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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香知酒 １. 有宋一朝，先后进行过两次变法和改革，时隔不过二十年。一次是范仲淹担纲的庆历新政，一次是王安石搞的熙宁变法。结果，都失败了。
中国王朝史上的改革，要从动机看，无非以下几种：君王有雄心大志，开疆拓土，青史留名；时局内忧外患，政权不稳，搞不好就要丢掉祖宗基业；经济上出现问题，连宫里都没钱花了。
有人说，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相对富裕的朝代，经济发达，独独军事上比较无能。这种说法并不客观。事实是北宋的经济只能算相对发达，属于矬子里面拔将军，周边国家经济更烂。而且由于频繁对外用兵，加之大量“冗官”、“冗兵”、“冗费”的存在，使得北宋王朝经常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
在军事上，北宋军队并不弱小，不仅数量最多时达到140万，而且装备精良，既有“神臂弓”这种优势冷兵器，也已经开始使用“虎踞炮”等火器，只是由于同时面对西夏和辽国这两个强敌，再加之朝廷对军队将领的忌惮和掣肘，才显得战绩不那么好看。自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朝廷对拥兵将领的防范越来越严，实行“更戍法”，打仗时不但派出文官监军甚至指挥，而且常常是临时从外区调将，使得“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现象极为普遍。如此情势，很难不打败仗。
仗打输了，就要拿钱买和平。宋朝每年向辽国交岁币白银40万两、绢40万匹，向西夏是交白银20万两、绢20万匹。然而算起帐来，这些钱加起来竟然都不及日常养兵、养官的十分之一，甚至集全国的收入都填不满坑，也难怪当时的仁宗皇帝恼火了。
仁宗当年30挂零，从刘太后手里夺回并拿稳了权力，正是想有一番作为的时候。庆历三年，宋朝与西夏连打三仗，都输了，但西夏也损失不小，提出议和。等到和谈事毕，又把国内的农民起义镇压了，总算逮住一个内外安定的机会，仁宗下手诏给新提拔的大臣范仲淹、韩琦和富弼，说：变法吧，再不变我赵家就亡了！
２. 几天后，范仲淹写了份《答手诏条陈十事》，系统地提出他改革方案。这十事，有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十条，其中有七条是整顿吏治，两条是发展经济，一条是加强军备。于是，庆历新政开始了。
无论仁宗还是范仲淹都认为，朝廷之弊，根在吏治：冗官太多，占着茅坑不拉屎，而且兼并土地，欺害百姓，侵吞国财。老打败仗，也是因为将领无能，尸位素餐，甚至很多下级军官，都是只领军饷却连刀都拿不起来的“恩荫”子弟。
于是范仲淹的第一刀，砍向“恩荫”这一块。“恩荫”是宋朝的特色，中上级官员的子孙、亲族、姻亲乃至门客医师都可由“恩荫”授官；还有“特恩”：“新天子即位，监司、郡守遣亲属入贺，亦得授官。”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此外，官员升迁也很容易，只要在任期内不发生过错，文官三年、武官五年即可升迁。即使犯了罪处罚也不重，除了叛逆谋反罪外，罪恶再大也不过降到远恶军州了事。这些被贬出去的官, 依旧做官食俸禄。日积月累，形成了庞大而低效的官僚集团。
范仲淹的新法规定：要从严控制“恩荫”，官员家庭之中，除了长子，其他人等需得20岁之后才能有条件获得“恩荫”。不可乱设官职，官员子弟想当官必须经过考试才行。官员也不能到时间就提升，需严格考核标准，延长考核期限，择优破格升迁。
