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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中国书画珍品之夜·古代 6月2日（周日）晚上 顺延 嘉德艺术中心拍卖厅 A厅 《（传）唐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卷》（双钩廓填本）传为唐代弘文馆拓书名手赵模，以王羲之字迹集成千字文。本卷曾经火焚，上半部多烧缺，现存五十九行，五百九十字。卷后有元人滕宾，元末明初夏克复，明代吴宽、徐寓、范允临、徐枋，以及近代罗恽、罗振玉、梁启超、庄蕴宽、王国维、汪大燮、于右任题跋。 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自宋元以来记载不绝，经整理主要有两个藏本：郭天锡本和史鉴本。郭天锡藏本清初昙花一现，销声匿迹。而本拍品因卷后有吴宽为史鉴题跋，通常被认为正是史鉴藏本，经文嘉《钤山堂书画记》、汪砢玉《珊瑚网》、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御定佩文斋书画谱》等重要书画文献著录，并极有可能正是《石渠宝笈初编》著录本。 徐邦达曾撰文指出：本卷后曾有元代钱佑、伯颜、班惟志、仲亨、子正、敬思、汪鹏升、薛汉与吾丘衍题跋观款一纸，被人拆下移配至唐代杜牧书《张好好诗》卷（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本卷明代曾经刻帖，原帖虽已不存，但现今访得日本苏峰德富（1863-1957）所藏翻刻拓本，可帮助我们还原此卷遭遇火焚之前，以及卷后题跋尚未拆配时的完整样貌，更可借此进一步理清关于此卷的断代与认知，同时对于王羲之字迹的传承，对于双钩廓填本等诸多书法史问题提供新的研究素材与思考方向。 LOT477 （传）唐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卷（附拓本） 手卷 水墨纸本 双鈎廓填本 书法: 25.5×170 cm 跋1: 25.5×139.5 cm 2: 25.5×89 cm 3: 25.5×214 cm 鉴藏印：备卿鉴赏、定圃珍藏、何·荦（二次）、张贤、卬卬轩、张氏、嘉乐宝藏、鱼饮梅竹之斋（二次） 签条：邓尔雅（1883-1954）题：唐赵模摹集右军千文真迹。甲子（1924年）尔雅署。 著 录： 1.明·都穆《寓意编》 2.明·吴宽 《家藏集》 3.明·文休承《钤山堂书画记》 4.明·张丑《书画闻见表》中“目睹”类 5.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 6.明·孙鑛 《书画跋跋》 7.明·汪砢玉《珊瑚网》 8.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 9.清·顾复《平生壮观》 10.清·孙岳颁《御定佩文斋书画谱》 11.清·倪涛《六艺之一录》 12.清·李调元《诸家藏书簿》 13.《古书画伪讹考辩》（壹），《徐邦达集》（十），第66-70页，紫禁城出版社，2015年版。 14.《吴门具眼——明代苏州书画鉴藏》，黄朋著，第79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年。 出版： 1. 丁念先《唐赵模橅集右军千文卷流传经过与怀仁集圣教序的关系》（单行本），1969年。 2.《唐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考鉴》，王家葵、贺宏亮著，中华书局，2016年版。 