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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别称异名的分类梳理、考释，我们发现：《四书五经》和上古主要典籍均记载了大量别称异名及其产生的“本事”，可见这种充满民俗特色的称谓形式形成之早。在阐述别称异名文化特质的时候，我们已经触及了别称异名的形成方式，如古典诗词名句的浓缩、委婉或避讳的需要等。全面考察起来，别称异名的形成主要依靠的是修辞手段的派生、字义的引申、词与句的浓缩以及古代典籍的化用征引，下面分而述之。 一 修辞手段与别称异名的形成 修辞这种结合了语音、语义的语言现象，是通过不同的辞格完成自己的任务的。在描绘、换借、变形、引征四种主要辞格当中，前三种都是形成别称的重要手段，如描绘类的“比喻”、“夸张”；换借类的“借代”、“婉曲”；变形类的“析字”、“节缩”均为别称异名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便捷的途径。 比喻。比喻的被喻对象为本体，做比喻的事物为喻体，在别称的形成中，往往是喻体就是本体的特别称谓。雅称如将皎皎皓月称为“月盘”，将一弯新月称作“银钩”；把四季常青的竹子比成“玉槊”；把仁义忠孝的乌鸦比作“黑凤凰”。贬称如把贪赃盘剥喻为“刮地皮”；把小偷称为“三只手”；把自命不凡而孤陋寡闻的人叫作“井蛙”；把横行乡里、飞扬跋扈的人叫“地头蛇”；把暂时塌台而心犹不死的失败者比作“落水狗”均属此类。或许用喻者开始仅仅是打比方——如鲁迅先生在杂文中塑造的“叭儿狗”、“落水狗”、“苍蝇”、“蚊子”、“山羊”等艺术形象——因为集中了某一类型人物的特点，久而久之，就变成了“普通名词”而成了通用的别称。 比拟。借助想象力以物拟人、以人拟物或以物拟物的手法也产生了不少别称。以物拟人的如把清官拟为“青天”，把贪官拟为“金毛鼠”，把两小无猜的朋友叫“青梅竹马”。以人拟物的如把鸡称为“长鸣都尉”，拂尘叫“无尘子”，笋叫“白玉婴”，虾叫做“水晶人”，笔叫做“中书君”等等。以物拟物者如把围棋称为“木野狐”，把酒称为“扫愁帚”、“钓诗钩”、“忘忧物”，把琵琶拟为“绕殿雷”，把墨迹称为“云章”等。 借代。借代是构成别称异名的骨干辞格。借代本身就有一个别称叫“换名”，用以借指原事物的物体可成为被后人或社会认可的别称异名。 以典型代一般的。如用“萧郎”、“萧娘”代男子、女子。以“西施”代美女。以“无盐”、“宿瘤”代丑女。以“红娘”代媒人。以“干将”、“莫邪”代剑。以“梁鸿”代丈夫。 以部分代整体的。如用“鷁首”代船，以“片帆”代孤舟，“舟楫”代船只，“铜龙”代宫阙，“墙宇”代房屋，“柴门”代贫寒之家。 以物代地的。如以“芙蓉国”代湖南，用“榕城”代福州，以“芙蓉城”代成都，以“石油城”代大庆，以“星州”代新加坡，以“扶桑”代日本。 以地代人或以物代人者。如以“梨园”代戏曲工作者，以“青牛”代老子，以“孤桐”代章士钊，以“北堂”代母亲，以“椿萱”代父母。更有“白香山”、“苏东坡”、“柳柳州”、“袁项城”等皆为此类。 摹绘。与借代相仿，描摹也是产生别称异名的“大户”。摹绘大致亦可分两类，一是因描摹形态而形成的别称。如称瀑布为“悬水”，称闪电为“裂缺”、“银绳”，称斗篷为“一裹圆”、“一口钟”，称枣为“红皱”，称鸡蛋为“白团”，称膏药为“薄贴”，称山为“地脊”，称刺猬为“毛刺”，称驴为“长耳公”，称羊为“胡髯郎”，称猪为“黑面郎”，称太阳为“火轮”，称筝为“冰弦玉柱”，称书信为“尺一”等。二是描摹情状而形成别称的。如称围棋为“一路绕”，称下棋为“手谈”，称梨子为“蜜父”，称花生为“长生果”，称扇子为“凉友”等。当摹绘的生动形象性在社会上和群众之中产生了共鸣而被广泛认可时，别称异名便应运而生了。可以说，这种形成方法迄今仍不无生命力。 析字和节缩在上篇已经提及，如把李世民的李析为“十八子”，将巴金的笔名叫“余一”即“金”字，鲁迅杂文集《且介亭杂文》以“且介”别称“半租界”。杜诗“人生七十古来稀”节缩为“古稀”以代七十岁，李贺将“书生作客”缩为“书客”，后人将“月里嫦娥”缩为“月娥”等。 婉曲和讳饰上篇多有论述，不赘。 二 语音文字手段与别称异名的形成 由于中国是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所以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已有渗透、交流，形成了一些别称异名。而同为汉民族，不同地域的不同口音亦为别称异名的发展提供了方便。汉字的引申义特点和同义词的大量存在也为别称异名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首先，语音方面，一个重要的别称来源是译名。如梵语的印度二字译为“天竺”、“天笃”、“天毒”、“盈丢”。大象，梵语译为“迦那”。死亡，梵语则称之为“涅槃”——郭沫若《凤凰涅槃》即用“涅槃”这一悲壮而平静的别称代替死亡，渴念中国之再生。马，鲜卑语译为“乞银”。