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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人的认知视野中，秦统一天下，是“先进战胜落后”的例证，先进的证据就是“郡县制”代替“分封制”、“军功贵族”代替“血统贵族”，进而想象“秦制”是“庶民的胜利”，因为“秦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肯努力，一定能出头。 问题是这些“名词解释”符合事实吗？ 让我们先回顾下《商君书·境内篇》关于军功授爵制的原文：
这段记载，包含着诸多信息： 在前文中已经提到过，就是“行间之吏”，这一长段的集体奖励，绝大部分讲得是“军吏”，而只有最后一句，谈到了“斩首赏爵”，且有限定条件，“能得爵首一者”，意思是，必须是符合标准的“爵首”，也就是敌国有爵者的首级，至少要是个“士”，至于什么“士伍”，“庶人”、“司寇”、“隐官”和其他“徒隶”（刑徒与官奴婢）的头颅根本不作数。 按照《韩非子·定法》的说法就是：
不过，参照汉初《二年律令》中分类法，“公士、上造、簪袅、不更”这四等可称“士爵”，加上“公卒”、“士伍”，理论上算是普通黔首砍一颗首级升一级的全部“机会”，“不更”就是最高上限。 再往上的“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这四级，则是“大夫爵”，就不是平民通过砍脑袋可以得到的爵位了，等于要从“大夫”算起，而“大夫”就有三种选择： （1）“爵吏而为县尉”，也就是以战功补任“县尉”，同时享受“赐虏六人”和“五千六百钱”的物质补偿； （2）“爵大夫而为国治，就为大夫”，也就是以战功补任“（国）大夫”，这是一个“吏职”，正好是爵、职相称，这也就解释了，“大夫爵”任“县尉”为什么要给物质补偿，因为属于“屈就”； （3）“故爵大夫，就为公大夫；就为公乘；就为五大夫，则税邑三百家。”这一句非常重要，意思是原本为“大夫”爵位的，战功“盈论”，可以晋爵为公大夫、公乘、五大夫，而这三个爵位，都有税邑可食，受封300户的租税。 再往上的“五大夫”是非常特殊的爵级，作为“大夫”爵的顶级，它的“盈论”奖励只是增加税邑户数和允许“受客”，至于五大夫跨越到左庶长的方法，《商君书·境内篇》则根本没提。 总结一下，这段话中自始至终没有提到“不更”可以升为“大夫”，也没有提及“五大夫”可以升为“卿”。 另见《商君书·境内篇》：
简单梳理一下，就是战后要检验首级，“将军”权限范围内的授爵，只有“士爵”四等和“大夫爵”四等，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卿爵”根本就不在“军功授爵”的范围内，而需要比“将军”更高层级的“大将”或是“秦君”来考虑。 这个制度安排也不难理解： “军功爵制”只是秦人“待遇”的编制表，它要与“秦制”的“吏治组织”搭配使用，而不是单独的“战功”体系。 现实是，一直到西汉，“军功授爵”仍然保留着一系列的“等级高墙”，不允许轻易逾越。 见《二年律令·捕律》：
秦汉律下，捕盗与战场杀敌比拟，都可以受赐爵位，所以，能够生擒群盗一人或斩杀二人，都赐爵一级，但是，如果只斩杀了一人，也就没达到“爵一级”的标准，和另外两种情况：爵位超过“大夫”、不当授爵者等同待遇，都按照律法用钱抵偿之。 简言之，斩首封爵不得过“大夫”，剩下的都用钱补偿，不仅如此，“秦制”之中“大夫”去亲自斩首，干脆就是犯法的。 见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中规定：
这里的迁不是升迁，而是迁刑，即放逐、贬谪，类似的罪行还有：
翻译一下，就是自佐史以上的官吏有驮运行李的马和看守文书的私卒，用以贸易牟利，均加流放。 这两个“迁”刑的共同点在于，以权谋私犯法，具体到“大夫”身上，作为“治人者”角色，亲自斩首属于严重违背本职“谋私”，所以被严格禁止。 《商君书·境内篇》在“百将”斩首盈论之后，即详叙“五百主”的短兵人数去了，并没有提及“大夫”爵团队斩首盈论的数目标准，过往的观点往往认为进一步升爵还需要等比例放大，考量斩首数目，但这只是一种错误的“推而广之”。 参见《商君书·境内篇》的记载：
问题在于，到了“公大夫”爵已经有“税邑”，对它进行“益田一顷”本身已是重复了，那么，“大夫”也就是赐田宅的顶级了，即田五顷、宅四十五亩，除庶子五人。 不仅如此，还有记载是：