估价：RMB 15,000,000-25,000,000 唐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释疑 文 / 王家葵 赵模千字文最早见于唐贞元二十年（804）《比叡山最澄和尚法门道具等目录》，宋元以来记载不绝，清代入乾隆内府，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原件久佚。民国初年，火焚后的残卷现身广东，为罗恽所得，旋转售何荦，并携带入台，后归丁念先。2011年作为丁氏念圣楼编号第一的藏品，出现在上海道明春季拍卖会上。 针对这一残卷，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伪讹考辨》中有一段简略鉴定意见： 从书法上看，光嫩拘板，即使原是集字勾填，以赵模这样的唐弘文馆拓书名手来讲，水平也不至于如此低下，其为一再翻摹之本，可以槪见。但元明人题跋，都系真迹，想是从真本上拆下移配的。此书之名屡见著录，估计都不是罗氏之本。<1> 此卷1949年以后一直在台岛，徐先生没有机会目验原件，他的意见应该是根据丁念先1969年所作《唐赵模橅集右军千文卷流传经过与怀仁集圣教序的关系》小册子，及附印其中的“唐赵模橅集右军千字文真迹卷”而得出（图1）。这份出版物黑白印刷，细节不是十分清楚，徐邦达先生的意见实有未尽意处，今详按原物，结合传世拓本，比勘文献，举证如下。 图1 丁念先1969年出版本卷单行本 一、残卷确系《石渠宝笈初编》记载品 赵模千字文见乾隆十年（1745）编辑的《石渠宝笈初编》卷5，标记为乾清宫藏书次等“元”字号。因为是次等，记录相对简单： 唐赵模集王羲之千文一卷（次等元一）。白麻笺本，行书款云：太子右监门府铠曹参军事臣赵模上。拖尾有滕宾、夏克复、吴宽、吴仲宣、徐寓、范允临、徐枋诸跋，又杨循吉、彭年记语二。<2> 残卷与《石渠宝笈初编》记录比勘，本幅前段烧没，故行书款“太子右监门府铠曹参军事臣赵模上”不可见；拖尾滕宾、夏克复、吴宽、徐寓、范允临、徐枋诸跋在，吴仲宣跋，杨循吉、彭年记语缺。 根据卷末题跋，罗恽于民国十年（1921）在广东买得已改装成册页赵模千字文，并将其重新恢复为卷子，罗描述其状况说：“仅存焚余五十九行，五百九十字，及滕宾、夏克复、吴宽、范允临、徐枋六跋。” 民国初年，清宫文物流失，主要有三种渠道：太监盗卖，“赏赐”溥杰，携往天津及伪满。但本卷并不属于以上情况。残卷多处存在过火的痕迹，从火痕的形状看，应该是在卷轴状态下遇火，故外层（即手卷的前段）完全烧毁，残存部份以首段毁损严重；主要是卷子上部受火，故现存部份之上半皆有残缺，下半则几乎完整无损。对此罗恽在跋语解释说： 此卷旧装背有咸丰某年重装记字，岂圆明园之焚余物耶？ 罗恽的意思是，此卷乃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流出宫外者。罗的意见也不正确。墨迹残卷上的跋文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部份，滕宾至徐枋属早期跋文，罗恽至于右任为入民国以后的跋文，中间以绫隔断。前段跋文与本卷正文一样，有火烧痕，以及火烧部份修剪的痕迹。徐枋跋文之末钤有三枚徐枋的印章，第三枚白文“俟斋昭法”之下，几乎相同间距，还钤盖了一枚朱文“备卿鉴赏”，如非特别留意，甚至可能误认为是徐枋的第四枚印章（图2）。 图2、图3 本卷与《抱冲斋石刻》上“备卿鉴赏”印 检索“备卿”其人，满洲斌良有此别号，据首都图书馆为《抱冲斋石刻》撰写的前言： 斌良（公元1783-1847），字备卿，号笠轩，满洲正红旗人。官至刑部侍郎，授驻藏大臣。与其弟法良均嗜书画，鉴藏颇富。其书法赵孟頫、董其昌字，故集赵董书为一帙，嘱钱泳摹勒上石。<3> 翻阅《抱冲斋石刻》，这枚“备卿鉴赏”赫然镌刻在卷首赵孟頫楷书《圣主得贤臣颂》之后，与钤盖在本卷的印章显然同一，（图3）由此引申出一个重大问题，本卷既然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藏于深宫，又如何可能被活动于嘉道年间的外臣斌良收藏鉴赏呢？