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与尊严：乡村振兴中的基层荣誉体系建设——基于浙江省新乡贤组织的调研

作者简介

姜亦炜，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州师范学院讲师。

吴坚，湖州师范学院副教授。

晏志鑫，湖州师范学院本科生。

本文从中国人的“脸面观”到尊严、荣誉入手，回顾了从古代荣誉观到现代荣誉观的变迁，我们发现，现有的研究主要面向国家层面荣誉体系的建构，它立足于国家主导这一价值预判，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基层社区，则必须拆分国家和社会来看待荣誉体系与乡村振兴的问题。研究发现荣誉与尊严源于个人对社会承认的渴望，成为现代社会强有力的动力源泉。基层政权按照一套符合其审美偏好的做法，通过荣誉生产、数量限定、项目认领、动态退出机制等型构了基层荣誉体系的基本内容。基层荣誉体系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纽带，将个人的荣誉、尊严与政治价值、国家利益相联结，由国家代表的政治秩序与社会代表的道德秩序在基层荣誉体系的框架内汇聚，在自我激励的能动性与政府示范导向的互动中推动整个社会的繁荣发展

左宗棠率领清军在新疆激战正酣，却向朝廷提出要求，回京参加科举考试，只是为了获得一个进士出身，死后的谥号上能得一“文”字，这是国家层面士大夫阶层对于荣誉的渴望。而在普通乡里，祠堂是族人心目中的圣地，只有进了祠堂才能修谱，族内的纷争都在这“进”与“不进”里展开，这是基层乡民对于尊严的需求。关系、人际、面子被称为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三个主要概念，但是学界更多的关注了关系、人际，或以此衍生出的关系社会资本等，而忽略了“脸面观”的研究，难怪乎有学者发出这样的感叹：凭我一人之力这样走下去，又能走多远呐。即使众人在研究“脸面观”的问题时也是颇多考虑其与人情、权力的结合，而甚少考虑其也有上进的一面，与荣誉、尊严相关。

本文立足于一个历时两年的实证研究，关于新乡贤组织的社会基础、权力结构与类型。但是在实际调研过程中，笔者却发现权力运作背后的心理机制可能更具有解释性，一些中国的本土概念“面子”“脸面”与西方近期复兴起来的尊严感、荣誉观研究，似乎更能映衬中国基层社会的变迁。在进一步的调研中，我们发现新乡贤组织无形中为基层社会提供了一种“荣誉生产”的职能，它的表彰机制，数量整合、项目认领、退出机制，以符号形式出现的“古今乡贤榜”与荣誉证件，给基层精英提供了一个“道德锦标赛”的总体场域，对其产生了一种持续的压力，并与国家层面“三治融合”中的德治相呼应。但这种“荣誉生产”也并不只是压力，它给了乡贤的回归以尊严，在精英回归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心理建设功能。在自我激励的能动性与政府示范导向的互动中推动整个社会的繁荣发展。尊严再造、荣誉生产似乎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精神动力。

一、文献回顾与概念界定

(一)从“脸面”到荣誉、尊严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曾写过一篇文章《说“面子”》，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每一种身价，就有一种“面子”，也就是所谓“脸”。这“脸”有一条界线，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去了，即失了面子，也叫作“丢脸”。不怕“丢脸”，便是“不要脸”。但倘使做了超出这线以上的事，就“有面子”，或曰“露脸”。

鲁迅认为，找准了面子这个概念，也就找准了中国精神的纲领。进而他继续论述了各阶层的“脸”，有小瘪三的“脸”，车夫的“脸”，亦有富家姑爷的“脸”，绅商的“脸”，但是总而言之是一个有等级秩序的“脸”。用那时的人类学者胡先缙的表述，“脸”可以说是国人的道德品质，面子则是由社会成就而获得的声誉。

西方早在柏拉图时期，即开始探讨关于荣誉与尊严的话题，从《斐德罗篇》到《理想国》，柏拉图一直有讨论关于灵魂三个部分的问题。他认为灵魂除了理性（logos）与欲望（eros）还有第三部分———Thymos（血气、激情或精神），是灵魂中渴望尊严得到承认的部分。人类不仅渴望一些外在的东西，同时他们也渴望对自己的价值或尊严做出积极的评价。这些判断可能来自内部，但它们通常是由周围社会中认识到自己价值的其他人做出的。及至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他所构想的自然状态中，最初之人会有一场为了获得承认的殊死搏斗。“为承认而斗争”所体现的即是人类对尊严与荣誉的渴求。甚至，寻求认可的欲望，可能还有其生物学根源，弗朗西斯·福山认为这些寻求认可的欲望可能有经济色彩，但通常只是尊严的标记，并不是目标本身。

