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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室南北长二百六十五厘米，南面有出口，东西狭窄，只有一百零三厘米，高也只有一百一十三厘米。墓的规模虽说很小，却被认为是皇太子等地位很高的人的墓室。至于皇太子是谁，人们进行了种种猜测，认为可能性较大的是天武天皇(在位673—686年)的某个皇太子，但无确凿的证据来证实这一点。 一、高松冢壁画受中国唐代的影响而产生不管怎么说，这是座公元七世纪到八世纪初建造的古坟，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古坟南入口处曾被盗掘，里面灌满了雨水。墓室内南面壁画已经模糊不清。在东西墓壁的画有彩色男女人物的画面上，东绘有青龙，西有白虎，北面墓壁上画有玄武。 中国称青龙、白虎、玄武、朱雀为四神，认为它们是分別守卫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之神。由此可以推测，南面墓壁上画的可能是朱雀。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高句丽时代的朝鲜，都有把这四神和人物像画进墓室的习惯。高松冢的墓壁画很可能是受了高句丽的影响。 日本的考古学家对此进行了推测。为了便于比较研究，曾经将朝鲜的考占学家请到日本。现在看来，此墓壁画是直接受中国唐代的影响而产生的。特別是里面的入物像，和1960—1962年发掘的永泰公主墓中的极为相似。永泰公主是唐中宗的女儿，被武则天杀害。武则天死后，中宗复位，第二年，即神龙二年(706年)中宗在长安修筑坟墓，为公主进行了改葬。 二、中国在墓室中绘星象图的习俗高松冢的人物像在考古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然而更加引起学者们关注的是墓室天棚上别致的星象图。在中国古墓中，有的墓室壁上也绘有星象图，有关部门对此也曾发表过报道。 《史记・始皇本记》中记载：营造始皇帝墓时，“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虽然“具”这个词的含义尚不甚清楚，但人们认为，“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这句话可能是在墓室的天棚上绘有星象图，在地板上画有地图。 中国在墓室中绘星象图的习俗，即使不能追溯到秦始皇时代，也毕竟是中国古老的习俗。高句丽也有这种习俗。在古代，人们出于希望被埋葬者像生前一样生活的愿望，在墓室里放置了各种随葬品。绘制星象图大概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即希望被埋葬者也能像生前一样眺望天空。不过，高松冢的星象图没有能全部描绘出在日本所能观察到的星体，而只是在天棚上的方框内画了一些象征性的二十八宿，方框中央处又画了简单的北极星座。 在这个星图中，星辰是用贴在壁上的直径为一厘米左右的圆形金箔来表示的，并用红线把同一个星座的星星连在一起，用以表示星座。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是把天空中的星辰划分为若干星座。在古希腊，人们是根据古希腊神话来给星座命名的。公元二世纪的希腊天文学家托勒玫，将一千零二十八个星体划分为四十八个星座。后来又进行增补，现在达到了八十八个星座。 三、星座的名称可以说，希腊传来的星座名称是诗的、大众的。而中国的星座名称是散文的、官僚的。 在中国，周代或周代以前，就为星座起了名称。当时星座的数目不多，星座的名称是根据星座的形状而命立的。例如，现在的大熊座当时被称作北斗，就是由于它和古代的斗形状相似而得名的。后来，这类星座数目不断增加，尤属汉代增加的最多。而且，出现了以官廷名称或官职名称来给许多星座命名的作法，这反映了汉代完备的官僚制度。 《史记・天官书》中所载的星座名称数目超过了一百多个。后来，这个数目又有很大的增加。中国星座学说的形成是在晋武帝(公元265—290年在位)时期，当时的太史令陈卓在肉眼见的范围内数出的星达283官1464颗。 这里的“官”即星座，中国古代往往称星座为官。关于这些星辰，《晋书・天文志》中有详细的记载。根据这些记载，后来又进一步把这些星辰分为三垣二十八宿。所谓三垣，即以北极为中心，把赤道以北的星辰分为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等三垣。沿赤道一带的星辰则分成二十八宿和附属于它的星座。