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在封建社会，为了能使帝王接受不间断的教育，从汉代开始，就设立了经筵日讲，之后虽然历经朝代更迭，但经筵日讲都被保留并传承下来，这也是后人对经筵日讲的一种认可和肯定。到了宋代，经筵日讲逐步制度化，一直沿袭到清朝咸丰十年。历史上，凡是有政治责任心的君主，无不对其格外重视、并作为一种自我学习的主要途径。勤政好学的康熙，绝对是经筵日讲的忠实拥护者，而经筵日讲也对康熙本人和当时的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在大清刚刚入关之后，经筵日讲也经历了颇多磨难...... 经筵什么是经筵？经筵就是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另一种方式的“说书”，只不过，说的内容不是街头巷尾的野史杂闻，而是儒学的《四书》、《五经》、《通史》等内容；而“听书者”也不再是鱼目混杂的三教九流，而是皇帝和一帮权臣。因为皇帝是主角，所以，对于经筵讲师的要求是很高的，在清朝顺治以前，阁臣是不能担任这个职位的，为的是让“政治”和“教育”分离，一般都是由德高望重的文人学士担任，而到了顺治九年之后，尚书、左都御史、通政史、大理卿、学士侍班、翰林等人也都参与到经筵中来。 经筵的目的又两个：一是“味道研经”，探究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一是“以古证今”，亦即以史为鉴，吸取封建统治经验教训，取长补短、为我所用。所以在划分经筵制度的归属时，始终存在着不小的分歧，有人认为它是一种教育制度，因为它将的内容是要革君心、正君心；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礼仪制度，因为它有着很深的文化根源；还有人将它比喻成一种政治制度，为什么？因为它和谏官制度、宰相制度、史官制度一样，是对皇权的制约，强调道统高于政统，利用天道制约皇权的无限膨胀。这些分歧也从侧面说明经筵的丰富性 清初的起伏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和文化俨然就成为统治者对百姓实施思想控制的不二之选。清朝入关之前，清太宗皇太极就先后设立了文馆、内三院，致力于儒家思想的研究和应用；入关之后，多尔衮和顺治皇帝也都未曾放松对儒学的重视。 顺治十四年，顺治帝仿效以往历代帝王，专开经筵。虽然当时只是出于一种初始阶段，并没有形成太大的规模，但是，无论是对于争取汉族知识分子、还是对加快统一全国的进程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康熙时期的经筵日讲奠定了基础。然而，在顺治帝去世之后，济尔哈朗、鳌拜等清政府的保守势力开始掌握朝政，这极大延缓了自皇太极以来清朝对儒学的学习过程，经筵更是遭到了遗弃。 康熙继位时，清朝政权已经基本稳定，鉴于康熙帝年幼，正是将经筵贯穿到他早期教育中去的大好时机，这有利于他学习治国的方针和策略。于是，在康熙继位半年后，工部给事中王曰高首先上疏，奏请举行经筵大典我“以光圣德、以端化源”（记载于《清圣宗实录》）；康熙二年和康熙四年，福建道御史王鼐（nai）、太常寺少卿钱綎也仗义执言，提出类似要求，可是当时把持朝纲的依然是鳌拜为首的顾命四大臣，他们基于固有的民族偏见，将重用汉官、仿效明制视为对“祖制”的背叛，为了继续保有自己的既得利益，经筵就被他们可以压制，就这样，顺治时刚刚出现萌芽状态的经筵日讲就被搁置下来 康熙六年七月，康熙开始亲政，这时，举行经筵日讲、学习传统的治国方法就显得更加迫切，不少大臣又开始上奏，要求开启经筵日讲： 康熙亲政后不久，吏部给事中蔺挺达疏请康熙帝“敕下礼部，详议讲读之规”、“慎选老成清正之臣以充讲读之任，使之朝夕侍从，尽心启沃”（摘自《清圣祖实录》卷二三）； 康熙七年三月，福建道御史李棠奏请“重开经筵，以光典礼”；五月，贵州道御史田六善也因此事专门上折； 康熙八年四月，兵部给事中刘如汉上奏恳请“先行日讲，次举经筵，选择儒臣，分班进讲”； ...... 