配,五脏之中补充“头”,显然出于与十二月均衡匹配的考虑,也与《黄帝内经》脏器的解剖学含义有关,当属“时脏相应”的早期观点。然而就其文化渊源而论,六或十二有其特定含义。

《易经》每一卦皆有六个爻,六个爻分别代表六个时位,《易经·复卦》虽曰“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实为天道变化六个时段后的来复回归。《管子·五行》篇专论五行,但也不离乎六,“具五官于六府也,五声于六律也”、 “六月日至,是故人有六多,六多所以街天地也”,可见人之卦象也是依于六而通乎天地。

六之倍数即是十二,《吕氏春秋》以“十二纪”为纲要,《淮南子·时则训》 曰“形十二节,以为法式”,《灵枢·经别论》曰“阴阳诸经而含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节、十二经水、十二时、十二经脉者,此五藏六腑之所以应天道”。

《黄帝内经》“时脏”学说阐微

八部配八时剂

《灵枢·九宫八风》将二十四节气中的“四立”、“二 至”、“二分”节气的主导风向与相应脏腑配属,明显是受到“出乎震”卦时、卦位的影响,与《黄帝内经》中占主导地位的阴阳五行思想同体异趣。

由于《黄帝内经》非一时一人之作,以上观点的形成自是不同流派作者吸纳多家哲学思想的结果。“六时六脏”论有“头”,与《黄帝内经》脏器的解剖学含义更为有关,属“时脏相应”的早期观点,但六或十二有其特定的文化渊源。“八风八脏”论,是受到“出乎震”卦时、卦位的影响。

“四时四脏”论未言明“土”的配属及其作用,当属“时脏相应”引入五行学说进行气化论证的早中期阶段或与“四时五脏”说同源而语略。“五时五脏”论中,无论是“脾主季夏或长夏”,或是“五脏各主七十二日”,均体现了与五行学说严密结合、均衡配属的特点。

但前者见于《黄帝内经》大多数篇章,而且使六气中的“湿”应于六月,落于实处,显然更为缜密与可行;后者仅见于《素问·阴阳类论》,为寻求在方法论上与五行的一一结合、而实用性相对有限的早期观点。

笔者认为,最具理论内涵与临床实用性的是“四时五脏”之说。分而言之,“四时”与“阴阳”并称为“万物之根本也”、“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尽管《黄帝内经》对脏器的分属有“四脏”“五脏”“六脏”“八脏”“九脏”之别,但只有“五 脏”为“神脏”,“形脏四,神脏五”(《素问·六节脏象论篇》),整个《黄帝内经》藏象体系也是以“五神脏”为核心进行一气相通的天人建构,因此“四时”与“五脏”在 《黄帝内经》理论体系之中是一种源概念。

为什么在《素问·玉机真脏论》中,脾脏在四时没有独立位置呢?从五行学说出发,土的位置最为独特,以“位”而言居于中央,以“时”而言居于“四傍”,即调动斡旋于四时,绵绵密密,一刻不能相离,否则中医脉诊中最为至要的“胃气”便失去着落。此便是《素问·玉机真脏论》岐伯称其为“孤脏”且“善者不可得见,恶者可见”之真义,也是《素问·太阴阳明论》脾者“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中“寄”字之微言。

综上所述,《黄帝内经》观点各异的时脏配属是不同流派医家吸纳多家哲学思想的结果,其分别形成于不同的历史阶段。通过相关文献的辨析,“四时五脏”论最能体现以“五神脏”为核心的天人一气观。“五神脏”中脾脏尤为独特,统览多家之说,可以将之概括为:位于中央,应于四时,寄于其间各十八日以转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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