而最开始将荣誉、尊严的政治功能具体化、形象化的是孟德斯鸠，他认为君主政体（区别于专制政体）的动力是荣誉，荣誉使得政治集团的各部分运动起来，各部分自以为在追求各自的特殊利益，实际上却都向着公共利益汇聚。他认为原本逼迫人们去做各种费力而又艰难的公共事务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对于荣誉的渴求让人不计酬劳，只求闻达于大众之外，获得他们的认可。可以说追求荣誉的私欲提供了公共产品－公共利益。Sharons·Krause进一步阐述了孟德斯鸠关于荣誉的三个特征：它的雄心壮志；它的崇敬与反身性的混合；以及它的偏爱（its high ambitions；its mix of reverence and re-flexivity;and its partiality）。比孟德斯鸠走的更远的是奎迈·安东尼·阿皮亚，他从历时性的角度分析了荣誉观变迁的效应。他认为把每一次的社会道德革命的产生仅归因于理性、宗教等因素是不贴切的，荣誉观的变迁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改革动力。赫希曼也在其《欲望与利益》中专辟一章论述了荣誉观的变迁及其衰落，他认为早在中世纪，人们就用荣誉感的力量来平衡私利、权力、性欲等恶习倾向，这种推崇与歌颂延续至文艺复兴时期，但是随后迅速衰落。　　

那么何以区分古代的荣誉观与现代的荣誉观？托克维尔曾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分析了法国大革命前后的阶级分裂，特别是在比较18世纪“贵族反动”、“领主反动”这两类社会现象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古代的，一种基于身份的荣誉竞争，它导致阶层分裂与小团体化。而莎伦·克劳斯在《自由主义与荣誉》一书中则对现代的荣誉观做了详尽描述，在她看来，这是一种作为性格品质的荣誉（详见表１）。

(二)从国家荣誉体系到基层荣誉体系

建国初期，国家考量荣誉制度是旧社会的遗存，故此体系化的国家荣誉制度一直未建立，瑏瑠直到2007年中共中央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设立国家荣誉制度的设想，国家荣誉体系建设问题才进入人们视野，并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及至2015年以“五章一簿”瑏瑢为核心，具有统一性、规范性、权威性的国家荣誉体系才初步设立。对于如何进一步完善国家荣誉体系建设，俞可平认为应该从传统谥法制度着手，拉通古今关系，从“劝善惩恶”传统荣誉体系的特点发出，过渡到具有现代价值观念的荣誉体系。张彦青则认为应该特别重视国家在设立荣誉体系的过程中体现的示范导向作用，这一过程必须促进政治认同，体现社会主流价值。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现有的研究，主要面向国家层面荣誉体系的建构，研究价值取向上也几乎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政府如何组织以及如何制度供给上。它立足于国家主导这一价值预判，这可能对于中央政府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基层社区，在那里国家能力可能不足以不经过社会就贯彻下去，它是米格代尔意义上“被社会包围着的国家”，此时就必须拆分国家和社会来看待荣誉体系建构的问题，因为在那里国家与社会是相互构成、相互改变的。

国内文献对于基层荣誉体系的研究相对匮乏，但是国外文献对于基层社会荣誉体系的研究还是比较丰富的，Vittorio·Nicholas·Galasso认为罗马被一种荣誉的元价值所包围，这种普遍存在的基层荣誉体系显著地塑造了罗马贵族阶层的个人身份。荣誉的竞争，不仅塑造了罗马精英的个人身份，而且塑造了罗马国家的人格。Julie·Alev·Dilma探讨了在一个日益合理化的世界中，个人以其互换性为特征的荣誉地位。为此他分析了法国和土耳其这两个虽然地理相近但代表不同传统社会的基层荣誉体系与原则。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Julie·Alev·Dilma的研究中，基层荣誉体系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效应，一种是正向的，它意味着包容与克制的原则，与“文明”相关的公民荣誉；而另一种荣誉，他们称之为“野蛮”和冲动，原始的荣誉品性。Jay·M·Smith以18世纪法国法庭上发生的荣誉纠纷为文本对象，通过对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个人所表达的不同荣誉观的证据，思考革命前法国基层社会关系的结构和演变。我们也从文献中了解到美国在不同社会环境下所塑造的基层荣誉体系，Philip·E·Bauer最早论及了美国俄勒冈州的基层荣誉体系。Hans·Speier则系统描述了荣誉与美国基层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而其实早在杰佛逊总统时期，他就在弗吉尼亚大学设立了一套完整的荣誉体系，他的目标是使学生们生活在一个信任和被信任的团体中。瑏瑠赢得更大声誉的是美国西点军校的荣誉体系，它以弗大的荣誉制度为蓝本，再结合自身特色建成，它通过荣誉课程、仪式庆典激励，文化熏陶等制度化，辅以荣誉委员会、荣誉复审委员会、荣誉法庭等组织架构作为保障，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基层荣誉体系。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归结为三点：第一，国家荣誉体系初步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第二、研究领域需要从国家荣誉体系向基层荣誉体系扩展，在那里国家能力可能不足以不经过社会就贯彻下去，必须拆分国家和社会来看待荣誉体系建构的问题；第三、不同传统社会塑造不同荣誉体系，荣誉体系也会反向形塑社会。它可能带来与“文明”相关的公民荣誉，也可能是野蛮与冲动，制度规定与共享的社会文化规范之间存在张力。百丈高楼平地起，没有基层荣誉体系的现代化，很难形成国家层面的现代价值观。

