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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鼎和传国玺:王权象征,天命标志,被历代中原王朝当成传国重器

 爬虫爱书 2019-08-23
九鼎和传国玺:王权象征,天命标志,被历代中原王朝当成传国重器

秦始皇(剧照)

在中国历史上,九鼎与传国玺长期被视为传国重器,备受统治者关注与尊崇,围绕九鼎与传国玺衍生了不少神秘的传说,发生了多次争夺风波,九鼎与传国玺的流转传承线索也是时隐时现,扑朔迷离,最后竟不知所终。对九鼎、传国玺的关注与尊崇,以及笼罩在它们身上的神秘色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九鼎、传国玺是中国古代王权的象征,集中反映了天命观和统一观念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影响,同时其影响力有一个从兴起到逐渐消亡的过程。

一、九鼎的传承意识

九鼎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备受时人瞩目,其地位和影响直到西汉时期才逐渐衰微,占据历史舞台长达五百余年。“鼎”的初始含义是指用作烹煮食物的容器。许慎《说文解字》曰:“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商周时期,鼎出现在祭祀礼仪中,兼有炊器、礼器的功能。作为祭祀礼仪之用的鼎,其数量、规格与爵位相匹配,天子享有九鼎,其他爵位者规格依次降低。东汉何休追述周代礼制曰:“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因此在先秦时期,鼎的文化含义远远超过其初始本义,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

九鼎和传国玺:王权象征,天命标志,被历代中原王朝当成传国重器

汉高祖(剧照)

先秦两汉时期典籍中的“九鼎”特指由大禹或启组织铸造的九个大鼎。由于在传说中九鼎为周王朝所继承,九鼎在文献中也被称作“周鼎”。“九鼎”之名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左传》记载臧哀伯曰:“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由此可见,时人认为周王朝的九鼎源自商王朝,是武王克商的战利品,被武王迁徙安置于东都雒邑周室宗庙中。《左传》还记载了著名的“楚庄王问鼎”事件。楚庄王北击陆浑之戎,耀兵于周王之疆,并挑衅性地向周王使者王孙满询问九鼎之大小轻重。王孙满答曰:

“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在这段资料中,九鼎被认为是天命的标志,最初由夏王朝统治者所铸,先后在夏、商、周三个王朝之间迁徙传承。决定传承路径的主要因素,是王朝统治者的“德”,唯独“有德”者才有资格承受天命。天命也被认为是唯一的,统治者一旦昏聩失德,九鼎就必须移交给下一位“有德”者。自然,天命也被认为是具有流动性、传承性的,因而九鼎才会在不同王朝之间迁徙。

在《墨子》一书中,也记载了关于九鼎传承的传说。书中记载了墨子与马子两位先贤的一段对话。墨子认为九鼎是神异之物,象征天命,并特别指出九鼎在夏、商、周三代之间传承。墨子曰:“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数百岁矣”由此可见,墨子认为九鼎铸造于夏启时期,在夏、商、周三个王朝之间流转,象征着天命在这三个王朝之间传承相袭。在墨子的描述中,九鼎神出鬼没,具备诸多不可思议的灵异功能,明显有别于普通器物,其中蕴含着将九鼎视为天命象征的思想认识

九鼎和传国玺:王权象征,天命标志,被历代中原王朝当成传国重器

国家博物馆复制九鼎

正是由于九鼎被赋予了丰富的政治文化涵义,特别是与天命的话题紧密相连,因此拥有九鼎成为当时统治者的共同愿望。自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围绕九鼎发生了多次激烈争夺,导致一系列风波,甚至屡次差点引发诸侯国之间的战争。除上文提到的春秋前期楚庄王问鼎事件之外,战国后期还发生秦、齐、楚等诸侯国争夺九鼎的事件。周显王在位时,秦齐两国争相向周王求取九鼎,为此甚至出兵相逼,周王依靠颜率的智慧与口才,才得以既退两国之兵又保住了九鼎。《史记·楚世家》记载了周赧王时期楚顷襄王欲出兵灭周以迁徙九鼎的事件,周赧王借助武公的雄辩口才得以解围。为了争夺九鼎,诸侯国不惜兴兵发难,制造政治风波。

据《战国策》记载,张仪与司马错在秦惠王前争论是伐秦还是伐韩,张仪主张伐韩,理由是伐韩可以“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可见春秋战国时期争夺九鼎的风波,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各个诸侯国冀图借助九鼎来证明自己有资格承受天命,统一中国,传承夏商周三代王朝的政治统绪, 恢复想象中的夏、商、周三代天下一统的 “王业”。

九鼎和传国玺:王权象征,天命标志,被历代中原王朝当成传国重器

复原的“中华九鼎”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一直确信九鼎被安放于雒邑之周室太庙,所有兴兵伐周、争夺九鼎的谋略均以此为前提和基础。然而周、秦换代之际,九鼎竟神秘失踪,下落不明。史籍关于九鼎下落的记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入秦说、沉于泗水说,后世甚至衍生出周王自行销毁说、项羽销毁说等。九鼎的神秘失踪,并没有引发时人对九鼎真实性的怀疑。秦汉时期,人们对九鼎的关注与尊崇有所减弱,但九鼎在政治生活层面依然保持了一定的影响。

