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频：路志正讲中医如何学好《难经》《医学心语》及疑难病症辩证论治经验传承 相关阅读： 国医大师路志正学术思想撷要 一、擅调理脾胃 路老遵循整体观念和辩证论治的原则，崇尚脾胃学说，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气机升降的枢纽，人以胃气味本，故治病注重调理脾胃。随着现代社会的飞跃发展，疾病普及其病因病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路老从人们的膳食结构、生活条件、生活习惯的变化，深入研究的现代常见的冠心病、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痛风等疾病的发病机理，认为饮食失调损伤脾胃是其发病的关键因素，脾胃损伤常见气虚、血少、温蕴、痰阻、瘀血、气机紊乱等病症，辩证要着眼于发病的根源，调理脾胃是其治本之道，即“调中央以通四旁”。路老调理脾胃，博采仲景、东垣、叶桂等各家之长，重在升降相宜而顾其润燥、升脾阳、降胃气、降脾益气、清养胃阴、调畅气机、法取中庸，勿劫胃津，勿伤脾阳、气机通畅，脾胃健运，胃气来复，诸病自除。 二、注重湿邪为患 路老临床特别重视研究湿邪为患，认为不独南方多见，北方亦多湿邪。湿邪之来源，有天地人之分，天暑下逼，氤瘟蒸腾，感触雾露雨淋，是天之湿；居处卑湿之地，江河湖海之滨，或水中作业，是地之湿；暴饮暴食，偏嗜茶酒，恣食生冷，肥甘厚味，是人之湿。天地之湿伤人，诚为外湿，而饮食所伤，多为内湿。湿邪伤人最广，极易困遏脾阳，而见湿困脾土。路老临床特别注意湿邪的脉证，头重如裹、身困肢体酸楚，口中粘腻，不欲饮水，舍胖苔粘腻水滑，脉濡细涩为其特征。治湿之法，应注意通、化、渗，通即宣通三焦气机，调理脾胃升降；化为注意湿邪的转化或温而化之，或清而化之，芳香化之；渗即甘淡渗湿，清热利湿等。临证以综合运用为多。 三、药惟轻灵活泼 路老强调，中药是赖以治病的有效武器，必须熟悉、掌握每味之性味、功能、主治，精研方剂学之组成规律，才能胸有成竹，灵活运用。要以中医理法为指导，按君臣佐使组方遣药，药不在多而在精，量不在大而在能中病，贵在轻灵活泼，恰中病机。所谓轻灵，即药量不宜过大，药味不可过多、过杂，量大药杂由于味厚气雄，难以运化，脾胃不伤于病而伤于药。所谓活泼，即药物要选辛散、芳香流动之品，不可壅滞滋腻，壅滞则涩敛气机，滋腻则有碍脾运，助湿生痰。轻灵之药多轻宣肺，芳香流动之品，以活泼醒脾，调畅气机，推陈致新。先生常说补而勿壅，滋而勿腻，寒而勿凝，疏其气血，令其调达，而致和平。 四、提倡综合治疗 疑难病以病症怪异，病因多端，病机错杂，治疗棘手为其主要特征，单一疗法，难以取效。先生认为疑难病的治疗是中医的优势所在，倡导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医综合治疗法优势，内外合用，针药并施，食药配合，身心同治。如痹病的治疗，每以汤液配合熏洗，针灸取效。慢性肾炎蛋白尿，畅配合扁鹊三豆饮，水煎代茶，遵循《内经》“谷肉果菜，食养尽之”之旨，药食同用，可起到单独药物治疗达不到的效果。外治如针灸、推拿、熏、洗、敷贴。不寐等情志病症，强调“心病还需心药医”，常结合心理疏导、气功、按跷。临床注意协调医患关系，取得病家合作，明之以理，授之以法，全方位的整体治疗，以突出中医药学的特色。 
路志正学术思想初探
中医研究院研究生班 胡兆垣 提纲 一、 前言 二、 学术论点 （一） 祛除外邪，因人为先。 （二） 调治杂病，注重脾胃。 （三） 调理气机，视为首位。 （四） 辨证论治，重视湿邪。 三、 临床经验 （一） 辨证精细，机圆法活。 （二） 制方稳妥，用药轻灵。善后有方，疗效巩固。 四、 小结 一、前言 路老师学术以经典为宗，学兼各家，既不泥古，亦不废今，宗《伤寒论》而不囿于伤寒方，宗温病学说而不泥于四时温病，冶伤寒、温病于一炉，而对清代叶、薛、吴、王等诸家的温病学说尤为服膺，并颇有心得。对汉以下的学术流派也勤求博采，撷英咀华，毫无偏见。但反对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主张对经典医著和古人经验，要融会贯通，验之临床，并加以发展，反对脱离实际，奢谈理论，而且非常重视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对祖国医学进行研究和整理所取得的成果，并结合临床而应用。无论在理论上抑或在临床上，都能向同道先辈和西医学习，而毫无门户之间，谦虚谨慎，好学不倦。临床诊病细致入微，天时地理，人事体质，诸种因素，全面斟酌，辨证求因，治病求本，处方用药，果敢审慎，殚心竭虑，务求其当。而机圆法活，用药轻灵，是其特长。 二、学术特点 （一）祛除外邪，因人为先。 路老师认为：“六淫”之邪是外感性疾病致病的主要因素，但是人体的内在因素（阴阳平衡的失调）亦不容忽视。正如《灵枢·百病始生篇》所说：“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故路老师在治疗外感病时，比较重视人体内部的阴阳平衡和气血盛衰，这也就是“因人为先，因证次之”的指导思想。 以感冒而论，带有感染性的“乖戾之气”是致病的主要因素，气候失常对人体亦有极大的影响。但人体的正气不足或内有郁热，亦是易感染的原因之一。 在临床上经常见到有明显正虚症状的人，因其抗病能力和自然恢复的能力素低，故极易感冒，且感冒之后往往迁延难愈，此时不扶正则难以祛邪。正如张景岳所说：“若邪气本实，则始终皆可治标；若形气原虚，则开手便当顾本。”“故治虚邪者，当先顾正气，正气存则不致于害。”路老师遵其法，逢虚人感冒，即根据患者气虚、血虚、阳虚、阴虚的不同情况，在解表药中加入扶正之品，不仅无助邪为患之弊，反能缩短病程，提高疗效。如气虚感冒常以玉屏风散为主或与桂枝汤相合治之，阳虚感冒者则以麻黄附子细辛汤为主方，有郁热者稍佐大黄，临床疗效尚佳。 素有郁热者，往往由于阴阳平衡的失调，卫外机能也会减弱而易于感冒，外袭之阳邪与内热相合则热益炽，外袭之阳邪入里后也易从热化。故路老师在治疗感冒时，一见咽痛，口渴、溲黄等里热之症，便于解表药中加入黄芩，鱼腥草等清热肃肺之品，而不泥于吴氏“病初起，且去入里之黄芩，勿犯中焦”之说，往往是里热清而表气亦通，有表里双解之效。内热不盛者，用之也可防患于未然。