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关西游：武术，单车和小鹿

武术、单车和小鹿

草西/图文

不清楚为什么，提前一个月，我就买好了去大阪的往返机票，也许是学了一段时间日语，产生了交流的冲动，又或许是这一年走哪儿都有人陪，想要自个找点意外。抱着换座城市生活几天的态度，精神上没有非得到那儿做些什么的紧迫感，对这次旅行不做规划，也无期待。总之，我出发了，带着20寸行李箱、最低的预算和放任自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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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登机牌时，前后的女人们提着能装下我的大箱子，里面很空，专为采购准备。下飞机时，我拜托邻座的男士帮我拿架上的行李。他轻轻一挑，打算用食指提起箱子，但它没有动。

“你的箱子这么重啊！”

“不算重啦！”

“一般来的都不装东西的！”

“是呀！”

“你不是去购物的吗？”

“我是去玩的，真的。”

到京都时，已入夜。通道里，回响着杆子敲打地面的“咔哒咔哒”声。一位身穿黑色大衣的男士，杵着导盲杖，不疾不徐地向出口走去。头顶飘着雨后的云朵，街道反衬着霓虹。巷子很暗，却不阴森，远处的门灯显出温暖的色调，使我想起在哲学之道的那晚。

也是一个雨天。我独自漫步。从不见人影的树丛那边，传来两个日本太太说笑的声音。“他们在喂猫吧！”我心里想着，却没停下脚步。雨越下越大，四周的商户都关门了。耳边传来风声、水声，还有树叶摩擦空气的喘息声。

只需往大文字山的方向走二三分钟，就能从主干道穿行至静谧的河渠旁，进入另一个幽寂的空间。家门前的灯，微微的，弱弱的，没有夺目感。它不扰乱我的心，却又在夜晚给人以依靠，似乎只要出状况，就能随时敲门，总有人在屋里。

世界太奇妙，有好多的巧合，巧合在不知它会发生，却又注定将发生。人和人的关系，也是那么的奇妙，有些人，你总在脑海里想他，他却不再出现；有些人，你已经忘记了，但他又总与你的生命牵绊着。太多东西，不靠我们的精神起作用。在念头之上，一定还存在某种无法言说、却比精神更纯更美的连结。

日本最古老花街“上七轩”的花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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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节省旅费，我住的胶囊旅馆。有异于大厦里的工业风，这是一栋传统民居，含一间睡房，一个餐厅，两个浴室和三个厕所。睡房有上下十个长方块格子，左邻右舍以布帘分地盘，男女混住。付完房费，收到一张A4大小的告示纸，上面除印有酒店联系方式、地图、服务和收费外，还有注意事项：

“不能吸烟。

晚上10点后，请锁大门。（有密码，可自由进出）

晚上10点后，请保持安静。

晚上10点后，不要使用吹风机。

置于厨房的物品，请贴上姓名。

请按要求处理垃圾。

对丢失物品，我们不负责任。”

这张纸上，居然没写：“不经邻居同意，请勿擅自拉开布帘”。

夜里10点，唯一的工作人员准时下班。旅舍盘踞着一群不把约定当规矩的外国人。我旁边住着瑞典来的杰夫。他真的急需洁肤，因为我闻到了汗臭味。幸好我的床靠窗，多少减去了不适感。

四晚的房费以现金结算。虽然为迎接2020年东京奥运会，日本已加快电子支付的应用，但不少商铺仍只收现金。在北京，我已有3个多月没带钞票出门了。来到这儿，手握胀鼓鼓的钱包，我竟生起了落入凡尘的充实感。

在美术馆，结账时使用一种收现金的机器，但后面站着工作人员，负责指导和打包。起初，我认为多此一举，仔细想想又觉周到。诸如此类的小设备在日本很普及，兼顾了科技与传统，既有机器的方便也有服务的温暖。中国人喜欢“推倒重来”，却不考虑传承。我曾经也认为过时等于落后，但现在想法变了。颠覆后有很多选择是好事，但让人只有一种选择，就不够包容。在北京（包括中国很多地区），不用电子钱包的人，已经是实打实的弱势群体了。

