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

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可能、限囿与个人乌托邦

——兼谈“新红颜写作”

霍俊明

每一个时代的性别抒写与想像甚至“创设”都不能不与动态的文学场域有关。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结束的时候，我们越来越发现网络尤其是博客成了最为普遍、自由、迅捷也最为重要的诗歌生产和传播的重要媒介。我们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我们的诗歌已经进入了一个博客时代，而博客与女性诗歌之间的关系似乎更值得我们关注。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甚至成了新世纪以来最为激动人心的文学现象，无论是已经成名立腕的，还是几乎还没有在正式纸刊上发表诗作的青涩写手都可以在博客上一展身手。一定程度上是博客使得女性诗歌写作群体在日益壮大甚至是突飞猛进的激增，难怪会让“新红颜写作”[①]的发明者李少君发出博客环境之下的女性诗歌生态会因为“阴盛阳衰”而改变诗歌的格局甚至会成为诗歌的主流。至于个人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是否因为写作群体的扩大、写作、发表与传播方式的变更而改变诗歌格局并且成为诗坛主流并不是我现在要讨论的，更为重要的是女性的诗歌博客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文学现象和相关问题。

一

博客无疑已经成为女性诗人们必须面对的特殊“房间”和灵魂“自留地”（当然这个“房间”和“自留地”很大程度上已经公开、公共化了），对话、絮语、独白甚至梦呓、尖叫、呻吟、歌唱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容身之所。更为重要的就在于女性诗歌写作与博客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女性写作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话题，而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文学界对女性诗歌的关注似乎一直纠缠于“性别话语”和“个人话语”的老调重弹，曾经成绩斐然且独具文学史和社会学意义的女性诗歌写作除了仍能让我们看到越来越出色的个案文本之外，能够引起共识和争鸣的话题已经不复存在。这实际上也是目前中国文学批评界的一个现象，看起来多元、自由、开放、繁荣的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实际上越来越呈现出批评家对文学现象和重要诗学问题的漠视、“绝缘”和难以置喙之感。命名的乏力和发现的失语在惯性、平面化的批评生态中成了一种不良趋向。而随着新媒质尤其是博客的出现，女性诗歌写作随之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和可能前景，当然也随之产生了一些相应的诗歌问题和限囿。而如何对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进行田野作业式的观察、测量和评价就成了一项不能回避的诗学问题。需要明确的是谈论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决非是件轻松简单的话题，“然而，不管妇女作家的这些近作的结果怎么模糊，征兆却是——妇女正在写作，空气因为充满期盼而显得沉重，这一期盼是：她们将写出什么新东西”（克里斯蒂瓦：《妇女的时间》）。那么面对当下大量的博客上的女性诗歌写作群体，我的疑问就是她们给我提供了什么崭新的素质和新的阅读体验？“女性诗歌”是否还像1980年代和1990那样具有耐人寻味的美学上的“先锋意义”和文化、社会学价值？是否个人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已经可喜地为诗坛提供了新的写作质素和可能性的美好前景？在上个世纪末以来狂飙突进的现代化的工业景观和城市化的场景中，女性更渴望完整存在和独立依存绝对是人存在的合理依据，而博客似乎为“个人”的自由尤其是写作的“个体主体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通过阅读博客上的女性诗歌我们会发现起码有半数以上的女性诗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雅罗米尔式的“要么一切，要么全无”的精神疾病气味的青春期的偏执性，而且是以包容、省察的姿态重新打开了女性诗歌崭新的审美视阈和情感空间，在经验、语言和技艺的多重维度上扩展了女性诗人和女性诗歌的空间视阈。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在希尼的授奖词中所强调的“既有优美的抒情，又有伦理思考的深度，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历史复活”更适用于当下博客时代女性诗歌的写作趋向。

