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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垂千古，气节万年”。这是描绘殷商王朝最后一位君王——帝辛的伟大功绩和真实评价。中国文学中可是常用“桀纣”来形容帝辛为暴君，要说帝辛有功，那就是给中国文学增加了一个可以形容暴君的词汇，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其实这是不对的。 “纣王”是商朝最后一位皇帝辛的谥号。说白话一些，就是，商朝最后一位皇帝名字叫辛，帝辛是对百姓执政者的称呼。在古代谥法中，“纣”是带有贬义色彩的，意思为“残义损善”。这个谥号是周天子给送的，因此，对于这个谥号是否贴切，还是有待商榷的。我想，周天子送给殷商帝辛这么一个谥号，更多是出于政治目的，为了展示自己继承大统的合法性和正义性。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帝辛：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帝辛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 早在古代，就有人质疑纣王是否为无道昏君。在现存的典籍记载中，首先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一点的，是孔子著名的大弟子子贡。针对一拥而上抹黑帝辛的现象，子贡一针见血地指出：帝辛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贡作为孔门弟子中政治成就最高的人，“常相鲁卫”，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敏锐的政治感觉，一语道破了“千年积毁”现象的本质：“天下之恶皆归焉”，所有的曾经见过的罪恶和所有的人们能想象到的罪恶，都“归”于帝辛的头上。所以“君子恶居下流”，千万别当失败者，其结果是极其可悲的。在中国历史上，亡国之君的下场都极可怜，但象帝辛这样被肆意抹黑的却绝无仅有。 宋人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认为：“帝辛大造宫殿，建酒林肉池，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忠良等罪恶，与桀的罪恶如出一辙，凡桀的罪，就是帝辛的罪，桀受不分，这些都是出于模仿。”翻开《尚书》《史记》等，桀有的罪恶帝辛都有，而桀没有的，帝辛亦有。因而，帝辛是夏桀加想象的罪恶的集大成者。 亲身经历了家国沦丧、山河破碎的明末大知识分子、抗清义士顾炎武在亡国之后沉思细想，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一个帝国的衰亡，是各种势力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以至于积重难返，非革故不足以鼎新。因此，在研究历史时，但颇有一些政治家的意味：前人多言殷商亡于“受德之不仁”，“吾殊谓不然”，顾氏如是说。并列举了自盘庚以降，殷商王朝贵族离心离德的种种行径，得出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商亡是必然的，帝辛只是适逢其会，换了任何人，都无法拘救殷商王朝的命运。在这一点上，帝辛与崇祯帝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比起前几任帝王，都勤政、英明的多，但都“适逢其会”，做了亡国之君。无怪乎崇祯帝临死前仰天浩叹“君非亡国之君，臣是亡国之臣。”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家国沦丧，众叛亲离，此恨曷极!故帝辛自焚，崇祯自缢，英雄末路，无限悲凉。 郭沫若曾指出：“帝辛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商朝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煞。”“在牧野大战后，商人被周人压迫，道路是向着帝乙、帝辛两代经略出来的东南走。”“更透辟地说一句，中国南部之所以早被教化，我们是应该纪念帝辛的。”因此，“在殷商人心目中一定不会把帝辛看得来和周人所看的那样。他们就要称他为'武王或武帝'，要纪念他，其实都是说的过去的了。”解放后，郭沫若亲临殷商故地，更是感慨不已：“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恶莫须有。