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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论大战略》

 顿悟渐修 2019-09-01

>> 狐狸追逐多个目标,其思维是零散的、离心式的。而刺猬目标单一、固执,其思维坚守一个单向、普遍的原则,并以此规范一切言行。伯林据此为分析人的思维提供了一种分类法。

>> 伯林认为,柏拉图、但丁、尼采、黑格尔属于刺猬类型,而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歌德则属于狐狸类型。

>> 托尔斯泰,时而像一只固执的刺猬,试图追寻历史发展的规律,时而像一只多疑的狐狸,鄙夷历史解释和经验。狐狸和刺猬的特点在他身上出现某种交汇,而交汇点就是“常识”。伯林的结论是:常识是某种自发、单纯而未被理论污染的东西,经得住时间检验。

>> 狐狸式思维的人善于归纳各种不同信息,而不是仅依据“宏大图式”进行推导;刺猬式思维的人则恰恰相反,他们拒绝批判和反思,往往沉浸在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里。

>> “狐狸和刺猬的悲剧在于,彼此都缺乏对方所具有的一些能力”。那么,这两种互相对立的思维方式能否并存?如果把刺猬的方向感和狐狸对环境的敏感性结合起来,也许就能孕育出成功的大战略。

>> 如果把刺猬式思维理解为对战略目标和愿景的规划,把狐狸式思维理解为对自身能力的评估和调控,那么目标与能力的平衡即为战略。

>> 实施大战略不能让固定的原则或偏见捆住手脚,一个好的战略未见得自始至终都能逻辑自洽,甚至不排除前后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战略更多关注的是“规模”,也就是说,可以影响多少人,能带来多大收益,或导致多大成本损耗,由此判断目标与能力是否相匹配。

◆ 第一章 穿越赫勒斯滂海峡

>> 伯林意外寻获两条在思想史上留名的途径。一条是神谕式的,这是史上祭司们的惯技。另一条是伊索寓言式的,托物言志,将你的观念以动物的形象体现,这些观念将永存不灭。

>> 狐狸型专家的预测依赖的是一种直觉式的“对多渠道信息的拼合”,而不是基于一些“宏大图式”推导出来的结论。他们不信“模糊的政治主题”能够成为“精确严谨的科学界的研究对象”。他们中的佼佼者“都有一种自我贬低式思维模式”,“对任何思想均持批判态度”。但他们的观点往往层次不清,缺乏逻辑——主观倾向性太强而缺乏合理论证,以至难以吸引人们的注意。政策制定者更是无暇倾听他们的观点。

>> 那些刺猬型专家避免自我贬低,无视批判性观点。他们不遗余力地提出那些大而泛的解释,“对‘不明就里’的人表现得很不耐烦”。当他们挖掘的智识的洞穴太深时,他们只会低头继续深挖。他们成为“自己先入之见的囚徒”,被困在自鸣得意的循环之中。若取其部分观之,则他们的表现可圈可点,但与实际发生的一切并无太大关联。

>> 泰洛克提出了一个“良好判断理论”:“自我批判式思想家,更擅长探寻变动形势下的矛盾动态,进行预测时更为谨慎,能更准确地从错误中总结经验,不太倾向于合理化这些错误,更愿意及时更新自己的观念。在这些优势的共同作用下,他们能更好地预测下一轮事件发生的概率,紧扣住现实的可能性。”

>> 菲茨杰拉德在1936年提出的检验标准:一流的智者“能够同时在脑海中持有两种相反的想法,并且仍然保持行动力”

>> 我们需要在自己的大脑中调和刺猬的方向感和狐狸对周围环境的敏感性,同时还要保持行动力。

◆ 第二章 长墙

>> 希腊人认为文化是一种品格,它具有跨越规模的可预测性,无论主体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无论其面对的是小事、大事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事情。