这些招数着实厉害，等于从根本上撼动了庞大官僚集团的利益，几乎无人幸免。范仲淹不但主张，把那些年老，无能，体弱多病和贪官给裁了，还专门派出人去巡视，搜集各地地方官的过失回报，见有不合格者就一笔勾去官位。这一点连富弼都感到苛刻，说你这样一弄，不知道有多少家哭了。范仲淹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
随着改革进行，范仲淹也春风得意，思想升华，写下了著名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改革家的政治抱负跃然纸面。可惜，很快他就乐不起来了。
３. 改革几乎动了天底下所有官宦人家的奶酪，利益集团开始反扑了。
但因为改革毕竟是仁宗皇帝主张的，反对改革是一个政治问题，总不能打脸打到天子头上；而且无官不贪，他们也确实有把柄被改革派抓住。于是，官僚集团回避了正面硬杠，采取了迂回手段。
反对派的领军人物是前朝老臣夏竦，和台谏官王拱辰。遗老反对改革，这个容易理解，而台谏官作为在职官员也反对改革，起因是改革派中的欧阳修向皇帝上书，说台谏官中多数不是好人，实话说这棍子打得范围有点大。本就因为无法参与改革、失宠于皇上，已经很恼火了，这下更是火上浇油了。这个政敌，纯粹是改革派不注意加强团结、不讲究方式方法逼出来的。
台谏官相当于现在的纪委和监察局，专门负责、合理合法地给皇上打小报告。于是，王拱辰首先发难，举报藤宗谅（就是《岳阳楼记》里提到的那个藤子京）和张亢贪污公使钱，要皇帝罢他们的官。这两人向来为范仲淹所器重，目标十分明显。为了维护改革派，范仲淹说如果罢了藤宗谅的官，他就不干了；王拱辰也不相让，亦以辞职相要挟，一定要罢藤宗谅的官。这时候，皇帝只好站出来裁判。
仁宗这个人，史上的评论是“宽仁少断”，说他为人仁厚，缺点是墙头草没主意。其实就是没原则，什么都想得到，又谁也不想得罪。此时此刻，他却突然想起某年某月，藤宗谅指责过自己“日居深宫，流连荒宴”的事情了，于是旧仇新报，倒向反对派王拱辰，把藤宗谅贬到湖南巴陵，也就是诞生《岳阳楼记》的地方。不过，这个滕子京也不是什么好鸟，后来他到虢州任知州，为了赚钱，还指挥兵士180名、驴车40辆贩茶，不缴税赋。范仲淹为这样的朋友出头，也说不上多么明智。
反对派的阴招儿那就更多了。老贼夏竦叫家里的女奴模仿石介的笔迹，这可能是史上最早的“临时工”，篡改了石介写给富弼的一封信，将行“伊、周之事”改为“行伊、霍之事”。伊指的是伊尹，周指的是周公，他们都是古代辅佐天子的贤臣；而霍指的是霍光，他是废立国君的权臣。这还了得？不过仁宗确实够“仁”，只是半信半疑。
没想改革派又惹下一场天大风波，彻底惹怒了皇帝。改革派官员苏舜钦，卖了一车公家的废纸，要召集小伙伴们聚一聚，说钱不够了大家再平摊。有个官员叫李定的，很想入伙，甚至慷慨地说：搞AA多伤感情啊，这饭钱我掏了！但苏舜钦死活看不上李定，道不同不相与吃饭，把李定气得够呛。于是开席畅饮。结果一喝起来，就忘记大宋朝的“廉政规定”了，不但饭钱吃超标了，还叫来妓女狎乐。有个诗人叫王益柔，酒酣之后往墙上题诗一句：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这得是有多张狂！李白何等牛人，也不过只敢戏弄一下高力士，结果这个王益柔喝多了就敢“遣帝扶”……
正闹腾间，李定告密引来的“纠风办”也到了，把一伙人堵得个严严实实。这是不听皇上旨意，顶风违纪啊！一帮人搞团团伙伙，这是严重的山头主义啊！苏舜钦虽说是拿卖废纸的钱宴请宾客，可那废纸也是属于公家的，这是贪污公款啊！公然搞异性陪侍活动，这是思想作风严重败坏啊！王益柔胆敢“遣帝扶”，这是典型的目无君主、湖心意识不强啊！怎么看，这事儿都大去了……
不过，后来在许多支持改革的大臣尽力斡旋下，也加上仁宗确实仁德，并没有人因为这个事情掉脑袋，当然免职发配少不得了。事情发生后，范仲淹和富弼都心不自安，要求出朝巡边，实际是避避风头。结果范仲淹去了陕西，富弼去了河北，庆历新政陷入僵局。