此亦“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之意，以免外邪进一步入里化热，酿成大患。在临床上经常见到这种情况：表证已罢或未罢之时，咳嗽、高热、胸痛、烦闷等手太阴气分症状旋即而至，故提前使用黄芩、鱼腥草等清热肃肺之品，会阻断病邪内传的趋势，为祛邪外达创造有利的条件。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扶正和清里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祛除外邪使人体的阴阳气血复归与平衡，也就是“以平为期”之义，两者异曲而同工。感冒因非大病，人多忽之，不知本病为常见病多发病，对人体危害甚大，极易引起合并症，甚至危及生命，故徐灵胎说：“人偶感风寒……谓之伤风……乃时行杂感也。人皆忽之，不知此乃至难治之症，生死之所关也。”说明感冒虽为小症，但亦不容忽视，今以感冒为例，阐述了路老师既重视外因，又强调内在因素的学术思想，这对治疗其他外感热性疾病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病案举例：
1、张××，男，46岁。 患者平日常感到疲倦乏力，胃脘胀满，口粘，咳吐少量粘痰，时有齿衄及肌衄发生，骨穿为“再障”。近日来又患感冒，身热，咳嗽，痰多，左脉浮紧，右脉细濡，舌质红嫩，边有齿痕，苔薄黄腻。此乃脾虚湿盛之质，外感风邪，郁而化热，与素有之痰湿搏结，致身热不退，咳嗽痰多。治宜益气解表，宣肺化痰。方用玉屏风散加味：黄芪15g，白术10g，防风9g，薄荷6g，荷梗9g，桔梗10，鱼腥草15g，杏仁9g，芦根30g，甘草6g。三剂，药后感冒即愈。 2、胡××，女，38岁。（病历号：0475367） 发热、恶寒、无汗、咽痛、声哑两天，溲黄，舌红苔薄白，脉沉细。证属少阴兼太阳表证，为寒包火之象，治宜温经散寒，清热开音，方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加味：麻黄4.5 g，附子3 g，细辛1.5 g，大黄3 g，蝉衣9 g，玉蝴蝶9 g。三剂，药尽而愈。 两案中，张案为气虚外感，痰热恋肺，虽无恶风自汗等表虚之症，但经常倦怠乏力，说明体质素虚，但仍用玉屏风散扶正以祛邪，佐鱼腥草、芦根、杏仁、桔梗等清热肃肺化痰之品，以收表里双解之效。 胡案少阴阳虚兼太阳之表证，多有肺热郁闭，故以麻黄发太阳之表邪，附子、细辛温少阴之虚寒，大黄以清泄里热，佐以蝉衣、玉蝴蝶宣肺清热开音。凡咽痛、声哑、外见恶寒身热之表证，而脉反沉细，苔薄白，质微红者，本方用之较速。此方根据《伤寒论》301条“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320条“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及《灵枢·经脉篇》“肾足少阴之脉……其直者，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循喉咙，挟舌本……”据经旨而定，制方巧妙，用药轻灵，疗效较著，为路老师临床常用之方。本例为笔者在路老师指导下，临床治验之一例。 （二）调治杂病，注重脾胃。 脾胃为后天之本，腐熟水谷，运化精微，益气生血，为生命动力之源泉。路老师在《内经》“人以胃气之本”和《伤寒杂病论》“四季脾旺不受邪”等经旨的启示下，并受李东垣、叶天士等人的影响，在内科杂病的调制中，注重后天尤多于先天，其主要论点有以下方面。 1、脾胃为元气之本，气血营卫生化之源。 脾胃为仓廪之官，主饮食营养物质的摄入、消化、吸收和输布，素有“水谷气血之海”之称。由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皆赖脾胃之营养资助，故后世称为“后天之本”。而营气和卫气亦源于脾胃，营气“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具有营养的作用；卫气“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合”，具有卫外为固的功能。营卫调和则腠理固密，外邪难以入侵肌体。是以中州生机盎然，则营卫气血化源不息，脏腑之气旺盛，肌肤腠理固密，难以罹患致疾，故李东垣认为脾胃是元气之本。脾胃伤则元气衰，元气衰则诸病所由生，如一旦患病，脾胃之气不衰则易于治愈。通过调理脾胃，益其生化之源，常常有助于机体的恢复。脾胃气衰则难以调制，前贤谓：“脾胃一虚，四脏皆无生气，故疾病日久矣。万物从土而生，亦从土而归，补肾不如补脾，此之谓也。治病不愈，寻到脾胃而愈者颇多。“上下交损，当治其中”，“先天不充以后天维护。”路老师认为这些论述都是真知灼见，经验之谈。 2、脾胃为气机升降之枢。 脾与胃以膜相连，经脉相互络属，关系致密。脾为阳脏属土，中含阳气而主开；胃为阳脏属燥土，内含阳液而主降。脾气升则精微方能上输，胃气降则糟粕得以下行。脾开胃降维持了人体气机升降的动态平衡，保证了饮食水谷的正常消化、吸收、精气的输布，糟粕的排出。脾胃的升降功能一旦失常，人体便会出现许多病机，故董元御说：“人之中气左右回旋，脾主升清，胃主降浊，在下之气不可一刻不升，而在上之气不可一刻不降，一刻不升则清气下陷，一刻不降则浊气上逆……。”脾开胃降又可以相互影响，如脾为湿困，清气不升，既可影响胃的升清与运化。《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的：“清气在下，则生飱泄；浊气在上，则生瞋胀。”正是对脾胃升降失常所致病证的病理及临床表现的高度概括。 脾胃的升降不仅关系到本身纳、化、布、运等功能的正常与否， 还会影响到人体其他脏腑的气化功能，正如朱丹溪所说：“脾具坤静之德，而有乾健之运，故能使心肺之阳降，肝肾之阴开，而成天地交泰矣。”此外，九窍的通利，腠理的固密，血液的统摄，四肢的强劲有力，水液的代谢亦都与脾胃的升降功能有关，可见其对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有相当主要的意义。 3、脾胃为易受邪之地 脾胃位居中焦，受邪最易。盖胃为水谷之海，饮食不节，最易伤及脾胃，如嗜爱烟、酒、浓茶，喜食辛辣炙煿等物，皆可使脾胃受损，其中胃又首当其冲，罹患最易，故前贤有：“胃者汇也，乃冲繁要道，为患最易，虚邪贼邪之乘机窃发，其间消长不一……”之说，《内经》亦有“胃为之市”之论，而脾与胃以膜相连，互为表里，胃既受邪，脾焉能不伤。