>> “强者可以为所欲为,弱者只能逆来顺受”。

>> 战争“改变了大多数人的性格,使人的性格与其时运相匹配”[插图]。最伟大的雅典人也不例外。

>>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写道,坦然自若的撤退“非常罕见”。

>> 更多时候,军队和国家无法区分有秩序的休战与卑微的投降,或者说无法区分远见与恐惧。被放弃地区的命运将引起公众的关注和不满,军队可能会对其领导人失去信心,也会丧失自信,而且无休止的殿后行动只会强化军队的恐惧心理。这种撤退产生的后果不容小觑。

>> “如果我们停止统治他人,我们将面临被统治的危险”。这也是伯里克利反对撤销针对迈加拉的禁令时曾给出的理由。

>> 如果一个国家的名誉受到质疑,那么其能力必须变得无限强大,否则虚张声势将成为常态。这两种方法都不可持续:这就是为什么长墙最初得以存在。它是将重要的东西和不重要的东西区分开来。一旦模糊了两者之间的界限,导致长墙倒塌(正如伯里克利和肯尼迪所做的那样,不愿有所舍弃),则恐惧就会变成实际的景象,景象会投射成为映象,并且随着映象不断扩大,它会变得越来越模糊,从而难以分辨。

◆ 第三章 老师和约束

>> 《孙子兵法》既不是历史,也不是传记,而是格言、规程和绝对主张的汇编:“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 《孙子兵法》中的内容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是锁链,旨在防止这种脱节情况的发生。“夫兵形象水。”孙子接着解释道。如果你攻击敌人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即“避实而击虚”,则“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

>> 简单性与复杂性并存,且简单性可以指导我们理解复杂性。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

>> 孙子通过将有限的法则与多样的实践进行组合,试图获得感知能力(甚至是常识)。

>> 他将不同的观点分别投射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和规模上,以便在脑海中同时保存对立的观念。

>> 恺撒已经50多岁,就像普鲁塔克所说,他已没有时间“在未来成就上超越过去的功勋”。他的行事开始变得急速而草率,并最终导致自己于公元前44年3月15日被刺杀,这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刺杀事件。因此,恺撒的一生为后世树立了典范,警示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 当时的屋大维已深知继承权位和成为一名合格的领导者之间的差异。前者可能在一夜之间实现,后者则可能需要花费毕生的精力。屋大维从未说过他是如何学到这一点的,但有幸得以在最伟大的领导者身边行事,倘若什么都没有学到,那他肯定是个傻瓜了。

>> 盖智者,能机权,识变通也;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仁者,爱人悯物,知勤劳也;勇者,决胜乘势,不逡巡也;严者,以威刑肃三军也。

>> 屋大维从得知恺撒遗嘱内容的那一刻起,就专注于为其“父亲”复仇,专注于完成罗马的复兴,坚决不让自己步恺撒的后尘,喋血于元老院的地板上。[插图]3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对自我进行评估,这种技能连恺撒都没能掌握(这也是其被刺杀的根由),而屋大维获得了,虽然过程比较艰辛。

>> 与伯里克利不同,屋大维从不会试图从接连发生的事件中生搬硬套出一些脆弱的因果链条。[插图]屋大维会在坚持目标的同时抓住机会。他预见到安东尼会在哪儿摔跤。屋大维在跟随自己的指南针前进的同时,避开了路上的沼泽,而安东尼则似乎是在不断寻找沼泽,置身其中,直至厌倦。普鲁塔克总结说,安东尼“充满了空虚的繁荣和不稳定的荣耀”[插图]。7

>> 因为屋大维从来不以亚历山大大帝为榜样。[插图]亚历山大大帝作为马其顿王国的国王,只有在经历失败后才知道自己的局限。直到快要抵达喜马拉雅山时,他的手下才敢告诉他,部队已经无法再继续前进了。屋大维则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了解自身局限何在,即使在少数情况下,他未能认清自身局限,也会很快进行自我纠正。于是,战略自然而然地形成:他很少将愿望与能力混为一谈。亚历山大大帝一生都没有清晰地区分两者,到生命临近终点时才意识到两者之间的不同。