其中必有缘故。 如果按照罗恽的猜测，此卷在火烧圆明园时流出宫外，可火烧圆明园事件发生在咸丰十年（1860），斌良早已去世，显然不可能在卷子上钤盖“备卿鉴赏”。且据《石渠宝笈初编》，本卷放置地点在内廷乾清宫，如非特殊原因，也不至于携到圆明园。对此，我拟提出另外一种解释。据《清史稿》卷41灾异二云： 嘉庆三年二月丙子，京师乾清宫火。<4> 据民国《史料旬刊》公布有关这场火灾的档案，火灾实际发生在嘉庆二年（1797），毛宪民先生在论文“嘉庆二年紫禁城乾清宫失火案”中有详细综述： 清嘉庆二年（1797）十月二十一日黄昏，乾清宫突然火光冲天，并迅速延烧左右两侧的宏德、昭仁两殿及后北的交泰殿。当时恰值初冬季节，风高物燥，古建筑本身是砖木结构，遇火更宜烈焰熊熊。清宫总管内务府大臣怡亲王永琅带领守护紫禁城垣的官兵“竭力汲水”，奋力扑救，但无奈“火起时势甚猛烈”，连交泰殿后的坤宁宫前檐已为熏灼所及，幸赖西北风起而无虞。<5> 收贮于乾清宫昭仁殿的天禄琳琅善本在这场火灾中毁灭殆尽，相关文献研究甚多， <6>而对庋藏在乾清宫的书画损失情况讨论甚少。《石渠宝笈初编》卷一至卷九为乾清宫藏品，其中绝大多数没有流传，想来毁于此次大火。火灾之烬馀如何处理不得而知，据前揭刘蔷论文，台湾故宫博物院昌彼得先生在“再谈宋广东漕司本《集注杜诗》——希珍际遇殊惊晚，尤物闇章固有时”文章中，怀疑黄丕烈所得宋版《新刊校订集注杜诗》残帙五十五叶，陆心源咸同间购得此刻残本卷六至十一，“很有可能是（天禄琳琅藏书）煨烬之馀而为宫人盗出售于市者”。<7> 本卷可能也属于这种情况，即烧残以后被盗卖出宫，并很快改装成册页。这便可以解释本卷上见不到任何一枚乾隆内府收藏印，前代重要印章如绍兴内府印章、贾似道收藏印章，皆被剪裁或刮削，仅保留渺不可考的“卬卬轩”、“张贤”等数枚印章，和贾似道“悦生”葫芦印的一丝残痕。（图4） 图4 从左依次为：石刻本印章、本卷上的印章残痕，以及本卷残痕与黄庭坚《松风阁诗》、《淳化阁帖》上的印章比对 图5 本卷“定圃珍藏”印 可注意的是，本卷正文末“卬卬轩”白文印下方，还有一方朱文“定圃珍藏”（图5），押在一团墨污之上，怀疑也是出宫以后所钤。按，英和（1771-1840）姓索卓罗氏，满洲正白旗人，别号有煦斋、定圃<8>等，嗜好收藏。据《清史稿》卷363，英和于嘉庆六年（1801）充内务府大臣， <9>恰好有条件获得这份残卷，然后经英和之手转归斌良收藏。遗憾的是，尚未能证明这枚“定圃珍藏”属于英和，暂且存疑。但无论如何，由于本卷上斌良的“备卿鉴赏”印章可以坐实，则此卷出宫时间当在嘉道之际，原因很可能与嘉庆二年乾清宫失火案有关。 二、残卷是明代吴邦桢刻帖的原件 图6 本卷吴宽题跋，上款即史鉴 明代中叶，这件赵模千字文在苏州史明古家<10>，史鉴（1434-1496）卒于弘治九年，在此以前，吴宽（1435-1504）曾为此卷题跋，上款径称“明古”，墨迹尚存于残卷后（图6）。隆庆至万历年间（1567-1620），赵模千字文由吴邦桢收藏，吴在卷尾钤盖“松陵吴邦桢氏家藏”、“子宁”两枚印章。吴邦桢并将之摹勒刻帖，所刻内容除本幅以外，还包括滕宾题跋、吾丘衍等观款、夏克复题诗、吴宽题跋。吴邦桢刻本可能就是范大澈《碑帖纪证》提到者。<11> 吴邦桢原刻本访求未得，所幸运者，此刻本流传东瀛，由江户时代书法篆刻家韩天寿（1727-1795）翻刻入所编《集帖》第四中，时间约在1779年以后。 <12>这一刻本曾由日本《书品》杂志影印<13>，此外，我们还征集到《集帖》的翻刻本（拓本）一件，曾经由苏峰德富（1863-1957）收藏。 尽管《集帖》或其翻刻本已经辗转多手，但作为反映赵模千字文在明代状况之唯一图像留存，意义仍十分重大。尤其残卷存字与拓本比勘，有较高的重合度，能够保存原帖的字形结构（图7）。 图7 本卷与翻刻本字形比对（局部） 图像比勘除了证明现存残卷是明代吴邦桢刻帖的原件外，还可以重现赵模千字文原貌，并澄清残卷中的一些细节问题。 （1）确定一些重要烂损发生的时间