为体验“佛教，武术，冥想”课程，我来到了上小川町。小学旁，有一家不起眼的寿司店。

眼前是上了岁数的民宅，里面住着本分的人。他们守着一份买卖，几十年如一日地经营着。岁数在增加，连接过去和现在的不动产也在变旧，但人心的天平，好像一直没有摇摆。

12点20分，我走进小店，坐在了凳子上。店面不足15平米，只有一位服务员。他既是伙计，也是老板；既捏寿司，也要收银。吧台够坐三四个客人，两张小桌还能挤下五六人。电视里播放着搞笑综艺节目，同时段等餐的，还有一对老人。一位打扮中规中矩的女士吃完便当，刚离去。炉子上三个火眼都忙着，左烧开水，右熬昆布，中间那个，老师傅往里扔了把葱花，想必是套餐的配汤。

13点08分，离与宝幢寺龙源和尚碰面的时间已不足半小时，1300日元的便当终于出现在我胸前的台面上。花了12分钟，我把饭就吞干净了。老师傅对我这位客人不太满意吧。虽然他道了谢，但递上来的毛巾，却是凉的。

老师傅的寿司店

京都街上的一家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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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跑来到宝幢寺在上京区的体验中心，这是一栋三层的小洋楼，由西阵织和服工厂改建而成。龙源和尚与太太早百合已在门外恭候。接待室正对大门，绕过居住空间，地下是佛堂。行碎步带路的早百合，是一名和裁技能士（和服裁缝），她穿着自己剪裁的砖灰色和服，腰间系着同色系的立矢结。和服款式极简，沉闷却实用。我们寒暄了一阵，互递了名片，喝过绿茶暖完身后，就上课了。

学生只有我一人。龙源和尚是真言律宗出家人，师出总本山西大寺清净院，习武23年，曾在北京练武5年。真言宗是唐代空海法师远渡中国，取经后回日本创设的。当时能活着来中国，又活着返日本的求道者，可是九死一生。日本社会与中国一样，佛教面临很多问题，它不仅已成概论中的概论，少了实证和体悟，还因突发的多起事件，逐渐疏离了人群。与藏传佛教不同，真言律宗传承自唐代的系统，属于汉传密宗。不过，经三武灭佛，唐密就在中国消失了。“这是从中国学来的，现在还给你们。”他说。

龙源和尚用普通话授课，从十正道的第一条“正见”教起。

婴儿从爬开始，经由一年的练习，才能做到直立行走，可一旦学会，我们就视走路为理所当然。伴随成长，我们还经历了大大小小的伤痛，身体受本能的保护，产生了逃避、压抑等防御性动作。例如，左膝盖疼的话，身体就下意识地向右侧倾斜，以减轻痛苦。

站立时，触发双脚与大地的知觉，观想关节、肌肉、筋膜、骨架的变化，像瑜伽的山式，但脚指不用张开，腿也不必紧绷。行走间，揣摩双腿角力的松紧。当我们观察身体时，总能发现不对称、不平衡的部位，此时，如果有意调整，那么心灵也将得到修正。这便是“以身修心”。

之后，是重头戏——武术的部分。龙源和尚借年轻人对武术的热情弘法，这也是我报名的原因。由于生性好动，小学时我被抓去练过武术。虽然处于懵懂期，但蹲马步、抬腿、挨训的日常，还是令那时的我受了不少罪。鼻子被同学的拳头打出血，完不成动作被教练罚，练一字马拉伤韧带等，都留下了永恒的记忆。不过，那只是身体上的痛，小学生的练习全心全意，哪里不对劲，第一时间就哭了，不像成人忍得住。与独自就能完成的武术套路不同，近身互博更能感受武术于人于心的力道。

武术的道与做人一样。龙源和尚说：“完全接纳对方，并让他的力发出来，但是，自己要保持重心不变，顺着力的方向。躲避或歪斜都是不自然的，这会让自我变形。当身体回归中正时，对方自然就倒下了。”武术不是攻击，也不是竞技，是关系。“谁身子壮，谁就强大，这是没有超越动物性的关系。”龙源和尚说。武术不是弱肉强食，而是心意相通。

