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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母亲河海河本是一条潮汐河道，每天随着渤海有两次涨潮、落潮。上游来水不足时，海水就要乘潮上溯，进入市区，造成咸水淡水不分。海河又是一条排水河道，市区和塘沽区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历来都是直接或间接排入海河，造成海河清水和浊水混流，严重影响了居民饮用水的质量。 历史研究学者翟宜民对生活污水污染海河的问题有切身感受。据他介绍，
新中国建立后，改善海河的“咸淡不分”和“清浊混流”状况成为政府的重点工程项目，海河综合治理工程相继推出。提到海河的“清浊分流”工程，从小家住海河附近的李延年先生亲自参加了这项工程建设。1958年，还是天津民族中学学生的李先生就与同学们一起走上修建海河的现场。清浊分流，就是在海河边上建一些大的管道，让城区生活污水全部排入这些管道中去。这个工程很巨大，那时候全民总动员，义务劳动，每个单位承包一段，主要是土方活，就是挖土、抬筐、运走。由于是利民工程，人们参与热情十分高涨，李先生他们就在南运河的南岸蒲包店劳动，工地上热火朝天，高音喇叭放着音乐，人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没有喊苦叫累的，工程进展十分迅速。 为了更好地进行污水治理，海河掀起了“除四害”活动。这里说的“四害”，并不是1958年全国倡导的消灭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而是针对海河的污水处理的“四害”。这“四害”就是污水的赤龙河、南开蓄水池、河北金钟河、租界地的墙子河。
随着天津市的发展，赤龙河变成了南市、南门外、广开、西广开这一带的纳污河。这条污水河因常年没人管理，淤塞了。而南开蓄水池就在如今的南开花园处，此处原名四方坑。南市一带有人做挖土、卖土的生意，他们就在西广开那开挖，因此留下大坑，一下雨就存水，陈水加蚊蝇，臭味四溢。金钟河原是一个河湾，1918年海河裁弯取直，这一段成为了盲河，上面断路，下面不通，还有潮汐堆下来的大量泥沙，于是淤塞了。“四害”中的最后一害是租界地的墙子河，就是如今并串起海光寺、滨江道、小白楼等重要商圈的天津主要交通干道——南京路。 墙子河是天津市历史上的一条运河，最早叫清水河，起点是三元村，终点是梁家园，离老城最近处是3里，最远处是6里。它始建于1860年，原是清政府统兵大臣僧格林沁为增强天津防御能力所筑壕墙的护城河。20世纪初，天津英租界、天津法租界和天津日租界先后扩展到这里。当时，墙子河两岸分别修筑了两条道路分段受到各个租界工部局的管理。这条有河头，有归路，本来是清水的墙子河，随着租界的扩展，污水排放口多出一百多处。虽然租界里有下水道，但下水道的出路是墙子河。于是这条清水河慢慢变成了污水河。学者翟宜民上小学时天天要过墙子河，经常被恶臭的河水熏得欲呕。他上的小学在河北路上，河北桥的旁边有一个挖泥船，已经搁浅，船身一半在河里面，一半在河堤上。河水不是特别臭的时候，他们班里的调皮男生还爬上去玩，看到挖泥船船斗里的水像酱油汤一样混浊。 墙子河原貌图 1946年开始，有关部门采取以工代赈的方法对墙子河进行了疏浚。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市人民政府曾多次对墙子河进行清淤整治，卓有成效。20世纪50年代中期，墙子河鞍山道一段的河道中甚至曾设有游船供游客沿河游览。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兰涛先生印象中，墙子河是美丽的。小时候，兰涛先生经常和小伙伴们到墙子河边玩，那时墙子河很干净，里面有很多鱼虾。尤其是夏天，墙子河会有反河现象。所谓的反河，就是海河的水大了，倒灌进墙子河，大量鱼虾也随之涌入。当时住河边的人家都有渔网，听说反河了，大家都往河边跑，张网捕鱼，逮螃蟹，家家户户脸盆里都放满了鱼虾螃蟹，到了晚上，河边居住区上空就飘散着诱人的鱼蟹香味。 1970年4月7号，天津成立了墙子河改造工程指挥部，史称“7047工程指挥部”。此后，天津地铁第一期工程海光寺至鞍山桥段试验段开工，地铁之上的墙子河也被填埋并形成大道。此时，天津市的河道堤防抗洪能力普遍得到了加强，它很快就迎来了一次考验。
