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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新红颜写作”
横行胭脂
我并不因自己是被发现者，或者说是被判断者，就不敢发言。从五月到六月，“新红颜写作”这个词语，在众多人的观察中，成为一个意义话题，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不断被拓展，评论价值不断被强化。这是李少君和张德明两位评论家的功劳，更是大众批评者的功劳。它成为一个定位话题，则需要时间来观察。
“红颜”这个词，是温暖、明亮的，比起“女性”这个词，它更有色彩一些。我想女性们其实都喜欢这个词语的。女性与红有关，一生都活在“红”中。我们喜欢口红，我们的装扮被称为“红妆”，我们的针线活儿，叫“女红”，即使“女红”这个词里“红”被读作“gōng”，但“红”本身就表达着一种颜色。记忆里，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在湖北，农村姑娘结婚都扎红头绳，这红头绳由男方购买，包在一块红布里，恭恭敬敬送来交付给女方家长，结婚那天梳妆打扮后，扎在辫子上。《西厢记》中张生和莺莺的撮合人叫“红娘”（为什么王实甫也喜欢这个“红”字？），“红娘”亦因此成了婚姻介绍人的代称，而我们知道，做媒这事，多为热情的女性所为。女性的生命流动着红色的经血，“红”有更高的责任，它是生育繁衍，是人类的大义。用女诗人郑皖豫的话说：“每一滴红，都是一个伟大的祖国。”很多诗人都在诗歌中表达过对“红”的热爱，我也不例外。2007年我写下《我希望一些红溅落到我的身上》：“我希望一些红溅落到我的身上/狠狠地溅落到我的身上/漫长地溅落到我的身上/溅落到我飞翔的翅膀上/溅落到我爱着的眼睛上/啊，爱人，我多么红！像一个红颜那么红！/——你可以爱我了吗？/为了你，我改掉了我卑微的史书/我彻底染上了最深厚的红/你看我红得多么热烈！像一个红颜！/——爱人，这些忧伤的红啊/染红了我的青春，之后/还要顽固地把我未来的岁月染下去……”女性被称为“红颜”，我觉得是美好的，请珍惜她们的颜色，让她们获得红的快乐，让她们快乐地红吧。所以不要说什么红颜祸水，红颜薄命，请说红颜知己，红颜岁月，因为天地深仁，女子多颜色。
我对李少君和张德明这两位评论家不惜冒评论家的风险，把“红颜”这个词用到庄重的批评领域深感敬意：这是对女性情怀的肯定和赞美，一种理解的格局展开了。
“新红颜”到底有多“新”？“新”肯定是一个限定。我看到最近争论的焦点是这个“新红颜”指的是“博客”写作背景下的全部女诗人还是部分女诗人？到底是一份长名单，延及未来的命名，还是一份短名单，把一小部分人的“脸”区分出来？这个不是我能阐释的。我所理解的“新红颜写作”，它开一种普遍性话语写作的风气，这种写作的主体是女性，写作源点因网络而激发，因上网而打开了书写状态，继之以博客为载体，形成持续书写态势，人数众多，声势浩大。日常生活可能被流逝的精神之光，被博客接纳，大量的我行我素的文本，是这个风气的直接结果。自由而活跃，是“新红颜写作”的最明显的表征。“新红颜写作”是一种新的文学气象，不能说有些归属于这种写作属性的女诗人没有被批评家们点名就不是“新红颜写作”。被发现与被忽视，这是事情的两个面，没有办法消除。有被发现的，就有被忽视的。评论家与诗人的关系并不十分欢洽。被发现的，应该有被发现的孤独感，被判断的紧张感，不能骄矜逆志。诗歌作品能不能迎候未来，才是尺度。所以如果被忽视，也没什么了不起。继续干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
这几年，博客上的女诗人们写得很放松，很松弛，心灵的东西发现的多，但文字与现实生活摩擦出来的力量较小，道达情性做到了，救世劝俗的担当之气尚弱。当然，有热爱的地方才有唤醒。诗歌的中兴之气的确呈现出来。我想，金铃子、李成恩、施施然们绝对不是为了这个命名而写作的。她们的责任首先是提供有意义的文本。至于这个命名后，她们的角色意味能不能更强，能不能呼应评论家们的恳望，这更需要她们保持个体独立、警醒的力量，寂志凝神地创作，才是最好的选择。博客绝对不是女人的秋千架，每个在博客中写作的女性都要有在写作中成长、成熟、成功的心志。
昨天读到李白的《长干行》：“妾发初复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猜疑。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忍不出笑起来，李白先生都干过代妇女立言的拙事啊。那时候的妇女们做着女红，多不识字，更没有博客，她们的心声只能由男人们来书写了。时下的男诗人们没有那么累了，我们的写作已把他们解放出来。时下是多么凶猛的一个时代：女人们大张旗鼓地写诗，而懒得用纸和笔，鼠标一拿，占据一片博客空间，三年五年，甚至一年半载，已很有点名堂了。你不管红颜们利用写诗来交际，来谋点虚名，或者自我娱乐一下，你都得承认，她们来写博客是可爱的事情。
“红颜”是个美好的名词；“新红颜”是个有意义的界定；“新红颜写作”需要观察，等候，而不是草草揭案，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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