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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记”是一种常用的文章体裁，入选语文教材的此类文章很多，如：《岳阳楼记》《醉翁亭记》《小石潭记》《满井游记》《核舟记》《桃花源记》，等等，但它们具体属于“记”的哪一种类？如何辨别？推荐一篇人民教育出版社中语室陈恒舒老师的文章，为您解惑。 文非一体须明辨 陈恒舒 10.下列对文中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恰当的一项是 A.记，是我国古代常用文章体裁，以叙事为主，兼及议论、抒情和描写。“记”的种类很多，本文是一篇游记。 B.步，古人称跨出一脚为“跬”，再跨一脚为“步”，后即以“步”作为长度单位。 C.刺史、守，皆指古代地方官职，如《陈情表》中曾提到“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 D.蓬瀛，指蓬莱和瀛洲，是传说中的海上仙山，为仙人所居之处，后常指仙境。 这道题目，官方给出的答案是A，但没有给出解释A错在哪里，各路教辅资料的解析大抵都把目光集中在“以叙事为主，兼及议论、抒情和描写”上，认为应该是“以叙事、描写为主，兼及议论、抒情”，其实并没有说到点子上。这个选项最主要的错误在于说“本文是一篇游记”——并不是一篇游记，而是台阁名胜记。“记”的确是一种常用文章体裁，种类很多，褚斌杰先生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便将其分为四类：台阁名胜记、山水游记、书画杂物记和人事杂记。其中对于台阁名胜记的界定：“古人在修筑亭台、楼观，以及观览某处名胜古迹时，常常撰写记文，以记叙建造修葺的过程，历史的沿革，以及作者伤今悼古的感慨等等。这类记文记写的对象是某些建筑物或历史名胜，在写法上是没有定格的，或发议论，或抒怀抱，或写景物，只是不脱离所记写的对象，或以所记写的对象为缘由，而做发挥。……这类台阁名胜记，与一般游记不同，游记是作者本人记游之作，台阁名胜记却可间接撮取资料而写，这与碑文是可以相通的。”对于山水游记的界定：“山水游记，是一种模山范水、专门记游的文章。它以描写山川胜景、自然风物为题材，但它的写法也可以多种多样，可以描写，可以抒情，可以议论，只是必须是作者亲身游历的记录，抒写的是自己对山川风物的切身感受；正是这一点，它区别于那些只凭耳闻或专凭虚构而写的山水苑林辞赋，也区别于代作的某些台阁名胜记。”二者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山水游记“必须是作者亲身游历的记录”，而台阁名胜记则可以“间接撮取资料而写”。中有这样一句：“时予守官在洛，杨君缄书赍图，请予为记。”显然白居易写此文时并未亲临现场，而是拿着当地刺史杨汉公寄来的书信和图画（即所谓“间接资料”），参以想象，创作了这样一篇记，当然不能算作游记了。要能对高考的这道小题辨析清楚，应该读读褚斌杰先生的这本《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以下简称《概论》）。  《概论》初版于1984年，由褚先生在北大、中央电视大学讲授专题课的讲稿整理而成，1985年被确定为全国高教文科教材，1987年还被评为全国优秀畅销书。1990年褚先生又对全书做了较大的修订和增补，1991年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到2003年已经重印了五次。全书除绪论之外分为十二章，前十章讲诗赋词曲及骈体文，后两章讲散体文。前十章，每种体裁大致按照起源、流变和体制特点这几个方面来讲。后两章，则将古人对于散文的烦琐分类重新整合为十个大类（论说、杂记、序跋、赠序、书牍、箴铭、哀祭、传状、碑志、公牍），大类之下又分若干小类，另外附带了四种特殊的文体（笔记、语录、八股、连珠）。每一种体类都列举若干作品（其中不少是见于中小学语文教材的、人们耳熟能详的传世名作）加以讲解，使得读者有更加直观而具体的认识。全书之末还附列历代总集和文学批评类著作的文体分类体系，上起梁昭明太子萧统《文选》，下至近人章炳麟《国故论衡·文学总略》。 文体，是语文教学中不可忽视的要素。因为不同的文体往往关系到不同的功能、写法、风格，有着不同的阅读和写作规律，如果不加注意甚至混淆，教学中很容易出现失误。比如上面谈到的“记”这一文体，就有以下几个具体的问题值得关注： 通过上面对体类的辨析，我们可以推知《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都不是游记，而是台阁名胜记。《概论》就将两篇文章置于“台阁名胜记”一类。范仲淹作《岳阳楼记》时并不在岳州而在邓州，主要凭借滕子京所寄《洞庭晚秋图》自由发挥（这一点与非常相似），故《岳阳楼记》非游记自不待言。而《醉翁亭记》一文则略有争议，如许嘉璐先生《古代文体常识》即将其置于游记之列。对于这一观点，《概论》亦有所辨析：“记中叙写了滁州、特别是琅琊山中醉翁亭一带的优美景色，经常被人作为山水游记看待，实际上它属于台阁名胜记，而并不属于游记性质。我们看记中写道：……（下引‘峰回路转……得之心而寓之酒也’一段，从略）可知作者写这篇记乃在于叙说造亭者和欧阳修为亭命名的缘由。文中虽写景色、游乐，但用意和写法，也是在记述他任滁州太守时的生活、心境，并不属于某次记游之作。”这就说得相当清楚了。但人教版课标实验教材和统编教材都将两篇文章和游记编在一起（人教版课标实验教材将其与《小石潭记》《满井游记》编在一个单元，统编教材则将其与《湖心亭看雪》编在一个单元），一些教辅资料也将这两篇文章当作游记来解析，教师在教学中也常常当作游记来处理，这就不免方凿圆枘。