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并大声赞扬：“百克东夷身致殒”，“统一神州肇此人。”“中原文化殷创始，商人鹊巢周鸠居”，彻底为帝辛翻案并疾呼。 顾颉刚亦做《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指出帝辛的罪恶在周人的《尚书》中只有六点，战国书中增加二十七事，西汉书中增加二十三事，东汉时增加一事，东晋时增加十三事，于是商帝辛就变成自古未有的残忍暴君。顾氏通过仔细的考证，彻底洗清泼在帝辛身上的污水浊泥，还其本来面目，与郭沫若的论证相表里，使帝辛做为一个“武王”的形象重现人们面前。这也使孟子的帝辛有“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的说法有了落脚处。 关于纣王的罪状，在周人的《尚书》中，只有六点，分别是：爱喝酒；爱女人；不敬鬼神；不祭祖庙；残害贤臣；宠信奸佞。 爱喝酒：在当时的商朝，喝酒成风，喝酒就像咱们现在撸串一样，大家都撸，你不撸，这根本不可能。商朝的“贤臣”比干、微子、箕子他们也喝酒呀，而且喝的不见得比纣王少。同样是喝酒，怎么一个就成了贤臣，流芳百世；一个就成了昏君，遗臭万年？ 爱女人：帝辛就一个皇后，妲己，貌若天仙，倾国倾城。至于三宫六院，那是后世编出来的，压根儿没那回事。就一个老婆，就说纣王荒淫，实在有些说不过去了；近代的康熙乾隆，哪个不是成群结队的媳妇？怎么没人说荒淫？ 不敬鬼神、不祭祖庙：这个和明代许仲琳《封神演义》里的纣王作诗调戏女娲娘娘完全没有半毛钱关系。这个罪名的来源是与当时的政治形态有关。在现在咱们都知道，王权、神权都集中在皇帝身上；但是在商朝的时候，王权和神权是分开的，而且神权大于皇权。纣王为了将神权、皇权集于一身，巩固国家，理所当然的就要打压那些搞祭祀、搞迷信的“神棍”了。神棍们收到打击后，就将这个作为纣王的罪名。其实，自周朝以后，神权、皇权都集中在天子手中，利于国家安定。从这个角度讲，纣王是有功劳的。 残害贤臣：主要指的是囚禁微子、箕子，西伯侯昌。囚禁微子、箕子的原因在于，这两位被歌颂为“贤臣”的人通敌叛国。在商朝，王位是这样继承的：兄终弟及（由于纣王是嫡出，微子为庶出，因此纣王虽是弟弟，却是优先坐上王位的人）。纣王将这条制度改了：王位只能够儿子继承。这个制度彻底断了微子的念想，所以他们千方百计给纣王捣乱，后来就暗通周人。至于比干，是老死的，没有被剖心。囚禁西伯侯，是因为西伯侯有反叛行为。按照后世的“通敌叛国”罪来论处，这三个人无疑是要被砍脑袋的，纣王却没有杀他们，仅仅只是限制人身自由而已。如果这叫残害贤臣，那太没天理了。 宠信奸佞：主要指重用费仲、恶来和飞廉。既然自家人老是给自己捣蛋、挖坑，没办法，纣王就只好用别人了。费仲其实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绝非进谗言的奸佞之徒；而恶来和飞廉被任命为将军，二人也没让纣王失望：飞廉在东征时，大破东夷；南征时，又大破南蛮；恶来在后来的牧野之战中大显身手，最后，尽管纣王自杀，他还是抗战到底，战死沙场，没丢掉气节。说纣王重用奸佞，完全是无稽之谈。 帝辛的罪状是“千年积毁”的结果，是“层累地造”的结果，那么，人们自然而然地要问:谁在抹黑帝辛? 哪些人参与“千年积毁”的“选谤”队伍？仔细分析帝辛罪状的累积过程，剖判其背后的目的与利益取向，结合“层累地造”的年代，这些人便再难躲着在阴暗的角落里，其身份亦呼之欲出，清晰可见。 仇敌。抹黑帝辛的第一主力自然是生死仇敌周人。周人自季历起便大肆拓土，据《竹书纪年》，帝武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历命为商牧师。自此时起，季历先后攻伐始乎之戎。翳徒之戎，攻程，攻鬼方。周王季历的扩张，引起了帝文丁的警觉，帝文丁十二年，杀周王季历。继季历为王的周侯昌，亦即后世所谓的周文王，更是变本加厉，帝乙二年，周伐商，败于帝乙。但周王昌并不甘心，而是加快了征伐的步伐，征大戎，攻 ，攻崇，攻黎，引起帝辛的警觉，为黎之搜--在黎举行军事演习，亦有人认为是商、周战于黎，拘周侯昌，囚之羑里。周侯昌的命运，《史记》《竹书纪年》《左传》均说是帝辛有条件地释放了西伯昌，而当代有人说是帝辛英明果决杀了周侯昌。两代周王的命运，使商周成为死仇。继位的周王发在厘清内政的同时，更理频频观兵孟津，为报仇雪恨，攻伐大商做准备。然帝辛积威甚重，使周武王畏惧极甚。第一次观兵孟津，诸侯皆曰可伐，武王却因害怕而托词“女未知天命，未可也”；及至牧野大战前夕，周武王仍战战兢兢，不敢应战，是吕尚强迫其出战，才不得已而贾其余勇勉力一战。《史记》《竹书纪年》《左传》以铁铸的事实证明着这一切。对大商的仇恨，对帝辛的畏惧，使得周人不顾一切地诋毁、抹黑自己强大的、天神一般的对手，以建立战略联盟，激起将士的同仇敌忾，减轻自己的畏惧和恐慌。 