很快，我就感受了一把心意相通的滋味。龙源和尚示意我用两根并拢的手指，从后脖子那儿把躺着的早百合抬起来。我拼尽力气，感觉她的头在变大，似乎快要坐起来，但她只是微微浮动了上身，就又沉回了地面。我不觉得人可以单凭两个指头（不能借力），以跪着的姿势，让躺着的人坐起来。要知道，光是成人的脑袋，就重8到10斤。接着，我按照龙源和尚的方法，左掌紧贴早百合的右掌，四目相互凝视，试了一回。我感觉早百合变轻了，不到三秒，她就被我折叠了。我的手指与她的脖颈仿佛有了意志，在通电的刹那，产生了力量。龙源和尚也解释不了为什么，但他说，越是放松和相信的人，越能办到。

从体验中心出来，已近4点。电缆缠着蓝天，远山红叶苒苒。无人菜摊前，有骑车来的大学生，还有步履蹒跚的银发老人。在回旅馆的车上，我想起了这段课程介绍：

“我们从认识自己的身体开始。

站立，走路，每一个动作上，把握自己意念和身体运动的配合。

下一步，我们开始注意他人和自我之间的互动关系。

觉醒自己与自我、自己与别人的关系，才可以用我们真实的力量。”

五点不到，天就黑了。白天还是晴空万里的京都，又落起雨来。路灯打在反光的地面上，水波和鞋影交错混杂。我踩着自己的心，像踩着过河的石头一样。

回到旅馆，泡完澡，正写着日记，杰夫的歌声就穿透了过来。我把电脑放到枕边，从衣柜里拿出相机。纠结了一小会儿，撩开了布帘。

“你唱得真好！”

“谢谢！”

“我可以给你录像吗？”

“随意。”

不知他是因为有人录像唱得格外卖力，还是本身就表情丰富，从镜头里，我看到了一个灵魂歌者。原本胶囊里的人都是各顾各的，最多吃早饭和夜宵时，大家讨论一下出行计划。当杰夫不顾10点后肃静的规定唱起歌时，被独立分装的旅人们，统统集中到了走廊。没什么是一首歌解决不了的，它既打破了隔膜，也冲淡了汗味。

体验中心正门

社区里的无人菜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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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我加入了一个骑行团。因为我始终搞不懂电车的换乘和时间，所以提前一个半钟头就到了约定的地点——从京都駅33号站台乘嵯峨野线，坐4站能抵达的花园駅。

我四处逛了逛。大中午的，许多店却关着门。有一家花店开着，女主人正摆弄着高脚台上的盆栽。另有一家和菓子店，透过玻璃幕墙，我看到女店员正弯腰向客人致谢。稍等片刻，一位穿西装的中年男子就提着精美的纸袋从里走了出来。公交车站有3个人在等车，一位老太太带着孙儿，还有一名中学生。一家汽修店外，两个上了岁数的阿公，冲洗着一辆浅灰色的本田面包车，旁边谈笑风生的是车主一家三口。在我闲逛的一小时，屈指可数的车辆驶过。整个花园町空荡荡的，与明媚的冬阳不相称。想起这天是周日，按照日本的劳动法，周末或节假日工作，雇主要给员工支付额外的加班费。在非核心商业区，周末的顾客并不会比平日多，不营业或许是最经济的选择。

我寻觅着吃点什么，走了三个街口，只看到一家卖咖喱饭的，但我不想吃鸡肉或牛肉，就去了711便利店，买了些关东煮。日本的便利店无孔不入，虽然给生活创造了便利，却也挤占了小商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多的个性小店，因此失去了人气。

在同样关着门的居酒屋前，站着三个人。其中一位是导游由贵，大阪人。他穿着卫衣和纽百伦球鞋，戴着鸭舌帽，实足棒球爱好者的模样。由贵父母在花园駅开了一家餐厅，制作各种本地的传统食物，有拉面、大阪烧、寿司、天妇罗、火锅等。我们碰面的居酒屋，正是这家小店。另两位是从夏威夷来的新婚夫妇卡罗兰和尼克。他们结婚五年，正为生宝宝努力着。卡罗兰比较腼腆，讲话慢，语气平，尼克就更沉默了。