>> ,大多数情况下,能力不足以实现愿望——屋大维面临的问题就在于此。因为手中好牌不足,就需要采用迂回之计,这种情况下,孙子认为要诉诸权谋。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因此,心中存留对立的观念,是“兵家之胜”。

>> 一个人所取得的各项胜利必须相互关联,否则这些胜利并不能促成真正的目标。

>> 但是,胜利又是无法预见的,因为要获得胜利还需要一些意料之外的机遇。因此,权谋需要计划,也需要随机应变。单个竞技场上取得的小胜利,会促成其他领域中更大的成功,从而使较弱的竞争者变得强大。

>> 屋大维把时间视为盟友。正如历史学家玛丽·比尔德指出的,屋大维不需要废除任何东西,他只需要利用时间来培育出新东西。

>> 并非所有的帝国都能永久存续。大多数帝国都会经历崛起、衰亡、久被遗忘的过程。有些帝国可能会因它们所造就的传奇、它们创作的艺术作品或它们留下的遗址而被人们记住,除此之外能被记住的就寥寥无几了。

>> 不过,罗马和中国则例外。它们的遗产体现为语言、宗教信仰、政治制度、法律原则、技术创新和帝国政府,造就这些遗产的政权先后“崩溃”,这些遗产却幸存下来。如果说后冷战时代见证了“西方”和“东方”之间的较量,那么这将反映罗马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持久性——思想的帝国,[插图]这要在漫长的时间里经历许多危机才得以培养出来。

>> 植物并不知道培育者希望它们以何种方式变得成熟,但只要它们的根扎得牢,并且能够得到精心照料,它们就会很配合。

>> 当常识遇上不寻常的情境,则不过是另一种矛盾,可同时存在于一流智者的思想中。法则的推导、表达和制度化必须发生于实践之后。

◆ 第四章 灵魂与国家

>> 凯南总结道:“人的行为,并不是受制于他在理智层面相信的事物,而是受制于他所真切见识的事物。”

>> 犹太教是一种排他性的宗教。作为“上帝的选民”,犹太人不主动扩充皈依者,所以犹太人的国家从来没有罗马帝国那样的扩张野心。

>> “如果说婴儿是无辜的,那么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做坏事的意愿,而是因为没有力气。”

>> 在让他心生敬畏的母亲莫妮卡和一位强势的导师安波罗修(米兰主教)的影响下,奥古斯丁经历了缓慢而痛苦的过程,最终皈依基督教,他生动地描述了这段经历。即便在那时,他也只是希望建一个修道院,直到希波(他就想在这里建修道院)的基督徒强行任命他担任牧师,然后将他推上主教的位置。[插图]用招募职业运动员的方式征召主教,这看似是一种奇怪的方式,却反映出罗马统治逐渐弱化时,人们对于权威的渴求。主教不仅提供精神指导,同时还是地方法官、执法人员和社区组织者。与完成任务所必需的坚定的意志、有说服力的修辞,以及实用主义相比,神学训练没有那么重要。成熟的奥古斯丁拥有这些品质,但他还有一个周围人无法预料的特质:充分利用机会的能力。

>> 奥古斯丁的天才之处在于,他只关心存在于秩序与正义,战争与和平,恺撒与上帝之间的对立紧张局势,却不关心这些对立产生的原因。他将对立视为如同地心引力一般的客观存在而不试图解释地心引力到底是什么。人类要在对立之间进行抉择,但没有统一的规则可以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做抉择。

>> 在尊奉新柏拉图主义影响了早期基督教之际,奥古斯丁表明现实与理想之间总是存在差距:人们可以努力去实现理想,但永远不要期望能实现。

>> 因此,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中,去追寻就是人们所能做的极致,而人们要追寻什么则是自我的选择。然而,并非所有目的都是合法的,也并非所有手段都是恰当的。因此,奥古斯丁寻求通过尊重选择的权力,来指导人们如何做选择。他通过诉诸理性甚至可以说是诉诸常识来做到这一点。