秦始皇东巡时,曾遣人于泗水打捞九鼎,汉文帝也曾听信术士之言,立庙于汾水之南,以祈求周鼎出水,均无果而终。至此九鼎已完成历史使命,逐渐淡出中国古人的视野。此后,虽然武则天和宋徽宗都有过仿造九鼎的举动,但都不过是先秦两汉时期九鼎文化遥远的历史回音,其功能与影响已经远远不能与先秦两汉时期相提并论。

纵观春秋至西汉时期的历史,九鼎崇拜现象与中国古代国家观念紧密相连。九鼎倍受尊崇,主要是因为被视为天命的象征,而天命是当时王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因此九鼎同时被视为王权的标志、国家的化身。借助九鼎的形象,华夏上古历史被想象为一部以夏、商、周为主轴的单线传承的政治史,王权源自天命,随“德”转移,由于天命具有唯一性,因此统治天下的王权也是唯一的,整个人类的历史被认为是一部根据天命的转移而按照时间顺序呈线状整体推移前后相承的历史。

九鼎和传国玺:王权象征,天命标志,被历代中原王朝当成传国重器

传国玉玺(构想图)

二、传国玺的传承意识

九鼎逐渐淡出统治者的视野之际,传国玺隆重登上政治舞台。所谓“传国玺”,在历史上特指传说中由秦始皇下令制造并专供皇帝使用的传国玉玺,亦称“秦玺”。与九鼎的情形相似的是,传国玺也充满神秘色彩,传国玺的创制、保管、发现及传承交接,无不蒙上神圣庄严、神秘莫测的面纱。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记载传国玺的典籍逐渐增加,对于传国玺的描述也不断丰富,并逐渐出现分歧,其中关于制造传国玺所用的材质就有蓝田玉说、和氏璧说,传国玺所刻写的文字内容也出现不同版本。

虽然在历史传说中,传国玺由秦始皇创制,然而在最早记载秦汉历史的《史记》一书中,并没有直接提到“传国玺”之名。《史记》所载李斯《谏逐客书》一文中,有言曰:“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后世一般把“随、和之宝”解释为随侯珠、和氏璧,并以此作为传国玺乃由和氏璧所造的依据。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也没有关于秦始皇制造传国玺的直接记载,只在叙述子婴投降刘邦过程中,间接、模糊地提到秦始皇的玉玺,其文曰:“子婴即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

九鼎和传国玺:王权象征,天命标志,被历代中原王朝当成传国重器

康熙檀香木玺

东汉时期是传国玺历史形象的形成关键时期。传国玺的重要性、神秘性在这个时期已有充分体现。“传国玺”的名称直到东汉以后才正式见诸文献。光武帝在位时期,学者卫宏在其所著《汉旧仪》中记述了传国玺的相关内容,此为“传国玺”之名首次见于典籍,其文曰:

“秦以前以金、玉、银为方寸玺。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下莫得用。其玉出蓝田山,题是李斯书,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号曰传国玺。”

可见,卫宏率先提出传国玺为蓝田玉、其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说法。稍晚成书的《汉书》也出现了有关传国玺的记载,其文曰:“初,汉高祖入咸阳至霸上,秦王子婴降于轵道,奉上始皇玺。及高祖诛项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玺,世世传受,号曰汉传国玺。”《汉书》同时记载,王莽称帝后,遣人向汉元后索要传国玺,汉元后被逼无奈,悲愤地交出传国玺,王莽则因得到传国玺而大喜过望。

东汉末年,应劭著《汉官仪》一书,叙述汉代职官制度与掌故。根据应劭的记述,“侍中”之职,在西汉时期侍中尚无掌管传国玺的职责,到了东汉时期,出现了由侍中负责传国玺、斩蛇剑两件宝物的宫廷管理制度。由此可见,传国玺在东汉时期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同时,传国玺与斩蛇剑一同放置和管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国玺在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和属性,即其作为天命之象征和镇国之宝,昭示东汉皇权的合法性地位。

三国两晋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战乱不止,传国玺成为当时各个政权统治者共同尊崇、激烈争夺的对象,导致传国玺的下落扑朔迷离、真假难辨,神秘色彩更加突出。据三国时期孙吴官修史书《吴书》记载,东汉末年,传国玺为孙坚所得。“孙坚北讨董卓,屯军城南,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气从井出。坚使人浚得传国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围四寸,上有纽文盘五龙,瑨七寸管,龙上一角缺。”这则记述漏洞百出,令人生疑。