举凡思虑过度，情怀抑郁，其他脏腑失调，病后用药失当，将息失宜等，皆可损伤脾胃，即所谓“万物从土而生，亦从土而归。”可见脾胃确实为易受邪之地。况且脾胃若已受戕，则药食之气难行，纵有灵丹妙药，亦有无用武之地，故李中梓说：“胃气一败，百药难施”，能不引以为戒哉！ 鉴于脾胃在人体的生理，病理方面以及发病学方面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路老师在临床中，从患者的饮食起居，辨证论治，到善后调理，无不注重脾胃。 路老师对脾胃的调理，在理论上和临床上都兼有东垣和天士两家之长。认为东垣所立升阳益胃，补中益气，升阳泄火等法，诚补前贤之未备，示后学以指归，为调理脾胃之圭臬，然立法处方却详于治脾而略于治胃，且用药亦多偏燥。而对叶天士“脾宜升则健，胃亦降则和”，“太阴脾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之论，备加赞赏，认为意皆精要，语不游移，所创甘平，甘凉濡养胃阴之法，实开后世之先河，补东垣之未逮，从而使祖国医学的脾胃学说愈臻完备。 路老师认为调治脾胃的方法固多，但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调其升降，二是调其润燥。因为升降是脾胃的主要生理活动，而脾喜刚燥，胃喜柔润又是其主要生理特性，处理好升与降，燥与润的矛盾，使其达到相对的平衡统一，确是调治脾胃的关键。路老师常引华岫云之语谓：“脾胃之病，虚实寒热，宜燥宜润，固当详辨，其于升降二字，尤为紧要。”并效东垣而仿天士，常用羌、防、升、柴、荷叶、荷梗、葛根配合健脾益气之品以开脾阳，而用杏仁、杷叶、竹茹、苏子、苏梗肃肺之品配合清养胃阴之味以降胃气。藿香有芳香化湿，悦脾和胃，升清降浊之功，故亦常用之。同时，根据病情和“六腑以通为补”的原则，常加入少量大黄（熟大黄和大黄炭），冀其肠腑一通，胃气自降。在调理润燥方面，路老师融会贯通了李、叶两家的学术思想，故能于临床上应付自如。正如《临证指南医案》中所说：“若脾阳不足，胃有寒湿，一脏一腑，皆宜于温燥升运者，自当恪遵东垣之法；若脾阳不亏，胃有燥火，则当遵叶氏养胃之法。”若脾阳不足，胃阴亦虚，则当取李、叶二氏之长，既不可过于温燥以防复动胃液；亦不可过于凉润虑其重伤脾阳。以萎缩性胃炎为例，路老师认为本病是气阴两虚（以阴虚为主），或夹湿邪。先有胃阴不足，阴虚火旺，然后阴病及阳，津不化气，损及胃气及脾气，脾虚则湿困，故形成气阴两虚或兼湿邪之候。其主证为：胃痛绵绵不休，脘闷不适，纳差，胃中有烧灼感，但很少泛酸或不泛酸，腹胀常与进食多少有关，形体易消瘦，乏力，口干不喜饮，便干或便溏（挟湿者），脉多沉弦滑而无力或濡缓，舌光红无苔或少苔，亦有苔薄白而腻者（挟湿）。治疗大法宜益气养阴。气不化液，宜补而不壅；甘寒养阴，宜滋而不腻；行气要理而不燥；用酸甘养阴法以养胃阴，使津液来复，胃酸自生，方为正治。苦寒之品以化燥伤阴，亦易伤脾气，故不宜用。是以养胃生津多用沙参、麦冬、石斛、玉竹；升阳健胃用葛根、荷梗、太子参、山药、茯苓、扁豆、莲肉、白术、黄芪；理气多选玉蝴蝶、绿萼梅等性味平和之品；常以酸敛生津的白芍、乌梅等配合甘草、麦冬之属，共奏酸甘化阴之效。湿盛者可酌加藿梗、半夏、蔻仁以化湿醒脾，但不宜多用久服。谷麦芽理气开胃而不伤阴，且有利湿的作用，故为路老师所喜用，但量宜大(各12～20克)。本病为慢性疾病，久必入络，故常加入旋复花、玫瑰花、代代花、元胡、丹参等活血通络之品。病情稳定后，常以丸药缓图，以资巩固。服药期间，油腻、炙煿、肥甘等食物易生热满中，忌用为宜。从路老师治萎缩性胃炎之过程中，可窥见其调理脾胃立法处方用药之一斑。
倘若脾阳不足，胃有湿热，则不宜温阳健脾之药与苦寒燥湿清热之品合用，半夏、甘草泻心汤等又为路老师常用之剂。方中辛开苦降，寒热并用。盖芩、连合姜、夏辛开苦降而湿热除，人参合草、枣补脾和中而清气升，实具健脾清胃，升清降浊之功，亦为攻补兼施之剂，运用得当，确有良效。
另外，路老师还常说：“用药切忌‘韩信用兵，多多益善’，脾胃虚者，药多量大则不易吸收”，认为“胃气不宜勊伐太过，大剂重剂不效者，小剂轻灵活泼，使脾胃有生发之机，往往可以奏效。”故处方用药多在七到十味左右，药量一般多在10克以内，惟贝壳、矿石类难溶之品及味淡力薄之品，如竹茹、茯苓、丝瓜络等，则宜量大有效。
医案举例： 1、韩××，男，26岁
患者自1976年10月起出现周期性发热，每月一次，持续3～5天，均为全天性高烧，T：38.5℃～39.5℃，每次发作前无前驱症状，伴有头晕，腰痛腰酸，两膝关节酸痛，乏力，最后1～2天汗出不断，体温遂恢复正常，惟觉肢体倦怠乏力而已。自发病至1979年7月，曾先后十次住×××医院治疗，各项检查，化验均属正常，惟于1977年12月查得淋巴细胞转化率25％，玫瑰花结形成率28％，均低于正常，考虑为细胞免疫缺陷，给与左旋咪唑后，发热周期延长，但未根治，又服中药多剂，亦未收效，遂于1979年10月15日来我院诊治，查患者体瘦面黄，双目无神，手足及鼻尖易出汗，发热以日晡时为甚，右脉弦大而滑，沉取无力，左脉弦细，尺沉取稍有力，脉证合参，诊为元气虚，阴火盛，营卫不足之证。东垣有“肾为卫之本，营乃脾之源”之说，天士有“建立中宫，以维营卫”之法，仿李东垣补中益气汤加熟地之意，以补中益气汤建中宫以维营卫，加首乌、鳖甲、牛膝益精血而降阴火，方用：生黄芪12克，白术9克，陈皮6克，升麻1克，柴胡1.5克，党参10克，当归9克，甘草6克，制首乌10克，生鳖甲（先煎）12克，怀牛膝9克。十五剂，经服上方半月，病情未在发。
2、李××，女，36岁。
患者因结石症于1975年8月住北京××医院，接受中西医结合“总攻”排石法治疗，第一天服药后腹泻3～4次，第二天药后便十余次，旋即出现呃逆频作，脘痛坠胀，体力不支等不良反应，因而停攻，腹泻亦自行停止，但患者右胁绵痛不休，便溏乏力。8月16日查肝功异常，转氨酶520u，9月6日邀路老师会诊。
患者目无精彩，面色萎黄，精神萎靡，气短息促，语言无力，呕逆纳呆，脘腹胀满，便溏乏力，脉沉细无力，尺部尤弱，此乃脾胃受损，升降失司之征；右胁隐痛不休者，乃血不养肝，络脉受损，失其调达也。治当益气健脾，养血滋肝，以归芍异功散化裁之。
当归9克，白芍9克，黄精12克，玉竹12克，党参12克，山药12克，炒白术10克，陈皮9克，焦三仙各9克，甘草6克。