(三)“新回乡运动”与乡村振兴的精神层面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学界与政界从不同理路出了很多药方，很重要一条就是乡村振兴需要有人去振兴，简单的城镇化犹如阿尔伯特·赫希曼所言的“选择性退出”，他将群体中的优秀分子剥离出来，实际上是削弱了这个群体的聚拢能力。所以为了保有乡村振兴的动力，就有了与西方世界“乡村绅士化”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新回乡运动”。有学者认为，“新回乡运动”意味着回归乡村可能是未来人类生活的一个趋势，城市化与逆城市化的同步进行，也可能是中国现代化的一条特色路径。当然粗略分析，它也符合当代中国的现实情境，一方面现代科技缩小了城乡空间距离与信息鸿沟，使得回乡不至于产生现代感隔阂，第二方面，从文化支持的角度看，乡村文明给了人们一种安抚与慰藉，在进城遇到困难挫折时，提供了一种极其强烈的“韧性精神”，在成功时又提供平和与节制，按照贺雪峰的论述，乡村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具有自我纠错机制与修复能力。

不过接下去的问题是，如何使人回归？产业兴旺当然是首选，但是鉴于目前农业占GDP的比重只有8％，真正的发展机会在城市，城乡绝对意义上的同步发展是很难实现的。那么此时被福山定义为社会繁荣“百分之二十的解释”就将发挥作用，我们可以称之为乡村振兴的精神层面。这方面研究的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兴起文化因素的讨论，涂尔干强调的契约中的非契约因素对社会生活的意义，亦或者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将经济动机描绘为极复杂的心理，并指出经济活动是立基于更广的社会习惯与道德中。但是真正把社会繁荣与人的精神层面相结合的是格兰诺维特与弗朗西斯·福山。格兰诺维特用低度社会化的人的概念对经济人批判，认为经济行为是社会情境中的行动，即嵌入社会的行动，经济行动是嵌入持续存在的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而不是由分裂的个人完成。弗朗西斯·福山特别强调了社会资本与自发社会力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说“在塑造经济社会过程中，文化有着巨大力量。”在中国基层社区，民间信仰与尊严体系总体上是弥散性的，但却有非常普遍的社会影响力，有一套完善的家庭主义价值观。政权、文化与社会精英共同架构了一套传统道德维系机制，推动了整个社会的繁荣发展，虽然随着传统社会政治结构的现代化变迁，这种道德维系机制开始解体，但是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必然要在吸纳传统养分的基础上形成一套新的精神体系，从而形成新的动力牵引社会的繁荣发展。而荣誉与尊严可能是这套新的精神体系中非常值得重视的方面。

二、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本文将采取案例研究法进行，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第一、之所以未采用定量方式，是因为本研究所涉及的概念是有关某种特定心理文化的实践和传统以及特定心理文化内部的社会互动所引起的社会发展，属于探索性研究，由于其内容上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无法被简单“裁剪”成相对孤立的“变量”。而唯有通过定性研究来“保持其复杂性和整体性，并在其所处的日常生活情境中得到研究”。第二、在定性研究中未使用定性比较分析（QCA），主要是考虑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核心概念与测量尚难权威界定，如乡村振兴，凭经验或前人的理论贡献，都无法做出一个公允的指标体系；第二个问题是虽然QCA解决了多变量的问题，但是它立基的布尔代数，需要把所有变量两分（1,0）。但是本研究中很多概念涉及精神文化层面，无法做到一个比较严谨的划分。

正是基于以上的考量本文选择采用案例研究法，但是正如张静所表达的，案例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同理心与同情心，还要提供自己经验之外的假设。它的目的不是为了说好一个故事，而是通过案例阐明知识，它的认识论基础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共享科学研究的一般逻辑与原则。所以必须要澄清的一点是，本案例研究所提供的知识类型属于理解与解释性知识，关注的是研究对象的特征，探求描述研究对象的内在机理与运作模式。

