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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喜，又作妹嬉，末嬉，妹喜。传说中著名暴君夏桀的妃子。她与商纣的妃子妲己和周幽王的妃子褒姒，被当成中国历史上“女祸”的“杰出”代表。此前已述及褒姒真相，认为褒妃的形象乃是先秦秦汉时代为构建传统社会性别制度和文化，对褒姒形象进行历史建构的结果。那末喜呢，经过考察，也是后世对相关传说不断敷衍增益，“层累地”造成了这一女祸形象而已。
在较早完整叙述夏代历史的《史记》卷二《夏本纪》中，并未提及末喜（但在本卷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则注引《淮南子》云：“汤败桀于历山，与末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查今本《淮南子》，并无此句。该句与《刘向列女传》所述相近。）。详细讲述末喜事迹的，是刘向的《列女传》。刘向在该书末章专辟“孽嬖传”。《列女传》本是讲妇女之德，以为广大女性的榜样的，然而在此章也列举了很多“反面教材”，末喜居其首位。其曰末喜：
美于色，薄于德，乱孽无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剑带冠。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求美女，积之后宫。收倡优、侏儒、狎徒，能为奇伟戏者，聚之于旁，造烂漫之乐，日夜与末喜及宫女饮酒，无有休时，置末喜于膝上，听用其言，昏乱失道，骄奢自恣。为酒池，可以运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䩭其头而饮之于酒池，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为乐。龙逢进谏曰：“君无道，必亡矣。”桀曰：“日有亡乎？日亡而我亡。”不听，以为妖言而杀之。造琼室瑶台以临云雨，殚财尽币，意尚不厌。召汤，囚之于夏台，已而释之。诸侯大叛。于是汤受命而伐之，战于鸣条，桀师不战，汤遂放桀，与末喜、嬖妾同舟，流于海，死于南巢之山。《诗》曰：懿厥哲妇，为枭为鸱。此之谓也。
在此章中，末喜的形象被彻底固定化，后人述及末喜与夏亡之关系，多据于此。然而，刘向却是把很多与末喜无关的“史实”，附加到了末喜身上。在传统的历史撰述中，桀作为亡国之君，必然是荒淫无道、道德败坏的（其实未必，《论语·子张篇》孔子弟子子贡就曾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贡的话不是刻意为夏桀翻案，而是道出了一种历史观而已。），而末喜则是他“堕落”的重要原因和帮凶。刘向总结出末喜的几个特征，其一，美而无德；以美色蛊惑夏桀，致夏政不治。其二，“丈夫心，佩剑带冠”。
那么，夏末乱政果真是末喜造成的吗？早于《列女传》的典籍并不简单地这样认为。前举《国语》即是如此，而汉初的《韩诗外传》同样如此。《韩诗外传》卷二载：“昔者桀为酒池糟堤，纵靡靡之乐，而牛饮者三千。”卷四又载：“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饮者三千人。关龙逢进谏曰：‘古之人君，身行礼义，爱民节财，故国安而身寿。今君用财若无穷，杀人若恐弗胜，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诛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而杀之。”可见，《韩诗外传》虽云夏桀无道，但却与末喜无关。
《淮南子》也述夏、商末世政象之乱，但只及于桀、纣而已。其《本经训》云：“晚世之时，帝有桀、纣，为琁室、瑶台、象廊、玉床，纣为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财，疲苦万民之力，刳谏者，剔孕妇，攘天下，虐百姓，于是汤乃以革车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台，武王甲卒三千，破纣牧野，杀之于宣室，天下宁定，百姓和集。”
《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序云：“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襃姒。”此段虽指言末喜、妲己和褒姒三位女性与夏、商和西周的灭亡有一定的关系，但并没有指明其间的必然联系，而只是从外戚的角度上进行了解读：“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太史公认为，夫妇之道和婚姻家庭是社会的基础，一定要谨循社会文化所规定的既定秩序，否则就会发生变乱。所以他说：“故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釐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汉书》卷九七《外戚传上》序基本袭自《史记》，大意与此同。也就是，太史公尚没有把三代的灭亡归结到末喜、妲己和褒姒个人身上。
就连西汉后期刘向编辑的《新序》中的相关篇章也持此立场。其《刺奢》云：“桀作瑶台，罢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堤，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其《节士》又云：“桀为酒池，足以铉舟，糟丘，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新序》是刘向对战国史料的汇编，体现了先秦一部分人的立场和态度。《竹书纪年》云“夏桀作倾宫、瑶台，殚百姓之财”。