九鼎和传国玺:王权象征,天命标志,被历代中原王朝当成传国重器

雍正镂雕龙钮白玉玺

首先是发现的地点十分可疑。传国玺为传国重器,掌玺者即使慌乱逃离,也不至于将之丢弃在宫外井中,既然已经携至宫外,自当仍旧随身携带,以待来日。传国玺的发现过程也很可疑。“每旦有五色气从井出”,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很难解释。即使理解为传国玺材质乃稀世玉材,也很难解释这一现象,更多的可能是基于神秘主义的附会和渲染。可能正是这些原因,陈寿《三国志·吴书》中并没有采用这一条材料。但是南朝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都以注释的形式补充了这一条材料,而这条史料却影响了后世对传国玺的认识。特别是其中提到的传国玺大小、图案成为后世辨识传国玺真假的重要依据之一。

根据《晋书》的记载,西晋灭吴后,传国玺被呈送晋武帝。此后,北方地区经历了西晋、前赵、后赵、冉闵政权的更迭,传国玺在这些政权统治者之间传承有序,直到冉闵政权崩溃后,传国玺传入东晋。对传国玺的追求以及假造传国玺的现象,反映了传国玺在当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关于这一点,从晋穆帝的经历得到印证。晋穆帝即位后,很长时期因为没有传国玺而被北方胡人讥称为“白板天子”。故辗转从北方得到传国玺后,东晋君臣皆欢,“百僚毕贺”。同时《晋书》也以肯定的口吻,记载了前燕统治者慕容俊制造假传国玺的事件,“先是,蒋干以传国玺送于建邺,俊欲神其事业,言历运在己,乃诈云闵妻得之以献,赐号曰‘奉玺君’,因以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建元曰元玺,署置百官”。慕容俊假造传国玺的事件,也充分反映了传国玺对于王朝统治的重要性。慕容俊造假的动机很明确,就是为了宣扬“历运在己”,以便名正言顺地称帝。

九鼎和传国玺:王权象征,天命标志,被历代中原王朝当成传国重器

“乾隆御笔之宝”玺

由此亦可得知,在时人心目中,称帝者是胡、汉哪种民族身份并不是首要的,是否拥有传国玺以证明拥有“历运”,即是否拥有天命才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后秦灭前秦,姚苌向前秦亡国之君苻坚求索传国玺,被苻坚严词拒绝,他拒绝的理由也与天命有关。史载苻坚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图纬符命,何所依据?五胡次序,无汝羌名。违天不祥,其能久乎。玺已送晋,不可得也。”

不过东晋时期的文献对传国玺的描述, 却与此前文献略有区别。东晋孙盛所撰《晋阳秋》曰:“冉闵大将军蒋干以传国玺付河南太守戴施,施献之,百僚皆贺。玺光照洞彻,上蟠螭文隐起,书曰‘昊天之命,皇帝寿昌’。秦旧玺也。”而东晋徐广所著《晋纪》则曰:“传国玺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这与东汉、孙吴时期文献所记述的传国玺铭文内容“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有细小的区别。区别虽然细小,却足以令人怀疑这一时期的传国玺的真伪。

九鼎和传国玺:王权象征,天命标志,被历代中原王朝当成传国重器

大清嗣天子宝

东晋以后,传国玺历经南朝诸帝,在侯景之乱后流入北方,为北齐开国皇帝高洋所获。此后传国玺在北齐、北周、隋唐等历代王朝中有序传承。而传国玺在南朝传承之际,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北魏人在邺城毁佛过程中发现了两枚一模一样的传国玺,其上所刻文字与东汉、孙吴文献对传国玺的记载吻合。史曰:“戊子,邺城毁五层佛图,于泥像中得玉玺二,其文皆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汉传国玺’。”

后唐至明清时期,传国玺的政治影响与地位逐渐衰退。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再度分裂,历经五十余年之后才重新实现局部统一。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传国玺因后唐末帝李从珂的自焚而神秘失踪,下落不明。时人推测后唐末帝李从珂携传国玺自焚,导致传国玺从此不存于世。此后传国玺的踪迹时隐时现,十分神秘。宋、元、明、清时期,屡有献玺事件发生,但所献之玺的真实性通常遭到质疑。同时,无论统治者还是社会精英阶层,对传国玺的重视程度皆有明显减弱。

九鼎和传国玺:王权象征,天命标志,被历代中原王朝当成传国重器

天子行宝

宋代以降,“在德不在宝”的人文思想日渐影响、冲击秦汉以来的传统天命观,导致传国玺日益受到人们的冷落,其政治作用与影响呈现逐渐没落的趋势。至清代乾隆时期,传国玺作为传国重器的价值与功能已经基本不为主流社会舆论所看重了。纵观传国玺的流转历程,在秦汉至后唐长达一千余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传国玺作为传国重器的神圣地位始终没有动摇,作为王权象征、天命标志的政治价值与功能也是始终如一。同时传国玺被赋予国家传承的重大政治意义,其基本的政治功能正是“传国”。

参考文献:《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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