翻译一下，就是“小夫”到“大夫”爵的“官吏”死去，其“官级一等”，就在墓上种一个棵树，注意，“小夫”到“大夫”是爵位身份，而不是官阶身份，但墓树的标准，却是以“官阶”身份对应的，而不是按照爵级树立的，这也说明，这个待遇是专供“吏”的，之所以包含“小夫”，是因为“士伍”到“小夫”，有统领“徒”的“吏”——“校”，还有统领“出公”的“吏”——“操”，“大夫”爵对应的“吏职”则是“国大夫”、“县尉”，也就是在这中间，以“秩”论，而非以“爵”论。 但是有一点确实明确的，那就是“大夫”爵以上，无论是“爵”还是“官”，都不按“低爵”的标准执行，也不存在“以此类推”。 “高爵”与“斩首”相关的制度，我们只能参考下西汉中期的《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简》：
这是西汉中期的战场拜爵制度，里面很明晰地写着“斩首捕虏，毋过人三级，毋过五大夫”，也就是战场上的杀敌俘虏，最多只许赐爵三级，且不能超过“五大夫”爵，这算是一个“通例”。 但是也有例外：
由于简牍残缺，主语不清，但从文意可知，指的是“某种人”从军，斩首俘虏的奖励拜爵要“禅（单）行”，也就是例外于军法普遍规定，可以达到“右更”。 能被特殊单列的，肯定不会是“士伍”、“公卒”，这种规定没有意义，只能是“高爵贵族子弟”，才有资格被如此单列。 说得直白点，就是秦汉军功爵体制，不但“砍人”只是一部分考核标准，在这有限的尺度内，“被砍者”的身份爵位也是考核标准，“砍人者”的身份爵位更是重要的衡量基准，整个制度安排之中，“身份”永远是先决的条件。 相比之下，哪怕只论“斩首”，这套制度对“贵族”敞开的窗口，也远比“平民”要大得多。 这个道理，只要通过《史记·六国年表》的记录，简单回顾一下秦国的战争频率和人口动员的轮次，根本不难理解。 秦惠文王时代，27年间开战11次，前13年打了4仗，只有宜阳一仗规模较大，后14年打了7仗，其中有2次斩首8万的大战，还有1次阻击五国伐秦。 秦武王时代，4年间开战1次，斩首6万。 秦昭王时代，54年间有战争的年份为33年，有的年份同时进行3场战争，其中有斩首数量记录的就达到6次，总数近100万。 看似无比残酷，实际上，《史记》中没有斩首记录的战争，往往意味着规模局限于城邑争夺，甚至都达不到完整的“县”的级别，动员规模往往就是一郡或几郡之地，真正的达到斩首数万、几十万的全面动员战争，上述的85年间，总共只有9次。 所以，哪怕在秦统一之前，有记录的斩首数就达到了181万，可战国时代的人口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大幅锐减，恰恰相反，几百年的战乱之间，各国的人口反而稳步增长，据《中国人口史（第一卷）》（葛剑雄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统计，秦始皇统一后，总人口已达4000万以上，而从陈胜吴广起事到刘邦建立汉朝，短短7年间，人口减少到了1500万—1800万，损失了55%—62.5%。 巨大的人口基数，也就意味着人力资源的充沛，单个“卒”被征发参战的几率并不是100%，而是轮次降低，参战之后，获得首级的几率就更低了，所以在秦军中收拾自己人的现象屡见不鲜，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中就记录了俩案子：
前一个案例是甲在军营附近看到丙拿剑砍丁，要抢夺丁获得的首级，就见义勇为捕获了丙，送过来治罪。 后一个案例是甲、丙二人参战，两人得到一个首级，互相争夺，就来求官裁断，没想到验首级之后，发现受的是剑伤，不是战场上矛、戈之类长兵的战伤，怀疑是谋杀的自己人，于是通告要各部队统计失踪人员，来辨认头颅。 可见，“斩首拜爵”的伟大制度对于秦国平民的最大激励还真不是“同仇敌忾”，反倒把春秋时代秦国“与子同袍”的优良传统给折腾没了，同时也印证了一点，就是“斩首授爵”和“斩首赏金”在效能上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是由于秦朝的记载远比施行“斩首赏银”制度的明朝更少，才少见了“杀良冒功”、“残杀同袍”、“欺软怕硬”的案例罢了。 可以说，“军功授爵制”从来就不等于“斩首拜爵制”，更不是什么“小兵到将军”的“公平制度”，而是一套有着严格身份限制的“待遇”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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