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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刚的《中国文学传统》里，把中国传统的作者按身份分为士大夫和庶民两类。绝大部分诗、词、文言文的作者，都具有官员的身份，或是附属于“士大夫”的乡绅、幕僚、门客、闺阁等。这一类作者明确主张个人的著作权，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庶民”：民间的艺人或底层的文人。他们所创作的，通常是“通俗文学”，常常是无名的群体性创作，或者如《西游记》《水浒传》那样，虽然有个姓名，但他们并不拥有对作品完整的作者权，在他们之前，已经有许多无名的作者加入过创作队伍，这个故事是以世代累积的形态完成在我们眼前的。 对于庶民文学的意义，里面有一段话说得很好： “传播于民间的这些故事，虽然其现存的文本都被我们视为‘文学’作品，但在当时，未接受士大夫式教育的广大庶民，其世界观、宗教信仰、伦理意识、历史知识、审美趣味、处世态度乃至日常生活的技巧等，除了长辈言身教外，大都来自这些通俗作品，然后，他们又以群体的创造力不断地更新这些作品。 对于庶民社会来说，它们的意义并不局限于专业领域意义上的‘文学’，而更类似于古代神话之于原始部族，几乎就是其精神生活的全部。在这种形态下，庶民文学根本谈不上具有著作权的‘作者’，或者说，这‘作者’只能是群体性的。”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熟悉的“嫦娥奔月”“牛朗织女”和一些鬼怪故事，也都是通过大人讲故事的方式耳熟能详的，它们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文学文本”供大人观看、讲述，只通过口传的方式为下一代所熟悉、掌握。如果不是后来我们读书、去往城市，生活完全改变，大概率还是会继承着上一辈许多的精神遗传生活下去。 作者又指出，“庶民文学的某些杰出作品，获得相对高层的文人留意，经过整理修订而出版了较为正式的文本，而且往往标上写定者或出版人的姓名、绰号，这样仿佛就有标准的文本和作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该‘作者’拥有完整的著作权，虽然他或许对文本的形成有所贡献，而贡献的程度随各作品的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 在这本书里，朱刚以《西游记》为例作了详细的分析，大概因为《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这样的说法太深入现代大众的人心了，而吴承恩又留下了诗文集，有明确的自我表达，在吴承恩与《西游记》之间建立精神联系就成为可能。但实际上这只是二十世纪胡适、鲁迅等学者考证出的结果。在明清两朝，很多通俗小说形成前早已有很多用以说唱的词话故事，《西游记》文本中也有不少词话故事的痕迹。还有一些前面作者留下的、后面作者因为不能很好理解而保留的看起来很突兀的语言“化石”。还有一些重复的情节，比如乌鸡国和狮驼岭都有文殊菩萨的坐骑青毛狮子下界为妖，这不应该仅仅是作者不小心，而是因为它们最初是分别形成的，又都比较复杂，后来的“作者”即便意识到了重复，也难以舍弃，只好都给予保留。 因此，对于像《西游记》这种经过漫长的时间、世代层积累叠而形成的优秀文本，我们应先从文本自身去检证其统一性程度，再去确认这个“作者”对于文本的贡献力度。玄奘西行的故事化，从唐代就已经开始演变，在明代百回本《西游记》形成之前，绝大多数故事已经存在，并各自拥有长短不一的发展历史。百回本《西游记》“作者”所做的，首先是将它们前后连缀，成为一书，去掉一些重复、矛盾之处。其次更重要的，则是在长篇的故事中凸显人物的成长。在一个个单独被讲述或演出的故事里，唐僧师徒的形象基本已被角色化，而连缀成长篇则不免显得单调、重复，人物没有变化。对此，百回本的策略是：弱化唐僧和沙僧，强化孙悟空。 弱化唐僧的做法就是删去了唐僧前世今生的正面叙述，我们如今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西游记》里所看到的“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一回，是根据清代的本子补的。唐僧本是佛弟子金蝉子，因为听佛法时疏忽大意而遭贬下凡，这一点也只是通过书中其他人物的对话补述。唐僧十世取经，九世被沙僧所吃，这一曲折也未被百回本吸收。但书中还是散落了一些痕迹，因为之前的故事已经形成，无法消弥殆尽。与此相对的，则是孙悟空的强化，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西游记杂剧》里简单追述的孙悟空的来历，则铺写成前七回的正面详述。 作者说，这种论述并不是要完全否认《西游记》（以及类似小说）文本形成过程中，可能包含有某个士大夫的贡献，但无论如何，他也只是群体性的“作者”成员之一。与这种“群体性‘作者’”相应，作者提出了“‘全揽式’文本观”的概念： “在资料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建议放弃对个别文本的执着，而养成一种‘全揽式’文本观。换句话说，就是对于今天能够搜集到的与某故事相关的所有文本，作出全揽式的把握。如此，才能尽量地还原出故事演化的历史流程。即使对于现在被我们信任为最佳的那个文本，也应该避免直接以文本形成的时期为‘时代背景’。世代累积而成的文本包含了许多不同时代的元素，它像一条穿越时代的河流，映现于这条河流中的两岸风景，是一大段历史时间的空间式铺展，对应的是历史的变化，而不是某一时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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