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似乎像上个世纪1980年代一样，自由、开放的诗歌话语空间空前激发了女性诗人尤其是年轻的女性诗人的写作欲望和“发表渴求”，博客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尤其是省略了以前纸质传媒时代传统意义上的诗歌投稿、发表、编辑、修改、审查的繁冗环节和周期更使得诗歌写作、传播和阅读、接受都显得过于“容易”和“自由”随便，这都使得女性诗歌写作人口的日益壮大。网络和博客的话语场域无形中起到了祛除诗歌精英化和诗人知识分子化的作用。而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写作也同时带来另外一个问题，较之以前少得可怜的女性诗歌群体，当下庞大的博客女性诗歌群体的涌现以及大量的数字化的诗歌文本给阅读制造了眩晕和障碍。博客上的诗歌犹如繁茂而芜杂的森林，各样植物都在竞相生长，而我们靠一己之力很难看清这些不同树种的根系和脉络。但可以肯定地说面对着当下女性诗人在博客上的无比丰富甚至繁杂的诗歌我们会发现女性诗歌的写作视阈已近相当宽远，面对她们更具内力也更为繁复、精深、个性的诗歌，当年的诗歌关键词，如“镜子”、“身体”、“黑色意识”，“房间”、“手指”、“一个人的战争”、“自白”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研究者予以调整和重新审视，这些词语已经不能完全准确概括当下的个人博客时代女性诗歌新的质素和征候。我想强调的是面对当下的女性博客诗歌写作我们仍然难以避开“身体叙事”和“欲望诗学”。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在当下的个人博客语境下，更多的女性诗人关于身体的诗歌叙事显然并没有像当年的伊蕾、翟永明和后来的尹丽川和巫昂那样如此强烈、如此集中的带有雅罗米尔的气息，而是将身体更多地还原为个体生存权利，身体、灵魂和那些卑微的事物一样只是诗人面对世界、面对自我的一个言说的手段而已。或者说对身体的命名和发现已经不再是1980年代、1990年代中国女性诗人的空前激烈的自白和白热化状态，而是上升为一种日常化的知冷知热的抚慰与感知，即使是在身体和欲望正在青春年少燃烧的“90后”女诗人那里关于身体的叙事也呈现出少有的知性的色彩和生命自身所传达出的精神膂力。而正是基于博客语境下女性诗歌写作的变化，评论家李少君在与张德明的对话中提出的“新红颜写作”大体概括了这些女性诗歌新的征候，比如对自由独立女性生活和命运的思考、孤独和悲剧感以及对传统文化和古典诗意的守护和回归。当然除了以上三点之外，笔者认为随着博客时代女性诗歌写作的变化和发展还会出现新的特点也会同时出现一些新的问题，这值得予以不断关注和讨论。

二

笔者在近些年阅读博客上的女性诗歌后发现女性诗歌仍然具有着自己不可消弭的个性，当然也存在着因为媒介的变更所引起的相应的写作姿态和目的的变化。不言自明的是女性诗歌自然离不开女性的特有经验，比如戈登的《一个错过的清晨》，草人儿的《一个人的战争》，而翟永明的《四种爱情》似乎与“深刻”无关。在《四种爱情》中，月亮清冷的光晕下嫦娥与虞姬、白流苏、张爱玲的爱情被略带调侃的“快板”式的语调呈现和演绎出来。可能是因为诗人翟永明写作这首诗时是因为一个具体的情境所引发，所以一定程度上诗人并未能放开手脚，是一首尚不够“彻底”的诗。由翟永明的《四种爱情》会牵扯到一个女性博客诗歌重要的诗歌写作和阅读问题，诗人在博客上贴出诗作时是一种什么姿态很重要（已经发表在相关报刊之后贴在博客上的诗不在讨论范围之内）。这些诗是只是诗人某种感觉或灵光乍现的一种外化，是一种更多程度上面向自我的“涂鸦”，还是经过了缜密思考和反复修改之后面向读者和公众之作，这两种不同的写作姿态显然会产生不同效果的阅读和评价。值得注意的博客上的女性诗歌除了仍一以贯之地表现女性的个性体验之外，仍不停向内心和特有的感受挖掘和拓展的同时，也普遍显现出流于时代主流美学规范的趋向，尤其是一些较为年轻的“70后”、“80后”女性诗人。她们也不断在诗歌中表达对底层、农村、草根和弱势群体的“关怀”和“致敬”。尽管她们的诗歌中不断出现“沧桑”、“泪水”、“疼痛”、“苦难”、“死亡”等词语，但是这些语言因为缺少真正的生命体验、现实感和足够的想象提升能力而失效甚至“死亡”。 换言之值得警惕的是世纪初以来受到诗人和各种文学机构、文学奖项所追捧的“新农村”、“底层”、“打工”诗歌显然同样是国家农村政策调整和现代化蓝图的直接显现。在一些女性诗人的乡村叙事仍然承担了控诉者和启蒙者角色的同时，相当的一部分女性诗人的作品则充当了现代化蓝图的“颂体”调性的歌者，歌颂取代了真实，平庸替代了思想，成了被“征用”的体制化诗歌写作。但是，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写作却是如此的丰富和多元，在娜夜、路也、安琪、李小洛、、宋晓杰、施施然、横行胭脂、阿毛、宇向、扶桑、徐颖、金铃子、叶丽隽、池凌云、蓝蓝、戈登、花语、衣米一、三色堇、伊慧、蓝冰丫头、苏笑嫣等人的诗歌博客中我从另外的写作向度上看到了从诗人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个体生存和历史场阈中生发出来的平静的吟唱或激烈的歌哭，这些诗歌呈现出一个个女性宿命般的时光感和生命的多种疼痛与忧伤以及带有与诗人的经验和想象力密不可分的阵痛与流连。