在案例选择上，我们本着最大相似与相异的原则，选取了台州与金华两市的四个村庄（具体见表２）。

影响人类行为、活动的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自然环境、社会制度、思想文化。比照我们所选的案例，可以初步作一介绍：第一、从自然环境角度，金华与台州同属于浙东南的丘陵地带，其地理特征比较符合浙江省的“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描述，区别于浙北地区的杭嘉湖平原地带。但是金华与台州也有所不同，金华属于金衢盆地东段位置，“三面环山夹一川，盆地错落涵三江”，而台州依山面海，虽丘陵也占到台州70％面积，但是还有为数众多的岛群。在气候方面两地同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但是金华夏季的炎热与台州频繁登陆的台风还是让人记忆深刻。第二、从普通民众的精神气质角度，台州和金华所共通的是民风彪悍，这与杭嘉湖地区的文气有较大不同，在我们调研的蒲堂村、百布村都有大量的民间武馆，本地人性格硬朗直爽。但是他们也有区别：金华人更勤恳，当地金华精神的凝练为“拼搏实干”；台州人更有闯劲，调研中台州某位市领导口中津津乐道的“台风精神”———摧毁了重建，摧毁了再重建，对此做了最好的注解。第三、从制度供给角度，两地在市场化改革与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方面都有比较强劲的动力，台州出了中国第一个关于股份合作企业的政策性文件，金华出了中国最早的小商品市场，但是二者也有不同，金华长于城市治理与规划，城市的品格更持重；而台州则更进取，它更强调对以自组织形态出现的民营经济的制度保障。

三、 新乡贤组织的基层荣誉体系：政府与社会双向驱动

本文最初的打算是继续一年前的调研，进一步挖掘新乡贤组织在浙江发展的社会基础、权力结构与类型等。因为一年前与浙江省委统战系统有比较好的合作，所以研究得以非常顺利进场，并且得到官方充分的协助，特别是各层级政府官员的访谈能够顺利进行。由于得到省委主要领导的重视，新乡贤工作成为浙江省统战工作的重点，并形成了县（区）－镇（乡）－村的三级网络，并在全省铺开。访谈中，政府官员毫不吝啬对顶层设计的溢美之词，“党委推动”、“政府主导”等等，并出台各类政策文件作为支撑，如台州市的《关于促进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乡贤工作领导小组和乡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等，一位政府官员这样介绍他们的新乡贤工作：　　

以前宣传部为主主导过一阵，我们现在是打破宣传、统战、农办各自为政的状况，我刚过来的时候，他们就是各搞各的，宣传部搞乡贤文化，农办设计乡村振兴，现在是党委统一领导，我们台州乡贤领导小组由市委副书记当组长，我们Ｘ部长（市委统战部长）当副组长，还有分管农业农村的副市长也在的。现在是1 1 4的统战格局，由统战部牵头协调，办公室设在市委统战部。（台州市委统战干部Ｔ03访谈记录20190108）

党委推动，政府主导确实符合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行为逻辑，并且是改革开放后浙江社会繁荣发展的重要推手，但是国家真的能在基层毫无阻力的推动自己的政策？还是有什么隐匿的力量在推动事件顺利的进展？人类学家曼宁的“仔细研究的关键案例法”给我们一种新的方法研究权力，他要求学者扎根于社会来观察案例。接下去的调研我们转向了农村，所谓“田野工作的想象力”，我们看到的农村社会依然是阎云翔笔下的有序而又“非制度化”，农民有自己的狡黠和权力捉迷藏，正式的制度很有可能是挂在墙上的。但它并不表明整个农村社会没有理性可言，恰恰相反，它走向的是“理性的狡黠”。

那么事件的顺利进展就更耐人寻味了。正如前文所述，以往的研究在价值取向上就已经给定了国家主导这一预判，以至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政府如何组织以及如何制度供给上。但是基层社会有自己独有的一套规则体系，在那里国家能力可能不足以不经过社会就贯彻下去，此时就必须拆分国家和社会来看待新乡贤组织在浙江省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持续推进。

米格代尔论述了国家与社会是相互构成、相互改变的，但是他没告诉我们互动的主要领域，他的论断：“国家与社会的争斗，主要在于谁有权利和能力制定引导人们行为的规则有关”，似乎不足以回答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还是会问规则背后是什么？诺思曾对这个问题有过回答，他认为这些规则体系的背后，是人类先存的心智构念（preexisting mental consttructs），它来自于基因、文化遗产和个人日常生活的经验与学习。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最终战场在于价值观与信仰领域，也就是我们的精神层面。此时问题就清晰起来，尊严与荣誉可能是国家与社会妥协与俘获的落脚点之一，基于新乡贤组织的基层荣誉体系可能是国家与社会耦合的产物。

它的逻辑是这样：

荣誉与尊严源于个人自我满足的需求和对社会承认的渴望，成为现代社会强有力的动力源泉。基层政权按照一套符合其审美偏好的程序做法，授予符合国家主流价值的精英公民以乡贤称号并颁发相应的荣誉证书，乡贤荣誉数量有限，并辅之以动态退出机制，构成了基层荣誉体系的主要内容。基层荣誉体系无形中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纽带，将个人的荣誉、尊严与政治价值、国家利益相联结，一方面以通过表彰机制促进政治认同，另一方面通过退出机制整合社会价值，以个人追求荣誉感的满足与社会的普遍承认，来实现和建立良好的社会道德秩序和政治秩序的耦合，在自我激励的能动性与政府示范导向的互动中推动整个社会的繁荣发展。

