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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撑起北京人的菜篮子,那些上“四大菜市场”买尖货的日子

 古稀老人赵 2019-08-31

今天,北京菜篮子极大丰富,“吃什么有什么”,商业网点星罗棋布。但在计划经济时期,物资匮乏,人们想大宗采购或者置办点像样的副食品,都要跑到东单、西单、朝内、崇文门这四家京城最著名的菜市场。

如今,四大菜市场或早已销声匿迹,或全然不复当年风貌,却依然牵动着许多老北京人心底的记忆。

撑起北京菜篮子

四大菜市场“江湖地位”甚高,论起资历来倒是有深有浅。

它们撑起北京人的菜篮子,那些上“四大菜市场”买尖货的日子

东单路口的东单菜市场。

东单菜市场,发端于清末,原址在东单二条,在“四大”里头历史最悠久,最初叫“东菜市”。1950年代初,“东菜市”成了国营菜市场。东单菜市场的建筑布局大开间、高立柱,南门上还顶着圆弧造型,模样像个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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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9月,东单菜市场。冯文冈/摄

西单菜市场,建于1956年,原址在西单北大街路西皮裤胡同。那会儿,北京商业设施极不发达,西单地区却十分繁华,是人们逛街购物的首选去处。所以西单菜市场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曾日接待顾客5万人次,是全国十大菜市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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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9月,西单菜市场。李晞/摄

朝内菜市场,1953年开业,原址在朝阳门内大街南侧老外交部的斜对面。早先是糖市,1950年代拓宽马路,街内的小商小贩结束“雨来散”的生活,被集中到万历桥胡同附近的大棚里各设摊档,逐渐发展成了大菜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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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文门菜市场。

崇文门菜市场,“四大”中最后建成,同时体量最大、货品最全的一家。1960年代,因修地铁,崇文门城楼、箭楼等建筑拆除,留下一片空地。1975年初,为解决周边百姓买菜难,崇文门菜市场动工,门牌是响当当的“崇文门外大街1号”。

崇菜的营业大厅设计成了开阔宽大的穹顶,挑高近4层楼,正面是玻璃墙,气派得像个剧场。1976年3月1日,崇菜正式营业,对口崇文区廊房一条、二条、三条2200户居民的凭证副食供应,这座熙熙攘攘的穹顶建筑从此成为崇文门地标之一。

四大菜市场坐镇北京旧城的东西南北,很长一段时间,它们撑起了北京人的菜篮子,是整个副食行业的风向标。

“被人流拥着往前走”

计划经济时期,四大菜市场天天人头攒动,逢年过节更是没处下脚,进去了都是“被人流拥着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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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4月,朝内菜市场。胡敦志/摄

按说商家到了营业时间,把门打开就行了。但崇文门菜市场却从没有直接开门迎客的时候。每天一早,天刚蒙蒙亮,菜市场门口就候了近百人,赶上年节还得再翻倍。人太多,一拥而入有风险,每天都得先由工作人员在门外把人群组织成几队,这才敢打开门。在崇菜,有的货十分钟不到就卖光了,多数是“一天一咣当”,人们围着柜台,一边温水池里化冻肉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卖肉的速度快。(2010年6月1日,《北京日报》22版《最后的崇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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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春节,崇文门菜市场。叶用才/摄

四大菜市场生意如此火爆,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京城商业机构太少,规模大点的拢共就那么几家,家家都是人挨人、人挤人。“新中国第一店”百货大楼开业当天,光顾客挤丢的鞋就拣了两箩筐。

另一方面是因为计划经济下物资匮乏,买什么都要严格凭票、凭“本儿”(副食证),很多地方就是拿着票都买不着东西。而在“封闭式”、“分配式”供应体系中,四大综合性菜市场作为全市副食行业重点户,商业部门调拨货源时,一般都要给以照顾,所以片儿内居民上“四大”不仅相对容易买着“本儿”上的东西,还能寻觅到细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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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的崇文菜市场。丁世儒/摄

豆腐、瘦肉、稍微宽点的冻带鱼,都是人们大清早去“四大”排队的目标。有“老西单”忆当年:为了让孩子吃上点瘦肉,我隔三差五早晨五点多直奔西单菜市场,大门前已黑压压排出很长的队,有时能排到旁边的民丰胡同。我们苦等七点钟到来,觉得时间过得又慢又长。七点大门开了,有人领着我们鱼贯而入,立在柜台前等着买瘦肉。瘦肉投放量有限,所以我总是很紧张,踮起脚尖抻长脖子极力朝里张望。所幸每人只能买二斤,我还是能买到的,排在后面的就难说了。(2015年6月23日,《北京日报》14版《我们的西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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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2月26日,《北京日报》2版

不辞辛苦,又掌握技巧,是在“四大”买到尖货的秘诀。《北京日报》曾刊文《西单菜市场的最佳买菜时间》,文中写道:想买鲜鱼,可得辛苦一点,最好是早上六点半左右去排队,假如不能早去,也可八点左右去买,虽然排队时间长,但能买到,再晚了就不一定了。