上方服六剂后，纳谷见馨，又仿香砂六君子汤意进退之，叠经四诊，服药二十余剂，至10月7日复查肝功能，转氨酶已恢复正常。此后从“阴黄”着手治疗胆结石，方以茵陈术附汤合附子理中汤化裁，加入虎杖、金钱草、香附、郁金、旋复花等，共奏温阳健脾，利胆祛湿，疏肝通络之效，最后以益气健脾补肾之剂而收功，经随访至1980年1月底，未再复发。
以上两案，曾用中西药物，效果不著，转以调理脾胃为主治之，尚能收到满意的效果，亦不失为学用一致，理论指导临床实践之实例。 （三）调理气机，视为首位。
路老师认为气机是泛指气的运动变化而言，也可以说是对人体脏腑功能活动基本形式的概括，而“升降出入”则是气的运动的基本形式，气机的升降出入一旦停止，就意味着生命活动的终止，故《素问·六微旨大论》说：“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
由于气来源于脾肾，出入治节于肺，升发疏泄于肝，帅血贯脉而周行于心，左右斡旋于中，所以一旦脏腑发生病变、气机的升降出入就会失调。反之，气机失调也会导致气血运行逆乱，水饮痰湿停聚，脏腑生理功能发生改变，诸如肝气郁结或横逆，胃气上逆，脾气下陷，肺失肃降，肾不纳气，心阳痹阻，心肾不交等等，都是气机失调的病理表现。
路老师在调理气机方面，特别重视肺气的宣降，肝气的疏泄条达和脾胃的升降。
《素问·五脏生成篇》说：“诸气者，皆属于肺”，是指肺主一身之气而言。宗气贯心脉行呼吸的作用亦与肺司呼吸密切相关。肺主宣发，使卫气和津液敷布全身，温润肌肤，从而使人体有抗御外邪的可靠屏障。但肺气的宣发既不可太过，又不可不及，如肺气虚不能宣发卫气津液于皮毛，致使卫外功能降低而感冒者，应补肺气以实表固卫，但补不应过于呆滞，要补中有发；对风邪束于肺卫致使肺气不宣者，应宣发肺气以散表邪，但宣亦不应过于发散，而要发中有节。对前者，路老师常以补气药与风药同用；对后者，则常用发汗力量不太强的荆芥、豆豉、防风之属，而不用辛温峻猛的药物。
肺又主肃降，肺失清肃，气不得降，可致胸闷、咳嗽、喘息等肺气上逆的病变。肺气的不断肃降还保证了水液代谢的正常进行，不致于停湿、聚饮、生痰或水湿泛滥肌肤而为肿，更有利于脾之升清，胃之降浊。在生理上，宣发与肃降是相辅相成的，肺气的不断肃降还保证了水液代谢的正常进行，不致于停湿、聚饮生痰或水湿泛滥肌肤而为肿，更有利于脾之升清，胃之降浊。在生理上，宣发与肃降是相辅相成的，肺气的宣发有利于肃降，肺气的肃降有利于宣发。在治疗上，路老师将宣发肺气和清肃肺气两法结合起来，并根据外感和内伤的不同情况而有所侧重。
《素问·五常政大论》说：“木曰敷和。”肝的升发疏泄正常，则气机调畅，敷布和气，心情舒畅，脾悦胃和，任物耐劳。肝郁不舒，气机失调，除导致本身的病变外，还可影响到脾胃的升降，肺气的清肃，肾脏的封藏，三焦的气化，大肠的传导等脏腑的功能发生异常的改变，肝气的郁滞还可以引起精神情志的异常，甚至对胎产经带产生影响。鉴于肝为风木之脏，体阴而用阳，内寄相火肝郁极易化火动风，劫伤肝肾之阴的特性，路老师常用疏肝理气法以调理气机，但不用过于香燥的药物，而喜用一些理气而不燥、疏中兼敛、活血通络而性味平和之品，诸如预知子、佛手、玉蝴蝶、娑罗子、绿萼梅、橘络、郁金、丝瓜络、路路通、玫瑰花等。用柴胡时则常与白芍、黄芩相配伍，以免劫夺肝阴。
肺和肝在人体气机的升降出入中固然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由于所需之津气，肝中所藏之血，均赖脾胃的升降、运化，方能来源不绝，因此，路老师在调理肺和肝的气机时，处处考虑到对脾胃升降功能的影响，非常重视三者之间的联系，或宣降肺气，疏理肝气而使脾胃升降复归正常；或调理脾胃气机的升降，而使肺气得肃，肝气得舒；或肃肺、疏肝、调理脾胃气机升降三法结合，则相得益彰。
医案举例： （1）汤××，女，17岁（病历号020175）
患者三日前煤气中毒，今头晕，前额疼痛，致使双目难睁，胸闷，
气短，有痰难咯，恶心、呕吐酸水，不思饮食，倦怠乏力，畏寒，时有汗出，心烦，面红，口唇殷红，舌红苔黄，脉细数，体温36.2℃，血压100/70mmHg，证属肺失清肃，胃失和降，治宜宣肺清热化痰，理气和胃降逆。药用：
桑叶9 g，杏仁9 g，桔梗10 g，杷叶15 g，藿荷梗各9 g，鱼腥草15 g，半夏9 g，青竹茹12 g，佛手9 g，甘草6g，三剂。
三个月后应约前来复诊。自述服药一剂后，晕痛即止，双目即可睁开，畏寒汗出亦杳，遂认为病愈，故未再服药，以致至今尚有恶心，午后倦怠等证未除，仍以上方加减调理。
本病因吸入秽浊之气，引起肺胃之气机失调，故用桑、杏、桔梗、杷叶宣降肺气，竹茹、半夏伍杏、杷以肃肺和胃降逆。鱼腥草合宣肺之品以清化痰热，藿梗芳香辟秽，升清降浊，醒脾和胃，荷梗通气宽胸，佛手理气和中，快膈开胃，以上诸药有升有降，有疏有通，共奏调理气机之功。
（2）李××，女，42岁（病历号019839）
患者自1976年以来，每年以深秋至冬，一直头晕，甚则昏厥，时伴有恶心，头晕时每每感到有气从项后上逆，延至前额及眉上，且晨起为重，入夜时轻。两足厥冷，夜间时有盗汗，血压110/70mmHg，舌暗红，舌体瘦，有裂纹，苔薄，脉细滑而数，两尺沉取稍弦，脉证合参，乃为阴血不足，肝风上扰所致。治宜养血柔肝，熄风潜阳，方用荆穗四物汤加味：
炒芥穗9 g，防风9 g，当归10 g，川芎6 g，生地12 g，白芍12 g，夏枯草15 g，蝉衣6 g，炒蒺藜9 g，白芷6 g，珍珠母20 g，牛膝12 g，三～六剂。
患者服药九剂后复诊，头晕减轻大半。至四诊除感轻微晕胀外，余无不适，自觉基本痊愈，拟回家调理，乃予养血柔肝，熄风清脑之剂以资巩固。
荆穗四物汤，方出《医宗金鉴·杂病心法》，为治血虚头晕之剂，荆芥可入肝经血分，本药一味华佗名“愈风散”，以治产后血晕风起；穗在于巅，故善升发，可引起血药上行至头，四物为养血之圣剂，临床治疗血虚头晕一证，确有良效，牛膝滋补肝肾，宣导下行，引阴血以上升，升中有降，降中有升，使逆乱之气复归于平衡，故晕定眩止。笔者临床用之，亦每每收效。 （四）辨证论治，重视湿邪
湿邪害人最广，常与他邪兼挟为患，故丹溪有“六气之中，湿热为病，十常八九”之论。而湿为阴邪，其性重浊粘滞，易于阻遏气机，损伤脾阳，影响脾胃得升降功能，故路老师在辨证论治中特别重视湿邪。