长期以来，不少教材、教辅对《核舟记》的定位都是“说明文”，教师在教学时也不免套用典型说明文的那一套分析框架，如说明对象、说明顺序、说明方法、说明语言等。其实这篇文章既以“记”为名，说明古人认为它与记事、记游、记亭台楼阁之文属于一个大类，只是所记对象不同而已。《概论》将本文置于“书画杂物记”一类，并评述说：“魏氏在记文中，说他观赏了这件绝妙的核舟工艺品，惊叹不止，因而作了这篇记文以记实。这件核舟雕刻既巧夺天工，而魏氏的记文也写得生动传神，令人宛如目睹。……记文的末尾，作者写自己见到这件精美工艺品之后的感想和惊异赞叹之情，用‘嘻，技亦灵怪矣哉！’一语作结。这篇记文，用极简练的文笔，有条不紊地记述了原物的状貌并突现了原刻工的高超技艺，其写作技巧，颇受后世赞扬。”也就是说，这是一篇“以文辞见技艺”的散文小品，文笔细腻，气韵灵动，文艺性远远大于实用性，仅用说明文的要素来拆解，未免太暴殄天物了。值得注意的是，《国文百八课》将《核舟记》划归“记叙文”下的“记述文”一类，不失其“记”之本色，而且特意与“说明文”区分，无疑是很有见地的。 现在不少参考资料都将《桃花源记》定性为游记。当然这一观点也是渊源有自，如明代贺复征编《文章辨体汇选》时就把《桃花源记》和元结《右溪记》、柳宗元“永州八记”等作为“游览之记”编入一卷。但《概论》并不这样认为，在介绍“山水游记”一类时，谓其肇始于魏晋，却只提到了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陶弘景《答谢中书书》等书信和郦道元《水经注》这样的地理著作，说“它们还都只能算作游记文的前身，还不真正属于游记的范畴”；游记体文学真正的出现并趋于成熟乃在唐代，以柳宗元“永州八记”为我国游记体文学的奠基之作。前前后后丝毫没有提到《桃花源记》。有人认为《桃花源记》是一篇“渔人视角”的游记，那按说应该是游记的“变体”（如统编语文八年级下册第五单元的《一滴水经过丽江》）；但问题是此时“正体”——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尚未出现，何来“变体”？因此将其视为游记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其实，《桃花源记》的“记”跟《小石潭记》《岳阳楼记》《核舟记》的“记”不同，虽然都有“记叙、记述”的意思，但它更接近《海内十洲记》（旧题东方朔撰）、《西京杂记》（旧题刘歆撰、葛洪集）、《搜神记》（干宝撰）的“记”，因此，《桃花源记》应该是魏晋时期的一篇志怪小说。旧题陶渊明撰的《搜神后记》中有一篇《桃花源》，绝大部分文字与《桃花源记》是相同的，也可以从侧面说明《桃花源记》的性质。明确《桃花源记》的性质是小说而非游记，也有利于教学重点的确定。《概论》只探讨诗文的体裁，没有涉及戏曲和小说，褚先生在《概论》的后记中提到，自己曾积累了一些有关戏剧、小说及俗文学文体方面的资料，也单独写过些文章，但限于时间和精力，续写《概论》的计划一直未能着手进行。《概论》对《桃花源记》只字不提，我想大概是留在小说部分了吧？可惜的是，褚先生于2006年去世，续写想来也未能完成，只能令人为之扼腕了。 《概论》中其他关于文体的分析，亦颇多胜义，对于中学语文的教学也有启发意义。如谈到“论说文”中“论”与“说”的区别，认为“论”着重于论理，“说”则着重于说明、申释。特别是汉代以后，“论”大都根据一个论点，做周详的推理论证，重在见解精深、逻辑严密，如柳宗元的《封建论》、苏轼的《留侯论》等；“说”则带有一些杂文、杂感的性质，或写一时之感，或记一得之见，题目可大可小，行文也相对自由随意，如韩愈的《马说》《师说》、柳宗元的《捕蛇者说》、苏轼的《日喻说》、周敦颐的《爱莲说》等。在中学语文中，“说”更多出现在初中，“论”则在高中，有的教师往往因其大都带有一定的议论性，都以规整的议论文目之，套用论点、论据、论证的所谓“三要素”去分析，用之于“论”尚可，用之于自由随意的“说”恐怕是难以措手的。又如谈到“公牍文”中的“表文”与其他向君王上书的文章体裁的不同，认为“表”含有表志陈情、诉说心曲的意思，因此较之公文性强的奏章之类，往往带有更多的情采，如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等。这也提醒我们，这两篇表文从大的文体范围上说当然属于应用文、公牍文，但却是其中偏重倾诉衷肠、表白心迹的一类，那么教学的重点就应该放在“以情动人”而非“以理服人”上。 至于诗歌体裁，除了其他讲诗词格律的书中也会涉及的体制特点外，对于各类诗体的名称、起源、流变等问题也都有详细的阐述，其中也涉及不少有趣的问题，比如：乐府、拟乐府、新乐府有何分别？绝句（又称“截句”）是从律诗里截出来的吗？词的产生和绝句入乐有关系吗？词牌与词的内容之间有关系吗？等等。了解这些相关的知识，对于我们加深对各类诗歌体式的认识，进而更好地去理解作品，也是大有裨益的。 这是一部“概论”，独创性的内容或许没有那么多，讲的大抵是常识。问题是，我们的语文教学有时候所缺乏的正是这样的常识。温儒敏先生最近几年在各种场合讲到语文教师应该读书，不知道读什么书的时候，首先应该把上大学时该读而没有读的书、该读好而没有读好的书捡起来好好地读下来，比如王力的《古代汉语》。我想，褚先生的这本《概论》也是这样的书。 ——《语文学习》2019年第7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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