1954年和1963年，海河再次遭遇了大水的侵袭，水量之大使得金刚桥等地“闷空”——水没到桥面上来了。河水把大光明渡口的甬道也灌满了。有大船趁着潮位开进来，船到处，浪就跟过来，河水几乎漾到马路上，路人都惊叫着躲闪。 家住在海河边几十年的王文山在1954年发大水时，曾站在金刚桥上看到过船在大水中的遭遇：
在这一年，海河顶住了洪水的威胁。1958年夏季，在海河口设立防潮闸、拦河坝、渔船闸和引河等工程开工。防潮闸是在海河左岸挖一条引河，在引河口上建闸。当年在海河下游设立了一个海河防潮闸；在金钟河下游，设立一个永河防潮闸。防潮闸长188米，宽64米，高18.5米，闸上是公路桥，两端为具有民族风格的建筑。这两个闸既防汛又抗旱，平时防止海潮上溯，汛期调节海河水位，同时还起到上蓄、中疏、下排的作用。上蓄，就是上游蓄水，修水库。中疏，就是中游要疏导，别堵上，要清淤。下排，就是下游把水快排走，别泛滥成灾。 拦河坝紧靠着防潮闸，在海河的古道上，坝长300米。它可以挡住海水灌入海河，又可以使河水不流失入海，使“咸淡分家”，海河变成一条河道水库。在防潮闸、拦河坝建成以后，再设渔船闸，就可以解决渔船从海河出入渤海的问题。据曾在“根治海河指挥部”工作多年的李延年先生讲，1963年，海河上游连续7昼夜下起了大暴雨，降水量达到2050毫米，仅仅这七天，便降下了相当于天津地区全年平均降雨量的四倍之多的雨，是将天津半个城市淹没并造成大瘟疫的1939年洪水的两倍。雨水夹杂着泥沙冲向天津，天津再一次受到了洪水的威胁。当年才17岁的刘光生看到，泛滥的河水把用大青石垒就的海河两岸都淹没了，深黑色的河水滚滚流淌，从解放桥上的木板缝隙往下看，河水就要冒到桥上来了。
为了确保天津城区的安全，全市近百万人参加了这场空前的抗洪斗争，60多万人开赴前线保卫了长达600多里的堤防。他们中有工人、农民，也有干部、学生和各方面群众。 抗洪大军在25孔桥泄洪工程的施工过程中，7昼夜遇到了3次暴风雨，道路泥泞，取土困难，但是人们高唱着《团结就是力量》，齐心合力，坚持与洪水鏖战。历史研究学者翟宜民当年也参加了抗洪行动，他作为河西教育局队伍中的一员，到了25孔桥。登上大堤，往南一看，一片汪洋。这是因为海河北堤高，而南堤矮。当时独流镇的南边半个镇，已被洪水淹没。解放军的登陆艇在那里帮助转移灾民。海河中，湍急的水流夹杂着树干、杂草甚至淹死的牛羊牲口咆哮着奔向大海。但目睹了国家十几年来为治理海河做出的巨大努力，天津城区的人们并没有害怕，青壮年们随时准备上海河修堤坝、扛麻包，其他人则旧常生活，因为人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不会轻易放弃城市，更不会让数以百万计的人泡在水里，无家可归，所以面对洪水人们都比较有信心。
为了支援灾区和抗洪前线，街道组织市民昼夜烙大饼，蒸馒头，政府把这些食品用直升飞机空投到灾区。市民铁丽先生还能忆起当年的情景。每天在他上下学的路上，经常有直升机飞过，还有运输机，都是去灾区空投救灾物资的。虽然抗洪形势很紧张，但社会秩序非常好，大家都相信能保住天津市。 市民尹凤起当年15岁，洪水肆虐的时候他刚好初中毕业正在等待分配。身材高大、体格强健的他便投入了抗洪大军，成为街办事处组织的抢险队成员。有一天，抢险队接到任务，队员们坐着大汽车，飞奔过杨柳青，到远处的子牙河河段抢险。到了指点地点，他们发现大水已经跟河堤平漕了，险情如火。他们赶紧抢险固堤，就是从距河堤50米处挖土，装麻袋包，再把装满泥土的麻袋包搬运到河堤上，河堤处有专人负责码放。因为道路泥泞，车辆无法通行，他们肩扛手提，不知疲倦地在泥水中一趟一趟地往返，从上午一直干到傍晚，天天如此。收工后还要开动员会，遇到紧急情况，就半夜坐在河堤上开会。那时候抢险队员们累得个个眼冒金星，坐在地上就能睡着。
经过全市人民50个昼夜的奋力拼搏，1963年9月24号，天津市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洪水威胁解除了。这一年，许多水利工程、特别是海河改造的三大工程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海河上游新建的许多大型水库，在这次防汛抗洪期间，拦蓄洪水达几十亿立方米，削减洪峰2/3，大大减轻了洪水对下游的压力。解放后在市内各河修建的钢筋混凝土护岸，普遍加高培厚的各河堤埝，也大大增强了抵御洪水的能力。这些改造和治理海河的工程在这次特大洪水面前经受住了考验。 部分图片来源：天津记忆，张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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