湿邪为病，有外湿和内湿之分。外湿常与气候环境有关。如江南地区处于长江流域，沟渠纵横，雨量充沛，天热下逼，地湿蒸腾，气候潮湿，人处其中，每易发生湿病。故叶天士在《外感湿热病篇》中即明确提出：“吾吴湿邪害人最广”之论断。而北方除夏秋之交，雨水较多，暑湿氤氲蒸腾，或受雾露之邪，久居卑湿之地，感受外邪外，其余季节，大多刚劲多风，气候干燥寒冷，何湿之有？但证之临床，湿邪致病者并不少，路老师通过长期实践观察，认识到多有内湿而来。而内湿的产生，与素嗜浓茶，暴饮无度，恣食生冷或肥甘厚味，饥饱失时，日久损伤脾胃有密切关系，脾伤则健运失职，津液不得运化敷布，聚而成湿，甚至积而成水，停而为饮，饮凝成痰。可见，内湿的成因大多与脾胃有关，故《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诸湿肿满，皆属于脾。”由于湿为水之渐，水为湿之积，故水饮亦属湿的范畴，且其病理表现多见于胸腹四肢，故与脾胃关系较密。而痰之为病，范围较广，其病理表现，全身无处不有，其成因不仅与脾胃，而且与五脏之病均有关系。正如张景岳所说：“饮惟停积胃肠，而痰则无处不到。水谷不化，而停为饮者，其病全由脾胃；无处不到而化为痰者，凡五脏之伤，皆能致之。”
外湿的临床表现多为头重如裹，身重体瘦，发热以午后为重，且不为汗解，肌肤麻木不仁，关节酸痛重着，甚则屈伸不利。
内湿的主要见证是口腻不渴，纳呆，胸闷，呕恶，脘腹痞满。头身困重，肢酸乏力，便溏腹泻，肤肿面黄，小便混浊或尿少癃闭，妇女带下等。
但外湿常兼风、兼寒、兼暑、兼热而至，又因人之体质之异，而有寒化，热化之别，且外湿常易引动内湿，内湿又常为外湿的基础，故临床上湿邪的表现及其复杂。路老师在辨证时，除参照上述症状外，常抓住以下三点：一是面色晦滞不泽；而是舌苔多腻或滑润，舌质大多暗淡，为湿邪阻滞气机，气血营运不利所致，当结合舌苔与全身症状同瘀血鉴别；三是脉多濡、缓、细、涩。
至于饮邪为患，《金匮要略》有四饮之分，临床较易鉴别。而痰之为病在临床上的表现又复杂多端，既可引起咳喘、呕吐、眩晕昏冒，咽喉不利，肢体麻木，半身不遂，中风瘫痪，又可造成痰核，阴疽，流注，随病因、病位不同而有很大差异。但饮病脉多偏沉，痰病脉多兼滑，辨证时可供参考。 对于内湿的病机，路老师认为除与脾不化湿有关外，还与肺之肃降、肝之疏泄、肾之开合、三焦之气化有关。故治湿除脾外，调理肺、肝、肾以助三焦之气化，亦是重要的一环。
湿证的分类，有外湿、内湿之分；有在上、在中、在下之别；病在肌表、在经络、在肌肉、在脏腑之异，由于病邪兼挟之不同，又分为寒湿和湿热两类。
在治疗上，路老师认为吴鞠通所论：“治湿者，必须审在何经何脏，兼寒兼热，气分血分、而出辛凉、辛温、甘温、苦温、淡渗、苦渗之治，庶所投必效。”甚为精当。盖在上焦者，宜芳香宣化，兼热者投以辛凉，兼寒者投以辛温；在中焦者，宜苦温燥湿，偏虚者健脾化湿，偏热者清热燥湿；在下焦者，宜淡渗利湿，偏热者投以苦渗之品。
路老师根据湿为阴邪，易伤阳气，其性重浊粘腻，易阻气机等特点，在治疗上抓住了三个字：“通”、“化”、“渗”。“通”是用温通、流通之品，诸如杏、蔻、橘、桔之类，调理宣通三焦的气机，并重在中焦脾胃的升降，“化”是随时注意湿邪的转化，即温化寒湿忌用大辛大热之品，以免过燥伤阴而热化，清化湿热忌用大苦大寒之剂，以免湿邪凝滞或过伤脾阳而寒化。“渗”是指用淡渗或苦渗之品引湿邪从小便而出，亦即“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之意。且淡渗之品，性味大多甘平，有渗湿于热下之功，而无助湿之弊，使湿去则热孤矣。
路老师在治湿时，常常是上中下三焦同治，宣上、调中、渗下三法并施，并以调理中焦为主。至于水饮之治，虽有发汗、温运、逐水、利小便等治标之法，但温肺、健脾、益肾实为治本之图，所谓“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是也。
痰之治疗，虽因其所在脏腑经络之别，寒热虚实之异而各有其治，不可一概而论。而脾虚失运，湿邪停聚实为生痰之源，气机调畅则有利于痰之蠲除，故健脾祛湿，调理气机亦为治痰常用之法。此即古人“善治痰者，不治痰而理气”之道理所在。
路老师从治湿和治痰入手，治愈过不少棘手的病症，诸如低热、多寐症、窦性心动过缓、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功能性巨结肠症，中风后遗症、脑震荡后遗症等等。
医案举例：
1、贾××，男，51岁，工人。
患者于1994年开始经常胸闷、气短、心悸怔忡，心前区阵发性疼痛，伴恶心、纳呆、肢倦乏力，于1976年1月症状加重，经在××医院门诊检查，确诊为冠心病，窦性心动过缓（43～56次/分），Ⅱ度房室传导阻滞，血压120/70mmHg，总胆固醇196.6mg％。住院后经用益气养血，活血化瘀，理气化湿之剂以及扩张血管，降脂等药，并配合口服阿托品以纠正心率，治理三个月后，诸症缓解，心率提高至60次/分，心电图大致正常，遂出院。 孰知出院后半个月旧恙复发，曾服苓桂术甘汤及真武汤未见效。于1976年5月来我院急诊，心率55～60次/分，胸闷、气短、恶心、心慌、头晕目眩，经给氧和阿托品后好转，继来我科门诊治疗。患者除上述症状外，尚感全身倦怠乏力，行走百步即感体乏难支，纳呆，每餐仅食二两，口粘，口干不欲饮，每遇阴冷天及夜间则易犯病，其面色晦滞不泽，口唇紫暗，舌体胖嫩，脉息沉迟。四诊合参，显系湿浊中阻，郁遏心阳，气机不畅所致。治宜运脾祛湿，芳香开窍，调理气机，药用：藿苏梗各6g，清半夏9 g，云茯苓15 g，杏仁15 g，石菖蒲12 g，川郁金9 g，路路通12 g，炒苏子9 g，每日一剂，连服六剂。
二诊时心率增至67次/分，其他症状亦见好转，守方续进。三诊时症状明显好转，头晕恶心大减，饮食每日一斤以上，心率70次/分，心电图检查正常。原方减路路通，炒苏子，加健脾祛湿之苍白术，草豆蔻各9 g，生山药12 g，生姜9 g，赤小豆12 g。四诊时诸症悉除，纳谷已馨，精神见充，体力增强，心率79次/分，原方再进六～十剂以巩固疗效。
2、王×，女，20岁（病历号020555）。
患者便秘五年之久，伴有腹胀，溲少，纳差，渴而不欲饮，稍饮水即全身肿胀难忍，体倦乏力，脉濡弱，苔薄白而干，初服双醋酚酊有效，后增至24片亦难通便。在××医院X线拍片造影，结肠从升部至降部皆粗大如拳，诊断为“功能性巨结肠症”，住院治疗两个多月，服中药多剂，效果不显，遂来我院就诊。