博客上的女性诗歌似乎仍然呈现了一种悖论性特征。按照常理来说，博客的发表和传播的“交互性”和“及时性”、“公开性”会使得女性诗人会尽量维护自己的“隐私”和“秘密”，但我们看到的是除了一部分博客上的女性诗歌在情感、经验和想象的言说上确实维持了更为隐幽、细腻和“晦涩”的方式，在一些日常化的场景和细节中能不断生发出诗人情思的颤动和灵魂的探问之外，我同时也注意到深有意味的一面。即为数不少的女性诗人将博客看成了是发表甚至宣泄自己的情感的一个“良方”，一定程度在她们这里诗歌代替了日记，以公开化的方式袒露自己的情感甚至更为隐秘的幽思和体验，比如癖好、性爱，自慰，经期体验，婚外恋，秘密的约会，精神世界的柏拉图交往等等。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在看似极大的提供了写作自由和开放的广阔空间的同时也无形中设置了天鹅绒一般的监狱。漂亮的、华丽的、温暖的、可人的包裹之下的个体和“发声者”实则被限囿其中，个人的乌托邦想象和修辞、言说方式不能不随之发生变形甚至变质。当政治乌托邦解体，个人乌托邦的想象、冲动和话语方式似乎在网络和博客上找到了最为恰切的土壤和环境，似乎个人的世界成了最大的自由和现实。但是这种个人化的乌托邦是有着很大的局限性的。一定程度上与网络和链接尤其是与大众阅读、娱乐消费紧密联系甚至胶着在一起的博客女性诗歌成了消费时代、娱乐时代取悦读者的“读图”、“读屏”时代的参与者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共谋者”。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纯文学刊物为了适应市场而纷纷改版，这从一个侧面凸现了商业时代的阅读期待以及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机制和观念的冲击与挑战。很明显在全球化语境之下，文学市场和大众文化显然也是一种隐性的政治。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越来越开放的媒体似乎使文学从业者们有理由相信我们已经进入了文学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或好的时期之一），我们也完全可以相信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在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上都相当重要的作品。但是我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新传媒尤其是网络、博客和市场文化的能量和它们无所不在的巨大影响。市场文化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以娱乐精神和狂欢为旨归的大众化和商业化，而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写作势必在文学观念、作家的身份、职责和态度上发生变化。一切都无形中以市场和点击率为圭臬。很多女性诗人为了提高自己的博客点击率而与娱乐和消费“媾和”。实际上这不只是发生于女性诗人和女性诗歌，这是博客时代的消费法则、娱乐精神和市场文化的必然趋向。在女性诗歌的博客上，我们看到了大量的女诗人的精彩纷呈甚至是“诱人”的工作照、生活照和闺房照。在无限提速的时代以及诗歌会议和活动铺天盖地的今天，有些女性诗人将自己在世界各地的风景照，与名人的“会见照”以及更为吸引受众的写真照甚至不无性感、暴露的图片随心所欲且更新频率极高地贴在个人的博客上。这在博客好友以及访友的跟帖留言中可以看到阅读者对女性诗人博客的关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满足“窥视”和“意淫”的心理。当然我说的是一些个别现象，我的说法也可能有些过于尖锐。