从墨尔本来的老夫妻简和皮特，准点出现。简撅着嘴，像一只厚唇鱼似的与大家打招呼。她知道我从中国来，又是团里除了导游之外的亚洲人，就开始喋喋不休。她有2个儿子，其中一个娶了日本女人。为了见儿媳妇，她跟着皮特从澳洲飞来日本，这是她第一次到访亚洲。皮特与简在我看来是绝配。他高高瘦瘦、温文儒雅，有一个吵闹的妻子，他可以省不少讲话的力气，只管点头、微笑就够了。

全部团员到齐后，导游开始分配自行车。我一眼相中最矮的蓝色单车，不想却是由贵的私车。不过，他还是让给我骑了。选这辆车的好处是坐垫下有缓冲圈，屁股不会因颠簸而刺痛，但也有坏处，就是它没有前筐，我得一路背着双肩包。

第一站，我们去了妙心寺。妙心寺不是一座寺，而是有着40多座塔头的寺院群。简不管见到什么，总露出一副吃惊的表情，大嘴唇还不断地重复着“太不可思议了，茜！”、“太美妙了，茜!”。于是，我给她取了花名——阿惊。

除了阿惊，其他人也称呼我为“茜”，没喊过一次我的英文名。这个音比较好发，若是换成“草西”，难度就增加了不止10倍。“茜”的音色高挑，不管是对喊的人还是听的人，都有提神的效果。回北京后，我便决定以后不用英文名了。

在妙心寺山内的桂春院庭园里，骑行团得到了由贵朋友的招待。我们不仅观赏了不对外开放的“既白庵茶室”（以前和尚喝茶是要被处死的，于是他们修了隐蔽又狭小的秘密空间，用作茶室），还品尝了绿茶和红豆糕。坐在榻榻米上，望着残存的枫叶，捧起手中的茶杯，想象庭园四百年来的风雨变迁……

“这茶喝起来像鱼汤！”耳边传来了阿惊的声音。

“我觉得像杂草汤。”皮特的声音也传来了。

“我的腿要断了！”扭头一看，阿惊正把压在屁股下的腿伸直。

从庭园出来，天下起了小雨，但不影响骑车。于是，我们去了龙安寺和金阁寺。

“你知道吗，金阁寺非常有名，有一本书就是写这儿的！”我对由贵说。来京都前，我读了几本书，包括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川端康成的《古都》，还有林文月的《京都一年》和东山魁夷《和风景的对话》。

“是，是，是。我知道！”由贵拿出手机，打了几个字，滑动了片刻，将屏幕对着我：“是他吧！”一休哥的光头出现在了我眼前。

“呃，他也很有名。”我说。

“他的故事就发生在金阁寺。不过，他可有很多女朋友噢！”由贵笑了。

京都的马路没有专门的自行车道，偶尔穿梭于仅能容纳一人的人行道，让我没工夫左顾右盼。

一辆轿车从身边跑过，车上的年轻人朝累得半死的我们挥手，亢奋的重金属乐向我们袭来，这座城市终于不再矜持。由贵急忙跟我们道歉，哈着腰说：“对不起，对不起！他们太吵了！”但他根本没必要道歉。听到音乐时，我不知多高兴。

吃饭前的最后一站，由贵带我们到北野天满宫看夜景。他说，这个神社适合晚上逛。

北野天满宫供奉着学问之神“菅原道真”，不少学生、职人慕名前来参拜。我们模仿由贵的举止，扔了硬币，摸了牛头，祈祷变得聪明。唯有卡罗兰，摸了牛的肚子，求早生贵子。

“牌匾上为什么挂着一只野猪？”我问由贵。

“因为今年是猪年！”他说。

我一下子反应过来，日本不按中国的阴历算日子，他们迈入猪年的时间，比我们大约早一个月。平成三十一年，正是我们的己亥年。“猪”引发了四位欧美人的讨论，他们问起生肖和年份，以及自己的属相来。

在京都街头骑行

桂春院庭园

学习喝茶的礼仪

书画背后就是秘密茶室

北野天满宫挂着的生肖画

空荡荡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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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景点周围，街道一如既往的冷清。由贵表示，随着连锁超市、购物中心的普及，京都很多私铺都经营困难。“我喜欢运动，也认识一些寺庙的朋友，父母经营着一家本地化的餐厅，我就想出了这个生意（骑行团），把人笼络在一起。”他说。

