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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杯第二 春秋讥文公以丧取。（取通娶。此指鲁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齐纳币事。纳币即纳征，士婚礼之四，或言过定。纳币之后，婚礼之事基本定了，下面便是请期和亲迎了。言丧取者，犹在服丧之期而娶妻也。丧娶无礼，故讥。）难者曰：“丧之法，不过三年，三年之丧，二十五月（白虎通丧服篇：三年之丧，实以二十五月。）。今按经：文公乃四十一月方取，取时无丧，出其法也久矣，何以谓之丧取？”曰：“春秋之论事，莫重于志。今取必纳币，纳币之月在丧分，故谓之丧取也。且文公秋祫祭，以冬纳币，皆失于太蚤（孔颖达疏云：“祫，合祭祖。大祖三年一祫。谓当祫之年则祝迎高、曾、祖、祢四庙，而于大祖庙祭之。天子祫祭则迎六庙之主。今言四庙者，举诸侯言也。”今文公秋祫祭乃指：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庙，跻僖公。此大事便是祫祭。三年一祫，今犹在文公二年，故言太早。而冬纳币未出三年之丧，也言太早。），春秋不讥其前，而顾讥其后，必以三年之丧，肌肤之情也，虽从俗而不能终，犹宜未平于心，今全无悼远之志，反思念取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讥不出三年，于首而已讥以丧取也，不别先后，贱其无人心也。缘此以论礼，礼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节具，则君子予之知礼；志和而音雅，则君子予之知乐；志哀而居约，则君子予之知丧。故曰非虚加之，重志之谓也。（按白虎通，三年之丧礼制实行时以二十五个月为限，即守丧至第三年即可。因而文公的祫祭和纳币从制度上并没有可指责的地方。今春秋诛心如此，非欲正礼反而是偏礼也。礼过于苛也，殊失礼治之道。守丧之礼，其道在哀。若丧期淫乐，自不可取，两国通婚便需斟酌。以国家通婚不仅仅是个人喜事，还是国家政治大事，若于国于民有利，更不能苛责如此。按今天的话说，多少有些鸡蛋里挑骨头的意思。如此的礼不是导民于善的规矩，而是善的流言、道的枷锁。）志为质，物为文，文着于质，质不居文，文安施质；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文质偏行，不得有我尔之名；俱不能备，而偏行之，宁有质而无文。虽弗予能礼，尚少善之，介葛卢来是也（僖二十九年：春，介葛卢来。介，东夷国也，在城阳黔陬县。葛卢，介君名也。以其夷狄，不熟悉中原礼仪，不能行朝见的繁复大礼。然其能来鲁国拜访，便可结两国之好。有这个质，便是善，其不能礼之无文也便可以理解。然这个提法是有问题的。己之礼非人之礼。两国外交，应互相尊重，哪能以己为是而以人为非呢？礼之道，非重己礼，乃互敬以为礼也。）；有文无质，非直不予，乃少恶之，谓州公寔（通“是”）来是也（桓公六年： 春正月，寔来。寔来者何？犹曰是人来也。孰谓？谓州公也。曷为谓之寔来？慢之也。曷为慢之？化我也。这里说的化我，为齐国方言，乃是对我无礼之意。然考《左传》：书曰“寔来”，不复其国也。可见因其失国难回，朝见鲁国乃是从曹国直接去的，鲁人便认为失礼。可能是带的礼品不够礼数，或者是失国失去了应该有的爵位而仍然以国主名义拜访，鲁人心中不爽，于是少恶之。然而这样的作法实际上是鲁人很无礼和没有修养，有点落井下石的意味。以一个失国流亡之人为有文无质，而大加讥诮，这样的事都能搬到台面上礼所当然地讲，缺少基本的恻隐不忍之心，根本就是无礼）。然则春秋之序道也，先质而后文，右志而左物。故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辞令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引而后之，亦宜曰：‘丧云丧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贵志以反和，见其好诚以灭伪，其有继周之故若此也。(孔子之言见于《论语·阳货》，其主旨是认为礼不仅仅在玉帛这样的表面形式，乐也不仅仅在钟鼓这样的表面形式，礼乐的实质内涵更为重要。礼乐的本质是齐人于善导人于道，民用之大乐，国用之大治。世用礼乐，往往专事其末，而往往失去了礼乐的根本，在没必要挑理的地方，固执其末，却失其本。前面文公、介葛卢及州公之事便是其例。所以孔子“明其贵志以反和，见其好诚以灭伪”颇有些返璞归真的意味。而言继周，儒者还是以宗周为尚也。董子引用孔子的话，认为礼应把握实质。可惜其却认识不到什么是实质。按照礼数形式上没问题，但实质上是有问题的，其实主要是想证明文公是需要指责的。