三

当我们看到女性博客诗歌的限囿和存在问题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女性诗歌广阔的写作和阅读、交流的新的空间和可能性前景，因为这些女性诗歌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优秀文本。为数不少的女性诗人使记忆的火光，生命的悲欣，时间的无常，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以及现代人在城市化背景下的无根的漂泊都在暗夜般的背景中透出白雪般的冷冷反光，如李轻松的《北望医巫阊山》，娜仁琪琪格的《大地从此改名叫玉兰》，邓朝晖的《落地就看到雪》，徐红的《脆弱》，沙戈的《别后》，窦凤晓《九月十日的云》，蓝紫的《我眼前的世界在一点点破碎》，赵云的《往南看》等。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些出生于1960年代之后的女性诗人如路也、阿毛、寒烟、宇向、尹丽川、李小洛、巫昂、谈雅丽、白地、非非、郑小琼、赵云、秀水、施施然、金铃子等诗人由于生活背景、成长经验的不同，诗歌中同时出现了落差很大的家族叙事，一些诗人是持着尊敬、怀念、赞颂之情将家族叙事在失落的农耕文明背景之下展开，但也有女性诗人对待家族叙事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反思、背离和批判、颠覆的态度。

个人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或曰套用“新红颜写作”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了一种“日常化诗学”。具体言之就是无限提速的时代使得目前的各种身份和阶层、经历的女性诗人面对的最大现实就是日复一日的平淡而又眩晕的生存语境，而网络尤其是博客为女性诗人的日常体验和想象提供了自白或对话的空间，无论是从题材、主题、语言和想象方式上女性诗歌越来越走向了“日常化”。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的写作背景大体是具体化的，日常化的，个人化的，而这种具体化和日常化的过程并不意味着诗人耽溺于琐屑的生活细节的漩涡之中，而恰恰相反更多的女性诗人努力在超越和拒绝这些琐屑的日常生活所形成的强大的惯性力量所制造的眩晕与茫然。这些诗作都是来自于平淡的甚至琐碎的日常场景，在一些评论者看来属于日常叙事的一类，但是这些日常景象在诗人的过滤和整合之后获得了一种更为普遍的象征意味、先锋精神和浓重的生存阴影。中国诗歌批评界一直误解了“先锋”这个词，甚至在有些诗人和评论者看来“先锋”就是脱离日常语境的“自言自语”。而博客上的女性诗歌则在重新提醒着人们实际上到底先锋不先锋都不重要，关键在于诗人在日常的生活之流中以怎样的常人难以企及的姿态进行诗歌的发言甚至质问。更多的年轻女性诗人善于描摹生活场景的细节和隐秘细微的心理图景并且相当出色，并且这种特殊的言说方式和场景设置恰恰在于通过生活的描摹又偏离和超越了日常的轨迹，从而带有想像和提升的高度，也带来了诗歌阅读的深度。同时这些投向具象化的现实场景的诗有时折射出令人振颤的寓言化效果，而这种寓言化的倾向正达到了生存的核心区域，而这种“真实”往往是难以置信的。

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或者说“新红颜写作”到底在何种程度和哪些方面会改变诗歌的生态还有待随着写作现象的发展而做出结论，而最为重要的还在于面对博客兴起以来的大量女性诗歌群体和写作现象需要研究者及时发现一些诗学问题。就个人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写作，还没有到下“结论”甚至“定论”的时候，讨论仍会继续下去，这可能就是“当代”文学批评的命运！

（北京教育学院人文学院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简介：霍俊明，文学博士，教授，任教于北京教育学院人文学院中文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新诗界》常务副主编。著有专著《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在《文学评论》等发表学术论文、随笔300余篇，曾获诗探索理论批评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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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10年5月1日在海口湾海边领事馆酒吧露天茶座，李少君在同张德明的对话中首次将个人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命名为“新红颜写作”，此后该对话发表在李少君个人博客和诗生活网站上并引起关注。尽管李少君对“新红颜写作”的命名和归纳并不全面，有些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斟酌和补充与完备，但是对女性诗歌新的写作现象的关注和命名无疑是具有诗学意义和启示性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