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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赦书的实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各个群体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追逐利益最大化，进而影响赦书内容的客观性。但是并不是说赦书所有内容的执行效果都是一样的，每种类型的内容其执行效果也是不一样的。赦书中有些内容性质较为单一，涉及面小，如对百官及军人的恩赏以及对罪犯罪刑的减免内容，其执行起来相对容易；有些内容本身涉及面广，社会关联性大，执行难度及受到的阻力就相对较大，如赦书中约束内容及欠负的蠲免内容。澳门金莎娱乐网站 一、宋代赦书对百官及军人恩赏 赦书中对百官的恩赏是赦书中的重要内容，主要有两种形式：赏钱与赏官职。 其中赏钱的对象经常是官员及军人，赏官职包括对官员本身官职的升迁以及延伸至对官员亲属的封赠。这部分内容虽然受到一些大臣的论谏，但其执行效果往往是最好的。 赦书对百官及军人进行钱物及官职的恩赏是大赦庆典的一部分，经常见诸于赦书中，如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申告上圣号赦文》的奖赏政策为： 天书仪卫使已下并加锡赐，天书仪仗兵士并与特支，迎奉天书道官、行事官，第与支赐，马步军将士并特支。……除名、追官、停职任、放逐便人，许于刑部投状。冲替未得与官，诸色违碍选人，许于南曹投状。 这些内容包括对赏赐参与酌献天书仪式的兵士，迁升在京官员的官职，授予得替幕职州县官差遣，量移、叙用贬降官等。赦书中此类内容经常见到执行的例子，如北宋任伯甫经赦叙复的经历，“诸公凡十有三人同时得罪，公独远徙昌化，逮捕其子下吏，三年入党籍，四年以星赦内徙道州。大观之明年，又以赦自便，乃归通州。” 南宋绍兴九年（1139）宋金讲和，“诏韩世忠、张俊、岳飞所部统制、统领将官八百十三员，各进秩一等，用讲和赦书推恩也。” 这些都是经由大赦实行的例证。光宗即位时，周必大等宰执还限定了执行诸军赏给钱物的期限，外路限定半月期限，在京师诸军：“不曾立日限，見户部长贰说恐品搭钱、银、会子须费三两日，已于赦文添入在内限三日。”这也是赦书中奖赏内容被执行的佐证。 宋人对此的议论也反映了这部分内容的实行情况，太宗至道三年（997），左正言、直史馆孙何议论说： “每躬祀圜丘，诞敷霈泽，无贤不肖，并许叙迁，至使评事、寺丞，才数载而通闺籍，赞善、洗马，不十年而登台郎。窃计今之班簿，台省、宫寺凡八百员，玉石混淆，名器猥滥。” 这反映了宋初每次郊赦之后，员例皆迁升，导致了官员升迁过快及数量太滥。治平四年（1067）正月，三司使韩绛、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奏疏曰： “自康定、庆历以来，发诸宿藏以助兴发，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窃见赦书，其诸军将校赏给已行支散外，至于文武百官，既迁官加职，其诸赐赍，若更循嘉祐近例，窃虑国家财力不堪供给。” 史料中也经常见到有关部门在执行这些内容过程中陈请的情况，这类吏部陈乞执行官员转官的例子很多，这些都说明赦书的这部分内容实际上是在执行。但是，在实际执行中，有些赦书内容是会出现一些变动的。 孝宗即位赦书中有项内容是：“应文臣承务郎、武臣承信郎以上并内臣及致仕官，并与转官，合磨勘者，仍不隔磨勘。”然而吏部在执行时，因“朝请大夫以上陈乞覃恩之人数多，未敢拟转，”所以“只作减四年磨勘出给公钱”，这遭到李若川等人的反对并奏知了朝廷，隆兴元年（1163）三月二十八日，孝宗下诏：“应朝请大夫以上至中奉大夫该遇去年六月十三日赦未碍止法人，并特与转行。” 