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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鸿泓，张其成 藏象理论是《黄帝内经》理论体系中的核心部分，其独特性在于藏象不离于脏器（如《灵枢·经水》篇“其脏之坚脆，脏之大小……”），又绝非形质所能尽赅（《素问·六节脏象论》“故形脏四，神脏五”），乃神之所舍，时之所应，故又称之为“神脏”或“时脏”。尽管两种称谓不同，但二者统一于五脏之气，由五脏之气而实现“藏神”与“应时”的功能。正所谓“五脏应四时，各有收受”（《素问·金匮真言论》）、“五脏者，所以参天地，副阴阳，而连四时，化五节者也”（《灵枢·本 脏》）。 诚如恽铁樵在《群经见智录》中所云：“《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脏，乃四时之五脏，不明此理，则触处荆棘，《内经》无一语可通矣。”从某种程度上说，五脏就是对人体“应时而变”调控机制的分类概括，是机体在“应时而变”调控过程中形成的生理调控模板，是机体内部各种信息传递过程在某一时相点上的宏观状态。 然而，《黄帝内经》中涉及四时、十二月、八节气与内脏相应的论述在 20 篇以上，观点多不统一，尤其是脾的时令配属问题，更是观点各异。本文将结合其理论渊源，推测其形成时期，对其中不同“时脏”观点加以一一辨析。 五脏配四时 “四时五脏”论也称“脾不主时”论，即肝、心、肺、肾分别应于春、夏、秋、冬，而在脾主何时的问题上，则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为脾不独主时，且在四时中没有独立的位置。岐伯曰：“脾脉者，土也，孤脏以灌四傍者也。”帝曰：“然则脾善恶，可得见之乎？”岐伯曰：“善者不可得见，恶者可见。”（《素问·玉机真脏论》）此说可溯源于《管 子·四时》土德“实辅四时入出”的观点。较《黄帝内经》成书时间稍早的《春秋繁露·五行之义》也谈到，“土者……不可名以一时之事，故五行而四时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土虽各职，不因土，方不立。……土者五行之主也”。可见这种模型源有所本，为多家所推崇。 二为脾不独主时，但寄治于四季之末。即“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脾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头足，不得主时也”（《素问·太阴阳明论》）。《素问·刺要论》也从发病的角度涉及到这一观点：“刺皮无伤肉，肉伤则内动脾，脾动则七十二日四季之月，病腹胀烦不嗜食。”此说多出一“寄治”概念。 翻阅先秦文献似无相关论述，《白虎通》对五行与季节相配有“土尊不任职，君不居部”的认识，但并无“寄 治”之说。究其根本，其与“孤脏说”并无对峙之处，故“寄治”说当晚于前说，是部分医家为求理论明晰所作的必要补充。这种补充，阐明了木、火、金、水之间的交替变化必须依靠土气的作用方能实现。 四脏配四时 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素问·水热穴论》中，肝、 心、肺、肾分别应于春、夏、秋、冬，即四脏与四时相应，而未论及脾之主时。“春者木始治，肝气始生……夏者火始治，心气始长……秋者金始治，肺将收杀……冬者水始治，肾方闭。”（《素问·水热穴论》）从该篇仅以四行木、火、金、水与四时四脏相配而不言土来看，可能是“时脏相应”引入五行学说进行论证的早中期阶段。 该说当晚于《礼记·月令》“脾应春”“肺应夏”“心应土”“肝应秋”“肾应冬”理论，因为《礼记》之说似与直观的解剖位置更为相关，而本说讨论的是显然是脏之气化，故更可能与“孤脏说”一脉相承而略于再论。 五脏配五时 “五时五脏”论是以五脏应五时，其在《黄帝内经》中亦有两种观点。 一为“脾主季夏或长夏”论。《灵枢·五音五味》曰：“足太阴，脏脾，色黄，味甘，时季夏。” 《灵枢·顺气日分为四时》曰：“脾为牡脏，其色黄，其时长夏，其日戊己。”王冰注：“长夏，谓六月也。”新校正进一步解释道：“按全元起云，盖以脾主中，六月是十二月之中央，一年之半，故脾主六月也。” 此说在《素 问》的《金匮真言论》、《平人气象论》、《脏气法时论》、 《宣明五气论》、《风论》等篇皆有述及，显示了“五脏应时”观与五行学说的密切结合。 该说亦可溯源自先秦文献。