(一)为何要基层荣誉体系？

濡化与渗透迈克尔·曼曾对“社会”这一传统概念进行了创新性界定。他提出，社会不是一个边界清晰，能够自我维持的“整体”或“系统”，而是由“相互重叠交叉的社会权力网络”构成的。其中最主要的四种权力来源即意识形态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权力的主形态不同，当民族国家兴起，社会的权力互动主要发生在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国家的专制权力（power over society）与基础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型构了四种理想国家形态。自此专制权力与基础权力成为分析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框架与工具，米格代尔扩展了这一理论，他认为国家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获得规则的制定权，社会可能是重要的阻碍因素，因为社会本身就存在着众多的规则体系。所以国家的能力需要在互动中重塑（在后发国家更为明显）。

我们再来看现实中，政府希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国家意图的政策如何能够贯彻执行下去，一方面看国家能力，另一方面很重要的是如何与社会互动的问题。区别于大部分后发展国家，中国的国家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作为东亚经济奇迹的延续，被诸多学者论述。但是一转入乡土社会，则是另外一番光景，费孝通在研究了乡土中国的皇权与绅权后曾用“双轨政治”来描述这个体系，最后他总结“政治绝不能只在自上而下的单轨上运行，一个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来回自如的双轨形式”。实践调研中我们也发现，越往基层，在那里国家能力越不足以不经过社会就贯彻下去，社会有它自己的一套行为方式，国家需要和家庭争夺教育和社会化规则，和宗族争夺认同感，和宗教组织争夺信仰。在基层社会就是看谁有权利和能力制定引导人们行为的规则。

在互动中，国家能在工具箱里找出很多行之有效的工具，比如强制，命令、惩戒等，但也可以是象征、渗透，濡化。每一种工具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只在合适的情境下使用。在实践中政府即在不断调试自己的行为策略，而以新乡贤组织为载体的基层荣誉体系，即代表了一种渗透、濡化的特色，以一种柔性治理的方式，将治理成本降低。一位路桥区的乡贤这样描述他们在某一个村里的教育投入与建设。村一级的教育投入，在乡村振兴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村干部上门的摊派一直很难奏效，但是通过成立新乡贤组织，给予乡贤尊重与荣誉，事情却变得顺理成章了。　　

在教育方面，现在村里面都有教育基金会。这里有一个华张村，也是山区的村，但是非常大手笔，他们村里面的30来位乡贤，自己出资50万左右，成立了一个教育基金。就是为了奖励村里面的优秀学子，还有家里条件不好的寒门学子，他们一致认为，因为老家在山区，发展教育要优先，总感觉这二十年来，老家出的人才都是因为教育出来的，他们就对教育方面更加重视，自发的成立教育基金会。在以前，没有这个组织，想去做这个事情，肯定就难度较大，村干部去说，肯定没有乡贤他自己自发去组织，效果来的好，速度来的快。（路桥区新桥镇乡贤会成员Ｌ03访谈记录20190111）

哈罗德·Ｄ·拉斯韦尔曾强调象征的重要性，期待用象征作为旗号来实现政策、策略与精英的意图。而现实中国家与社会的博弈就在渗透与重塑中展开，一方面国家想渗透社会进行强有力的控制，使它的政策有效执行，另一方面社会也不是随意可以驯服的，它也想用自己的逻辑重塑国家。那么这时候就必须有一个切合点，使二者平衡，于是根植于传统道德维系机制的荣誉感、尊严感就被推到了前台，它将传统社会“落叶归根”、“荣归故里”、“告老还乡”等因素与基层政权引才回归，振兴乡村的政策意图相联结，发挥了正向的作用。在我们的访谈中，一位乡贤会成员激动的说，乡贤会不是一个政府机构，甚至都算不上一个机构，他回村出钱出力，纯粹是因为你们给了我回乡的尊严，我有了一份荣誉感，他的表述如下：　　

我们当地政府从县到村重视了这个工作，其实就是对这类人的一种尊重，然后他自己本身也有一种荣誉感，他是回报社会，为浦江出点力，这个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以前嘛，讲难听一点就是修桥铺路当义工，这就是功德。（浦江县嵩西村乡贤会成员Ｓ03访谈记录20190114）

正如Edward·Shils所说“一个社区不仅仅是一群具体和特定的人，更根本地说，它是一群通过超越自身的价值体现和对他们赖以获得尊严的标准和规则的遵从来获取自身意义的人。”而有变革能力的国家都会花费大量的时间着手影响人们如何在“重要性地图”中定位自己。它能够（至少应该）塑造人们看待自己在“重要性地图”上位置的方式———定义道德秩序、规定日常行为的标尺。

另一方面荣誉和尊严激发出来的社会力量，还在于延伸、填补那些国家层面无法渗透的，或者说权力的边界无心也无力去涉及的领域，特别是一些农村基层社区的公共服务。在华张村访谈时，一位乡镇统战干部向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案例：　　