六小时的行程，将以品尝地道美食结束。

晚餐以一小碗暖胃的拉面开场。面条很细，汤里只放了海带、葱花和盐。由贵的父亲在吧台后烧菜，母亲在我们隔桌做大阪烧。由贵忙前忙后服务大家，他的妹妹也在后厨帮忙。我们用餐的两个小时里，骑行团是唯一的客人。

五个人围坐在桌前，不说话会很奇怪。阿惊展示出超强的体力，打开话匣子就收不住。身为唯一的中国人，我也没受冷遇。虽然两对夫妻讲话很快，但我也能插上话。

“日本真的太不可思议了！便利店，你们去便利店了吗？那里面怎么会有快餐卖？”阿惊问。

“是的！各种各样的！面条、炒饭、煮蔬菜！”卡罗兰说。

卡罗兰也是第一次来亚洲。皮特和尼克已经来过日本多次，因此没有表现得像阿惊和卡罗兰似的。

“我在超市里，通常只买牛奶和肉！”阿惊翻了个白眼。

“日本的电车也太不可思议了！你们也是这样吗？”阿惊突然问。

“我们没那么复杂。我可搞不懂日本的电车！不过，我们有高铁，走哪儿也方便。”我说。

“高铁？”皮特问。

“从北京到上海，只需要5个小时呢！”我说。四人接下来的表情明摆着对中国还很陌生，两个中国最大且最有名的城市之间的距离，他们缺少概念。

“大概1000多公里吧！”我补充道。

“也只有中国，能建那么多高铁吧！”皮特说。

大家七嘴八舌讨论了下中国速度。阿惊又问我：“你们是像日本人一样睡榻榻米，还是床呢？”

“我们习惯了睡床，有腿的。”我无法想象现在还有人问这种问题，本来想介绍一下炕的，但担心解释不清，就没继续。

由贵端来了饮料。皮特点了啤酒，简和尼克要了清酒，卡罗兰点了可乐，而我则要了橙汁。

“我不喝冰水的。”握着零度的玻璃杯，我说，“在日本，餐厅总是上冰水。”喝了一口，我就不再碰它。

“我的医生也告诉我，不能喝冰的水。他说那会让身体凝固。”阿惊说。

“夏威夷有种咖啡，非常好喝！上面是奶油，还有冰淇淋！”旅程快要结束，第一次见卡罗兰这么激动。

“我还没去过夏威夷。去那儿要办签证。”我说。

“我们来日本也要办签证啊！”阿惊插嘴道。

“前几年办美国签证，被拒了。”我说。

“那就继续申请！”卡罗兰说，“美国政府常常莫名其妙！”

“现在更不好办了。你知道的。”我说。

“等两年，快了。”卡罗兰信誓旦旦地表示。

主菜上来，五人各点了豆腐火锅、天妇罗（阿惊和卡罗兰点的一样）、生鱼寿司和烤鱼。坐我右侧的卡罗兰，每道菜她都没吃完，拉面吃了一半，大阪烧吃了三分之一，天妇罗的米饭只戳了几口。她还不习惯日本的饮食，喝茶用餐，都有些紧张。

品尝了精心准备的小食，我把目光投向了进进出出的由贵。他每周工作六天，接待从世界各地来的游客。每天差不多的行程，差不多的时间做差不多的事，以至于路上的协警看到他，也主动打招呼。

“真无聊呐！他不会觉得无聊吗？”阿惊既不能忍受也无法理解由贵的生意，一个劲地感叹，还给我们使眼色。我心想，由贵不算惨，毕竟，他可以自主安排工作，每天还有一上午属于自己的时间。守电梯的、看安检包裹的、阻止行人闯红灯的、欺负小摊小贩的……如果她来中国，就会发现大把更无聊的工作。日语中，有“社畜”一词，直译为“社会畜生”，是上班族用来自嘲的话。阿惊是自由职业者，她老公是建筑师。卡罗兰是待孕的主妇，她丈夫从事会计咨询。在他们看来，为了养家糊口，像畜生一样工作，是不是需要国际人道组织救援？