４. 一直以来，在反对派攻击改革派中，朋党是他们常用的借口。党字在古时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什么君子不党，营私结党，狐朋狗党。在古汉字中，党字上面是尚字，下面是黑字，意思是关起门来在黑屋子里搞见不得人的勾当。结果苏舜钦酒宴小伙伴的事情一出，立刻就给反对派提供了继续攻讦的口实。
范仲淹和富弼匿了，暂避锋芒。可欧阳修不服气，决心为自己、为哥们儿正名。他写了一篇《朋党论》，说君子有朋，小人无朋，天下有君子之真朋，也有小人之伪朋。如果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伪朋，则天下治矣。
这就是文人的自以为是，政治幼稚。哦，你们都是君子，跟你们为朋才是君子，不跟你们一起就是小人了？本来是打击反对派的，无意中却伤了很多中间派。最关键的，是欧阳修代表整个改革派，承认了确有朋党的存在，这让本来半信半疑的宋仁宗大为不满，也大为恐慌。
仁宗搞改革，虽有励精图治之心，但主要还是为了稳固皇权，强化权威。对他说，最好是无论改革派还是保守派都能紧密团结在以仁宗为湖心的皇帝周围，最怕的是朝庭内部出现可以威胁皇权的势力。你们改革派搞君子之真朋，什么时候拿一件黄衣服给范仲淹穿上，那还了得？
宋太祖之后，为了强化中央集权，以“分化事权”、“牵制”的办法，做了大量工作，扩大皇权，削弱官权，令其互相牵制，防止官员专权。这是不能触碰的底线，一切改革都不能逾越的红线。不管改革能够带来多大红利，只要是对皇权构成威胁，作为改革的发起者，皇上就一定会阻止，并率先失去了改革动力。
欧阳修的《朋党论》，不但没有替改革派洗白，反而直接黑出翔来。还算是宋仁宗仁慈，没有写什么炮打司令部，也没有追究“改革党”的政治图谋，但眼见得是彻底凉凉了。于是改革派纷纷被赶出朝廷去当地方官，庆历新政也就搞不下去了。
范仲淹虽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却爱惜羽毛，患得患失，没有商鞅那种决绝坚忍。或许也因为他很清楚，天下都是天子的，那句话实际应改成“先天子之忧而忧，后天子之乐而乐”，为人臣者，何必去讨天子的不快？而宋仁宗叶公好龙，也没有秦孝公那般志如磐石，当周边战事停止、威胁不再，他也就收起雄心壮志，一门心思搞起“以仁治国”来了。 ５. 昙花一现的庆历新政之后，宋朝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到了仁宗后期，官员已逾两万之数。十之八九的官员只知其位不知其职，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即便有实权的也因不能握权长久，自认为是临时的而应付差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恐招人非议，影响升迁。这些既得利益集团，自然是再没有任何改革动力。
但为了维护皇权，总是需要官僚集团来做事的。所以朝廷一方面限制官员的实权，一方面又诱之以利，北宋官员特别是中上级官员俸禄极高，“京朝官，宰相、枢密使，月三百千。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这还只是正俸，“其禄粟，则宰相、枢密使，月一百石。”这是高薪养廉的节奏啊，效果如何？
效果是很多官吏或者和大地主勾结起来兼并土地，贪污行贿，搜刮民脂，或者和大商人勾结起来垄断市场，图规厚利。其结果，不仅造成国家财政的更加危机，而且使广大农民的生活日益贫困，激化了阶级矛盾。
仁宗死后，宋朝仍然面临两大难题：一是贫，财政收支不平抵，国库年年赤字；二是弱，十战九败，岁岁输钱帛于辽夏。这不仅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更是给人民带来洗不清的屈辱和苦难。
等到宋神宗即位，被情势所逼，只能继续寄希望于变法。这种被逼之下的“倒追”变法，在中国历史上很常见。而这一次，历史选择了王安石。