我们去年不是搞了一个四小车整治，整治以后村里老百姓出行不方便，特别是老人出行不方便，他就回家买了一辆车，就是我们华张村的乡贤，也是我们镇的乡贤委员会的常务副会长，他买了一辆吉利轿车，就全部用于他们村老年人出行使用，包括到镇里去，到区里去，他就聘了一个司机专车接送，司机6000块１个月，也是他出的！很多乡贤做了这些事情。（路桥区新桥镇统战干事Ｘ01访谈记录20190107）

(二)基层荣誉体系的动力：欲望与承认

荣誉与尊严源于个人自我满足的需求和对社会承认的渴望，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分析了灵魂的三个部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探讨了最初之人的“为承认而恶斗争”，他们共同指向的是人类除了欲望，还有时常被忽略的“灵魂第三部分”———Thymos，它被解释为血气、激情或精神，是灵魂中渴望尊严得到承认的部分，它同样是现代社会强有力的动力源泉。人类不仅渴望一些外在的东西，同时他们也渴望对自己的价值或尊严做出积极的评价。这些判断可能来自内部，但它们通常是由周围社会中认识到自己价值的其他人做出的。台州市一位乡贤会长曾打了一个非常贴切的比方来说明这种尊重与荣誉所带来的动力：　　

他们很喜欢参加这里的乡贤联谊，因为一个是在本地的，你在外面事业做的再大，好像我们中国传统思想一样，有一种落叶归根、荣归故里的感觉，然后你回到老家，这里都是你成长起来的地方。我们以前讲，开玩笑讲，墙上有一张照片，如果这个人这张照片你不认识的无非是一张纸，我要是看到这张照片，你的亲人或者你的同学马上觉得这是一种荣耀了，乡贤就是有这么一种感情在里面。（椒江区某乡贤会会长J01访谈记录20181107）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基层政权普遍的感受到来自个人内生动力的巨大力量，愿意用一种柔化的手段，通过心理建设去激发普通民众的归乡动力并与基层政权的主流价值观相统一。一位浦江县的基层统战干部如是说：　　

因为刚才我听了你们有几个提问，所谓乡贤，就是道德的德，是不是啊，对我们农民来说的话，这些人嘛出人头地了，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他有能力，我们最近几年正月初一都开了这个乡贤会，有博士生导师、有政府机构工作的，也有实体经济的老板。他们为什么回来？不就是党政机关对他们这些方方面面有成就的人的一种尊重嘛。（浦江县嵩西村乡贤会成员Ｐ03访谈记录20181110）

(三)基层荣誉体系的运作：生产、整合、认领、退出

基层荣誉体系的运作有一套自身的逻辑，它通过荣誉生产、数量整合，项目认领、退出机制等将个人的荣誉、尊严与政治价值、国家利益相联结。

1.荣誉生产：表彰、走访、象征

作为国家主流价值观输出的一种途径，基层荣誉体系代表国家在基层的一种权威存在，每个村的乡贤榜集中体现了国家意志和国家态度在基层的延展。在我们的访谈调研中了解到，新乡贤组织的产生，最早缘起于宣传部门对于乡贤文化的挖掘，道德模范的塑造，它体现的是国家意图形塑主流价值观的努力，并以一种整体符号的形式出现。每年正月初一，乡里就会召开乡贤大会，对入选的选贤给予表彰，发给荣誉证书，每个村都建起了各种乡贤公园、乡贤堂等建筑，将古今乡贤上榜。一位村民介绍：　　

我们村的一个中心地段。有一个水库，水库的边上就是专门的乡贤公园、乡贤堂。他本意是乡贤文化礼堂，还有乡贤长廊，那个长廊两边都是这种乡贤文化的内容，有古代先贤，也有紧贤。这个是得需要去营造的，乡贤文化就是给他们一种荣誉感的一种方式，知道家乡很尊重你，敬重你们为家乡付出的这些努力。（临海市河头镇百步村村民Ｂ03访谈记录20181009）

乡贤的产生在几个村也有不同的形式，但是都体现了基层政权的巨大推动作用，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完全由基层政权主导，由村党支部书记兼任乡贤会会长，通过主动筛选、排摸等手段，发现乡贤，另一种是基层政权与社会自发相结合，由村民自荐、他荐等手段，形成初步名单，最后由乡镇一级确定终选名单。

哪些人可以当选乡贤，获得荣誉，它的标准如何，各个村也有所不同。比如在金华地区除了吸引党政军公、工商实业人员外，还注重吸收一些本村的工匠，道德模范、协调矛盾的“老娘舅“等，因为协助社会治理在他们看来也是乡贤会很重要的一块职能，但是在台州地区，他们基本没考虑此类人员，他们更关注的是企业和政界，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吸引企业回归，或者带来政府项目，造福乡里。这同样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博弈的结果。表３为金华市蒲堂村乡贤入会范围的标准。

