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战爆发90周年纪念 开战的时候，希特勒鼓吹大国崛起，挑战英美秩序。纳粹帝国全盛时期，雅利安人沉醉于星辰大海的梦想，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 战争结束的时候，德国本土失败投降，海外德意志人更惨，受到连累，遭到了所在国的迫害。 在捷克，种族问题颇有几分冤冤相报的宿命意味，日耳曼侨民曾经热烈欢迎纳粹，纷纷表示“看到德意志祖国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战争结束后，捷克人疯狂报复，强奸、杀戮，以牙还牙，血债血偿，日耳曼民族从天之骄子沦为贱民阶层。 本文内容就是展露海外德国人的悲惨命运。 盟国高层在《波茨坦公告》第8条宣布，原住波兰的德裔居民必须返回本土，同时迁移“都应以有序的、人道的方式来执行”。 自中世纪以来，德意志人在东欧繁衍栖息，跟邻居和平共处有数百年。《纽约时报》记者安妮·欧海尔·麦考米克收到消息，据称日耳曼平民受到虐待。1946年10月23日，麦考米克亲入实地调查，确认存在种族迫害状况，迁徙并没有官方宣称的那样秩序井然。 大批德裔居民挤在狭小的火车内，一些人躺在车顶，一些人挂在车边，孩子们被绳子绑在通风口、集热管、铁栏杆上。车厢没有取暖设备，也没有提供充足的食物。时常有波兰人攻击迁徙队伍，抢劫难民身上的财物。 这场人口迁徙的规模浩大，不仅波兰、俄国人有种族迫害的劣迹，全欧洲都参与了暴行，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曾是希特勒的合作小伙伴，战后立刻翻脸，驱逐了境内日耳曼人。捷克号称是东欧最为民主文明的国家，在迫害德国人一事上同样冷酷无情。 当时希腊陷入左右派的内战，东欧国家的边境摩擦不断，法国、意大利的游击队向法西斯余孽猛烈报复。在混乱的局势里，英美无暇关心德国人的遭遇，以为这只是临时现象，人们发泄完仇恨就消停了。事后统计显示，驱逐规模远远超出预期范围，大约1200-1400万平民流离失所，保守估计至少50万人遇害。这是德意志民族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迁徙，只不过出于反法西斯战争的宣传需要，受害者遭到忽视、遗忘。 
德国人曾经遍布欧洲 第一批逃难的德裔居民来自东普鲁士，苏军西进，一路上烧杀抢掠。容克贵族玛利翁·敦霍夫伯爵夫人目睹、记录了流民惨景，从1944年夏天开始，人们络绎不绝向西迁徙，先是白俄罗斯的农民，然后是立陶宛人、梅美尔人，好心的伯爵夫人还收留了400人在庄园临时过夜。 玛利翁·敦霍夫所属家族有着悠久的历史，11世纪条顿骑士团离开德国本土，手持宝剑与《圣经》对外开拓。在十字军远征耶路撒冷的同一时代，条顿骑士团征服了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等地区。  这群开拓者中的佼佼者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Deutsch-Balten），他们重视教育，文化事业繁荣，诞生了一批学者。例如电磁能量守恒定律的发现者、物理学家埃米利·海因里希·楞次，数学界的奇才、现代集合论的创立者格奥尔格·康托尔。 在俄国扩张后，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归顺沙皇，保留了自身的特权地位。日耳曼贵族出入圣彼得堡宫廷，荣升高位。在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中，很多俄国军官出身自这个群体。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仍有波罗的海德意志人活跃于战场，西北战线第一军的指挥官保罗·冯·伦宁坎普就是其中一员，他还领兵抵抗威廉二世的德军，跟同胞兵戎相见。 沙俄境内另有一支伏尔加德意志人 (Wolgadeutsche)，176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为了遏制南方的鞑靼人，发布诏命，邀请德国农民前来移居。在这次地缘政治的变动中，土尔扈特部落离开伏尔加流域，东归大清。 除了俄国外，日耳曼人还广泛地存在于罗马尼亚、捷克和巴尔干半岛。他们通常以技术人才的身份，移民到欠发达的国家。德意志不仅是出产骑士的民族，也是商人、工匠的民族。莱茵河沿岸城市联合组建了盛极一时的汉萨同盟，从乌克兰草原到拜占庭首都，到处都能见到德国人行商的身影。 欧洲手艺最娴熟的铁匠、木匠也是德国人，布拉格是一座德意志人建起来的城市，捷克人住在郊外的波希米亚乡村。直到19世纪末布拉格启动工业化，大量捷克人进城务工，人口结构才发生变化。 罗马尼亚西部的城市同样由日耳曼人建造，12世纪德国移民陆续建造了七座城堡，号称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这个词在罗马尼亚语里，就是七城之地的意思)。 