明代余庭碧《事物异名》一书中记载了大量蒙古语别称异名，仅人物称谓就有以“阿列”称子，以“阿赤”称女孩子，以“阿不合”称叔，以“爱宾”称伯，以“库里”称婿，以“阿灭”称孙，以“纳合丑”称母舅，以“纳哥儿”称奴仆等等。另一方面是读音导致别称出现。如唐代前后以“阿茶”代女孩子，就是因为“宅家”二字的急语连续而成（详见女子别称内文）。又如琵琶之所以又名“鼙婆”、“鞞婆”，“尺牍”又称“赤牍”，盖因音近所致。还因王昭君一个“浑不似”引出了琵琶又叫“胡拔四”、“胡拍思”、“琥珀思”等别称。 其次，语义方面，不少别称来源于同义别解。这种“解”并不是现实形态的摹绘，而是对内容或曰意义的“感觉”，有的直接是作用的说明或一种同义的“慨叹”与“总结”。如称扇子为“凉友”，称伞为“日照”，称扫帚为“净君”，称桐树为“琴材”，称粽子为“蒸裹”，称济南为“泉城”，称景德镇为“瓷都”，称小偷为“梁上君子”，称死亡为“呜呼哀哉”等。上述称谓或点明作用，或解释来历，或慨叹情状，而从语义上考查，均有“同义词”的因素蕴含其间。 同时，词的引申也造就了新的称谓。如“翰”的本义为鸟的羽毛，因为古代以羽毛为笔，所以引申为笔的别称。“鸿”、“雁”原本为大鸟和小鸟，可古时认为鱼和雁都可以传信，于是引申出“雁帛”、“雁书”、“鲤鱼”、“鱼书”等代指信的称谓。“书帕”原意为地方官进京城时送给上司一书一帕，以示文明和礼仪，后演变为贿赂。“牺牲”原为祭祀时所用纯色的整个牲畜，后引申为献身、就义。 三 典籍文献与别称异名的形成 在征求别称异名可靠而准确的书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别称几乎遍布经、史、子、集的大部分卷帙，,而大多有成就的文人学士均能娴熟地运用别称异名写景状物、叶韵对仗、委婉周折，以避免重复。古人对于别称异名本身，也早已开始搜集整理，归类释义。从“别称异名的文士特点”等篇章我们也已经窥见了这种称谓文化与典籍文献和文学作品息息相关。下面再分三个方面简论之。 一是由引经据典而产生了一系列别称。如孔子有名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从此而派生出代称十五、三十、四十、五十、六十的“志学”、“而立”、“不惑”、“知命”、“耳顺”等一系列别称。《诗经?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后人据此把生男生女称为“弄璋”、“弄瓦”。《史记》中有“民以食为天”的名句，于是后人便以“民天”代称粮食。陶渊明《饮酒》诗云：“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因此，后人又用“忘忧物”代称酒。凡此种种，无不与典籍文献名篇名句相关。 二是化用掌故引出的别称异名。由古代神话、仙话、民间传说和诗词本事创造总结出来的别称异名也为数不少。除了上引的大家熟知的“月老”等掌故之外，我们还可以举出张说封女婿五品官的“泰山”代岳父的故事；王羲之成为女婿的“东坦”、“东床”代门婿的故事；陆游与唐婉爱情悲剧和以“惊鸿”代美女的故事；以“故剑”代结发夫妻的故事；以“四知金”、“幕夜金”代暗中贿赂杨震的故事；唐玄宗于千叶池前称杨贵妃为“解语花”而成为女子代称的故事，等等。至于日月星辰的美妙神话，从后羿射日到嫦娥奔月，古今掌故大大地丰富了别称异名的宝库，使之充满了文化艺术色彩。 三是不少历史遗迹的记载也使一些别称异名得以保留。如小脚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国粹”虽早已消灭，但从“纤弓”、“纤足”、“纤笋”、“玉笋”、“春尖”等一系列存留下来的别称，亦可见当时以小脚为美的畸形心态和旧社会从上到下对于脚的重视程度。再如“楚腰”、“祸水”、“尤物”等词，作为封建社会以妇女为玩物为祸害的印痕，仍存留于史册当中。三教九流的特殊称谓，作为知识和历史仍有保留的必要。如佛教称死亡为“羽化”、“圆寂”。道家称口为“玉池”、“华池”，称人的双肩为“玉楼”，称塔为“浮图”、“佛图”。再如对酒的详尽分类：“[酉京]”为清酒，“醠”为浊酒，“酎”为重酿酒，“酾”为薄酒，“酏”为黍酒，“醍”为浅红色的酒，“醁”为美酒，“[酉仓]”为青稞酒，“醇”为浓酒，“醑”为有甜味的美酒，“醋”为有苦味的美酒等。这些名称已极少使用，但是作为中国酒文化的组成部分，保留它们仍有其历史的意义。因此我们说历史遗迹也使部分别称异名得以保存。 综上所述，别称文化是中华文化瑰宝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探讨其文化特质和组成方式不仅对于民俗学、文化语言学等意义重大，而且对于写作学、修辞学、语言文字学、训诂学都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我们期待着更为深入和详尽的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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