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主|王元阳游走于体制和学术边缘，希冀借助阴阳五行学说史之梳理，得窥经史术数演变真相之一二。 阴阳五行视野下的董仲舒历史哲学 3.文质说 虽然董仲舒的三王之教说仅是一种方便说法，与三统说无关，但董仲舒仍然对先王之教有着详尽的论说，且与三统说并行不悖，此即文质说。董仲舒的文质说出之于《春秋》“贵志”之义，并借鉴了阴阳学说的资源，为汉家政治规定了合理的改造方向。董仲舒说： 礼之所重者在其志……故曰：非虚加之，重志之谓也。志为质，物为文。文著于质，质不居文，文安施质？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文质偏行，不得有我尔之名。俱不能备而偏行之，宁有质而无文…..然则《春秋》之序道也，先质而后文，右质而左物……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贵志以反和，见其好诚以灭伪。其有继周之弊，故若此也。（《春秋繁露·玉杯》） 董仲舒由论礼而及于文质，“文”指礼仪文饰而言，“质”指礼的内在本质。最早讨论文质问题的是孔子，也是由论礼而发。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即是说在包含了文质两方面的礼之实践中，君子应该文质相适，不能偏重于任何一面。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质胜文要比文胜质更好，因为孔子也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①孔子在文质问题上的立场完全被董仲舒继承，虽然他也强调“质文两备，其礼成”，但也数引《论语》之文，以之论证质相比于文的优越性。  董仲舒更将文等同于礼具（物），将质等同于人的内在心志（志），并引《春秋》中的具体事例所体现的褒贬之义得出《春秋》贵志之义，从而更加证明了质相比于文的优越性。最后，董仲舒将《春秋》重质而轻文与孔子作《春秋》之旨连接起来。 孔子生于周之末世，对周文之弊有切肤的痛触，所以作《春秋》而立新王之道，目的就是为了承其弊而加以补救之，具体的补救方式正如综论《春秋》十大主旨的《十指篇》所言：“承周文而反之质，一指也。”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一点，则“化所务立矣”（《春秋繁露·十指》），礼乐教化大行于世。  所以，用汉人所引邹衍的话来说：“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②我们已无法判断此语是否真的出自邹衍，无论如何，这里强调的仍然是随时而变的理政之义，且并未将周政与文连接起来。而在董仲舒之前，质、文与殷、周之政道已经相对应： 盖闻梁王西入朝，谒窦太后，燕见，与景帝俱侍坐于太后前，语言私说。太后谓帝曰：“盖闻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安车大驾，用梁孝王为寄。”景帝跪席举身曰：“诺。”罢酒出，帝召袁盎诸大臣通经术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谓也？”皆对曰：“太后意欲立梁王为帝太子。”帝问其状，袁盎等曰：“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质，质者法天，亲其所亲，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长子。周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于公何如？”皆对曰：“方今汉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当立子。”③ 这个故事发生于景帝时期。窦太后欲利用殷道亲亲之义立梁孝王为太子，以袁盎为首的通经之士依据经义加以反对。在这里的论说中，殷道为质，质法天，周道为文，文法地。  诸大臣强调“汉家法周”让汉道与文连接，与《春秋》立新王之事而“为汉制法”的说法以及董仲所强调的“承周文反之质”意正相反。因此，董仲舒必须对文质与前王之道的关系有新的论说，方能力辟汉家法周说，这个工作正是在他详细论述三统说时解决的： 何谓再而复，四而复？《春秋》郑忽何以名？《春秋》曰：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何以为一？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春秋》何三等？曰：王者之④制，一商一夏，一质一文。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阳，亲亲而多仁朴……主地法夏而王，其道进阴，尊尊而多义节……主天法质而王，其道佚阳，故立嗣予子，笃母弟，妾以子贵……主地法文而王，其道进阴，尊尊而多礼文……（《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这一段论述颇为难解。董仲舒先由“再而复”与“四而复”开始，中间穿插了《春秋》爵制问题，最后又集中论述了四种王者之制的具体措施。我们试用下表来说明：