路老师详审其病机，认为本病为邪盛正虚，邪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乃湿邪壅盛，阻于大肠，影响三焦气机通畅所致。其家属云患者每次大便时，先解出水样便，此亦湿邪壅盛之明证。《素问·标本病传论》说：“病发而有条，本而标之，先治其本，后治其标。”故应宣畅气机，温化湿邪，以通大便。仿吴鞠通宣清导浊汤意进退之。因患者并无热象，纯为湿邪阻于大肠，苔薄白而干亦为气化不行，水津失布之征。故将原方中寒凉之品减去，变苦辛淡法为苦辛温法，方用：
茯苓30 g，杏仁10 g，藿荷梗各10 g，晚蚕沙（包）15 g，川朴12 g，炙皂角子4 g为末冲服，炒莱菔子12 g。
方中杏仁之用意颇深，以肺主一身之气化，且与大肠相表里，故用杏仁宣降肺气。“天气降，斯云雾清，而诸窍皆为通利”，昔丹溪治小肠气闭于下，每每开提肺窍，故杏仁伍茯苓则利小便，配皂角子、莱菔子则通大便，此皆启上开下之意。诸药合用则气降温化而通便，此皆启上开下之意。诸药合用则气降温化而便通。进药后，患者小便明显增多，引水后亦不在浮肿，食量增加了一倍。
一般治疗胸痹以通阳宣痹，益气养血，活血化瘀为常法，路老师不拘常规，从治湿着手而获良效，可谓善于变通者。 三、临床经验
路老师的临床经验，正是其学术理论观点的具体体现，下面分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辨证精细，机圆法活
1、正确对待“辨病”和“辨证”。
路老师认为辨证论治是指导中医临床诊治疾病的基本法则，但不等于没有“病”这个概念，《内经》中的“疟疾”、“瘅”，《伤寒论》中的“太阳病”、“阳明病”，《金匮要略》中的“痉病”、“百合病”、“阳明病”、“消渴”、“黄疸”等等都是病名。而辨病和辨证都要透过现象抓住本质。
由于每种疾病都有自己的发病原因、发展和传变的规律，这种规律是疾病的基本矛盾所决定的，所以掌握了这个基本矛盾，就可以制订治疗原则，投以行之有效的方药。但是虽为一病，由于体质、气候、环境的差异，又会发生不同的转归，在不同的阶段出现不同的症状，这些不同症状的产生，正是由每一时期和阶段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及时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急其所急，缓其所缓，进行辨证施治，才有利于基本矛盾的解决。由此观之，“辨病”可以执简而繁，“辨证”可以随机而应变。因此，路老师认为““辨病”和“辨证”必须有机地结合。
近年来通过西医“辨病”和中医“辨证”相结合的方法诊治疾病，在临床上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特别是个别患者或某一不利过程中，有时会出现症状不甚明显，甚至体征也不多的情况，如果单纯运用中医“辨证论治”的方法，未免有无证可辨之感，此时用“辨病”的方法，使用中医药治疗是可行的。但若把“辨证论治”仅做为在辨病的基础上的一种简单的分型方法，而不是从整体观和恒动观的角度出发，正确地运用“辨证论治”这个基本法则，就不能及时准确地把握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阴阳消长、正邪斗争地具体情况，从而走上废医存药的道路。所以，路老师认为在西医“辨病”、中医“辨证”相结合诊治疾病的过程中，中医仍以 “辨证论治”为主，既要有西医的“辨病”，也要有中医的“辨证”，再结合进行“辨证论治”，则更有利于提高疗效。
例如甲状腺机能亢进属于中医外科“瘿瘤”病的范围，颇于“气瘿”类同，其病因病机为“瘿气……忧虑伤心，心阴虚损，证见心悸、失眠、多汗、舌尖红。七情不遂，则肝郁不达，郁久化火化风，证见情绪急躁，眼球突出，面红升火，震颤，脉弦。肝火旺盛，灼伤胃阴，阴伤则热，热则消谷善饥。若肝旺犯脾，脾失运化，证见大便溏泄，消瘦疲乏。路老师认为本病是本虚标实。本虚者，气阴两虚（以阴虚为主）；标实者，肝郁化火（或化为肝阳、肝风）、胃热。而肝之疏泄太过是本病的关键，故重点在肝。
初期多以肝经火盛为主（常兼胃热），故治宜清肝泄热，佐以养阴清胃之品，以龙胆泻肝汤化裁；郁久伤阴，血虚肝燥，心烦易怒者，丹栀逍遥散增损之；胃热盛者可投白虎汤，如虚热留恋，气阴不足者以竹叶石膏汤为主，酌加养阴清肝之品。
中期气阴两虚较为明显，故以益气养阴为主，佐以清肝平肝之品，常选用太子参、山药、黄芪、沙参、麦冬、玉竹、白芍、元参、女贞子、夏枯草、黛蛤散、生牡蛎等药物，并酌加小麦、莲肉以养心阴、敛虚汗、平心悸。 后期阴虚火旺得到控制，则以脾虚痰阻的症状为主，诸如纳差、腹胀、便溏等，多由肝旺侮脾或过服寒凉药物所致，故常以参苓白术散加减治之。颈肿和眼突系由肝火挟痰凝滞而致，但本病非缺碘引起，故老师不主张用海藻、昆布、海带等习用的软坚消瘿等药，而用滋阴潜阳、软坚化痰之生鳖甲、夏枯草、生牡蛎、浙贝、旋复花、清肝泄热之黛蛤散、散结化痰之胆星、川贝等性味平和之味。
至于结节性甲状腺肿大或甲状腺肿瘤的治疗，则以活血化瘀、软坚化痰、滋阴潜阳等法治之，海藻、昆布等亦常用之。
当然，上面每一时期出现的主证也不是绝对的，往往会因人、因病之不同治疗而有所差异，但它却大致反映了“甲亢”在其发展变化中的三个阶段主要特点，有利于我们把握全局，做到心中有数。同时通过中西医的“辨病”和“辨证”的结合，也使我们处方用药，更加切合病机，有的放矢，从而便于提高疗效。
2、辨证论治的原则性强，灵活性大。
由于路老师谙熟经典，旁通各家，在四诊和参的基础上，从整体出发，重视脏腑经络的内在联系，进行辨病和辩证，并能参考西医的检查、化验和诊断，因而辨证精细，机圆法活，在辨证施治中原则性很强，灵活性很大。原则性强表现在审病必求因，治病必求本，调整阴阳和脏腑的气血功能，以平为期，特别是注重调理脾胃的功能和气机的升降出入。灵活性大表现在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法随机变，药随证变，从不执古人成方以治今病，按图索骥。遵古人之法度，而不墨守成规；取前贤之长，又能独抒己见。
例如，路老师认为八纲之中，阴阳是总纲，要先辨析，其次要辨虚实，治疗时要攻补适宜，诚如周学海所说：“虚实者，病之体类也就；补泻者，治之律今也。”沈时生也说：“万病不出乎虚实两端，万病不越乎补泻两法。”而在内科杂病中，虚实兼挟，寒热错杂者确属不少，辨证治疗颇为棘手，过攻则戕伐正气，误补留邪益疾，故扶正和祛邪，先后缓急自当分清主次。路老师在处理这一类疾病时，或先清后补，或先补后清，或攻中有补，或补中有攻，标本先后井然有序，八法运用，机动灵活，且常喜用攻补兼施之法，以确保既不留邪，亦不伤正。在其验案中，用温中散寒和清热利湿法治愈腹痛泄泻，用温补脾肾和疏风清热法治愈荨麻疹，均属此类。至于用清热利湿法治愈多年盗汗，用泻肝利湿法治愈肝气奔豚，则更是师古而不泥古，灵活运用之范例。