如《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均将土附于季夏火德之内，《淮南子·时则训》《春秋繁露·五行对》明确“土为季夏”。 “季”，《说文解字》释为“少称也”，古人常以孟、仲、季之称谓列次序之前后。与该说相似的是脾为“至阴”说。如《素问·咳论》曰“乘至阴则脾先受之”，《素问·痹论》曰“以至阴遇此者为肌痹”。何谓“至阴”？依杨上善所注：“至阴六月，脾所主也。” 但“至阴”即是六月之说，尚进一步商榷。 二为“五脏各主七十二日”论。此论仅见于《素问·阴阳类论》，似与《管子·五行》中的“土行御，七十二日而毕”有关。《管子·五行》篇以五行来统摄时间与人事活动，如冬至后从甲子日开始，要按照木德应时治事，所谓“睹甲子木行御”，余皆准此，各行御均“七十二日而毕”。这种均分时令的方式，也必然影响到《黄帝内经》的时脏观。 六部配六时 《素问·诊要经终论》将一年划分为六个时段，依次与肝、脾、头、肺、心、肾相配，五脏之中补充“头”，显然出于与十二月均衡匹配的考虑，也与《黄帝内经》脏器的解剖学含义有关，当属“时脏相应”的早期观点。然而就其文化渊源而论，六或十二有其特定含义。 《易经》每一卦皆有六个爻，六个爻分别代表六个时位，《易经·复卦》虽曰“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实为天道变化六个时段后的来复回归。《管子·五行》篇专论五行，但也不离乎六，“具五官于六府也，五声于六律也”、 “六月日至，是故人有六多，六多所以街天地也”，可见人之卦象也是依于六而通乎天地。 六之倍数即是十二，《吕氏春秋》以“十二纪”为纲要，《淮南子·时则训》 曰“形十二节，以为法式”，《灵枢·经别论》曰“阴阳诸经而含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节、十二经水、十二时、十二经脉者，此五藏六腑之所以应天道”。 八部配八时剂 《灵枢·九宫八风》将二十四节气中的“四立”、“二 至”、“二分”节气的主导风向与相应脏腑配属，明显是受到“出乎震”卦时、卦位的影响，与《黄帝内经》中占主导地位的阴阳五行思想同体异趣。 由于《黄帝内经》非一时一人之作，以上观点的形成自是不同流派作者吸纳多家哲学思想的结果。“六时六脏”论有“头”，与《黄帝内经》脏器的解剖学含义更为有关，属“时脏相应”的早期观点，但六或十二有其特定的文化渊源。“八风八脏”论，是受到“出乎震”卦时、卦位的影响。 “四时四脏”论未言明“土”的配属及其作用，当属“时脏相应”引入五行学说进行气化论证的早中期阶段或与“四时五脏”说同源而语略。“五时五脏”论中，无论是“脾主季夏或长夏”，或是“五脏各主七十二日”，均体现了与五行学说严密结合、均衡配属的特点。 但前者见于《黄帝内经》大多数篇章，而且使六气中的“湿”应于六月，落于实处，显然更为缜密与可行；后者仅见于《素问·阴阳类论》，为寻求在方法论上与五行的一一结合、而实用性相对有限的早期观点。 笔者认为，最具理论内涵与临床实用性的是“四时五脏”之说。分而言之，“四时”与“阴阳”并称为“万物之根本也”、“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尽管《黄帝内经》对脏器的分属有“四脏”“五脏”“六脏”“八脏”“九脏”之别，但只有“五 脏”为“神脏”，“形脏四，神脏五”（《素问·六节脏象论篇》），整个《黄帝内经》藏象体系也是以“五神脏”为核心进行一气相通的天人建构，因此“四时”与“五脏”在 《黄帝内经》理论体系之中是一种源概念。 为什么在《素问·玉机真脏论》中，脾脏在四时没有独立位置呢？从五行学说出发，土的位置最为独特，以“位”而言居于中央，以“时”而言居于“四傍”，即调动斡旋于四时，绵绵密密，一刻不能相离，否则中医脉诊中最为至要的“胃气”便失去着落。此便是《素问·玉机真脏论》岐伯称其为“孤脏”且“善者不可得见，恶者可见”之真义，也是《素问·太阴阳明论》脾者“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中“寄”字之微言。 综上所述，《黄帝内经》观点各异的时脏配属是不同流派医家吸纳多家哲学思想的结果，其分别形成于不同的历史阶段。通过相关文献的辨析，“四时五脏”论最能体现以“五神脏”为核心的天人一气观。“五神脏”中脾脏尤为独特，统览多家之说，可以将之概括为：位于中央，应于四时，寄于其间各十八日以转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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