董子忙于诛心于莫明，却忘了礼的根本就是民乐也，民之不乐，礼之焉用？) 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曰：缘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一日不可无君，而犹三年称子者，为君心之未当立也，此非以人随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当，而踰年即位者，与天数俱终始也，此非以君随天邪！（庄公三十二年有云：“君存称世子,君薨称子某,既葬称子,逾年称公。”士人有三年之丧的礼法，然国君故去，新国君必在第二年称制即位，是以君权大于人权，故夺三年之丧的礼法，在即位的问题上，不受三年之丧的约束。然而即位却不能立即和马上，必等第二年开始，颁布正朔，方始即位。这个便是从天数结束时（一年终）结束已故君王的年号，天数开始时（新年始）即位开始新的年号，这样认为是顺应天道的。）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以前面的例子推导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观点是荒谬的。丧礼之法和君位继承之法本来就可以不相冲。丧礼的本质在哀，而哀非什么事情都不做。心哀并不妨碍国君治理国家，只需要三年内避讳喜乐之事便可。国君治理国家非喜事也，若是为民，当是苦事。“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显然事以天驭君，以君驭民之意。若春秋以此为义，则春秋无大义也。以人随君，以君随天。近乎道也。然随非驭也。屈君伸天以有所畏者，可也。而言“屈民而伸君”者，董子之流悦皇权而取富贵之法，岂是春秋之大义。春秋大义，民本为先。君从民出，则君轻而民贵。屈民伸君则民怨，屈君事民则民安。屈民伸君，终成桀纣。屈君事民，恺悌君子。此儒者仁本之意，礼乐襄治之途。） 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透彻的意思）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参错，非袭古也。是故论春秋者，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五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行不当言赘。屠以言杜。不当之行犹附贅縣疣，必屠杀而杜绝之。老子云：其在道，曰余食赘行。此其意也），是以人道浃而王法立。以为不然，今夫天子踰年即位，诸侯于封内三年称子，皆不在经也（言其不在礼也），而操之与在经无以异，非无其辨也，有所见而经安受其赘也，故能以比贯类，以辨付赘者，大得之矣。（有所见当是有惯例为众人认可之意。言见者，人所常见也。虽不合于礼，却因有惯例而众人认可，故不认为是不当的行为。董子认为是安受其赘，实际上还是认为不合于礼的行为不管是否为众人认可，依旧是不当的行为。对这样的行为还是要进行辨认的。这不免有些太过拘泥了。） 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体之可肥臞（音衢，少肉也。）而不可得革也。是故虽有至贤，能为君亲含容其恶，不能为君亲令无恶。（性善、性恶之论犹有后天迁移之途，董子此论更是极端。人天生善恶，后天竟不能改易。这是想从根本上实行血统论。君生而为君，民生而为民。而且为君主辩护，君之善恶由天不由己。如此恶君由天，民必受之？媚君如此，终亦未见大宠于汉武，而若以此而言大儒，后人深以为耻。）书曰：“厥辟去厥祇（此文《尚书》无，今本《尚书》为：“厥辟不辟忝厥祖。”两者意思应该是一致的。祇者神祇也。今本所言以君失德而令祖先蒙羞，而“厥辟去厥祇”的意思为：“这样（作恶）的主君应该去除他的神位。”）”事亲亦然，皆忠孝之极也，非至贤安能如是。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耳。（此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所言，当指德行而论。后人引之多注重名位之差，因而过份强调君父威严和臣子之孝顺，从而构建了严格的等级次序，已经严重偏离了原来重视德行的根本。） 文公不能服丧，不时奉祭，不以三年，又以丧取，取于大夫，以卑宗庙，乱其群祖，以逆先公，小善无一，而大恶四五（文公很冤呀，在本身有争议的礼数上被盯住不放，似乎写史者和文公有恩怨的样子。史笔贵直，不记执政得失，不记民之喜乐困苦，却在这样的问题上无理纠缠，甚至连文公更尊崇僖公这样的不应该有争议的问题，也要拿到台面上掰扯，非要分个位次高低，殊失大儒之态也。儒者为国为民方是礼之根本。）；故诸侯弗予盟，命大夫弗为使，是恶恶之征，不臣之效也。