除了给予荣誉证书，树立乡贤榜等手段，在基层我们看到还有很多结合现实的做法，不同于国家荣誉体系，在基层更需要着眼于基层政权所嵌入的社会环境。正是这个嵌入的特殊环境，塑造了将要发生的事情。如通过乡镇长走访乡贤父母、设立乡贤信息报告、微信公众号推送等荣誉生产的方式。　　

书记和乡镇长都有带头在开展走乡贤的。那么同时也考虑到，因为2／3的乡贤在外面。你去外面走访也不切实际，我们提出来走访他们的直系亲属，特别是父母，因为他们在外面闯，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老家的人。而且从我们现实的工作感受当中，我们发现去走父母，给乡贤的感动比去走他本人的效果更大。有的乡贤的父母，我们领导班子走了之后，当天晚上就给他们打电话，乡贤听到这个事情，还是感觉很感动的。在农村，乡镇街道的领导来家里专门走访，其实也是不容易的。这对他在老家的父母，对乡贤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荣誉感。（浦江县驻村干部Ｐ05访谈记录20181007）

2.数量限定与整合

除了在荣誉生产过程中，存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在乡贤人数与界别比例上也存在矛盾与妥协，基层政权按照一套符合其审美偏好的方式提出数量设置的限定与界别考量，社会则从自身利益出发应对。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庆典上，国家颁发了100枚“改革先锋奖章”给改革开放杰出贡献者。改革开放的杰出贡献者远不止100名，但是在中国的语境下，100代表圆满，所以“数”一直是国家输出其意志的重要途径。在此次的调研中，乡贤的数量也是一个很有趣和值得玩味的地方，临海市百布村是66位乡贤，嵩西村是60位乡贤等等，都体现了一种对于数量的审美要求。

另外数量的整合体现在界别人数上，各个村会有不同的考量，经济片、文化片、社科片，党政片等等如何划分比例，会因为各村的实际与职能的要求而产生明显差异。表4为被选四个案例村新乡贤组织成员的类型分布及人数、占比。

3.项目认领

荣誉与尊重的获得，激发了乡贤回报乡里的热情，这正是基层政权乐于见到的，在我们调查的金华、台州两地，政府层面组织了各种类似“千名乡贤帮百村”结对签约、反哺家乡慈善基金等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当然另一方面乡贤也会通过反哺乡里进一步巩固自己的道德形象。具体的操作流程大致是路桥区委一位统战干部所讲述的：　　

动员各乡镇街道，立即动员起来，叫他们列出所有项目，村里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村里解决不了，政府又很难介入的，列出清单来，每次都有厚厚的一本了，作为这些当地的乡贤，外来乡贤，精准对接的蓝本，根据你的实力去认领项目。（路桥区委统战干部Ｌ03访谈记录20190104）

而认领的这些事务用当地的话讲也属于“精准对接”包括乡村经济振兴、社会协调治理、社会事业谋划、扶贫济困帮扶、乡贤文化传承等（具体参见表５：项目认领的类别）。但他们也强调，不可能什么任务都给乡贤，这样基层政府、村级组织都不需要了，只能是基层觉得很难处理，或者需要额外经费支持的，才会进入认领的项目中去。

4.退出机制

阿尔伯特·赫希曼在《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一书中对于“严格的入会条件与退出机制，对成员热爱组织程度的影响”做过一项实验设计，得出的结论是，加入资格审查越严格，进入初期对小组的喜爱程度越高。以最低标准加入的人，退出小组的可能性最大。在我们的实际调研中，新乡贤组织内部也存在一种退出机制，作为基层荣誉体系的一部分，新乡贤的称号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于流动的状态。得到这个名号是一种荣誉，得不到则在乡间有一种“面子”上过不去的感觉，它与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维系机制相呼应，成为基层荣誉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州市委一位统战干部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案例：

他讲他镇里面有一个乡贤，也不叫乡贤，就是企业办得比较大的，企业比较多的，他德行方面还差一点。他们就故意第一年没让他进乡贤会，然后他一看边上朋友什么都进去了，还急了，他就主动要加入。因为我刚才讲了，乡贤毕竟还有道德模范方面的要求。那个方面有欠缺，第一年就没加入。然后第二年第三年，他就觉得不加入乡贤会，好像在地方上没面子。加进去以后，我们也有退出机制。乡贤，就是要引领示范，要发挥正能量作用。你如果不是发挥正能量，你跟政府政策反着来，然后做一些伤风败德的事情，我们就坚决地让他退出去。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是流动的。（台州市委统战干部Ｔ03访谈记录20190108）