可以说，当时，经筵日讲已经成为大臣们的一种普遍共识，可是此时康熙虽然名义上是“亲政”，但是还是个傀儡皇帝，为了能够长期专权，鳌拜等人把开发康熙智力、培养其治国才能为目的的经筵日讲看成是一种威胁，不但百般阻止，对于那些有影响力、还坚持开经筵的大臣予以惩处，以儆效尤。内弘院侍读熊赐履就因多次上疏请求重开经筵激怒了鳌拜，被鳌拜以“对辅政大臣大不公”为由革职查办，险些丧命。 因为康熙年幼，没有治国思想的熏陶，所以，大清这艘“战船”也只能盲目地飘荡在大海之上。当时鳌拜总领朝纲，地方又有三藩割据，除去台湾外，虽然大部分地区已经纳入大清的版图，但是，百姓的生活却没有任何好转，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却越来越尖锐，一场变革已经在所难免 恢复康熙八年五月，康熙一举除去了专权长达八年之久的鳌拜势力，才从真正意义上掌控了大清，被压抑多年的经筵日讲也被重新提上议程，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 康熙九年十月，康熙下令礼部为经筵日讲做准备，决定从次年开始，按照顺治十四年例恢复停顿已久的经筵日讲； 康熙十年二月，第一批被任命的经筵讲官诞生，由熟知儒家经典和各种历史知识的满汉官员共同组成，在他们之下，又从翰林院选拔了十人充当日讲官员； 康熙十年二月底，经筵开讲；四月，开始实行日讲； 至此，在康熙的推动和满朝文武的支持下，经筵日讲全面恢复 巅峰康熙五岁读书时就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在亲政之初，又目睹了大臣专权和社会动荡带来的危机，所以，儒学中尧舜盛事就成为这个青年君主所憧憬的目标，故而，他对经筵日讲也是格外重视。以前，虽然也有不少君主延续着经筵和日讲，但是，其中敷衍的成分居多，尤其是日讲，往往会被皇帝以“朝事繁忙”为由百般推脱，偶尔出现个贯彻“日讲”的皇帝都会被认为是圣明之君，大赞特赞、大书特书； 可是在康熙年间，除了巡幸、出征外，经筵从未停止；说到日讲就更夸张，一日数讲依然无法满足他，为此，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增加日讲的次数： 康熙十一年闰七月，伏期刚过，按传统，尚不到秋季经筵之时，可是康熙以“今方秋爽，正宜讲书”为由，下令提前至七月二十五日开始经筵日讲； 康熙十二年，他要求讲官将隔日进讲的旧例改为每日进讲：
康熙十四年，他又下令取消寒暑停讲的惯例； 在康熙帝的要求下，经筵日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康熙帝的兴致非但没有消沉，反而愈发盎然。不但出巡都带着讲官，而且在祭祖的斋戒期间和因病不能听政时，也会“见缝插针”，让讲官陪同讲解。三藩叛乱之时，军事繁忙，康熙帝早上往往不及用膳就开始御门听政，而后日讲，有时讲到正午时就难免饥肠辘辘，影响学习；在平定三藩之后，康熙帝将日讲改在御门听政之前，若是没有奏折就一直讲下去 恢复经筵日讲的十五年里，康熙帝的日讲次数达到了900余次之多，这也绝对创下了一个记录，有些皇帝，穷其一生都未必能达到这个数字，康熙帝近乎“疯狂”的学习固然对积累治国经验有着显著提高，但是，也给讲官们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尤其是前期，年幼的康熙帝理解能力有限，讲官们不得不在所讲内容上做详细标注。后来理解能力上去了，不用过多标注，可日讲的次数又增加了，讲官们的苦衷好像从未断过。 康熙帝也注意到这一点，除了十分配合讲官们的要求外，还经常鼓励讲官大胆讲解、不必忌讳，即使偶有失误，也不会深究；另外还常常赏赐一些书画卷轴、纱绸果品联络感情；遇有优缺，从速升转；若有疾病，赐赏药品；有些讲官在去世后还能得到封号，子孙后代也会受到厚待。