16世纪的宗教改革给日耳曼民族注入新的活力，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新教伦理鼓励节俭、勤奋，创造财富是荣耀上帝的一种方式。凡新教盛行的社区，迅速积累钱财，民生富庶。 罗马尼亚第二大城市布拉索夫(Brasov)住着大量德国新教徒，它附近不远处是传说中的“吸血鬼德古拉伯爵城堡”。 采矿、货物运输、金融放贷，国计民生的大小事务均由德国人操持。匈牙利贵族、塞克勒族(Szekely山地匈牙利人)军事集团和日耳曼富裕市民构成了“三族联盟”，统治国家。罗马尼亚本地人反而处于社会最底层，当佃农或者杂工。 千百年来日耳曼民族开枝散叶，人口繁盛。到了20世纪的第一年，德意志第二帝国本土有6000多万人，国境线以东生活着1300多万德裔居民，还有900万日耳曼人在奥地利，剩下400万人散布在其他国家。粗略统计，德语人口占欧洲总人口（除俄罗斯人外）的五分之一。 
一战产生了数个新兴民族国家，小国翻身做主后，强化主体民族的地位，德裔居民的苦难从此开启。西普鲁士划归入新波兰，当地85%的德裔居民搬迁回国。政府限制德语的使用，还规定星期日强制休假，这条法令明显具有针对性，按照宗教习惯，德裔新教徒周日一般照常开商店。 捷克斯洛伐克规定，德裔公务员必须要通过捷克语考试测验。著名作家赫拉巴尔，写过一本小说《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主人公捷克人娶了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妻子，遇到种种不便。捷克的民族歧视政策，后来成为纳粹干涉苏台德的一个重大借口。 历史充满了讽刺，在这些小国，德裔居民和犹太人同为弱势群体，惺惺相惜，形成了共生关系。布拉格的犹太家长青睐教育素质更高的德语学校，把子女送进去。 在波兰的排外民粹暴乱中，德裔和犹太裔的社区都会遭到攻击，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伊扎克·格伦鲍姆号召两个民族团结起来，争取自由。然而没几年纳粹党上台，德国趾高气昂地成为欧洲的主人，在全欧洲范围内屠杀犹太民族。 
野心家希特勒开疆拓土，按照他那套生存空间理论，德意志国土狭小，无法承载过剩人口，所以要对外侵略。纳粹试图培育一个人口多达2.5亿的日耳曼民族，其中一亿人口向东搬迁，占据辽阔的欧俄大平原。这项迁徙工程还没来得及启动，第三帝国便摇摇欲坠，苏军全线反击，攻入容克贵族的发家之地。 东普鲁士战役结束后，俾斯麦的儿媳在瓦尔津老家自杀，玛利翁·敦霍夫流亡逃难。伯爵夫人亲自收拾一个旅行包，装入衣服、洗漱用品、文件照片，还有一个老旧的西班牙耶稣受难像。逃亡非常急促，她和厨娘、两个秘书吃了最好的晚餐，用餐完毕，桌上的饭碗还没收拾，就走出大门，门也没上锁。 外面天气寒冷零下20度，道路拥挤，200万东普鲁士人颠沛流离，乘着马车和雪橇出行，甚至还有童车。车辆、马匹、人群来来往往，逃亡队伍后头经常有这样的叫喊声：快跑，苏军距离这里还有四公里！还有三公里！还有两公里！ 
俄国士兵的恶劣名声已经传开，他们军纪松弛，奸淫掳掠。德国语言学家列夫·科佩列夫试图公布军队的暴行，结果遭到逮捕，罪名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他是索尔仁尼琴小说《第一层地狱》的原型，后来跟玛利翁·敦霍夫结识，成为挚友。 逃亡的路上，伯爵夫人看着满目疮痍的江山，言简意赅地说道：“700年的时光消失了。”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等省份划入战后的波兰境内，日耳曼人在短短几个星期里失去了祖辈的基业。 所有德国人都遭到劫难，反法西斯义士也不例外 捷克斯洛伐克官方早在1942年就制定了驱逐德裔的方案，共和国的缔造者爱德华·贝奈斯，担任流亡政府首脑。他和丘吉尔首相达成私下协议，一旦战争胜利，盟军默许捷克迁走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次年美国和苏联同意协议。 
