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王道社会理想及其实现方式

   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干春松

　　在儒家对于中国政治发展轨迹的描述中，西周末年被孔子及后世的儒生们认定为王道衰落的开始。《韩诗外传》卷五：“孔子抱圣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遥乎无形之乡。倚天理，观人情，明终始，知得失，故兴仁义，厌势利，以持养之。于时周室微，王道绝，诸侯力政，强劫弱，众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纪纲。礼仪废坏，人伦不理。于是孔子自东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意思是说，因为周室的衰落，所以王道政治不再行于世界，而孔子抱圣人救世之心，致力于恢复王道秩序。

　　王道是中正无偏的合理秩序

　　儒家“王道”之论，根源于《尚书》、《诗经》等经典。《尚书·洪范》对于王道秩序的描述是：“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在这段讨论“皇极”时出现的话语，其核心是王必须建立起一种准则，这个准则要正直公正。

　　朱子在讨论“皇极”的时候说：“只是说人君之身，端本示仪于上，使天下之人则而效之。圣人固不可及，然约天下而使之归于正者，如”皇则受之“，”则锡之福“也。所谓”遵王之义“，”遵王之道“者，天下之所取法也。人君端本，岂有他哉？修于己而已。”（《朱子语类·卷七十九·尚书二》）在这里，王道的意思是一种可以为天下效法的中正无偏的合理秩序。

　　孟子在理念上坚持王与霸之间的严格区分，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王霸之间的区别在于以德服人，还是以力服人。那种通过强制的方式让别人服从的做法是儒家所反对的。

　　实现王道的孟子方式和荀子方式

　　现实中很难找到王道的理想朝代，尤其是建立在军事力量和利益交换为基础的霸道政治基础上的战国时代。但是，儒家提供了两种可供选择的实现途径。

　　首先，是孟子的思路。孟与于孔子类似，主张富之而后教之的社会治理的顺序。“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在孟子看来，将王道视为畏途或不切实际的乌托邦，都是一种自我退缩的做法，关键在于要培养通向王道的信心和“决断力”。

　　其次，是荀子的思路。荀子的立场似乎更灵活一些，他甚至对秦国的状况进行了有保留的肯定。虽然，荀子也说：“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荀子·王霸》）然而，他并非决绝地反对霸道。在群雄争霸的格局下，荀子认为，霸道虽德未至、义未济，但是以一种诚信的态度，富国强兵，使国土得以保全，也可算是一种权宜之策。所以他说：“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荀子·王霸》）荀子真正反对的是使用权谋获得政权的人。

　　荀子对儒家不同追求的理解还体现在对不同层级儒者的区分上，他在《儒效》篇中讨论儒家的现实功能时，将政治参与者分为俗人、俗儒、雅儒与大儒。但是荀子并不认为战国时期是一种好的政治秩序，是儒家所羞于谈论的状态。在《仲尼》篇中，他说：“然而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五霸的功业虽大，但舍弃了政教和文理，难以服人之心。

　　同时，对于实现王道政治，首先，儒家特别强调领导者的表率作用，但不认为只能依靠明君和贤相，而是那些推行王道政治的君王，才能被肯定和推崇；其次，历史上许多的明君和贤相因为没有推行王道政治而被指摘。比如儒家在解释《论语》中“管仲之器小”的时候，普遍认为，孔子是因为管仲没有辅助齐桓公行王道，而被孔子所批评。

　　儒家对制度建构的建议

　　我们需要反思的是，现有的制度和规则是否在保障人的权利和公平公正的前提下，照顾到了中国人情感价值，是否是最为有效？儒家注重家庭的价值、注重权力和责任的协调，这些是否可以作为中国法律制定的一些价值指导？是否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去发掘的思想资源还被弃置不顾？我们需要用一种新的眼光去看待儒家和当代观念、法律、制度、规章典则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种古典思想，儒家十分重视个人修养对于社会顺利运行的重要作用。儒家认为外在的强制力并不如心悦诚服更有效，所以重视每个人的道德自觉，强调反求诸己。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即使在现代社会，依然要重视运用这些制度的人的道德素养的培育，惟其如此，制度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儒家最理想的政治权力转移方式是禅让，即便在孟子和荀子的论说中，并不绝对肯定王位禅让的合法性。但是被视为儒家理想政治模板的三代之治中，尧舜禹之间的权力转移，主要是靠天意和民心。即使是从禹的时期有其儿子继承，其理由也是百姓支持启。

　　儒家在文化上，一般采取宽容多元的态度。中国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外来的文化，并将之转化发展成为自身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佛教的传入和中国化即是其例子。在种族问题上，儒家虽然也有多种立场，但主流的倾向是看轻血缘和种族，强调文化认同。在价值观上，强调“大一统”，如果借用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的观点来加以发挥的话，可以称之为“一体多元”，即中华民族是一体，但各个不同的文化信仰和种族可以以各自独特的方式生存发展。

　　重建儒家和中国人生活的联系（这种联系事实上从来没有中断过），并非是要以一种原教旨般的态度，将儒家一些因时因地而勾画的制度设计原封不动地搬到现实的中国，这种拘泥于“迹”而不知“法圣人之所以为法”的做法，势必会使我们陷入绝境。我们需要完整了解儒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作用，并体会儒学的真正内涵；需要了解“儒家的制度化”和“制度化儒家”的互动过程，尝试理解制度化儒家解体的必然与重建儒学和当下社会联系的努力；需要思考儒家对未来社会治理秩序建构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李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