我们在这个表中可以看出，所谓“四而复”，就是指王者之制在“主天法商”、“主地法夏”、“主天法质”、“主地法文”之间的循环往复。虽说是四法，但我们从它们各自的制度特征可以看出，“主天法商”与“主天法质”基本一致；“主地法夏”与“主地法文”基本一致。 也就是说，所主相同的二法在制度特征上是基本一致的。主于“天”的，其道都为“佚阳”；主于“地”的，其道皆为“进阴”。因为天为阳、地为阴。在天阳地阴的基本前提下，四法表现出的特征皆与阴、阳之义相符合。因此，“四而复”的实质是“再而复”，即王者之制乃是阴阳之道的终而复始。 “四而复”是“再而复”的细化。董仲舒将质归于天，则质为阳；将文归于地，则文为阴。那么，王者之制的循环实质上就是文质相复之道。所以我们看到，董仲舒虽然将四法定名为“一商一夏，一质一文”，但实际而言，商可与质相等同，夏可与文相等同。 那么，既然四法实际上只是二法，为什么董仲舒却既言“再而复”又言“四而复”？因为再而复者为阴阳，四而复者为四时，正是阴阳的消息决定了四时的更替。但是，无论是阴阳还是四时，都无法解释董仲舒为何要用四法来解释《春秋》之爵制。董仲舒说： 四法修于所故，祖于先帝，故四法如四时然，终而复始，穷则反本……故天将授舜，主天法商而王，祖锡姓为姚氏。至舜形体大上而圆首，而明有二童子，性长于天文，纯于孝慈。天将降禹，主地法夏而王，祖锡姓为姒氏，至禹长发于背，形体长，长足肵，疾行先左，随以右，劳左佚右也。性长于行，习地明水。天将授汤，主天法质而王，祖锡姓为子氏。谓契母吞玄鸟卵生契，契先发于胸。性长于人伦。至汤，体长专小，足左扁而右便，劳右而佚左也。性长于天光，质易纯仁。天将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锡姓姬氏。谓后稷母姜原履天之迹而生后稷。后稷长于邰土，播田五谷。至文王，形体博长，有四乳而大足，性长于地文势。故帝使禹、皋论姓，知殷之德阳德也，故以子为姓；知周之德阴德也，故以姬为姓。故殷王改文，以男书子，周王以女书姬。故天道各以其类动，非圣人孰能明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我们看到，董仲舒认为四法的循环并不是随意的理论构造，而是从先王的实际运用中得出。具体而言，主天法商者为舜、主地法夏者为禹、主天法质者为汤、主地法文者为文王。主天者具有“上大而圆首”等等与天有一致性的特征；主地者具有“长足肵”“大足”等等与地有一致性的特征。 但是，在四法以天地或者说质文进行循环的同时，仍然配合着天、地、人这三者之间的循环。比如说，舜主天法商，所以性长于天文；禹主地法夏，所以习地明水；汤主天法质，所以性长于天光；文王主地法文，所以性长于地文势。这明显是在天、地之间的循环往复。不过，汤虽然性长于天光，但他的祖先契却性长于人伦；文王虽然性长于地文势，他的祖先后稷却是由其母姜原履天之迹而生。这就造成了极大的矛盾，很难说“王法则性命形乎先祖，大昭乎王君”。 我们只能将其大致理解为，圣王的传续遵从的是四法，而圣王的先祖却是依据天、地、人三法来循环。但是，即便如此来说，董仲舒仍然随时将圣王所主与其先祖所主相混淆着使用。所以我们看到，、舜、禹、契、后稷遵从的是天、地、人、天的循环，而舜、禹、汤、文王遵从的是天、地、天、地的循环。董仲舒为什么要构造出这样一个复杂且充满矛盾的循环系统呢？  我们说过，董仲舒提出四法说是为了解释《春秋》为何要立三等爵制，他给出的理由是“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这个理由的表面意思似乎是，既然先王之所主也依据天、地、人三者来循环，因此《春秋》立三等爵制。但是，从我们前面所列的那个表可以看出，《春秋》三等爵乃是因为周是五等爵，而爵制是以三、五来循环往复。 所以，董仲舒实际上是以四法的循环为核心，辅助以三法于其中，目的是为了随时依据自己的需要来提出各种对《春秋》的解释。当然，董仲舒解说《春秋》最终指向了对汉政的改造。既然《春秋》为汉制法，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春秋》也可以看作汉之先祖。 因此，汤、文王、《春秋》之所主虽然是依据天、地、人来循环，继周而起的新王却应当依据四法的循环，主天而法商，以质救文。用董仲舒的话说，“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贵志以反和，见其好诚以灭伪。其有继周之弊，故若此也。”（《春秋繁露·玉杯》） 以实际而论，继周者为秦，但由于董仲舒认为秦不具有正统，只是“继大乱之后，以乱济乱”的一个所谓“闰统”。因此，无论是倡言《春秋》贵志之义，还是强调以质救文，董仲舒都是将矛头对准了秦政以及循而未改的汉政。 原刊于《孔子研究》，2018年第3期 ……完…… 参考文献： ①程子径以文质释此段而言：“先进于礼乐，文质得宜，今反谓之质朴， 而以为野人。后进之于礼乐，文过其实，今反谓之彬彬，而以为君子。盖周末文胜，故时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过于文也。”明显受之于董仲舒的影响。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3页。 ②《汉书》卷六十四《严安传》，第2809页。 ③《史记》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第2091页。 ④“之”原为“以”，苏舆认为“以”当为“之”之讹，本文从之。见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04页。 ⑤各本皆作“二”，疑是“三”之讹。若从“二”，则不可解。 ⑥各本皆作“三”，疑是“二”之讹。若从“三”，则不可解。 ⑦各本皆无“不避亲戚”四字，依据文意，此处当有此四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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