二战有个著名的图片，纳粹吞并苏台德地区，当地民众的反应。主流官方认为，这是捷克妇女因为痛哭亡国，被迫举手致礼，不过也有学者考证分析，这是日耳曼侨民，等来了“王师北定捷克日”，喜极而泣。 当时德国的势力如日中天，捷克本土沦丧，谁也想不到双方的处境会颠倒过来。1945年5月盟军胜局已定，贝奈斯以王者归来的姿态，返回布拉格，他得意地说：“我们决定在共和国境内一劳永逸地解决日耳曼问题。” 19日当局颁布总统令，要求日耳曼人去商店，排队必须排在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的后面，穿的衣服上必须标记字母“N”，这跟纳粹强迫犹太人穿戴黄色大卫星的举动如出一辙。 种族清洗的过程循序渐进，好似温水煮青蛙。先出台这些歧视性规定；然后从经济上压榨，没收德裔居民的财产、土地，不许购买牛奶、肉类等紧缺物资；最后开除公民资格，迫使其背井离乡。  贝奈斯的反德措施，得到了各个派别的支持，一贯强调平等博爱的自由党人支持了驱逐令，一贯强调宽恕仁爱的教会也支持了驱逐令。全体捷克人怀着刻骨的仇恨，报复、虐待德国人，一些青年抓获党卫军士兵后，在他们身体上用刀刻上纳粹万字符，刻意羞辱他们。 平民的境遇没好到哪儿去，无论你是否支持希特勒，一律当成“德国鬼子”对待。社会主义者、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 Jews跟德国文化融合，说德语的犹太人）、甚至连公认的反法西斯人士都在驱逐之列。 出生于捷克小城斯维塔维的奥斯卡·辛德勒，这位保护了上千犹太人性命的义士，失去了国籍与财产。只有跟捷克族结婚的德裔居民破例，获准留下来。 
莫斯科驻扎东欧的秘密警察头目伊万·谢洛夫（他后来当上克格勃领导）报告，每天有5000个难民返回德国。1930年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日耳曼占人口的30%，到了1950年人口普查时，这个比例不到2%。 300万人迁离苏台德回到德国，乘车的路途常常会遭遇不测。1945年从布希纳前往莫什捷尼采的一列火车上,德国难民被捷克军人拦住拽下,带到郊外地区,挖了一个坟地。随后,捷克军人枪击射死了妇孺在内的全部德国人，120名女子和74名儿童倒毙在刚挖的坟地里。 捷克人报复之残酷，连苏联人都看不下去了，朱可夫私下告诉斯大林，驱逐行为太过火了。部分迁徙的难民队伍，主动请求苏军“护送”。后来布拉格政府声称有2.5万人死于种族驱逐，而西德给出的数字是28万，差不多每十个难民里就有一个遇害。 跟捷克不同，波兰的反德行为自下而上，起初没有高层政治家的参与。游击队、苏军队伍里的波兰士兵充当排外主力。1945年7月1日，一支波兰军队来到波美拉尼亚的小村庄马库史韦德，勒令村民马上离开，只留下30分钟时间收拾行李。德裔居民立即把衣物、贵重物品，塞进包袱，干粮都没来得及带上。 
行程持续了6天，难民徒步行走，在田野里捡谷穗，摘取路边野果充饥。波德边境地带天气反复无常，前一分钟烈日当空，下一分钟就会下起冰雹大雨。很多成年人精疲力尽地倒在路边，然后再也没起来，不满周岁的婴儿几乎都死了。 盟军高层和波兰政府在民族问题上争执很久，没定下具体方案。东普鲁士地区的平民离家搬迁，仅仅是避免战火的暂时举动，有些人想等到和平之后重返家园。1945年战争结束后，有125万人回到东普鲁士。 苏联想留着德国人当奴工，波兰民众却极度排斥，意图先行驱赶德裔，造成既成事实。6月的最后两个星期里，有274206名日耳曼人未经法律程序，便遭到驱逐。 迫害德裔的消息不胫而走，美国多家媒体前来报导，《纽约时报》发文：“这一重新定居的规模，以及其中发生的状况，皆为史上所罕见。亲眼目睹其恐怖情形的人都不会怀疑，这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历史将施之以可怕的报应。” 斯大林也要求制止驱逐行为，这倒不能说明他有多好心，而是因为难民蜂拥到德国苏占区，带来了很大的管理难题。 
德国最东部的城市格尔利茨，电线杆上贴着告示：“本城正在发生饥荒，所有滞留难民，请前往粮食问题不严重的地区，如果你无视这条警告，你很可能饿死。”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波兰当局介入，使得迁徙有序化。交通部门安排火车接送，每列火车有10名警卫提供保护。政府出台规定，无人陪伴的孩子、老人、病人只能在夏天遣送，而且乘坐加挂医疗车厢的专列，怀孕的妇女必须在分娩后才遣送，能说德语的医护人员跟车保护。 即便如此，规定执行起来打了折扣。很多运送乘客的车厢原本是货车，用来运送牲口的。车内未设置厕所卫生间，难民们满身粪便。 列车抵达边境时，要停靠数天，甚至三四个星期，等待盟军的放行许可。在出境之前，难民要根据波兰政府规定接受搜查，带的现金不超过500马克，到了德国后，他们找不到住处，躺在大街上席地而睡，瘟疫疾病蔓延。