下面着重叙述一下二十八宿。 四、二十八宿二十八宿是沿着赤道的二十八个星座。其中许多是人们所熟悉的。例如，猎户星座的三颗星被称作参宿，牡牛座的昴宿星团称作昴宿。“二十八”这个数的确定很可能是与恒星月的长度有关，二十八宿把它作为基准，用来表示日、月、行星，以及包括恒星在内的天体在赤道上的位置(相当于赤径)。 在托勒玫星表中，黄道十二官是表示所有恒星黄经的基准黄，道和赤道虽然有所不同，但两者的作用却是大致一样的。二十八宿在中国的天文学中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它出现于战国时代，是人们把早就发现的星辰进行选取、组合而成的，而且其中没有一个宿的名称是根据官僚来命名的。 五、五行学说在星座配组中的应用另外，在中国的天文学中，五行学说的分类方法也被应用在星座的配组中。将五行对应于方位，则有中央和东、西南、北五个方位。以北极为中心的部分被认为是天的中央，而沿着赤道绕天一周的二十八宿，每七宿为一区被分为四个区域，并分别配置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上。这就是说，从角宿开始，在赤道上自西向东按顺序排列的二十八宿，被分为如下的东、北、西、南四方宿。
由于二十八宿是绕赤道一周的，因此可以说，它本来是没有一定的方向的。把二十八宿区划为四方，完全是按照五行说进行简单配组的结果。这种配组也表现在高松冢顶棚的星象图上。即，顶棚中央画有北极(五星)和守卫它的四辅星，在它的四周，每个方向上都有七宿排列成一条直线。即，靠近东壁的顶棚部分画有东方七宿，靠近北壁的部分画有北方七宿，靠近南壁的部分画有南方七宿，靠近西壁的部分画有西方七宿。前面曾多次提到，二十八宿是绕天一周的星座，本来应该画成圆形，但根据五行说的区划方法，画成了四方形。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整个星象图在某种程度上都被图案化了。 每个星座是用连接星体的线明确表示出来的。其形状和南宋淳祐天文图所描绘的星座形状极为相似。淳祐天文图提在南宋淳祐丁末年(公元1247年)，刻在石碑上的，实物保存至今。在原本地保存下来的星象图中，这张淳祐天文图可以说是最早的了。因此可以说，高松冢的星象图，虽然只是一部分星座的星象图，但它却极准确地保留了星座的形象。 在这里我们还应当看到，东有青龙、北有玄武、西有白虎、南有朱雀这个配组方法和五行说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实，青龙、白虎、玄武、朱雀这四种，是将四方宿神化了的产物。在希腊，星辰一直被认为是神的化身。例如，金星是美神维纳斯(根据罗马的称呼)的化身。中国古代也有与此相同的思想，四方宿被看作四神，并分别用不同动物的形象来标记。 六、阿斯塔那墓群中发现的星象图，竟与高松冢的星象图极为相似近年来，中国还发表了一些关于墓绘星象图的详细研究报告。首先值得一提的是，1974年洛阳附近发掘的北魏贵族元乂墓。还有1971年在陕西省干县附近发掘的唐代章怀太子墓(李贤)及懿德太子墓(李重润)。此外，1978年，在杭州附近发掘了吴越国皇帝墓。1974年在河北省宣化发掘的辽代张世卿墓。这些墓穴中的星象图均收录在198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集》中。这里，我们来看一下风格稍异的辽代星象图。
这幅星象图上面，除了二十八宿之外，还有十二官图像。这些图像与高松冢的图像迥然不同，几平都是以“天河”为中心来描绘周围星座的。但是，《文物》1963年第十期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在远离中国内陆的新疆吐鲁番附近的阿斯塔那墓群中发现的星象图，竟与高松冢的星象图极为相似。也就是说，阿斯塔那星象图中的二十八宿也是每七个一组以图案的形式配置在四个方向上。
它的中央部分模糊，然而却可以看出上面绘有类似“天河”的图案，这一点与高松冢的星象图不同。此外，阿斯塔那星象图是用白色涂料简单地画在素地上的，而不是像高松冢星象图那样，贴着光亮的金箔。但是，并不能否认两者极为相似这一事实。人们推定，阿斯塔那星象图是盛唐时期到中唐时期，即七世纪半至八世纪半的产物，和高松冢星象图的绘制年代相同。我想，这种图案化的星象图模本可能产生于中国内陆，尔后才传到东，西边境的，如果进一步在中国内陆进行发掘的话，很有可能还会从墓穴中发现同样的星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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