出侮于外，入夺于内，无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于大夫，四世矣。”盖自文公以来之谓也。（政逮于大夫又岂是文公之过？在今看来，分权公室，颇有些民主的味道。若能相制以行，未似不是一种良好的治国方略。时鲁国民安国富，史笔如何不在此处更作关注？文公受诸侯排挤，史笔污言，或者便是其欲革新所致。然春秋有晦，后人唯有掩卷叹息。） 君子知在位者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以六艺养其德也）。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着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能兼得其所长，而不能遍举其详也。故人主大节则知闇，大博则业厌。（这句话在贾谊《新书·容经》中为：“人主太浅则知暗，太博则业厌。”就是说人主学问太浅薄则见识昏庸，而爱好太广博则对政务之事情有损害。然此处非言浅而言节。节非浅也。董子引此语，必不同贾生也。何况贾生的解释好像和前面所论有些不合拍。节者，明礼有制度之名。《易》云：“制事有节，其道乃亨。”又云：“苦节不可贞。”此苦节者，太节也。太节者，大节也。而知者，是是非非之谓也。就是说，人主如果过份看重礼制表面形象的建设无形中便忽视了对是是非非的准确判断，所以叫知闇，是非不明也。而博者当通鎛也。鎛者，鱗也。钟上橫木上金花也。业，大板也，所以饰悬钟鼓。厌，狭窄也。就是说，钟饰的大板上装饰的金花过大的话，大板会显得很狭窄。此为喻也，以言礼制不能过份修饰。董子主张礼制不能太过，不能离开明是非这个根本。此言善也。然其言是非乃基于天言是非，基于君明得失，根本没有考虑民之生死苦乐。言人知闇，己知闇也。言人业厌者，己业厌也。）二者异失同贬，其伤必至，不可不察也。 是故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齐时蚤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吾取之。（力不劳，而身大成。俗人所愿也。董子其俗人乎？孟子云：“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是孟子知圣化之大道呀。圣人出于民而非出于天也。） 春秋之好微与，其贵志也。（贵志就是诛心。诛心没有问题，就是看出发点在哪里。其重在民则善，其独在君则媚。）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是故君杀贼讨，则善而书其诛；若莫之讨，则君不书葬，而贼不复见矣。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贼不复见，以其宜灭绝也。今赵盾弑君，四年之后，别牍复见，非春秋之常辞也。（不复见，相当于今所言封杀。史书应直笔记事以为后人考者，如何妄凭一己之见而行封杀？云董狐直笔者，直己胸臆罢，也没有做到公正中立不预设立场。赵盾弑君，其实非其弑君，乃是背了一个弑君的罪名罢了。别牍复见才是正常的治史常态，董子所谓春秋之法，甚不可取。）古今之学者异而问之曰：“是弑君，何以复见？”犹曰：“贼未讨，何以书葬？”(昭十九年：葬许悼公。许世子止进药而许悼公因药而亡。虽是止弑君也，然诛心原志，止非有心弑君者。进药乃尽孝，所以君子之赦止也，故得以书葬。这跟今天的观点相差更大。若进的药有问题，直接导致死亡，那便是弑君。若进的药无问题，当是自然死亡，无疑是尽孝。何必诛心原志，为模棱两可之言？)何以书葬者，不宜书葬也而书葬；何以复见者，亦不宜复见也而复见；二者同贯，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复见，直以赴问而辨不亲歉，非不当诛也；则亦不得不谓悼公之书葬，直以赴问而辨不成歉，非不当罪也。若是则春秋之说乱矣，岂可法哉。故贯比而论，是非虽难悉得，其义一也。今诛盾无传，弗诛无传。以比言之，法论也，无比而处之，诬辞也。今视其比，皆不当死，何以诛之。春秋赴问数百，应问数千，同留经中，繙援（演绎引述也）比类，以发其端，卒无妄言，而得应于传者；今使外贼不可诛，故皆复见，而问曰：‘此复见，何也？’言莫妄于是，何以得应乎！故吾以其得应，知其问之不妄，以其问之不妄，知盾之狱不可不察也。夫名为弑父，而实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为弑君，而罪不诛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语盾有本，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无邻，察视其外，可以见其内也。