６. 王安石早在仁宗年间就上表请求过变法，被仁宗华丽丽地搁置争议留待后人了。熬死仁宗之后又熬死了短命的宋英宗，终于等来了年轻的神宗皇帝。
神宗年轻，自然有些冲劲儿，也好呼隆。王安石针对国家既贫且弱的弊病，提出了“开源与开放”的理财之道，“择将治军”的强兵之方，制定以先王之道取代陈腐的儒术、专以经术取士的科举改革、实施青苗法的经济改革等一整套改革方案和实施措施。
客观来说，该变法确实实现了“富国”“强兵”的初衷。历史学家黄仁宇甚至说，如果成功，可以把中国历史提前1000年。变法后，国家财政收入几乎增长3倍，特别是军制由“更戍法”改为“将兵法”之后，军队战力有了大幅提升。北宋熙宁六年，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甘肃临夏)、岷(今甘肃岷县)等五州的作战。宋军收复5州，拓地2000余里，受抚羌族30万帐，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
但或许是因为范仲淹的教训让他记忆犹新，或许是因为他深知官场之中绝无几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王安石根本不敢借变法整顿官僚机构，而是采取了妥协和鸡贼的态度。
他给年老的高官以照管宫观之类的闲事，并给予丰厚的俸禄；对反对派官员也不赶尽杀绝，只调动了他们的职务和任区，甚至对贪赃枉法的官员也没有始终坚持革职惩治的办法，以获取旧官僚集团对改革的支持。而对基层官吏和新任官员，则完全采取收买拉拢的办法，增加他们的薪俸以获取支持。
王安石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改革者要让改革推行下去，必须掌握决定性的实际权力。只有建立从上到下的新的官僚集团，才能拥有权力。而凝聚这一集团的，除了利益还是利益，只能运用政治腐败的一些手段方能奏效。很多改革本来是针对利益集团和腐败去的，但为了改革成功又不得不借助于一定的腐败的方式，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利益集团，这正是改革的吊诡之处。
在这种认识下，王安石任用了一批趋炎附势、见风使舵、品质低劣的官员，“时安石用事，贤士多谢去”，这使得当时的官场更加腐败。王安石也任人唯亲，虽然颁布了“任子法”，要求对官员子弟择优录用、克服“恩荫”之滥，而自己却弄权把儿子安插在神宗身边，当上了龙图阁直学士。
除此之外，他任用的那些“改革派”，还常常使用高压、诬陷等手段打击迫害异己，把庙堂上的一批大臣贴上“奸佞之徒”的标签，最后更发展到“改革派”内部的互相打击、诬陷，使改革成为一场新的政治斗争。
于是，改革既换来“下台派”的旧官僚的强烈玫击，也受到了一些在职的“君子贤臣”的抵制和反对。他们的反对理由，有一点出奇一致：变法扰民不堪。
７. 王安石的变法，确实并没有得到百姓的理解和支持。当然，他的初衷也是为了替国家、替皇上攫取更多的财富，而并非真的把百姓的利益举在头上。他的变法目的，是强国而非富民，是为了赵家天下，而非民之天下。
但是为了调动百姓的积极性，有很多法令还是有利于民的。比如青苗法，秉持的是“贷谷于民，立息以偿”宗旨，防止谷贱伤民，维护的是农民的利益；市易法采取的是“贱则平价而收，贵则减贱价以售”的政策，冲击的是大地主、大商人的私自定价权，于民生有利；农田水利法广修天下水利，更是维护的农民利益。然而，由于农民的愚昧，以及新法宣传的不深入，很多百姓并不理解新法的真正目的。
再加上新法撼动了官僚、地主阶层的利益，这些在官民之间起着重要桥梁纽带作用的人就纷纷变成了“歪嘴和尚”。无论新旧官僚，是否支持变法的态度，在于原有的权力和财富是否得到了保留，并且有无可能在变法中通过钻空子取得更多利益。如果利益是增大的，他们才会支持变法，反之，则会以各种办法进行阻挠。