图8 本卷与翻刻拓本“溪”字皆空缺 墨迹残卷“磻溪伊尹”句缺“溪”字，目验卷子，此处有一刮削的方框痕迹。因“溪”字在行末，左右字皆完好，残缺似非嘉庆年间火损。通过对比刻本，此处皆空缺，故知刮削发生在刻帖以前（图8）。“溪”无关于唐宋官方避讳，为何刮削，不得而知。另考御书院书千字文“溪”字无缺，本卷之缺损，恐怕是史明古藏本的个案。
图9 本卷与翻刻拓本“匡”字皆缺最末一笔 墨迹残卷“桓公匡合”的“匡”字缺末笔，对照刻本“匡”字亦缺笔（图9），说明墨迹本上此处刮削发生在明代中期刻帖以前。由此推测刻本上缺笔的“殷”、“贞”、“敬”、“竟”四字，原始墨迹也应该同样缺笔。 （2）判断某些重要残损的原貌
图10 本卷与翻刻拓本“时”字比对 “佐时阿衡”的“时”字，墨迹残卷此字靠近纸边，左侧“日”颜色偏深，位置略偏高，无法判断是否晚近装裱时后人妄补。参考刻本，可知原本如此，后世没有动过手脚。再参考普觉国师碑和御书院书千字文中的“时”字，能保证此字确系原貌（图10）。
图11 本卷与翻刻拓本“群”字比对 墨迹残卷“群”字中部烂损，其下“羊”墨片斑驳，分不清是否如《兰亭序》、集王圣教序那样有破锋，对比刻本知“群”字残损在刻帖以后，“羊”确实未破锋（图11）。
图12 本卷与翻刻拓本中“府”字与冯承素本《兰亭序》中“俯”字比对 墨迹残卷“府”字之“寸”上烂损，对比刻本知横与竖钩之间有一个向左上的翻笔动作，自然形成一小圈。这个字可能是裁割《兰亭序》“俯仰一世”的“俯”字右半修饰而成，与冯承素摹本最为接近（图12）。
图13 本卷（左）、翻刻拓本（中）及《集王圣教序》（右）中“高”字比对 墨迹残卷“高”字损蚀严重，且第一点位置极高，通过刻本知其笔划顺序；《集王圣教序》“桂生高岭”的“高”即取材赵模千字文，可以互参（图13）。
图14 本卷与翻刻拓本“孟”字比对 墨迹残卷“孟”字残损，刻本“孟”字上部显得凌乱，但与墨迹残卷残存笔划基本吻合，另参考御书院书千字文，遂确定赵模千字文原本的字形即如此写法（图14）。 （3）订正墨迹残卷字迹讹误 根据残卷后罗恽跋语知，此卷曾在咸丰某年改装为册页，民国又在罗恽手中恢复为长卷，屡次装池，拼接修补时不免有疏失，正文可见的错误有两处。
图15 本卷与翻刻拓本“赵”、“霸”字比对 墨迹残卷“赵魏困横”的“赵”字位于残卷边缘，此字右半“肖”字头中竖拼接有误，墨迹本此处残片不知来自何字，可比照刻本加以改正；残卷上前一字“霸”仅存“月”的右钩残痕，亦可利用苏峰本双钩还原（图15）。
图16 本卷与翻刻拓本“宣”字比对 墨迹残卷“宣威沙漠”的“宣”字宝盖头残烂，参照刻本乃知修补时拼接有误，宜加以修复（图16）。 三、残卷上的特殊标记 残卷“桓公匡合”的“匡”字缺末笔，加上刻本上缺笔的“殷”、“贞”、“敬”、“竟”四字，这卷赵模千字文共有5字缺笔（图17）。
图17 本卷与翻刻拓本上5字缺笔 这5个字无例外的都是宋讳。“敬”乃是避宋太祖赵匡胤祖父翼祖赵敬之讳；“竟”避赵敬的嫌名；“殷”是避宋太祖之父宣祖赵弘殷的偏讳；“匡”是避宋太祖赵匡胤（960-976在位）的偏讳；“贞”是避宋仁宗赵祯（1023-1063在位）的嫌名。<14>
图18 本卷4字朱笔画圈 除此5字缺笔外，仔细观察墨迹残卷，另有“桓”、“恒”、“敦”、“悬”4字皆被朱笔画圈（图18），民国收藏者罗恽已经注意到此现象，他在在题跋中解释说： 顷检陆费墀《帝王庙谥年讳谱》云：宋人避讳至甚，《淳熙文书式》所载，一帝之讳多者至五十余字。前于“恒”、“敦”、“悬”三字加朱圈， <15>未尽得其解。盖“恒”字乃真宗讳；“悬”字因始祖讳“玄朗”，“县”、“悬”等字皆避；至“敦”字，光宗讳“惇”，所避虽在宣和之后，然嘉定间复有《中兴馆阁储藏目》，或其时重加检定之笔。或此卷宋时流落民间，为藏者所加。既是宋讳，则必宋人之笔无疑。 其说有理，因为这份《千字文》与宋英宗（1064-1067在位）有关的讳字，如“曙”的嫌名“树”，“让”的偏讳<16>等，都没有避忌，所以“殷”、“匡”等字的刮削大约发生在宋仁宗时期（1023-1063）。