波兰总共驱逐了610万德裔居民，匈牙利驱赶了62.3万，罗马尼亚驱赶了78.6万，南斯拉夫驱逐了50万，不过后三个国家反德情绪不高，迁离工作较有秩序。最为悲惨的是伏尔加河德意志人，早在1941年就被苏联驱赶，迁至中亚的哈萨克草原，再也没能回到德意志祖国。 浴火重生的新德国 东欧各国迫害德裔平民的暴行，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正当性。捷克总统贝奈斯流亡伦敦的时候，公开发表过对日耳曼人“不要留情”“血债血偿”等言论。 “德意志人不仅是暴行实施者，同时也是暴行受害者，东欧德意志人承受的罪恶，部分抵消了他们自己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犯下的罪恶。”这是新纳粹崛起的思想基础。 诚然，波兰、捷克自开国起就实行民族沙文主义，但是跟纳粹相比，显得非常原始落后。希特勒发明了集中营、死亡行军等种族清洗方式，法西斯在机械化流水线的毒气室里灭绝犹太人，跟东欧那种村镇级别的族群杀戮，完全不是一个层面。 德国在东欧引入现代化的种族迫害模式，波兰人、捷克人学到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战争释放了人类的暴力天性，残忍行径变得司空见惯。
二战在欧洲东部，是各民族的互相仇杀报复，有几分“春秋无义战”的意味。但在英美国家看来，二战是正义对邪恶的裁决，惩罚只针对穷凶极恶的少数纳粹分子，广大德国人民群众是无辜的、爱好和平的。 欧战胜利后，美国前总统胡佛拜访恭贺杜鲁门，同时提出处置战败国的建议：“你可以选择报复，也可以和平解决，但不可能两者兼得。”派驻德国的政治顾问罗伯特·墨菲，向国务院致信，请求官方谴责波兰的反德暴行。 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德国英占区，亲眼看到面黄肌瘦的孩子们，恻隐之心流露，向伦敦发送支援求助。英国甚至削减自己的口粮配给，运输到德国大城市。 1946年英国政府出手帮助波兰德裔，组织了代号为“吞咽”的难民接收行动。盟军派遣八趟列车往返于什切青到吕贝克，车厢内饮食药物供应齐全，每天大约有6000人来到德国英占区，到1940年代末，总共425万人定居住下。 境外日耳曼人回国后的最初日子里，不能适应新环境，他们跟本地人说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德国大批住宅毁于飞机轰炸，成千上万的难民无家可归，不得不寄居在纳粹建的集中营里。 这场大规模移民迁入，短期内增加了管理成本，而从长远来看，弥补了德国本土的人口损失，只要熬过困难期，就能收获人口红利。纳粹把大部分年轻男性带到战场送命，只剩一些老弱妇孺留在家里。 1918年出生的德国男人中，2/3未能活过希特勒的战争，战后男女比例达到了10:16。一位英军少将在德国的土地上行走数千英里，没见到几个17-40岁的身体健全男子。境外日耳曼人回到祖国后，在当地结婚就业，维持社会稳定。
西德首任总统威廉·皮特统计称，人口增长了25%，美国驻德专员给出的数据接近。德国的总人口反倒比战前更多，增加了600万人，无论是苏联还是法国都担心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德意志，因此促成两德分立。 德国不仅吸收了这一批移民，往后还不断引入意大利、土耳其的外籍劳动力，填充工作岗位。900万境外日耳曼人，尤其是东普鲁士人坚定反苏，再加上150万后续逃出柏林墙的东德人，两类群体统称为“回归者”，组成了强有力的院外压力集团。 外交部长哈尔斯坦根据“回归者”的要求，宣布波恩政府在国际上代表整个德国,不承认东德政权的合法性。除苏联以外,任何承认东德的国家,波恩都不予以建交。在联邦德国，商店卖的、学校里挂的，甚至政府部门的地图，依然是1937年的德国版图，即魏玛共和继承下来的，希特勒扩张侵略以前的版图，那个版本的地图包括了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故土。
联邦德国早期在中间右派掌控下，社会民主党晚至1960年代末执政，这不是没有缘由的，此时“回归者”迈入老年，无法在政坛发挥影响力，到今天这个群体及其后裔已经完全融入了当地社会。曾几何时，日耳曼人四处扩展，从黑海到波罗的海，从莱茵河到伏尔加河，遍布欧洲，现在这个民族局限在德国和奥地利本土，无法恢复昔日的荣光。 |
|
|
来自： 冲霄3e8ixadnpn > 《时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