（二）制方稳妥，用药轻灵。
路老师在临床上从人与自然环境密切相联脏腑经络相关，内外表里相通的整体观和气机升降出入，津液气血敷布运行的恒动观出发，因人、因时、因地制宜，故而制方稳妥，兼而顾之的经验比较丰富。
如路老师认为：瘦人多火，补益升发之品不宜多；胖人多湿，理气流动之品不可少；老年人阴亏阳衰，宜慎用泻法；壮年气血方刚，不可过补。春夏用药应防升阳助火，参、芪、升、柴不可过用；秋冬用药应防苦寒伤阳，胆草、栀子等亦应慎施。
路老师常说：“滋补宜取流畅，防其腻膈碍胃；顺气应取疏达，恐其耗气伤血；用清不可过于寒凉，恐其损伤中阳；用温不可过于辛燥，恐其劫夺胃阴。”可谓源头悟彻，要言不繁。是以滋肾多用生地、首乌、枸杞、二至之类；温肾喜用巴戟、苁蓉、故纸、仙灵脾之属。大队补药中，必佐一、二味理气和胃等流通之品，俾补而不滞。 顺气多用预知子、佛手、香橼、绿萼梅、玉蝴蝶、玫瑰花、娑罗子等性味平和之品，尝谓此类药物疏肝而不伤阴，理气而不破气，且无耗血之弊。砂、蔻虽亦常用，但用量从不超过六克，谓少用可芳香悦脾、化湿和胃、增纳助胃，太过则化燥助火，破气耗液。
对大苦大寒的药物，应用时特别谨慎，一是过于苦寒伤中阳，导致脾阳下陷，胃纳顿减；二是药苦则病人畏惧，不能坚持服药，故在路老师的方中，黄连和木通、大黄等的剂量，一般不超过六克。
对阴虚火旺者，很少使用大辛大热之品，必用时药量适度，中度即止春夏更是谨慎，不仅辛热之品如此即荆、防等升散之药，亦减量而施。
在调补阴阳气血时，既从全身的情况考虑，又从脏腑阴阳气血的平衡着眼，是以疏肝理气则配归、芍亦养肝阴；温养心气常伍小麦、莲肉以养心阴；补益肺气常合沙参、麦冬以养肺阴；温健中阳常佐山药、芡实、莲肉以养脾阴，或佐石斛、玉竹、麦冬以养胃阴；温补肾阳则常辅首乌、地黄、二至、枸杞以从阴长阳。补气常伍养血之品，养血常配以益气之味，此即气煦血濡、阳升阴长之意。
在调理气机升降出入时，路老师经常是意欲升清则稍加降浊之品，冀其降浊则稍佐升清之味，俾升中有降，降中有升，有出有入，生化不息。在处理扶正和驱邪的关系时，以扶正而不留邪、祛邪而不伤正为原则，故攻补兼施为常用法则，但扶正和祛邪孰轻孰重，因病而施。如竹叶石膏汤本为治疗外感热病后期气阴两虚、余热留恋之剂、扶正祛邪兼而顾之，路老师不仅用于外感热病后期之调理，且常加薄荷、豆豉、芦根等疏解风热之品，用于外感风温初起，加黛蛤、元参、牡蛎、小麦等味用于甲亢；加花粉、玉竹、山药、枸杞等用于消渴。其他如咳嗽、胃痛等许多病证，用之多能得心应手。
此外，路老师还常说：“用药之道，贵在切病。”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辨病准确，所谓审证切脉无遁情，处方用药，自中环节。但仅知辨证不知辨药，也不能恰中病情。如轻病用重药则药过病所，诛伐无过；重病用轻药则隔靴搔痒，姑息养奸。故必须熟知药物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七情和合、归经功效，对近代中药的药理亦应涉猎，方能做到轻不离题、重不偾事。如路老师在抢救大面积烧伤患者过程中，不仅用大方大剂量，而且日进两剂，根据不同病情，灵活运用。
路老师认为用药兼顾与用药轻灵并不矛盾，都是在辨证立法准确的前提下，围绕着解决主要矛盾而进行。兼顾不是叠床架屋，杂乱无章，失其法度，而是为了从不同角度更有效地调整阴阳气血的平衡，气机的升降，脏腑的功能，使药物之间能相互协同，矫偏救弊，从而更好地发挥药效；轻灵也不是轻描淡写，无关痛痒，漫无边际，而是精简扼要，恰中病机。如路老师治疗喉肌软化症，处方药仅七味，药量二十七克，而疗效堪称满意。兼顾和轻灵的结合，正是路老师制方稳妥这一特点的具体体现。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精通药性的基础上，合理地选用药物，俾其一药多用，方简而效宏。 总之，路老师在临床上以阳升阴长，气调血和，升降适宜，出入有节，顾护脾胃之气为要，并注意动静结合，刚柔相济，寒温并用，攻补兼施，在矛盾中求得统一，在运动中达到平衡，形成了其处方用药平稳妥贴、轻灵活泼的独特风格。
（三）善后有方，疗效巩固
路老师认为大病之后，饮食将息固然重要，药物调理也不容忽视。如外感病初愈之时，余邪未尽，正气待复，饮食起居稍有不慎，处方用药略有不同，皆有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之机；内伤杂病向愈之际，脏腑功能尚待进一步调整恢复，亦不可掉以轻心，否则功亏一篑，败于垂成，前功尽弃。
瘥后调理地原则早在《内经》中已有论述：“视其虚实，调其逆从，可使必已矣。”（15）仲景在其《伤寒论·辨阴阳易瘥后劳复病脉症并治》篇中，对瘥后调理做了更为详尽的阐述，是在《内经》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
路老师宗《内经》之旨，遵长沙之法，在瘥后常以扶正为主，祛邪为辅的方剂善后，调理脾胃的功能为主，且喜用丸、散之剂缓图以收功。
如一男性患者刘××，四十三岁，患湿热痢（哈医大确诊为“慢性菌痢”）已逾八载，腹痛下坠，肛门灼热，便下脓血，日4～5行，苔黄厚腻，脉沉弦滑。病虽八载而湿热阻滞大肠依然，故以葛根芩连汤合芍药汤加减之，调理月余而愈，随嘱服枳实导滞丸（每次三克，日三次），越鞠保和丸（每次六克，日三次），一个月以善后。
另一男性患者那××××，蒙族，干部，四十七岁，1968年因胸部外伤而致咯血，经用中西药止血而愈，但在六年中，每逢感冒或劳累过度，用力过大即咯血，经常胸闷、气短、左胸刺痛，咳嗽带血，气管镜检查有炎性病变，（于当地某医院）。路老师初投以血府逐瘀汤，佐以降气化痰之品，待血痰大减之后，继以益气养阴、理气化痰、活血通络之品调理而愈。最后在滋阴润肺、宁嗽止血之月华丸的基础上，加入健脾益气，养血活血之味，制成丸药而收功。一年后患者在友谊医院复查，情况良好，病已告愈。
路老师对大病和大病和热性病后，胃阴难复者，多以益胃汤加减治之；脾阳虚者，以慎柔养真汤主之；脾胃气虚则以香砂六君化裁主之。而参苓白术散为最常用之方，因其建脾益气而养脾阴，方中又有化湿醒脾、理气和胃之品，是一方多用之剂。兼胃阴不足者，可加沙参、麦冬、玉竹、石斛等养阴生津之品，有阴生阳长，气化津生之妙用。倘若气两伤，而余热未尽，竹叶石膏汤又在所必用。