比如在执行青苗法的过程中，很多官员都竭力阻挠青苗钱的散放，有的地方官把原来自愿领请的青苗钱，歪曲成按户摊派、强迫领请，使地主富户得到了好处，又把怨气转移到百姓身上，制造反对变法的口实。又如在推行保甲法的过程中，本来要求十户一保、全民皆兵是件好事，但有的乡绅故意让农民每日忙于军事训练，而荒芜了庄稼，但该缴的粮食又一粒不能少，逼得农民只好自断手腕，逃避军事训练。
历史上很多改革，教训正在这里。实际上，普通民众是不关心改革的，除非能够给他眼见为实的利益。一旦利益受损，他们会迅速变成反对者。所以，改革的前期铺垫非常重要，而确保百姓能够得到实打实的利益更是非常重要。王安石的变法，旨在强国而非富民，甚至在执行过程中伤害到了百姓的利益。他只不过打乱了原有的旧格局，而对社会财富进行了重新分配。在这场分配中，无论新旧官僚都没有大的损失，损失巨大的恰恰是民商、地主和农民这些阶层，因而严重缺乏支持变法的广泛社会基础。
再一个教训就是，如果变法的同时不整饬吏治，往往南辕北辙，播龙种收获跳蚤。上面的改革经再好，经不住下面歪嘴和尚多，而且乱念捅出漏子后，又会故意把洪水引向改革本身。
８. 不惟农民和地主、商人阶层反对改革，甚至很多都是当时的正人君子、就连范仲淹之时的改革派，韩琦、欧阳修、富弼也出来反对改革。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盖因王安石变法聚财的手段不是从官僚、豪强、地主中取得，而是从农工商手中攫取，通过增加农民负担实现的，韩琦等人正是以“为民请命”的姿态站在反对新法行列中的。时值北宋理学上升时期，很多力量都在争夺意识形态主导权，反对派自奉儒家，称改革派为法家，此番儒法之战，并不仅仅是针对改革的。
再者，王安石“刚愎自用”，“用人不善”，政策一再失误。所以像欧阳修是竭力奖进王安石的前辈，司马光为王安石的同时好友，均不能与王安石始终共事。因此，王安石纵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决心，但除了他周围的少数几个人，几乎所有人、从官僚到百姓都失去了改革的动力。
而这场变革的发起者，神宗皇帝却空有治世之心，并无治世之才，更缺坚忍之性，他无非是想借着变法，稳固权力也扩张权力，营造一个不世神皇的形象。因而当改革初见成效，神宗通过变法建立了新的效忠于他的官僚集团，稳固了手中权力，并对平衡各方势力的政治手腕熟悉之后，他就一脚踢开了王安石，让自己独享改革成果。
王安石为相五年，下台，专心做其文学家了。之后长期盘踞相位的不是吕惠卿这样的新法干将，而是王珪这样的“三旨相公”（上殿进呈时，称为“取圣旨”；神宗决定后，称为“领圣旨”；退朝后告诉禀事的人，称为“已得圣旨”）。无他，只因其虽无能却听话，更能突出皇帝的英明神武、定于一樽。在此期间，神宗推行了元丰改制，并主导了对夏西征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既认为改革已然大成，好大喜功的神宗借西夏内乱之机，大举出兵，意图一举灭夏。不料经过五路伐夏、永乐城之战后，宋朝再次惨败，死伤军民60多万，损失钱米银帛无数，把王安石变法积攒的那点财富造个底儿净。神宗受此打击，一病不起。
到最后感到不久于人世，要托孤于大臣的时候，神宗还是选择了以君子自封、但实力更强的司马光等保守派。因为那些保守派迷信祖宗之法，断不会做出陈平、周勃之事来。面对是继续支持变法强大国家，还是让自己幼小的皇子能够稳稳当当继承皇位的选择面前，皇帝眼都不眨地选择了后者。
神宗既殁，变法也就亡了。虽然于财政和军事上使宋朝得到了一定提升，但并没有解决国之根本——国穷兵弱、吏治昏聩的问题，并且还制造了新的党争，引起无论思想还是力量上的进一步分化。这时，距离后来的“靖康之变”也不过只有30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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