>> 奥古斯丁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为了救国,那么战争可能并不比和平邪恶,只要可以说明程序上必要的先决条件。国家有没有受到挑衅?统治阶层是否已尝试了除战争之外的其他选择?诉诸暴力是否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军备开支是否与其目的相称,以确保战争不会破坏所要捍卫的东西?奥古斯丁坚信人类做出的这些决定是为了实现某种神圣的目的,但这能否真的起到这一作用?这样,上帝之城和凡人之城是否就可以共存,而不会破坏这个有缺陷的世界?

>> 奥古斯丁从来不是一个全心全意的一神论者。[插图]他对理性的崇拜程度和他对上帝的崇拜程度相当,但他从未表明基督教的上帝会比罗马主神朱庇特更接受理性的约束:“这两个角色完全是互相矛盾的。”奥古斯丁因这一矛盾而感到不安。

>> 服军役是无条件的:奥古斯丁坚持认为,基督徒士兵必须遵守命令,并且只能期望那些命令是符合正义标准的。命令是否符合正义标准所反映的是只有上帝才能决定的现实。因此,即使是非正义的战争,如果是为上帝而战,也可能变为正义之举。

>> 当你要在秩序与正义,战争与和平,恺撒与上帝之间做出选择时,你可以在某个指向上展现出倾向性,并灵活地进行调整。此时的你就是在协调目标与能力,因为奥古斯丁认为,正义、和平和上帝属于目标一类,而秩序、战争和恺撒则属于能力一类。

>> 奥古斯丁的倾向:倾向于一种超越时间、地点、文化、环境以及圣徒和罪人之间差异的战略逻辑。

>> 马基雅维利不愿像羽毛一样被吹飞。“我认为,命运可能决定着我们一半的行动,但它将另一半(或接近一半)留给我们自己把握。”50%依靠命运,50%靠自己——上帝所能做的则为零。人类只能胆战心惊地依靠自己。

>> 除了形势会发生变化之外,几乎不存在什么永恒真理。马基雅维利和奥古斯丁都知道,在一种情况下有意义的事情,在另一种情况下未必仍有意义。然而,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基雅维利希望去地狱,并不试图解决这种差异;奥古斯丁盼望去天堂,将解决这些差异视为己任。马基雅维利饱受折磨,却经常看到乐观的一面。[插图]奥古斯丁手握特权,却因心怀愧疚而深感不幸。马基雅维利奔波劳碌,但总有停下来的时候。奥古斯丁则永不停歇。

>> 如果你必须使用暴力,千万不要破坏你想要保护的东西。

>> 这并不意味着君主要追求民众的爱戴。总的来说,“恐惧要比爱戴安全得多”。因为爱戴“是靠恩惠这条纽带维系的,而因为人性本恶,所以每当有机会,这条纽带就会被割断……但恐惧是通过一种对惩罚的担忧而得到保持的,这种担忧永远无法被摆脱”。然而,残酷的惩罚应当迅速施展(这就是冲击和敬畏的逻辑),利益的分配则应当缓慢行之,“以便它们可以被更好地品尝”。这就是为什么君主必须学习什么时候不行善:时机就是一切。

>> 马基雅维利所冒之大不韪,在于证实了每个人都知道但不会承认的事实:理想“无法实现”。因此,治国方略永远无法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取得平衡:只存在相互矛盾的现实主义。在治国理政中,政治和道德之间没有竞争:政治永远获胜。