内奸。抹黑帝辛的第二主力是叛徒、内奸。内奸的队伍是庞大的，但总体可分为两类人。一类是神棍。这便是帝辛罪状中的“昏弃厥肆祀”、“弗敬上天”、“弗事上帝神只，遗厥先宗庙弗祀”、“郊社不修、宗庙不享”，“慢慢鬼神”等等罪状的由来。自帝武乙戏弄神只，“革囊盛血”以射天，至帝辛，四世之中，君权与神权之争愈演愈烈。虽然经四代商帝数十年的奋力搏击，王权占据上风，成为统治主导力量，但神权数百年的无上地位，致使队伍庞大的神棍们不甘心失败，一而再地与王权相抗衡，力图再现先前时代超越王权的辉煌。至帝辛时，由于帝辛的分外的强势，神棍们撼之不动，便勾结外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成为倒商的急先锋。曾经是商王朝中坚力量的祖宗一元神教，此时却成为动摇商王朝统治基础的主力。一类是王党内部的叛逆者。这一类人又可分为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以微子、箕子、比干为首的王族反对党，这是一群帝祖甲礼制改革的牺牲品。本来，按照商王朝“兄终弟及”的传承方式，这群人是离王位最近的。或尤其是微子，是帝乙的长子。本来是最有希望称帝的，而且，在帝乙在位，也确实有部分大臣拥立微子。但以太史为首的帝党拥立了帝辛，因为帝辛是嫡子，按帝祖甲确立的礼制，是以嫡长继承制为核心的。其实，微子、帝辛是同母父兄弟，但因生微子时，其母是妃不是后，因而是庶子；而生帝辛时，其母已是后，故辛为嫡子。故太史争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微子自不甘失败，但又争不过强势的帝辛，因此不惜卖国以求荣，“微子启，胶鬲与周盟”。所以，帝辛对微子一系的打击、排挤，决非是昏庸而远贤亲佞，而是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而微子、箕子、比干、胶鬲等也决非孔子口中的贤人，而是一群因个人利益出卖国家和的内奸。 另一个群体则是商王朝的贵族。帝祖甲的礼制改革，不仅是确立了嫡长继承制，而且废除了帝位继承和国家大事中的贵族公议制，使商王朝彻底泯灭了酋邦制的最后残余，完成了从酋邦制向国家、帝国的转进，在国家形态上迈进了一大步。当帝武乙一力打压神权，巩固王权，商王朝才真正进入了帝国形态。这群人在商帝国的实力是如此之大，虽屡经打压而依然坚挺，不得已，商王朝的几代帝王都在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手段建立自己的王权架构。帝武丁做为商王朝武功赫赫的大帝，在欲用千古名相傅说时，仍不得采用“先帝托梦”的手法以掩饰其真正目的。而到帝辛时，帝国内部已四分五裂，神权、王权之间，执政集团与反对集团之间，帝权与贵族之间，诸多斗争已积重难返，帝辛无人可用，只好重用外来的人才——费中、飞廉、恶来等，而这又引起了反对党、尤其是贵族系的强烈反弹。这两群人虽利益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而费中、飞廉、恶来是抛弃了自己的氏族来邦助帝辛的，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是引起公愤的。因而，帝辛的罪状中的“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昵比罪人”、“以奸宄商邑”便是由此而来。而神棍们、王族反对党、贵族们的怨言亦成为帝辛的罪状：“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力行无度，播弃犁老”、“崇信奸四，放黩师保；屏弃典刑，囚奴延士”、“醢九侯”、“脯鄂侯”、“剖比干”、“囚箕子”等等，不一而足。 战国诸子。抹黑帝辛的第三类人，则是战国诸子。出于对证明自己观点的需要，先秦诸子无不“案往旧以造说”，以历史来证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也是为什么“层累地造”的中国古史诞生于战国的原因。帝辛被作为反面典型，为证明仁义重要，就举帝辛不仁不义的事例——没有事例可以“想当然耳”；为证明尚贤、用贤的重要，就举帝辛残害忠众以亡国的教训；为证明天道亡国，就制造帝辛“斮朝涉之胫”、“刳剔孕妇”的实例；为证明防微杜渐的作用，就制造帝辛“为象箸”，等等。反正帝辛已是污水坑，大家能想象到的千奇百怪的罪名都加诸帝辛身上已是习惯之举，多泼一瓢污水又有何妨，由此造就了“千年积毁”的商纣王。 （作者：李老师e对易 原载《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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