“到商品经济大海里游泳”

改革开放后,供应短缺逐步缓解,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严格按人头分配的副食品供应体制松动,原来必须凭“本儿”购买的东西渐渐可以在市场上以现金议价交易。

1980年,四大菜市场普遍出现议价商品。凭借与全国各地及供应商们的良好关系,加上人员、资金多,吞吐能力强等优势,“四大”能拿到许多炙手可热的俏货,议价粉丝粉条、五香豆干、糖蒜酱瓜等纷纷摆上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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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9月14日,《北京日报》1版

“国营商业不能再坐店等食,要到商品经济的汪洋大海里学游泳。”四大菜市场各显神通:“食品公司供应的牛肉价格偏高,西单菜市场就以1.55元/斤的价格,从外埠自采鲜牛肉,使场里牛肉的零售价,比批发部门的批发价还低。”(1985年9月14日,《北京日报》1版《放下国营大店架子 在改革中做活生意》)

“只要商品受消费者欢迎,就千方百计把它搞进来。”在这方面,崇文门菜市场走得更远。1980年代初,崇菜用手中结余的部分议价商品,到其他地方换成更加紧俏的东西,比如拿北京用议价粮加工成的粉丝到河南换成当地盛产的腐竹。这种“超前”做法被指责是“卖大号”——把配给物资倒卖出去牟利,一时间沸反连天。经过曲折调查,才最终确认:崇菜搞活经营不违反政策,合乎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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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8月,东单菜市场。王振民/摄

到了1986年春节,崇菜已经可以大大方方展销交换来的海南椰子糖、珠江牌啤酒。也是这年,崇菜开启北京菜市场南菜北运的先河,不再依赖各省市蔬菜公司拿货,而是自己转大半个中国收菜,拉来了北方冬天看不到的西红柿、柿子椒,还有四川细菜豌豆尖。紧接着,崇菜开始采购南方水果,包机往回运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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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0月,顾客们在西单菜市场选购盘菜。叶用才/摄

搞活经营还体现在服务上。这一阶段,菜市场们接连推出代客宰鸡鸭鹅、劈猪头剁排骨绞肉馅等业务,同时热卖各色半成品拼盘,七分钱买盘青豆黄瓜丁,五角钱买盘肉片茭白,回家稍微收拾下就能下锅,而这些盘菜都是售货员抽空赶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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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月25日,《北京日报》1版

变革的动能,来自于经营体制切换。1983年,四大菜市场打破“铁饭碗”“大锅饭”,推行内部承包责任制,“联销计酬”“联利计酬”,结果是“一改就变 一包就灵”:西单菜市场熟肉组某售货员,过去不管顾客排多长的队,总是慢条斯理售货,人称“睡不醒”。承包后,她就像变了个人,半天能卖过去一天的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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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2月19日,《北京日报》1版

变革的动能,也来自于市场竞争压力。进菜渠道放开后,国营、集体、个体都可以自己组织货源,连街头小菜摊,都摆着十二三种细菜。随着经济搞活,猪肉经营渠道增多,农民、个体户争先以鲜肉赢得顾客,很快,原本多年只卖冻肉的国营菜市场的肉案上也开始见“鲜儿”。

“招牌还在味儿没了”

1980年代末,“菜篮子工程”启动实施,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大小摊点构成了一张庞大的供应网,副食品零售已然放开,冬储大白菜不再受宠。进入1990年代,商业连锁超市进入北京人的生活,并最终成为主流业态。

商品应有尽有,什么时候都买得着,最直接的表现是“前两年什么破东西都有人要,现在是多好的东西人家都要挑半天”,昔日无限风光的四大菜市场地位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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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新天地广场。

随着城建加速,1991年,朝内菜市场因兴建百货商厦被拆除。1993年,随着王府井大街改造,东单菜市场跟着整个东单二条一起消失,原址建起了东方新天地。1997年,西单菜市场拆迁,地块上伫立起了君太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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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朝内菜市场。

1998年,朝内菜市场重建,与奥士凯物美合作以超市的新面貌落户东四十字路口东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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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17日,《北京日报》5版

2010年,最后一个传统柜台式菜市场——崇文门菜市场闭店搬家,迁至广渠门内大街。5月16日闭店当天,赶来送别的近万名老主顾将货品全部买光,连柜台上的价签都被摘去做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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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新的东单菜市场在和平里西街开业。至此,除西单菜市场未恢复外,其他“三大”都在异地重张,还挂着过去的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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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东单菜市场重张。孙戉/摄

念想儿没断,名儿没变,但味儿没了。记者发现,如今的朝内菜市场生意还算红火,但人们更多称其为“物美”,浑然忘记他带着国营老菜场的血脉。上下七层的东单菜市场像个翻版“家乐福”,门庭有些冷落,售货员制服上绣着“东菜·1902”,但大部分人连老东菜都没有去过。而蜗居广渠门的崇文门菜市场规模缩水,泯然周围一众超市中。

历史资料:北京日报图文数据库、北晚新视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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