(四)基层荣誉体系助推乡村振兴：政治秩序与道德秩序的耦合

个人心理层面对于承认的渴望，使得荣誉和尊严成为重要的精神动力，由此而产生的基层荣誉体系成为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构成、相互形塑的纽带。政治与道德，在西方的语境下似乎一个属于公共领域，一个属于个人私域，二者互不干涉，但是在中国的语境下则不尽然，区别中更多的显现了相互影响与紧密联系，政治属于人类的交往活动和行为层次；道德则属于对人类交往活动和行为进行价值规范和评价的层次。由国家代表的政治秩序与社会代表的道德秩序互相渗透与形塑，政治秩序意图对社会产生示范与导向，道德秩序则从另一方向希冀对国家产生价值影响，而二者在基层荣誉体系的框架内汇聚。在自我激励的能动性与政府示范导向的互动中推动整个社会的繁荣发展。

这里需要注意两点：第一、新乡贤组织的角色填充了结构洞，将国家和社会制度化地联系起来了，结果使双方的接触得以通过这种中介机制更容易进行。第二、现代的基层荣誉体系与传统道德维系机制的切合。

(五)可能存在的问题

新事物的发展并不总是正向前进的，它也可能在行进过程中产生偏差，我们经常看到社会过程的发展往往超出政治行动者的构想，导致一连串的因果链反应。在理解基层荣誉体系对于乡村振兴的正向作用同时，我们也应严肃而谨慎的看待一些问题：第一、新旧权威的拒斥。乡贤的回归，必然对于现有的乡村权力结构产生潜在的挑战。访谈中就有一些村书记对于乡贤的回归可能对自己工作的开展表示担忧，“以后到底是听谁的？”荣誉感与尊严感给乡贤带来新的权威，这可能会挑战村两委会的权威，如何在二者间产生新平衡，需要克服一个机制问题。第二、赢利型经纪人问题。被荣誉召唤的新乡贤会否蜕化为遥远回忆中的“乡霸”、“土豪劣绅”？杜赞奇笔下的赢利型经纪人，他们身处传统官僚体制之外，周旋于国家与基层乡村之间，他们一方面帮助国家，一方面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新乡贤如何克服这种脱变的可能，也需要我们的政治智慧。第三、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张力。调研中新乡贤组织的各类会长、理事长都有一套看似程序化的汇报材料，辅以样板化的展示馆，不免让人有一种“戏剧化治理”的遐想，正如黄宗智所言：这些“剧目表演式”的治理只会使民众的道德热情瞬间闪烁，它没法制度化，只会走到死胡同。这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只有把国家代表的政治秩序与社会代表的道德秩序耦合，才可能真正走向有效治理，实现乡村振兴。

四、结语

Julie·Alev·Dilma考察了在土耳其语境中，荣誉的独特含义。在土耳其“荣誉（Honor）”被翻译成“声誉（Seref）”，意思是一个人从另一个人的尊重中感受到的个人价值，或凭借美德赢得的良好声誉。荣誉和尊严曾经在人类历史上扮演了非常核心的角色，但是及至近代就衰落了，今天我们可能需要重新拾起那些在现代社会陨落的概念，在新时代焕发力量。

本文从中国人的“脸面观”到尊严、荣誉入手，回顾了从古代荣誉观到现代荣誉观的变迁，在梳理过往文献中，我们发现，现有的研究，主要面向国家层面荣誉体系的建构，研究价值取向上也几乎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政府如何组织以及如何制度供给上，这可能对于中央政府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基层社区，在那里国家能力可能不足以不经过社会就贯彻下去，此时就必须拆分国家和社会来看待荣誉体系建构的问题。

基于这样的考量，在接下去的分析中，我们试图用一种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去看待“新回乡运动”与乡村振兴的精神层面这一话题。本着最大相似与相异的原则，选取了浙江台州与金华的四个行政村作为主要的实证案例，延续了之前为期两年的田野调查。研究发现荣誉与尊严源于个人自我满足的需求和对社会承认的渴望，成为现代社会强有力的动力源泉。基层政权按照一套符合其审美偏好的程序做法，授予符合国家主流价值的精英公民以乡贤称号并颁发相应的荣誉证书（乡贤荣誉名额有限），并辅之以数量限定、项目认领、动态退出机制，构成了基层荣誉体系的主要内容。基层荣誉体系无形中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纽带，将个人的荣誉、尊严与政治价值、国家利益相联结，由国家代表的政治秩序与社会代表的道德秩序互相渗透与形塑，二者在基层荣誉体系的框架内汇聚。在自我激励的能动性与政府示范导向的互动中推动整个社会的繁荣发展。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由于一些核心概念与测量尚难权威界定，有关某种特定心理文化的实践和传统以及特定心理文化内部的社会互动所引起的社会发展，属于探索性研究，“裁剪”成相对孤立的“变量”很难行之有效的完成，故而对因果联系未做更深入的研究，只是做了描述与解释性的工作，所以接下去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定量分析的介入或者多案例比较分析QCA的引入。

责任编辑：朱乐兵     一审：陈鑫    二审：沈青

文章来源：《浙江学刊》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