而“桓”、“恒”、“敦”、“悬”等字上面的朱圈，则是南宋光宗赵惇（1190-1194在位）以后所加。 朱圈为宋人所加，还可举一条左证。南宋刻书遇讳字，除缺末笔外，有时还特别加以墨围。李致忠先生《北京图书馆藏宋版书叙录》提到宋刻《礼记》二十卷有如下特点： 书中避讳较严，遇应讳之字，有的不但缺末笔，以示回避，还要在讳字之上加墨色线围，以示严谨。如书中玄。县、让、征、弘、殷、匡、筐、胤、酳、恒、崩、贞、竖、树、顼、煦、桓、梡、完、遘、慎、惇、敦等字，皆加墨围，有的还去末笔。<17> 本卷所见“桓”等字的朱圈，意义应与宋本书上的墨围一样，提醒讳字所在，以示慎重。 既然殷、敬、竟、匡、贞，桓、恒、敦、悬等字都是宋讳，那今天所见的这份墨迹，会不会是宋代人临摹制作的呢？ 仔细观察墨迹残卷上缺笔的“匡”字，其末笔乃是被刮削去除，而非空缺未书，由此推想，当初完整的卷子上“殷”、“贞”、“敬”、“竟”诸字的缺笔，一定也是同样方式造成的。 这样一来，这份卷子更可能是唐代旧物，经宋人收藏，收藏者觉得“殷”、“匡”等字有所违碍，于是加以刮削。
图19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行书千字文》中“玄”字即被刮去末笔 将所收藏的前代书法作品上的当代讳字加以“技术处理”，虽然罕见，但非孤例。如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行书千字文，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其“天地玄黄”的“玄”字即被刮去末笔。（图19）<18>无论如何，这份赵模千字文墨迹上既然存在有宋代讳字的刮削，则可以完全排除此卷是元明人临摹制作的可能性——如果是元明间人制作（无论是复制临摹还是凭空伪造）一件唐代的书法卷子，制作者实在没有必要专门标志出宋代的讳字，那样只会弄巧成拙。退一步言，即使元明间人复制一件宋代的临摹本，原件上确有可能存在宋代讳字，但元明再次复制时只会保持缺笔的原样，而不会在临摹本上留下刮削的痕迹——如此一来，根据今存墨迹残卷上“匡”字缺笔处的刮痕，可以初步结论，此卷非元明间人制作物，也非宋代复制品。 四、对讳字加以标记的原因 如前所论，对赵模千字文上的这些讳字加以标记，显然是宋代人所为，其目的究竟如何，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一件宋高宗御书院书千字文或许能提供答案。 此件千字文为册页，纸本，界朱丝栏，凡二十二页，每页四行，首题“千字文”，正文八十三行，每行十一至十三字不等，尾题“绍兴二十三年岁次癸酉二月初十日御书院书”凡两行。未见清代以前的著录，《石渠宝笈初编》卷十将其归在宋高宗赵构的名下，并刻入《三希堂法帖》第六册，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伪讹考辨》说： 论书法，全不似绍兴年间的高宗赵构之笔，亦无花押玺印。字形结体，有学唐僧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处。称曰“御书院书”而不其姓名，很难确定此作书者的身份，待考。<19> 台北故宫出版《五体千字文》收载本帖，径题为宋御书院书千字文，其解题说：“《石渠宝笈》定为宋高宗书，然应为御书院书家所书。” <20>现有材料无法判断此册是否赵构亲笔，仍称为“御书院本”。经比勘，此册其实是《赵模千字文》的临写本，兹从两本《千字文》中各自剪取六行，制作为图20，二者的关系可以一目了然。
