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件铸有“大禹治水”与“为政以德”等内容的青铜器日前在北京面世，它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关于大禹及德治的文献记录。专家认为这证实了大禹及夏朝的确存在。 这件约２９００年前铸造的青铜器名为遂公盨，上面铸有铭文９８字。它是今年春天由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专家在海外文物市场上偶然发现的。专家们认为，这件遂公盨是中国古代西周中期遂国的某一代国君“遂公”所铸的青铜礼器。 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兼首席科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李学勤教授日前在相关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盨上所铸长篇铭文字体优美；字数虽不算多，但几无废言。铭文记述大禹采用削平一些山岗堵塞洪水和疏道河流的方法平息了水患，并划定九州，还根据各地土地条件规定各自的贡献。在洪水退后，那些逃避到丘陵山岗上的民众下山，重新定居于平原。由于有功于民众，大禹得以成为民众之王、民众之“父母”。铭文并以大段文字阐述德与德政，教诲民众以德行事。 李学勤表示，铭文中所述“禹”是夏王朝的奠基人。没有大禹，便没有夏，更没有“华夏”。但大禹是否真有其人，夏王朝是否存在，长期以来广受争议。遂公盨的发现，将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提早了六七百年，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也最为详实的关于大禹的可靠文字记录，表明早在２９００年前人们就广泛传颂大禹的功绩。夏为夏、商、周“三代”之首的观念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深入人心。 据了解，该文物已于近日入藏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 盨是用来盛黍稷的礼器，从簋变化而来，西周中期偏晚的时候开始流行。遂公盨呈圆角的长方形，失盖，器口沿下饰鸟纹，腹饰瓦纹，小耳上有兽首，原来应有垂环，圈足中间有桃形缺口。这种形制，在盨的序列中是较早的。再看鸟纹的特点，可确定这件盨属于西周中期后段，即周孝王、夷王前后。  遂公盨不是考古发掘中发现的，传闻得自河南窖藏，未必可信。但由未去锈前状态观察，肯定出土不久。土锈上有明显席痕，且包到口边上，看来在地下时已经与盖分离了。 铭文在盨的内底共有行字前行都是每行字末一行只有字故将字距适当拉开或以为在第一字下还有一字细看原器实系铸造时的凹痕全铭书法秀美整齐匀称保存情况也很好只在第四五行下端范铸时有一些问题造成缺损扭曲以致第五行末一字难于辨识  下面铭文的释读，尽量用通用的文字： 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迺 差地设征降民监德迺自 作配乡享民成父母生我王 作臣厥沬贵唯德民好明德 寡顾在天下用厥邵绍好益干 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訏明 经齐好祀无废心好德婚 媾亦唯协天厘用考神复 用祓禄，永御于宁。遂公曰： 民唯克用兹德，亡诲（侮）。 铭中有几个字，研究的学者有不同意见，如“差”、“地”、“寡”、“御”等。对于这样古奥的铭文来说，看法有异是正常的。 关系较大的，是“遂公”的“遂”字。这个字原作从“ ”从“火”，我认为当依吴大澂等人之说，是“燧”的异文，读为遂国的“遂”。遂国在今山东宁阳西北，传为虞舜之后，春秋鲁庄公十三年 公元前681年）被齐所灭。作盨者是西周时的遂君。  遂公盨的铭文和常见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很不一样，既没有开头的历日，也没有末尾的套话，因此乍看起来似乎不是全篇。其实盨铭首尾一贯，别成一格，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最突出的一点是与《诗》、《书》等传世文献有密切的联系，铭文前面讲禹的一段，尤其是如此。 盨铭“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迺差地设征”，可以对照《尚书》中的《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还有《尚书序》：“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大家知道，《禹贡》这篇文字，近世学者多以为很晚，《书序》更是被人怀疑。现在证明，其文句与铭文符同，特别是“随山浚川”全同于《书序》，实在是令人惊异。 这些文字还应参看《尚书·益稷》：“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还有《诗·长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所用词语，都互相类似。  “随山”的“随”，意思是“行”，见《广雅·释诂》；“浚川”就是疏导河流；“差地设征”，“征”即贡赋，同于“任土作贡”。铭文禹的传说，与《诗》、《书》是一致的。 过去著录的古文字材料，有关禹的很少，只有秦公簋提到“禹迹”，叔夷镈、钟述及成汤伐夏，“咸有九州，处禹之堵（都）”。至于治水的事迹，乃是第一次发现。秦公簋等都属春秋，遂公盨则早到西周，成为大禹治水传说最早的文物例证，这对于中国古史的研究有很大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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