阿惊问起我的工作。在一群明天就不知所踪的人面前，我痛快地暴露了自己：“我是一名写作者。”我告诉他们，自己从小就喜欢写东西，从未间断过。

“你能做自己喜欢的事，那是多么美好啊！”皮特说。

“是啊！多少人都做不到！”阿惊附和道。

“没错，是这样。我很知足，可是现在我还得做些别的工作来养活自己。”我继续说，“得平衡一下。”

“做什么不呢？”皮特自言自语道。

或许，他们对我的理想并不感兴趣，赞美也是出于礼貌，但被四双肯定的眼神注视着，让我觉得大大方方讲出自己的愿望，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吃完饭，由贵开车送我们回旅馆。我伸手去拉右车门，他赶忙走过来，说：“错啦，错啦！”在日本，驾驶座的位置与中国相反。我说自己怎么老迷路，也许与惯性思维有关。日本人开的车偏迷你，两个美国人钻进来后，感觉车子就跑不动了。

路过京都駅，行人多了不少。挂在大厦间隙里的明月，淹没在了繁华和摩登中。

“可能是要举办奥运会了，这一年来日本的游客多了很多！”由贵说。

“那你的生意岂不是很好？”我说。

“现在的日本不好挣钱。”

“中国也一样。”

我们又聊起了日本菜，无非是拉面、乌冬和寿司。

“你们刚刚吃的四季料理，里面的马肉其实是鹿肉。千万不要告诉奈良人噢！”由贵冷不丁嘀咕了一句。

由贵父母请客的四季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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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在双肩包上的白鹿福袋，发出了清脆的声响。那是我吃鹿肉的前一天，参加“奈良秘境徒步之旅”时，在春日大社买的。我了解鹿在奈良人心中的地位，也对人与鹿之间的相互成全、相互利用深有感触。但我没想到，自己吃了它们。虽然只有一小瓷勺的量，可还是犯恶心。

奈良的鹿是国宝。通往神社的路，人只能走左右两边，中间要留给鹿。在核心保护区内，有1200多只被认为是神兽的鹿。奈良人不杀它们，只在每年的秋季，割去公鹿的角。以上信息，由启子女士告知。

因再度迷失在京都駅内，早出发半小时的我，迟了一小时才到奈良近铁站。“奈良秘境徒步之旅”发起人育代领着菲律宾一家五口先出发，留下朋友启子在车站前的喷水池等我。

与启子女士碰头后，我们打算坐R13红色观光巴士追上育代。她拿着的宣传单上写着发车时间，她指了指说：“我们还要等20分钟。”

“这辆车我们不能坐吗？时间好像刚刚好。”我指着时刻表说。

日本人做事比较程式化，因为我比迟到的时间早了几分钟到，所以她一时还算计不过来。

“你看看，现在是10点18分，那辆车10点22分出发。”我说。

启子为能提早坐车而露出了笑容。她挽着我，走向街对面的车站。奈良的公交车是前门上、后门下，我差点搞错。等找到并排的位子坐下，我俩就聊上了。

车上，启子女士给了我一份英文观光地图。上面用粉色银光笔勾勒出这次徒步的路线。育代没有带我们走旅游线路，而是另觅了一条清幽的密径。上百年的老树在地表徜徉，各色枫叶与娇嫩的水滴挂在枝丫上，银杏积了一层又一层，松树高耸挺拔，像守护我们的门神。

在奈良公园、东大寺等游人密集的地方，因为人心浮躁，所以野鹿也跟着闹腾。它们为抢食，脾气非常暴躁。密径的鹿以温顺乖巧的母鹿和不因世事的幼鹿为主，对我们来说安全很多。育代给我们每人发的一叠资料，就有保护自己和野鹿的说明书。

鹿仙贝是被允许投喂野鹿的唯一食物。野鹿没常识，纸张、塑料，到了它们嘴里，都会被咽下。我看到少数游客因为自己的不小心，让鹿把装仙贝的塑料袋或者游客中心发的导览图吃了下去。我替那些鹿感到悲哀。当我把自己的亲眼所见告诉育代时，她不停摇头。