图20 本卷（左）与《宋御书院书千字文》（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右）字形比对 从图也能看出，这册千字文相对于赵模千字文，偏于“意临”，一些字明显带有兰亭序、集王圣教序，乃至智永真草千字文的影子。 <21>尽管如此，此册仍然是以“对临”而非“背临”方式完成，可举两字为证。“体”字左边“骨”上下之间有牵丝，赵模本干脆自然，御书院本则显得迟疑；“瑟”字下“必”，赵模本笔顺异于常规，但卧钩与末点之间起讫分明，“必”的字形亦无错误，而御书院本尽管笔顺不错，但卧钩未穿插，钩与点处理不当，字形错乱（图21）。御书院本“体”字牵丝的问题，当是临帖时注意力过于集中在原帖造成的，而“瑟”字是书写者未体会原帖“必”的结构关系，依样画葫芦所致——如果是“背临”，书写者不清楚原帖“必”字的结构，必然按自己的习惯书写，只有“对临”时，才会这样“笨拙”地描写。
图21 本卷（上）与台北故宫《宋御书院书千字文》（下）“瑟”字比对 更可注意的是，御书院的这份临本改变了部份文字，如在图18中看得出的“天地玄（元）黄”、“岳宗恒（泰）岱”、“布射辽丸（弹）”。统计全篇，这样的改动共有18处。 其中与避讳有关的改易，包括殷、敬、竟、匡、贞，桓、恒、悬8字，都是赵模千字文中缺笔或加圈者。只有赵模千字文加圈的“敦”字，这是避宋光宗赵惇（1190-1194在位）的讳，晚于御书院书千字文的年代（绍兴二十三年，1153），自然没有改避。
图22 本卷与北宋仁宗朝《敕毛应佺知恤诏》、徽宗朝《蔡行敕》，南宋高宗朝残诏敕、孝宗朝《答虞允文敕》部分字形比对 我们分析过，北宋仁宗朝的《敕毛应佺知恤诏》、徽宗朝《蔡行敕》，南宋高宗朝残诏敕、孝宗朝《答虞允文敕》，时间跨度一百余年，写手不同，甚至书风各异，但字体结构保持较高的一致性，皆与赵模千字文相似，由此确定宋代中书、门下的诏书书写存在一定的字体规范（图22）。由此推测从北宋到南宋，内廷一直以赵模千字文为书法学习模板，诏敕所用的字体，皆以此为准则。前面说过，所谓“御书院书千字文”其实是御书院书手临习赵模千字文的作品，这种临习并不是简单地学习，而是对照赵模千字文临摹出符合当时代（南宋高宗朝）“新版本”的字体规范。写手出于方便，完全有可能在赵模千字文上，对需要改易的讳字作出标记。 再回到赵模千字文残卷，残卷上存在两种讳字处理方式：墨迹残卷及刻本上“殷”、“贞”、“敬”、“竟”、“匡”五字是刮削去掉末笔，根据讳字特征推测，这种刮削大约发生在北宋仁宗朝（1023-1063）；至于墨迹残卷上“桓”、“恒”、“敦”、“悬”等字的朱圈，应该是南宋光宗（1190-1194）即位以后所加。据此或许可以认定，本件墨迹残卷确实是北宋内府、南宋内府之物 。<22> 我们今天或许以“唐代的”赵模千字文为珍贵文物，但对宋代内廷写手而言，也就是一件“实用器”，为了便于操作使用，完全可能对原件加以涂抹修饰，至于刮削或加圈，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如果稍作深一步推测，北宋距离唐代尚近，对东西爱惜程度较差，所以对讳字用刮削的方式“粗暴处理”；南渡以后，这类写件已经不易得，所以只是用朱笔加圈，破坏程度较轻。 五、简要结论 关于赵模千字文的书法水平，实在是见仁见智，至于字迹的“光嫩拘板”，其实跟制作此件的目的有关。“赵模千字文体”在唐代墓志、碑刻中并不少见，其书写者多数能从身份推测其弘文馆学习经历，举证甚繁，将另文讨论。 本篇以残卷上的印章“备卿鉴赏”、“定甫珍藏”，推定其为《石渠宝笈初编》著录原件；通过与刻本（吴邦桢刻帖之翻刻本）比对，确认其为明代刻帖所据之底本；再由本幅上“匡”字刮削，“桓”等字朱圈，及刻本“殷”等字缺笔，判断这些宋代讳字是宋代人所为；利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御书院书千字文这一赵模千字文的临本，解释这样处理讳字的原因。综上信息得出结论：本件“赵模千字文残卷”的年代，应该在北宋以前，确为唐代摹本。