又云：“大夫关龙逢谏瑶台，桀杀之”（《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P32）。《晏子春秋·内篇谏下》亦云：“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弃德行，为琼室、玉门”。两书所列先秦资料，似为《新序》所本。
然则，从何时起末喜才被与有夏灭亡联系起来？前举《国语》已将末喜与夏亡连书，但并未肯定她与国运有关。较早地把末喜将有夏国政败坏联系了起来的，则是荀子。《荀子·解蔽》曰：“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纣是也。桀蔽于末喜、斯观，而不知关龙逢，以惑其心，而乱其行。纣蔽于妲己、飞廉，而不知微子启，以惑其心，而乱其行。”荀子认为，夏桀殷纣为末喜和妲己所“蔽”，她们要为夏商之亡负责任。这肯定不是荀子的一家之言，而是代表了一个派别的性别立场。
在刘向《新序》中，其《杂事一》亦曰：“禹之兴也，以涂山；桀之亡也，以末喜。汤之兴也，以有莘；纣之亡也，以妲己。文武之兴也，以任姒；幽王之亡也，以褒姒。是以诗正关睢，而春秋褒伯姬也。”此段虽记述与史汉相近，但思路却已经发生变化，不再从外戚和婚姻的角度上讲述这段历史，而是将夏、商和西周的灭亡归结于三位女性，从此，这种观点在汉代逐渐成为主流，并形成一种历史观。成书于东汉的《吴越春秋》在述及越送西施入吴时，称遭到伍子胥的反对，伍子胥认为，“美女国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吴王夫差不听，结果亡国。（《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此记载亦见于《越绝书·内经九术》，内容大致相同。汉晋以后，此种历史观遂成为中国正统的历史观，一直延续近2000年。而且，对末喜的附加仍没有停止，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即云：“日夜与妺喜及宫女饮酒，常置妺喜于膝上。妺喜好闻裂缯之声，为发缯裂之，以顺适其意。”（《帝王世纪》第三·夏，齐鲁书社，2000年版，二十五别史本，P26）但基本上已处于末流，至于《宋书》卷二一《乐志三》：“末喜杀龙逢，桀放于鸣条。”明言良臣关龙逢为末喜所杀，那更是其中的极致了。
那么，在早期中国，末喜到底与夏朝政治有没有关系呢。虽史料不足征，但仍有踪迹可寻。《韩非子·说难》曰：“是以桀索缗山之女……而天下离”。具体何故，却并未明言。而《吕氏春秋·慎大览》则载：“桀为无道，暴戾顽贪”，商汤“忧天下之不宁，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曰：‘桀迷惑于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伊尹又复往视旷夏，听于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伊尹以告汤。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
这一记载表明，夏桀迷恋于女色以致政治败坏，然而在伊尹被商汤派遣入夏以后，末喜却起了指路人的作用。正是因此，遂有末喜为商汤间谍一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本《孙子·用间篇》曰：“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而《国语》亦曰“与伊尹比而亡夏”，似可以坐实此说。但末喜为何要与伊尹联手呢？《吕氏春秋·慎大览》提到夏桀“好彼琬、琰”，
琬、琰为何？《竹书纪年》云：“后桀伐岷山，进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李民等：《古本竹书纪年译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此亦见于屈原之《天问》：“桀伐蒙山，何所得焉？末嬉何肆，汤何殛焉”。原来，琬、琰是另外两个美女，末喜应该是出于嫉妒，才与伊尹合作，助商汤灭夏的。这么说，按这一史料体系提供的线索，夏亡同样与末喜有关，但不再说美色祸国，而是末喜因失宠而嫉恨才“倒戈”。把嫉妒归于女性的天性，本来就是对女性性格的一种误读。而且这种说法在社会性别理论方面不如“美女祸水论”更有利于支持父权制，所以，此说可能更近于真相，但并未为主流历史观所接纳。
但无论如何，先秦秦汉对女性就历史观而言，是持一种“厌女”（misogyny）的倾向和立场的，并因此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性别制度和文化的价值观的基础。
《诗经·大雅·瞻卬》云：“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刘向作《列女传》，其中专辟一节写末喜，作为反面教材，刘向认为，此诗说的就是末喜乱夏的情形。从此以后，末喜的形象在中国历史上就被固定，成为红颜祸水的突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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