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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心语 杨曙明 我的母亲程秀云，出生于一九三三年。母亲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经历了旧中国的悲苦凄凉，见证了新中国的繁荣发展。作为济南卷烟厂的离休干部，母亲常有很多感慨。母亲常说，没想到自己能活这么大岁数，如果在旧社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姥爷年仅四十五岁就去世了，母亲对姥爷的离世痛心终生，母亲说：“如果不是缺吃少穿、缺医少药，你姥爷不会这么早离开我们！”每说到此，母亲总是掉下伤心的眼泪。 母亲二○一七年离开了我们，享年八十四岁。母亲与姥爷是新旧中国百姓寿命的一个缩影。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统计数据中，最重要的不是GDP，也不是国民收入，而是人均寿命。因为无论是GDP还是人均收入，最终都体现为幸福指数，而幸福指数的主要参照指标，就是人均寿命。据联合国发布的数据，一九五○年，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只有四十四岁，到了二○一八年，已上升到七十六点一岁，女性为七十七点六岁，男性为七十四点六岁。如果单就这项指标而言，我国已居于世界前列，这是新中国快速发展最有力、最让人信服的数据。 俗话说，人活七十古来稀，在旧中国确实如此，可是在新中国，这句俗语早已成为历史。在集市上、广场上以及旅游途中，到处可以见到老年人的身影。截至二○一八年底，我国六十岁以上老年人达到两点四九亿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七点九；其中，六十五岁以上老人一亿六千六百五十八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点九。 我今年六十三岁，在我们儿时的记忆里，那时年过半百的人都是老态龙钟。可如今的我没觉得自己老，反倒是精神抖擞，读书、写作、旅游、照顾孙儿，忙得不亦乐乎。 古人说，人生有三大不幸：少年丧父、中年丧偶、老年丧子。其实，孩童的夭折对家庭而言，同样是很大的不幸。这种不幸在旧中国可谓司空见惯，而在新中国却少有见到。母亲晚年的时候经常回忆往事，最让她伤心的莫过于夭折的兄弟姐妹。母亲兄妹九人，长大成人的只有四人，幼年时夭折了四人，大姨好不容易长到十六七岁，却因染上肺结核在一九四七年去世。母亲告诉我，当年家里还有个“童养媳”，是姥爷姥姥替朋友抚养的孩子，可惜她在十五六岁时，因为染病于一九四四年去世。 母亲与父亲结婚后，生活清贫，但我们兄妹四人逐渐长大成人，母亲说如不是新中国的发展进步，夭折的悲剧还会在我们家里发生。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我国婴儿的死亡率高达千分之二百，而后逐年下降，到了二○一八年，下降到千分之六点一，已居世界前列。孩子夭折的越来越少，老人长寿的越来越多，这就是发展进步的新中国，难怪经历过旧中国的人，对新中国的变化感叹不已。 教育是社会进步的基础，没有教育事业的发展，社会进步就无从谈起。母亲能够读书看报，母亲的文化，是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参加补习班学习的。因为家里贫穷，母亲没有进过学堂，她六七岁就帮姥爷姥姥操持家务，八九岁时就加入到外出挖野菜、拾煤渣、卖报纸“孩童大军”的行列，到了十一二岁，就进工厂当了童工。母亲的童年没有幸福只有辛苦，没有欢乐只有悲凉，她说，新中国成立后，她才脱离了苦海。 母亲童年的悲苦，在旧中国不是个例。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不足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是文盲。如今，别说义务教育，就是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也达到了百分之四十八点一。在我们家，我们兄妹四人全部读完了高中，而第三代全部是大学生，母亲说：“这在旧社会，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母亲的晚年很幸福，因为亲身经历了旧中国，她总是把“感恩新中国”挂在嘴边，她内心对祖国深深的感情，早已融化进她的血液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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