<1>徐邦达着《古书画伪讹考辨》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9-52页。以下引文皆出于此，不复逐一注明。 <2>据《四库全书》本《石渠宝笈初编》卷5。 <3>《抱冲斋石刻》，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前言。 <4>《清史稿》卷41，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568页。 <5>见毛宪民《嘉庆二年紫禁城干清宫失火案》，《历史档案》2005年第2期，第59-64页。 <6>可参刘蔷《清宫“天禄琳琅”前编书的结局与余绪》，《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3期，第11-19页。 <7>此处据前揭刘蔷论文转引，原文见昌彼得着《增订蟫庵群书题识》，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6页，未能复核原文。 <8>似乎英和与其父德宝皆号“定圃”，据刘墉行书册题跋：“癸卯六月中，定圃尚书以高丽纸见贻，辄写数册答之。”（见，洪文庆主编《书艺珍品赏析第九辑·刘墉》，湖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从时间推断，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这位“定圃尚书”为德宝。而龚自珍有一首《贺新凉》，标题是“长白定圃公子奎耀示重阳忆菊词依韵奉和”，奎耀是英和的儿子，这里“长白定圃”显然是指英和。 <9>《清史稿》卷363，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409页。 <10>都穆《寓意编》提到：“成化戊申（1488）余馆授史氏，九月，其家火作，书画多付煨烬，惟此卷（指薛尚功摹《钟鼎款识》）及欧、禇、赵模书数卷独存。”都穆所说“欧、禇、赵模书数卷”，分别指史明古收藏欧阳询仲尼梦奠帖、褚遂良唐文皇哀册、赵模集晋字千文。 <11>《碑帖纪证》说：“吴江吴尚书（山）家刻石，佳甚；苏州翻刻，不善。” <12>韩天寿字大年，收藏中国碑帖法书甚富，号“醉晋斋”。韩天寿编刻的《集帖》十种，其中第四为赵模行书千字文。见上小仓一志撰，韩天寿《冈寺版集帖》の研究，名古屋女子大学纪要（人文·社科），1996年第42号，第273-286页。 <13>见书品杂志，昭和四十五年（1970）第210号。 <14>关于讳字的具体解释皆参考：王彦坤编著《历代避讳字汇典》，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 <15>罗恽观察不够仔细，墨迹残卷“桓公匡合”的“桓”字也加有朱圈，只是有些褪色，不太显明而已。 <16>“让”是宋英宗生父濮安懿王赵允让的偏讳。 <17>李致忠撰，北京图书馆藏宋版书叙录（十一），文献，1993年2期，第178页。 <18>见苏士澍主编《中国法书全集》第9卷·元1，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368页,图版说明第53页。 <19>前揭《古书画伪讹考辨》，下册，第3页。 <20>见《五体千字文选辑》，国立故宫博物院，2010年，第27页。 <21> 如“怀”字御书院本的写法来源于兰亭序；“济”虽与赵模本接近，其实出于集王圣教序；“九州岛”两字连写，见智永千字文之草书。 <22>上述结论若从另一角度考虑，也可以说北宋内府和南宋内府收藏有《赵模千字文》。《宣和书谱》的著录以及高宗朝御书院临赵模千字文，也支持这一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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