来到割鹿角的草甸，菲律宾五口又坐下了。徒步过程中，他们时不时要休息，没有椅子，就坐在阶梯或路肩上。体贴的育代和启子始终没有催他们，但我感觉到她们的无奈。“珍妮佛”一家每多休息一分钟，我们的脚步就要加快一分钟，他们休息的时间严重超时的话，我们的行程将减少一部分。谁都知道日本人的守时和照章办事，说好几点解散，到时肯定拜拜。对“珍妮佛”一家的慢吞吞，我有点反感。

父亲坐在凳子上，两只野鹿正刁难着他。育代陪着小孩和妈妈。我和启子站在原地等他们。

“你知道为什么那些东西没人清扫吗？”启子问。

“那些巧克力豆吗？”我开玩笑地说。

启子会意地抿嘴笑了，然后说：“这是自然的养护。鹿吃了草，然后把营养返还给土。春天到的时候，这儿将开满漂亮的花朵。”

“所以，鹿不只是吃仙贝咯？”我问。

“当然！仙贝只是零食而已。”启子说。

“上面的山包也会开花吗？”我指着铁丝网后面的草甸问。

“是的，现在是冬天嘛！”启子若有所思地顿了一下，接着说：“日本以四季和它们的颜色，来比喻人生的不同阶段。我已活到白色的冬季啦！”

我们认识的这天，正好是冬至日。它是一年中白昼最短的一日，也是冬天的开始。人过六十的启子和育代，除了中午吃乌冬面和在二月堂折纸，和大家一起休息了个把小时外，她俩一直站着。身体素质高下立见，菲律宾人倒数第一，没有竞争力。不过，他们倒是替自己找好了借口——日本太冷了！

菲律宾人除了体力不行，对佛教文化也是一头雾水。在东大寺，“珍妮佛”问起佛和菩萨的区别，育代试着从女人的角度解释了一番：“你看，佛穿着朴素，已经脱离了世俗的审美，但菩萨穿着华丽，还戴项链。”

其实，比起东大寺，启子和育代更常来春日大社。奈良人不砍树。春日大社有一棵树，斜着捅破了屋顶。盖房子时，这棵树还小。如今，房子改了格局，树还保持着它原有的长势。

启子的儿子不久前在春日大社举办了婚礼，她给我看了他们结婚的照片，就在朱红色的长廊下，男女牵着手，穿的是传统礼服。育代与老公也相识于此。神社与奈良人的生活关系密切，反而东大寺等寺庙就沦为了景观。启子说，日本人早把寺院当做节庆和观光的景点来对待了。

神鹿遭逢人间的交通管制

“巧克力豆”

奈良公园附近被台风打倒的树

启子儿子结婚的地方

我也在春日大社许了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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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启子一见如故，因为我们都崇尚自然。大学时，启子女士随父母在肯尼亚待过一年。那时的她英文不好，对去遥远的非洲这件事很不爽，“不明白为什么要去”。但肯尼亚气候适宜，2000米高的海拔，不冷也不热，她渐渐喜欢上了那儿。她跟我讲了在非洲的轶事，让我开始向往有长颈鹿的日子。婚后，她和老公在纽约、东京、大阪都居住过。她感叹道：“在纽约，觉得那座城市好大啊，没想到后来去了东京，发现这座城市更大。”城市虽大，却不适合生活。有孩子后，她搬到了奈良，一住，就是40年。

奈良南部连着和歌山县，那儿出产的蜜柑正逢热销。在大阪的无印良品旗舰店，和歌山县的蜜柑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一袋一斤装的橘子598日元（36元），比岸和田产的贵100日元（贵6元）。春有草莓、夏有桃子、秋有葡萄、冬有蜜柑，县内还出产丰富的农牧渔产品，这让居住在奈良的人能方便地买到本地产的新鲜食材。“奈良很自然，这里适合带孩子。”启子说。

日本人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体现在细节里。每一寸看得见的土地，都鲜有漫不经心的痕迹。金阁寺门票上有四个中国字“福寿如意”，日本人读不懂；而他们的自然观，我们也很难感同身受吧！

启子女士示范御手洗

体现日本人崇尚“精致、自然”的布景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