另外，路老师根据《内经》“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的经旨，非常重视饮食调理，常言：药补不如食补。如急性肾炎病人嘱服“三豆饮”（绿豆、黑豆、赤小豆）代茶，既有滋阴益肾之功，又有清热利湿解毒之用；对于慢性肾炎患者，有条件的嘱其间食千金鲤鱼汤、黄芪苡米粥，对益气固肾，不无有助。 医案举例： 1、赵××，女，四十岁
患者乳头经常分泌清水，左胸部闷痛，月经期间胸部、腋下、后背胀痛，乳房亦胀满不适，伴有心烦易躁、面部烘热，热则头汗出。经汛前期一周，色红量多，无血块，腰部经常作痛，舌尖红有瘀点，苔薄白，脉沉弦。北医病理检查后，确诊为乳腺副腺慢性增生。
肿瘤大夫根据以上诊断给予消炎散结利湿药物，如双花、大青叶、浙贝、夏枯草、苡仁、赤小豆等治疗，服后胸闷加重，伴有胸胁持续性钝痛。
路老师辨证论治，诊断为肝郁化热、气滞血瘀，以疏肝解郁、活血通络法治之，方用：醋柴胡6g，青蒿9 g，橘叶9 g，丹皮9 g，栀子4.5 g，当归12 g，白术9 g，茯苓12 g，薄荷1.5 g，王不留行12 g，路路通9 g，甘草节12 g。药后症状明显减轻，乳汁分泌减少。二诊时胸胁疼痛消失，头汗已止。此后五次就诊，均用此法，历时月余而愈。
本例说明西医“辨病”和中医“辨证”应有机地结合，且必须以中医“辨证”为主，不可片面地以西医“辨病”指导中医处方运药，否则不但不会提高疗效，反而会适得其反。本病肝郁气滞是病之本，气郁化热为病之标，标本不分，单纯使用清热解毒药物，反有寒凉凝滞之虞，故药后胸闷胁痛加重。路老师用丹栀逍遥散加青蒿、橘叶以舒肝经郁热，王不留行、路路通活血通络，药证相符，故收显效。
2、 路××，男，五十岁（病例号：26044）
患者素喜烫水烫饭，嗜爱浓茶、烟、酒，且喜事鱼类及醋。二十多年前即常感胃痛不适，病后虽已戒酒，烫饭改为热食，但其他嗜好如故。近两年来胃痛加剧，呃逆泛酸，不敢进干食，且时有呕吐。住××医院诊断为糜烂性胃炎（胃镜检查：幽门处、食管中段及其他部位有多处糜烂面），症状缓解出院后，仍然胃痛、腹胀、嗳气、纳差，进食时食道亦痛，只能吃稀饭，口苦，口中发粘，两胁胀满，夜寐多梦，舌质红，苔黄腻，脉沉细带滑。经用西药和中医养阴清胃、健脾理气等法治疗，诸症无明显好转，遂来我院就诊。
路老师细询病史，乃知所食之物皆辛辣炙煿易生湿热之品，湿热内蕴既久，必蒸腐血肉，损伤胃络，影响脾胃升降功能，土壅木郁又致肝失条达，故湿热为病之本，余则为标。审因论治，先宜清化湿热，疏肝和胃；扶正之法，从缓议之。药用：佩兰6g，菖蒲9 g，草蔻仁6 g，黄芩9 g，白芍12 g，旋复花包9 g，瓦楞粉15 g，玫瑰花9 g，娑罗子9 g，谷麦芽各15 g，甘草3 g。
二诊时诸症即见缓解，遂减去芍药、甘草、蔻仁，加入半夏。黄连辛开苦降、清化湿热。
三诊时病情愈见转佳，又配以散剂制酸祛腐、生肌定痛，处方如下：乌贼骨45 g，白芨24 g，川贝15 g，汉三七10，g炙乳没各6 g，瓦楞粉15 g，绿萼梅9 g，木香9 g共为极细末，每服1.5 g，日服二次，白水送下。
四诊时胃痛、食道疼痛大减，胁胀已杳，唯过劳及进热食后仍感胃痛、腹胀、大便干燥。湿热秽浊渐化，脾胃气虚渐露，遂宗“六腑以通为补“之旨，补泻并施，兼调气机，方用：党参9 g，炒白术9 g，半夏9 g，丹参12 g，白芍12 g，瓦楞粉24 g，蔻仁6 g，木香6 g，佛手9 g，川大黄4.5，g并于散剂方中加入半夏和川军各10 g。
五诊时胃纳大增，除食后微有腹胀、胃脘隐痛外，余症悉除。遵叶天士久病入络之意，前方减大黄、蔻仁、佛手、白芍，加入金铃子散以泄热止痛，蒲黄、复花以活血通络，并增石斛以养胃阴。其后以参苓白术散出入，佐以活血通络、清化湿热法调之，历时不到五个月，多年沉疴，竞告痊愈（治疗四个月后胃镜检查糜烂面已全部愈合）。
《内经》云：“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路老师抓住湿热这个基本矛盾，先清后补，补中有通，清中有补，标本先后，有条不紊，选药精当，切中病机，故以收效。
四、小结
综上所述，路老师的学术思想是以经典为宗而旁通各家，师古而不泥，自出机杼，受后世医家李东垣和叶天士等人的影响较深，故在理论和临床上对脾胃的调理十分重视，强调人以胃气为本，四季脾旺不受邪，无论是外感或内伤病的治疗，都特别重视人体正气的盛衰和阴阳的平衡。在外感病的治疗中善于运用扶正祛邪和表里双解的方法；对于一些妇科和内科杂证，则注重调理脾胃，畅达气机，祛除湿邪。在整体观和恒动观的基础上，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全面地分析病情，抓住基本矛盾和每一个阶段的主要矛盾，将 “辨病”和“辨证”有机地结合，故而辨证精细，机圆法活，原则性强，灵活性大。同时，兼而顾之的经验也较为丰富。而制方稳妥、用药轻灵，是其又一特点，每于平淡中见功、轻灵中取效，认为用药之道，贵在切病，药不在多而在精。多则杂而力量分散，互相掣肘；精则专，力大而效宏。治病之道，贵在因势利导，调理阴阳，疏通气血，以拨乱反正。并十分重视病后的将息调理，掌握扶正为主，祛邪为辅的原则，调理脾胃的功能，以期巩固疗效。
由于笔者才疏学浅，随师学习时间短暂，难以全面地反映出路老师的学术思想。以上仅为个人的一点临床体会，错谬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各位中医老前辈不吝赐教指正。
文献参考：
（1）、《景岳全书》
（2）、《景岳全书》
（3）、《类经·论治类》
（4）、《慎斋遗书》
（5）、《临证指南医案·虚损门》某案
（6）、《临证指南医案·虚损门》陈案
（7）、《临证指南医案·脾胃门》邵新甫按语
（8）、《黄帝内经素问·刺禁论》 
注：文中所涉及到各类药方、验方等仅供参考学习，不能作为处方，建议在医师指导下使用，请勿盲目试用，本平台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责任！ I 版权声明：尊重知识与劳动，转载请保留版权信息。本平台所发布内容的版权属于相关权利人所有，如存在不当使用的情况，请随时与我们联系协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