都说“士为知己者死”，康熙帝的种种做法让讲官们都感激涕零，所以也会将更多的精力用到日讲中去，从而使经筵和日讲都达到最好的效果，受益最大的还是康熙，说康熙帝的深谋远略都是源自于经筵日讲都不算夸张 康熙帝对于经筵日讲的重视不仅仅体现在对讲官的照顾上，对自己也是严格要求。早年秉承“勤能补拙”的理念，在能力有所提高后，也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在经筵开讲之前，均由康熙先讲，或讲全文、或讲其中一章，然后再由讲官进行讲解和补充，这对康熙帝自学能力的提高尤为重要。 康熙帝的勤奋所有人有目共睹，以前能连续听几天经筵的皇帝都被赞为“圣君”了，那像康熙这样的，能没人出来赞誉吗？有，还不少，什么“媲美三皇”、“跻隆二帝”、“道备君师，功兼覆载”等赞美之词从未间断，但是康熙帝对此却很是忌讳，多次重申讲官所撰章节中不得有溢美之词。 人重有自知之明，康熙皇帝在这一点上也是没的说。 勤奋+谦卑的品格换在任何人身上都难能可贵，更何况是个皇帝，所以，康熙帝早早就领悟了很多儒学巨著的精髓，《尚书》、《四书》、《通鉴》等都已经无法满足康熙帝的要求，他还专门提出在讲解中要将两种书融合讲解，像《尚书》和《四书》，《通鉴》和《周易》，这种融合式讲法，对康熙的思想和施政方针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康熙也对外戚专权、母后临朝、权臣专制、藩镇割据、宦官作乱、民间起义等历史教训有了新的认识 退幕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自学能力的提高，尤其在张英、高士奇等人入值南书房之后，康熙帝治理国家的策略也开始变得更加务实，而南怀仁等洋人传教士所传播的西方文化也对康熙帝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时，日讲就成了影响他自学的存在，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康熙帝下令停止日讲，《康熙起居注》中记载的理由是：“耗时良久，有妨其披览载籍”！而经筵因系典礼仍按期举行，至此，康熙帝坚持了十五年之久的日经制度开始退出舞台 经筵日讲对康熙巩固大清统治和制定治国方针提供了依据，也促使康熙在策略的制定上更侧重于“怀柔”，这有利于社会和民生的稳定，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但是，它也像是一把“双刃剑”，在辅助了康熙的同时，也束缚着康熙的思想。 汉武帝为什么“独尊儒术”？因为儒术提倡的是“忠君爱国”，这有利于维护他们手中的皇权，虽然其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言论无懈可击，但是，说到底，它还是为了让人心安理得地受控于皇室的工具，它服务的还是皇帝。在明朝末年，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人们的思想已经开始出现变动，儒学的分支——“程朱理学”在经过短时期的辉煌后，也到了穷途末路，在学者和社会中俨然已经没有市场，如果继续困囚于儒学、固步不前，那明朝的结局可能就是大清的前车之鉴。康熙是绝不会坐视这种情况发生的，经筵受体制保护不能更改，那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日讲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这应该才是日讲被取缔的真正原因，因为在当时，儒学显然已经无法满足社会进步和治理国家的需要，一种新的学说呼之欲出 康熙帝虽然搁置了日讲，但是却并未放弃，而是将其引领到皇子们的教育之中去，因为有过亲身经历，康熙帝深知儒家思想在统治中的重要性，所以皇子们的教育依然以儒学为主，经筵一直延续到咸丰十年才被正式废除 |
|
|
来自： 光辉rlbr1vjwmb > 《史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