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31日对于做语言文学研究的圈内人而言，杨树达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他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享有极高地位，在语法学、修辞学、训诂学、词源学、文字学、古文字学、文献学、考古学等方面都卓有建树。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显得有点点陌生。经常去长沙河西二里半湖南师范大学校区的人或许会注意到他。文学院内有一尊半身石像，那就是杨树达先生的雕像。1937年，因抗日战争爆发，杨树达先生回到长沙，任湖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52年，因中国高校院系调整，转入湖南师范学院任教授，后兼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作为一代语言文学大师，师大文学院以他为荣。 对语言文字完全陷入痴狂状态的研究者 抛掉那些时代的纷扰影响，其实你可以把他当作一个很简单的人，一个对语言文字完全陷入痴狂状态的研究者。他的研究方向主要就是中国的语言文字。毕生从事汉语语法和文字学研究与教学，尤长于金石、甲骨和古文字训诂、音韵及汉语语法、修辞等，有很好的古文修养和精深的学术造诣。“训诂”是他的专长。这个听起来很生僻的词其实意思并不复杂，所谓训诂，简而言之，就是用现代语言解释古字古词。 杨树达先生是很纯粹的学人。他自己曾说“研究让人极其愉快，如果不是有书可读，也许早就死了”。学术对于杨树达先生而言，不仅仅是一份事业，更是毕生所爱。他的生命意义寄托于此，有热爱的人生，充满了意义。他的临终遗言是“我还有好多事情没做完呢”。他说的是《盐铁论要释》的最后一点工作，痴情至此，令人动容。 他研究文字学是起源于对章炳麟的“形声字声不含义”观点表示极大的怀疑。认为“形声声类有假借，同义字往往同源”。其研究方法是“循声类以探语源，因语源而得条贯”。在方法上受到了欧洲语源学的影响，因而研究独具特色且成果超过了前人。他的文字学研究中富有创意的基本论点是：形声字中声旁往往有意义；造字之初已有彼此通假的现象；意义相同的字，其构造往往相同或相类；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四书的字往往有后起的加旁字；象形、指事和会意三书往往有后起的形声字。 杨树达先生继承了乾嘉考据学派的传统，从小就喜欢校释古籍。当他还只有17岁时，便纂辑了第一部专著——《周易古义》。从此以后，整理古文献的工作便一直没有中断，直到逝世的前几天，他还在校释桓宽的《盐铁论》。他一生在古文献的园地上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考订著作主要有《汉书补注补正》、《汉书窥管》、《汉代婚丧礼俗考》、《淮南子证闻》、《盐铁论要释》、《积微居读书记》、《周易古义》、《老子古义》、《论语古义》、《论语疏证》等，不下数百万字。他研究的重点还是纪传体的前后两汉书，尤其是对班固的《汉书》下的功夫最多，他积三四十年精力专此一书，最后写成巨著《汉书窥管》，为历来班书的研究作了全面的总结。历代学人对杨树达先生多有赞美。陈寅恪先生赞杨树达为“赤县神州文字、音韵、训诂学第一人”。连当年称为狂士的章太炎都曾赞扬其“湖南前辈于小学多麤觕，遇夫独精审，智殆过其师矣”。 他与岳麓山有着莫大的缘分 杨树达先生虽然醉心学术，却也从不忘怀家国之忧。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派遣一些所谓“学者”来中国收集情报和收买走卒。有的“学者”久闻杨树达的学术成就，前来拜访，杨一概不予接见。有一次，日本人桥川时雄来访，杨树达当面痛责日寇侵略之无理，令此人不敢深辩。他还提醒大家，祖国文化绝不能让侵略者糟蹋，曾在一首题诗中说：“百年定有黄金价，勿作倭奴席上珍。” 晚年的杨树达住在长沙河西至善村5号。岳麓山与他有着莫大的缘分。杨树达逝世前一年，毛泽东曾恭请杨树达一起爬岳麓山。杨树达先生在其自述中记道：“(1955年)六月二十日，朱科长来，云：‘京中有人来，欲相见’。即留朱同饮，乘朱车登麓山。过爱晚亭口后，下车乘卧舆，至白鹤泉藤椅上小寐。少顷，程颂公(即程潜)来，见告毛主席已来。旋见主席在泉市小坐，随登山到云麓宫。余及程乘舆，仍别有一舆似预备主席乘者，主席健步不乘也。程告余：今日毛渡湘是游水而来，其健真可惊也。席间，毛公杂谈，谈及在第四师范时，曾一次旁听余讲课云。”那时的杨树达，已是生命的暮年。从他日记中对身体状况的描述，或许这是他最后一次上岳麓山了。 他的生命与归宿，最终都系于此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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