在赦文行使过程中，有不便事宜，有关部门可能会做出部分调整，上件事情是在遭到反对后，孝宗责令有关部门以赦行事。 二、赦书中对官员父母、妻子的封赠 另外，赦书对官员推恩的延伸包括对父母、妻子的封赠及对子孙的恩荫，这些内容实际上也是经常被执行的。“年十九而归于我，绍兴十六年封孺人；二十三年封安人；二十八年封宜人；乾道三年封恭人；淳熙九年十二月先君捐馆，十二年钥该郊祀恩封太令人；十三年高宗庆霈封太硕人；绍熙五年寿圣皇太后庆寿恩封太淑人；庆元五年光宗圣体清安，天子行庆于下，封信安郡太夫人；六年明堂恩进封大宁郡；嘉泰三年郊礼进封安康郡。” 以上是楼钥母亲的封号迁升过程，从封号迁转时间上看，均与皇室典礼发布的大赦相关，这也说明了大赦这部分内容的执行情况。宋人文集中也保留有因赦恩赏官员的制书，如《陈傅良文集》卷 15《外制》中存有陈傅良所撰周必大因登极赦恩封赠三代制书，李彦颖、王蔺、黄洽、朱熹、梁总等人转官制书，宰执、侍从封赠父、母、妻等制书与恩赏官员相近的还有赦宥对宗室的奖赏，这也是宋代赦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这属于赦书在皇权的作用下对皇室特殊人群的特恩。 赦书中此部分内容执行的也较好，如： “寿皇圣帝登极赦恩，凡宗子不以服属远近人数多少，其曾获文解两次者，并直赴殿试，略通文墨者，所在州量试即补承信郎，由是入仕者过千人以上。淳熙十六年二月、绍熙五年七月二赦皆然，故皇族得官，不可以数计。” 这是南宋孝宗、光宗、宁宗三皇帝即位赦书中对宗室恩赏的例子，仅孝宗一次登基赦书就造成了宗室入仕千人以上。 三、宋代赦书对罪犯罪刑的减免 赦免罪犯罪刑是每种赦书都包含的内容，也是宋人较为关注的问题。宋代文献较多关注于官员这一群体的犯罪及赦免，对平民百姓犯罪遇赦得以减免的事例记载不多在宋代的判案中，也有赦宥影响判决结果的例子。 《名公书判清明集》中久轩所断《竞渡死者十三人》一案，因赤龙舟与白龙船竞渡时，船上之人发生争执，两船之人“刃石交下”，最后导致赤龙舟翻船，死者十三人。此案在判决过程中，遇到恩赦，对责任较大的二人判决结果为： 张万二、余万一不合以刃伤及詹百廿八、詹万十四、李千十，虽非致命痕，然因此溺水身死，照减降赦恩，张万二所伤两人，决脊杖二十，刺配三千里岭南恶州军，拘锁土牢，月具存亡申。余万一所伤一人，决脊杖二十，刺配三千里，拘锁土牢，永不放还。 对罪犯罪刑的减免是赦书中最受争议的内容，反对者往往从法令的公平性出发，提出反对赦宥。景祐中，有官员上书说： “有罪者宥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无怨，不能自新将复为恶，不能无怨将悔为善，一赦而使民悔善长恶，政教之大患也。” 在实际执行中，也确实存在这类问题。《青琐高议》也记载了王寂率领一群恶少做尽坏事，“民拱手垂头，莫敢出气，白昼杀人，官吏引避。视州县若无有，观诏条如等闲。”结果也因大赦得以自新。 但也并不是所有罪犯都能完全按照赦书执行，真宗时期马知节说：“今所至州县，罪囚充斥，监司巡历，恩赦疏决，则移寄他所，上下相蒙非一日矣。” 赦书在减免罪刑的执行中也出现上下相蒙的情况。对罪犯罪刑的减免还应包括对已经判决之人的量移，这种量移制度是对编配外地的罪犯根据经过赦恩的次数，从远及近的放还，量移对象不仅有贬责的官员，还包括普通的罪犯。 参考文献： （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郭东旭：《宋朝法律史论》 徐式圭：《中国大赦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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