◆ 第五章 作为枢纽的君主

>> 马基雅维利以陀螺仪式的思考方式,建议他的君主成为一只狮子和一只狐狸,前者是为了吓退恶狼,后者是为了探知陷阱。

>> 杰弗里·帕克在“前景理论”(于20世纪后期被提出)中找到了答案:该理论认为,领导者要冒更大的风险来避免损失,而不是获得收益。

>> 正如威尔逊所说,莎士比亚“延伸并扩展了英语这门语言”,进而赋予所有讲这种语言的人“更大的词汇量,从而有更高的水准来描述经验”。

◆ 第六章 新世界

>> 强权和专注看起来似乎能创造辉煌,但要实现这一点必须要将所有的崎岖都夷平,就像薛西斯一世所做的那样或者是修高速公路一样。可是,你不能一直这样做,因为地球表面的不规则性反映了它的本质:大陆板块总是在移行、滑动、互相碰撞甚至覆盖。追求稳定性是导致毁灭的方式之一。只有保持弹性才能适应意外情况。

>> 根据理论家的学说,对无法预料的事情的频繁反馈造就了系统的蓬勃发展(当然反馈也不需要太频繁)。人一旦控制了周边环境会容易产生自满情绪,当控制系统崩溃时,问题便会变得棘手,而控制系统迟早都会崩溃的。然而,持续的干扰会阻碍系统复原,因此天底下并没有什么永远康健之物。

>> 英国著名思想家约翰·洛克认为,1688年的“光荣使命”给后人留下的教训便是:“最高权力,即立法权,只能有一个,其余一切权力都必须处于从属地位”,但是,“人民仍然拥有废除或修改立法的最高权力”。

>> 洛克主张权力分散:人民必须服从政府,但政府也必须反映人民的意志。

>> 《独立宣言》强化了那些法规,但与此同时它也反映出1776年的思想解放: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以及最有力量的托马斯·潘恩的《常识》均在这一年出版。其中《常识》中声称,“认为这片大陆可以长期受任何外部权力的支配的想法是悖理的,是违反事物常规的,也是不合历代先例的”。

>> 宣言中混杂着普世原则和乔治三世个人犯下的27项罪状: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如果引用完整的文件会看起来有点蠢。和潘恩一样,杰斐逊也没有说过什么样的政府可以取代这位英国的暴君。爱国者的强项不在于细节。否则的话,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尝试独立,因为细节会使火光暗淡。它们切断了争论的初衷和最终的结果之间的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潘恩和杰斐逊认为有必要首先让历史有倾向性,然后开始创造历史。

>> 为后世所铭记的伟大的“门罗主义”诞生:“美洲大陆,已经处在自由和独立中,并将继续维持,欧洲任何列强不得把美洲大陆业已独立的国家当作将来的殖民对象。”

◆ 第七章 最伟大的战略家

>> 战争的实践应该是什么呢?克劳塞维茨向我们保证:“在最大限度地使用武力的同时,无法兼具使用智力。”

>> 康德认为,如果要调和对立的二者,首先必须明确地构建起对立双方,其次才可能使用渗透、限制和缓解等手段。

不仅错综,还有复杂。不是二元对立后正反合,而是错综复杂的混沌统一。

>两种想法形成一个真正的逻辑对立面……从根本上来说,每种想法都隐含在另一种想法之中。即使我们自己头脑中的限制让我们无法同时理解这两者,并且通过它们之间的对立看见两者的全貌,至少还是可以通过对立窥见两者的许多细节。

>> 艺术家接近真理的方式是通过“快速认知”那些“思维通常会直接忽视,只有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思考才能预见的东西”。他将之称为“洞见之眼”[插图],这也就是马基雅维利所说的“速写”能力,这种能力可以有效传递复杂信息。

>> 指挥官必须扛住这些消极因素的影响,首先自己坚持住,其次再让那些信任他的人也坚持下去,无论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挟之以威还是励之以冀。

>> 士气损耗可能在任何层面发生:战争的旷日持久和战场的扩张都会让士气更易损耗。

>> 正如克劳塞维茨的“洞察力”概念将战略与想象联系起来一样,他的损耗概念也将理论和实践相互联结。导致损耗的诸多原因“绝不会相互削弱或排斥”。他写道:“相反,它们会相互支持。”