今案盾事，而观其心，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弑之邻也，按盾辞号乎天，苟内不诚，安能如是，是故训其终始，无弑之志，挂恶谋者，过在不遂去，罪在不讨贼而已。臣之宜为君讨贼也，犹子之宜为父尝药也；子不尝药，故加之弑父，臣不讨贼，故加之弑君，其义一也。（是知人言可畏。人子非死孝则不能尽其节，臣子非死节则不能尽其忠。）所以示天下废臣子之节，其恶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讨贼为歉君也，与止之不尝药为歉父无以异，盾不宜诛，以此参之。问者曰：“夫谓之弑，而有不诛，其论难知，非蒙之所能见也。故赦止之罪，以传明之；盾不诛，无传，何也？”曰：“世乱义废，背上不臣，篡弑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恶之诛，谁言其诛？故晋赵盾、楚公子比皆不诛之文，而弗为传，弗欲明之心也。”问者曰：“人弑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讨者，非一国也。灵公弑，赵盾不在，不在之与在，恶有厚薄，春秋责在而不讨贼者，弗系臣子尔也；责不在而不讨贼者，乃加弑焉，何其责厚恶之薄，薄恶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视人所惑，为立说以大明之。今赵盾贤，而不遂于理，皆见其善，莫见其罪，故因其所贤，而加之大恶，系之重责，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义，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恶薄而责之厚也；他国不讨贼者，诸斗筲（音梢。斗筲，竹器。）之民，何足数哉！弗系人数而已，此所由恶厚而责薄也。传曰：‘轻为重，重为轻。’非是之谓乎！（这样的逻辑，我很是无语。你认为我有责任有能力救你，而我却没有救你，你死了，我便要承担责任，甚至背上杀人的罪行，哪怕我什么也没干。这是一个怎样的无赖和混账的逻辑？况纣无道，武王可讨之而不以为弑君。晋灵无道，百姓久怨，赵穿杀之，乃诛无道也。何赵盾反而背上弑君之罪呢？仅仅因为其有贤名，且有能力，就一定要维护暴君的周全吗？甚至还是在晋灵动了杀机之后。董仲舒根本不关心百姓的苦乐呀。因此董子所论殊失儒者大本，也非宗周文武之道也。）故公子比（訾敖（？—前529年），芈姓，熊氏，名比，字子干，楚共王的第三子，楚康王、楚灵王的弟弟，也被称为公子比、右尹子干。前541年，公子围杀死侄儿楚王郏敖自立，公子比北逃晋国。前529年，楚国人推翻楚灵王，公子比回国即位，不久又被弟弟公子弃疾逼迫自杀，被葬在訾这个地方，因此称为訾敖。）嫌可以立（认为不可以立），赵盾嫌无臣责（认为没有尽到臣子责任），许止嫌无子罪（认为没有尽到儿子责任），春秋为人不知恶，而恬行不备也，是故重累责之，以矫枉世而直之，矫者不过其正弗能直，知此而义毕矣。”（《后汉书·霍谞传》云：“ 《春秋》之义，原情定过，赦事诛意，许止虽弑君而不罪,赵盾以纵贼而见书。”这是两个故事，前面说的故事指《公羊传》说，许悼公是在服了其子止所进药之后死去的，因此经称许止“弑君”；但许止并非想毒杀悼公，只是所进之药不相宜，没有被治罪.但是悼公死了，所以孔子写《春秋》时，很坚定地认定许止的行为是“弑君”。据《春秋三传集注》的作者杜预分析，孔子写《春秋》遵守褒贬分明的原则。孔子对臣子向君王进药，无论是否当场毒死，也无论进药前是否由臣子尝过，都是当作罪恶看的。后面说的故事指晋灵公听信屠岸贾谗言欲谋杀相国赵盾，事不成，盾逃离绛城，路欲侄子赵穿，停车相见，询问缘由后嘱赵盾莫出境，盾既往首阳山住。穿回见灵公，假意谢罪，灵公信为真诚。后又劝灵公广选美女，以此为由谴开了屠岸贾。在这之后，赵穿有请求在军中挑选二百名骁勇战士做灵公的桃园宿卫，灵公也同意了。后赵穿带领这二百亲信战士杀死了晋灵公，因为晋灵公无道好杀，百姓怨苦日久，竟无人归罪于赵穿。后赵穿迎赵盾回绛城，立公子黑臀为成公。在这之后，赵盾曾到史馆见太史董狐，索要史简查看，看到史简上写着：“秋七月乙丑，赵盾弑其君夷皋于桃园。”赵盾说：太史你错了，我当时在河东，离绛城二百多里，怎么知道弑君的事呢？你这不是诬陷我吗？”董狐对他说：“你是相国，出逃却没出国境，回来之后也没声讨弑君之贼，说这件事你不是主谋，谁能信啊？”。赵盾问太史董狐：“还能改写吗？”董狐说：“头可断，此简不可改”赵盾叹气说：“唉，史臣的权利真是比上卿、相国还大啊，我恨自己当时没能出境，免不了背负万事骂名，真是后悔莫及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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