>> 克劳塞维茨写道,“什么样的人最可能显示出军事天赋?经验和观察都将告诉我们,在战争中我们会倾向选择有条理而不是有创意的人、能力综合而不是专精的人、冷静而不是容易激动的人来托付我们同胞和子孙的身家性命。”

>> 理论是对过去经验的浓缩,但尽可能不要用它来解释未来。

>> 在《战争与和平》即将结束前的几页里就草草抛弃了他笔下的人物,而把最后的章节变成了一段关于决定论和自由意志二者不可共存的冗长讨论。他的结论如下。历史学正在应用它应当吸收的新思想方式,同时旧历史学在走向自我毁灭的进程中不断把产生现象的原因一再剖析。全人类的科学都走这条路子。数学这门最精密的学科在发现无限小数之后便放弃了解析的过程,开始总和未知的无限小数的新过程。数学放弃原因的概念而寻求法则,也就是寻求一切未知的无限小的元素的共同性质。其他学科也沿着同样的思路进行思考,尽管其形式不同。当牛顿宣布万有引力法则时,他并没有说太阳或地球有特殊的吸引力,而是说从最大到最小的所有物体都具有互相吸引的性质……历史学也走在相同的道路上。假如历史的研究对象是全人类各个民族的运动,而不是记载人们生活中的若干片段,那么,它也应该抛弃原因的概念来寻求那些各个相等的、紧密联系的、无限小的自由意志的因素所共有的法则。[插图]我认为托尔斯泰在这里的意思有以下几点。第一,因为一切事物都与其他事物联系在一起,有一种无可避免的相关性普遍存在于时间、空间和规模中,所以要从相互联系的变量中区分独立的变量是不可能的。第二,因此,总会有一些事情是不可知的,把它们细分解构出来也没有用,因为总是可以无限细分下去。第三,由于这些不可知性的存在,我们总会有一种对自身能动性的幻想,无论这种幻想多么微小。第四,虽然一般规律也作用于这些微小的幻想,但它们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反正我们也无法感受到它们的作用。第五,因此,我们对自由的设想,在实践中便是自由本身。如果我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托尔斯泰已经用推理解决了一个古老的问题:如果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人类可以拥有自由意志吗?

>> 景物和素描板引领着艺术家的双手,但没有两个艺术家会画出一模一样的景物来。复制和再创造构成了一种相互依赖又相互区别的互惠关系,若失去了这种互惠关系,那么在现实的忠实性和艺术的表现力之间就没有平衡可言了。

>> 一份优秀的净评估将包括三类元素。首先是“已知”:地理、地形、气候、我方能力、我方追寻的目标。其次是“可能”:对手的目标、盟友是否可靠、文化约束、己方国家忍受逆境的能力。最后则是潜藏在前两个元素交集中的“未知”元素。

>> 过分扩张战场是一种对己方的削弱,其目标和手段都很令人困惑,并且它还会让敌人得到发挥杠杆效应的机会:用小规模行动撬动大的战果。

◆ 第八章 最伟大的总统

>> 纵观林肯之前的美国先驱,正是亚当斯将宪法置于《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的框架之下。

>> “战争中的每件事都很简单,但最简单的事也是难事。”

◆ 第十章 以赛亚

>> 美国和苏联不同,他现在已经能看清了,这种分歧不仅在于地理位置、历史、文化和实力,而且若批判性地看待,两者的社会生态都是不同的:一个在嘈杂声中茁壮成长,另一个消除一切杂音。

>> “任何复杂的活动,”克劳塞维茨写道,“要以任何程度的精湛水准继续下去,就需要具备智力和气质的适当天赋。如果这两方面出类拔萃,并通过卓越的成就展现出来,则它们的拥有者就被称为‘天才’”。

2019.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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